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俄女記者摘得諾獎 | 張佳瑋：政治與文學掛鉤又如何呢？

張佳瑋

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阿姨，得到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了。

今後幾天，以下細節將傳遍社交網路，以備大家能及時跟進，顯得「咱也在關心諾貝爾文學獎呢」：

白俄羅斯作家——1948年生於烏克蘭，母親是烏克蘭人，父親是白俄羅斯人——當過記者；寫作了大量有關戰爭及重大題材的作品；因為與盧卡申科政府不和，2000年離開白俄羅斯，在西歐十年（流亡似乎是俄語作家的宿命）；史上第一位獲得諾獎的俄語女作家，第四位用俄語寫作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前三位是1958年的帕斯捷爾納克、1970年的索爾仁尼琴、1987年的布羅茨基。

她是歷史上第十四位、21世紀第五位、1990年後第八位、三年里第二位女性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以及？

嗯，67歲的她接到通知她獲獎的電話時，正在熨衣服。獲獎對她而言意味著什麼？她說是自由。她寫一本書要五到十年，獲獎後，她就有錢了，可以專心寫作。

——聽起來像個典型的「諾貝爾獎又從哪裡挖出來了一個生僻不暢銷的作者」？並非如此。37歲時，她的第一本書出版時，那是1985年，這本中譯本叫做《戰爭中沒有女性》的小說，全世界大概賣了二百萬冊開外。讀過這本書的人，很容易理解她為什麼寫一本書要十年：數十個戰時婦女，述說衛國戰爭期間自己的故事。

她是記者出身，喜歡，也擅長，從他人嘴裡套故事；她是記者出身，所以在大事情上，有種奇怪的強迫症：她需要大量的細節，編織起來，用宏大的氣勢與邏輯壓倒你，讓你無法不接受她敘述的故事。這種風格，在描述阿富汗戰爭的書《鋅皮娃娃兵》(Zinky Boys)中，在著名的口述史《切爾諾貝利的哀鳴》(Voices from Chernobyl)中，一再閃現。她寫書很慢，三十年來，只有六部作品，但每本都很結實。

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當然，就在今後幾天，一定會有人提出質疑：

這個諾獎純粹嗎？嗯，一個白俄羅斯的、寫蘇聯題材的流亡作家，一個在《切爾諾貝利的哀鳴》書中，陳述血浴、墳墓、劊子手與受害者的對話、被詛咒的俄羅斯、革命、二戰、蘇聯與阿富汗戰爭、巨大帝國的崩塌、對地球上所有生物的挑戰，最後給出結論「這就是我們的歷史，這就是我所寫的書的主題，這就是我的道路，我的煉獄輪迴」的作家。在2015年俄羅斯這個境況下，讓她得獎……哼哼，這豈難道不是出於政治考量嗎？

的確，大多數俄語作家的命運，基本都要和政治掛鉤：

帕斯捷爾納克得獎後，立刻經歷了「缺乏公民的良心和人民的責任感」、「是蘇聯的叛徒 」，必須自己拒絕領獎才得安全。

索爾仁尼琴是逃離了前蘇聯，才好大模大樣出版他洋洋洒洒的《古拉格群島》。

布羅茨基進過無數次監獄，24歲被判刑，32歲被當局「歡迎你離開蘇聯」，扔到了以色列。

布羅茨基

現在，又多了阿列克謝耶維奇。是的，又多了一個與政治掛鉤的俄羅斯小說家。陰謀論者們應該滿意了：瑞典人啊！就是想噁心一下俄羅斯！

實際上……如果是又如何呢？

或者更進一步：文學和政治掛鉤……您覺得有問題嗎？

中國人民對「文學與政治掛鉤」，有一種天然的反感。一方面，大家也許習慣認為文學政治連線，便是郭沫若先生那幾首一會兒「真是罪該萬死」，一會兒「勝利大進軍」的詞，是吳晗先生的《海瑞罷官》，是小學課本里「體現了什麼什麼中心思想，抨擊了資本主義的腐朽墮落」的套話。所以恨不能文學與政治全然脫鉤，不要有場外因素。

