喪事的做七

做七，亦稱燒七、齋七、理七、七七齋等，是民間常見的祭奠習俗。其大致內容是：人死後，親屬每七天設齋會奠祭(或稱追薦)一次，前後七次，共七七四十九天。民間俗信對此尚有種種講究，如第一個「七」稱頭七，例由兒子為亡父(母)設木主焚紙錢，延請和尚誦經；二七則請道士還受生經；三七、四七俗稱「散七」，可由外甥、侄輩來做；五七倍受重視，另有「回煞」儀式；六七由女兒備酒飯，無女則由侄女；七七稱「斷七」，由喪家供奉酒菜祭奠，並誦經除靈等。事實上，做七習俗並不是儒家所倡導的傳統喪葬禮俗的內容。有關做七習俗的來源及其信仰內涵等問題，至今聚論紛紜，尚無定論。 民間相傳，做七習俗始於唐初，大致情節是：唐太宗李世民臨終前曾囑咐太子：死後每隔七天須由親人為其擺一次薦宴，燒一回紙錢，前後共七次，至七七四十九天止，使其靈魂得以順利超度。其中「五七」的置辦，尤應豐盛，等等。太宗死後，太子遵旨一一照辦。其後公卿百姓紛紛仿效，由此形成做七習俗。這種故事當然於史無征。有人指出，做七習俗雖然自唐初起盛行，但早在南北朝時已見有關記載，《北史·胡國珍傳》：「國珍年雖篤老，而雅佛法」，及薨，「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北齊書·孫靈暉傳》：「從(南陽王)綽死後，每至七日及百日終，靈暉恆為綽請僧設齋。」 根據上述記載和其他若干資料，學者多認為做七習俗來源於生緣說，大約在佛教傳至東漢後到南北朝這段時期內形成，從唐初起突破信眾範圍，走向世俗化。為何要規定「七」為忌日?謂人生有六道流轉，在一個人死此生彼之間，有一個「中陰身」階段，如童子形，在陰間尋求生緣，以七日為一期；若七日終，仍未尋到生緣，則可以更續七日，到第七個七日終，必生一處(見《瑜珈論》)。所以在這七七四十九天中，必須逢七舉行超度、祭奠。這種由佛教「生緣說」催生的做七習俗之所以在南北朝時形成，自然應視作當時佛教盛行的產物。唐人李翱曾撰《去佛齋說》，對做七習俗及其理論依據予以駁斥，其根據之一便是「傷禮」，不合儒家對人情哀戚的講求，這也能反證做七本是佛家的事。 相反，也有人認為做七習俗本於道教。從該俗的實踐看，做七既請僧眾誦經，也請道士誦經，而民間關於做七由來的種種解釋，多與道教的地獄結構及功能的宣傳相吻合。清趙翼在《陔余叢考》卷三十二還結合做七習俗起於元魏、北齊的歷史背景來對此論證：「按元魏時，道士寇謙之教盛行，而道家煉丹拜斗，率以七七四十九日為斷，遂推其法於送終，而有此七七之制耳。」他還引證《韓琦君臣相遇傳》：宋仁宗駕崩，英宗初即位。光獻太后對宰臣韓琦說：「當初立他(指英宗)為皇太子時，臣僚多有言不當立者。恐他見後心裡不好，昨因齋七，並焚於錢爐矣。」這個引證別有深意——眾所周知，宋朝自太宗以後，道教一直備受尊崇，到真宗時更受到無與倫比的偏愛，還出現一個所謂「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趙玄朗，成為趙宋皇家的祖宗，從而使道教躍居「國教」地位。如果做七是佛教所創，很難想像會替已故皇帝行此奠儀的。 還有人認為做七習俗源自先秦時代的「魂魄聚散說」：人之初生，以七日為臘，一臘而一魄成，故人生四十九日而七魄全；死以七日為忌，一忌而一魄散，故人死四十九日而七魄散，做七的意義就是祭送死者。此外如天以陰陽二氣及金、木、水、火、土五行演生萬物，謂「七政」，人得陰陽、五常而有「七情」，故天之道惟七，人之氣亦惟七；以及《易·系·復》曰「七日來複」，《禮記·檀弓上》日「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都是本此道理而來，也都是後世做七習俗的信仰內涵所在。不過這些觀念和舊禮又是怎麼具體變成做七習俗的呢?仍是一個迄今無人作出說明的疑問。 還有人推測，做七習俗的原型是「虞祭」，即周代時「國人」於父母葬後迎其魂靈於殯宮的祭祀儀式，「虞」就是「安」的意思，即使亡者之靈得到安息。按禮制規定，舉行虞祭的時間和次數因死者地位的不同而有區別，士之喪三虞，大夫之喪五虞，諸侯之喪七虞，每次虞祭皆以七日為期。到了「禮崩樂壞」的春秋晚期，大夫都僭用諸侯的七虞之禮。再往後，秦並六國，改朝換代，只要有條件誰舉辦七虞都行，最終流變成了通行民間的做七習俗。 上述諸見以及相互間的駁難，各有一定的根據和理由，可見做七的起源與涵義之謎，仍有待繼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