從私人賬本，窺探晚清名臣曾國藩的另一面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關於他的研究文章可謂汗牛充棟，這些論著大多聚焦於他的思想、功業，對於他的經濟生活卻鮮有觸及。近日，《給曾國藩算算賬》由中華書局出版，此書重點講述曾國藩任京官時期的收入來源及收支狀況，通過細節恢復曾國藩的生活狀況。

　　日前，該書作者張宏傑近日接受記者採訪，他表示，研究曾國藩的收支很有趣味，通過觀察他的經濟生活，可窺探他不為人知的側面，並以此為窗口，觀察晚清社會及官場生活的方方面面。

　　生活太窘：僕人瞧不起，回家沒路費

　　入京之後，曾國藩步步升遷，身居要職。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的京官生涯一直很清貧。「曾國藩翰林生涯的經濟狀況始終可用一個字概括，那就是"窘』。」張宏傑說。

　　1832年，身為翰林院檢討的曾國藩與僕人陳升發生衝突。因為窮困拮据、脾氣又大，曾國藩早已被陳升瞧不起。在這場口角衝突過後，陳升居然「炒」掉主子，另尋高枝了。這件事讓曾國藩頗受刺激，寫下一首《傲奴》詩。

　　曾國藩為人重感情，重視親情，稍有餘力，必加周濟。但進京為官的曾國藩卻無力周濟其窮親戚。其大舅年過花甲，卻「陶穴而居，種菜而食」，其二舅江永燕貧病而死，沒一位親戚沾到曾國藩一點福。

　　書中，張宏傑以1841年曾國藩的收支進行統計，其薪俸與公費合計為白銀129.95兩，但各項必要支出都得自行解決，包括住房、服裝、社交應酬、出行車馬費、日常生活開支等，當年，這些支出合計白銀608.46兩，赤字為478.51兩。

　　咸豐皇帝登基後，曾國藩因政治呼籲不受重視，屢萌退志，表達辭官願望，卻因籌不起路費，遲遲不能動身。後來，他借充任江西主考的機會，才得以離京，並最終回到湖南老家，結束京官生涯，而困窘卻並未離他而去，他在京為官所欠債務，多年之後才還清。

　　張宏傑指出，曾國藩的生活窘境是清代薄俸制的縮影，「由於傳統社會一直沒能建立起約束各級權力的有效機制，薄俸制讓官員們的整體腐化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

　　力保清節：借錢填赤字，與「慾望」交戰

　　張宏傑指出，面對巨大的赤字，曾國藩只靠借貸來彌補，拒絕貪贓。「其實如果不是為了力保清節，曾國藩完全可以開闢更多財源，比如可以像某些京官那樣，放下身段厚起臉皮結交外官，以謀取更多饋贈。」

　　1841年年底，年關將至，手頭銀兩全部花光，曾國藩找人借了五十兩銀子，才勉強過個年。至1842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銀已達二百兩。

　　由於清代朝廷對鄉試十分重視，所以對主考官待遇優厚，考官還能得到各方饋贈，這筆收入在當時是公開的、合法的，是清代官場慣例。因此，曾國藩對考差非常熱衷，以解決經濟危機，他曾說：「考而得之，不過多得錢耳。」

　　雖然生活困窘，曾國藩仍堅持「學作聖人」，在生活中時時與「慾望」交戰。他擔心自己因困窘而為利心所擾，經常在日記中自我批評。在生活中與理學提供的「意志萬能」理論，支撐曾國藩在無比骯髒的官場中超拔流俗，抵制住了各種誘惑。

　　一般來講，我們談到中國歷史上的清官，甚至清代歷史上的清官時，很少有人會想到曾國藩。但是事實上，「曾國藩應該是一個非常清廉的官員」，張宏傑稱，曾國藩不想以清官形象被載入歷史，因為其性格穩健厚重，深受經世致用理念的影響，加上他刻苦自礪，全力內聖，是為了達到外王之業，這一特點在他一生很多側面都有所反映。

　　清代京官收支脫節

　　「本書可以為今天的制度轉軌提供某種借鑒」，張宏傑表示，從曾國藩的經濟生活，可以得出現實意義的結論，對理解今天的社會現實及思考如何進行制度建設，都會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張宏傑說，清代京官的收支結構特別畸形，收入與支出完全脫節，辦公經費需要自行解決。由此產生相應的結果：一方面，一部分官員渴望灰色收入，滋長腐敗風氣；另一方面，官員不但得不到合理的報酬和激勵，反而需要自己賠貼費用，令他們缺乏工作熱情。

　　「在生活艱辛之際，只有一小部分官員能像曾國藩那樣，以堅定的理學信仰來抵禦物質誘惑」，張宏傑分析，薄俸制下，大多數人把手伸向灰色收入，導致第一次「失身」，而從此貪贓不斷。「在中國歷史上，薄俸制是主旋律。明清兩代是中國歷史上薪俸最低的兩個朝代，這兩個朝代後期的腐敗程度之深，面積之廣，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登峰造極。」

　　「低薪制甚至無薪制，原因是基於以皇權為核心的傳統財政制度的自私性與短視性」，張宏傑認為，從皇帝的視角看來，採取「薄俸制」和「低餉制」既省心省力，又為國家節省了大量財政經費。但事實上，都是典型的掩耳盜鈴之舉，對最高統治者來說，同樣是佔小便宜吃大虧。因為大部分官員會選擇謀取灰色收入，最後給國家造成的損失比開足工資要大得多。

　　「當然，高薪也不一定能養廉。合理的薪酬，公開透明的信息，有效的權力約束制度，強有力的反腐機構，有效的新聞監督、民眾監督，合理的公務員規模，這是廉政建設這個木桶的幾塊"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