然而若以此論，會遇到一個大問題。即：文學與政治脫鉤，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事實是這樣的：文學與政治掛鉤，除了御用文人們的作品，也有其他。比如雨果的不朽著作《悲慘世界》與《九三年》，一本正經地談論政治；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里摻雜自己的政見不說，末尾還開評論大刷一番；司湯達《紅與黑》明裡是講於連企圖靠泡妞上位，獻詞里卻還是提了1830年七月革命。馬爾克斯的小說凈是拉美政權的各類破事，還為了抵制皮諾切特封筆過70年代後半段；中國人民熟悉的作品裡，余華的《活著》與《許三觀賣血記》里明明白白提到了文革，王小波的雜文與小說明明白白在反極權。昆德拉在他《小說的藝術》一開頭就說了：小說就是反極權的文體。

《小說的藝術》

真要將政治與文學剝離……以上這些作品怎麼辦呢？

實際上，哪怕是中國，最偉大的文學作品，通常與政治有關。《出師表》是表章，不離政治；《過秦論》是政論，不離政治。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里，除了怡情悅性的小品，就是大堆的政論表章，超逸如蘇軾，乘風飛去羽化登仙，還是很高興地為天子寫詔書。天曉得：不沾政治的文學是怎樣的呢？朱學勤先生有過這麼段話，說魯迅先生：

他正是以那樣的文風忠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黑暗。反過來，現在讀林語堂，讀梁實秋，你還想像就在如此雋永輕淡的文字邊上，發生過「三·一八」血案，有過「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

希臘人認為政治是公民的必修課，政論與參加政治活動是基本素養。文學可以與政治脫鉤嗎？須知，被大批中國讀者當做爵士樂迷+跑步達人的村上春樹，在1995年的《奇鳥行狀錄》里都明確地寫道前蘇聯集中營與西伯利亞；被大批中國讀者當做蝴蝶收藏家的、美麗冷傲又不問政治的納博科夫，都會在他1938年之前的小說里，節制地吐槽幾句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

村上春樹

所以，是的：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阿姨這個諾貝爾文學獎與政治掛鉤，然後，又如何呢？非得將政治因素從文學中過濾，就等於把略薩小說中的反獨裁者、馬爾克斯小說中的抵制極權、王小波小說中對極權和無趣的嘲諷、魯迅先生的大部分毒舌給過濾掉——然後，他們的書會變成什麼樣？

事實是：

俄羅斯作者和南美作者的文本，自帶政治檄文色彩，不是他們刻意，實乃時也勢也。「政治太骯髒所以莫談國事」在某些國家是共識。能說出這類話的人，通常有閑暇也有餘地，在書齋里愉快地讀書，將文學當做輕盈的智力遊戲、美好的感官愉悅。但在俄羅斯，每個人都在討論政治。2013年，阿列克謝耶維奇接受RFI採訪時如是說：

「我有名了，這反而能保護我。」

是的，如果她沒有名氣，她在白俄羅斯時的人身安全，並無法得到保障。實際上，《切爾諾貝利的哀鳴》一書，雖然在全世界暢銷，卻還在白俄羅斯遭禁。然而，「我知道我的國家有人讀那本書。我的女兒是個學校教授，她領著300歐元的月薪，而我的書賣到30歐元，相當貴……但是，我的國家有人會買許多本，然後互相傳閱。我的主要讀者群，包括老師、醫生這些腦力勞動者，是白俄羅斯最窮的一群人，但她們還是讀我的書。」

聽起來像是另一個陌生世界的事嗎？像是《1984》里描述的生活嗎？這就是她所處的時代，或者說，這個世界大部分人的真相。

世上有不同的文學野心。巴爾扎克企圖用他的經歷、他的洞察力與他的敘述，記錄他那個時代；阿列克謝耶維奇也想——用她的原話——「雕刻一個時代」。2013年，她出版《紅人的末日，或者覺醒之時》後，接受巴黎《費加羅報》採訪時，如是說：

「我對那些不被人思索的歷史有興趣。許多人生活在黑暗中，毫無軌跡，一無所求。我的父親，我的祖母都跟我說過比我書中記載過的，更驚人的歷史。」

她在意的是歷史。而如果這些歷史跟政治有關，也不是她的錯誤。畢竟，這是她所經歷的世界。她掌握著那些口述史，那些在黑暗中無法發出聲音的人。

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

所以，是的。斯維特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得到了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實至名歸。是的，這個獎與政治有關，但無所謂。因為文學是可以，也天然，跟政治有關的。文學並不只是虛構，如果真實的沉默大多數比虛構的故事更令人戰慄。畢竟，諾貝爾文學獎的要求是：「在文學領域創作中具有理想之傾向」。

直面苦難並為黑暗發言，就是一種最美好的理想。

本文為獨家稿件，撰文：張佳瑋，編輯：禽禽。轉載請聯繫書評君，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