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如：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典型儒家激進思維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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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己人不認自己人。五四新文化運動，恰是典型儒家激進思維的產物。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失敗，在左派和儒家的努力下，現在幾乎成為通識了。其說辭並不是沒有道理。所謂的「新文化」運動並沒有達到更新中國文化和政制任何一個目標。然而沒有完全達到目標，和沒有達到目標應該有所區別。五四的新文化運動，至少讓人們知道外面還有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比中國要好。至少讓人們知道所謂「器物」對人、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力。從而打破了儒家「教民以禮樂，不可教民以智、辯、言、事、技、藝」的封鎖。產生了巨大物質利益。也實現了儒家的強國目標。

　　 人民大學任峰發表的《制憲時刻的啟蒙迷思》一文，顧如認真拜讀了。當今活躍的大陸新儒家，原先都源自人民大學。所以人民大學的儒者作文，應該受到特別關注。然而該文未能分清「文化」和「治道」（或者「主義」）的區別，導致認識混亂。這種錯誤也普遍存在於儒家意識過於濃厚的中國群體之中。文化包括「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倫理道德、生活方式、文學藝術、價值觀念等」。五四的「新文化」運動顯然只觸及後三者，未能觸及前三者。而且生活方式和文學藝術顯然是作為主義的承載工具而被觸及的。也就是在「用」層面。所謂價值觀，主要引入了自由、民主、制憲、福利、平等、人權、博愛幾個辭彙。然而，由於採用了儒家辭彙——中文原先是華夏傳統文字，經儒家2500改造已經或多或少承載著儒家觀念。民主被理解為民做主；自由被理解為自由自在；平等被理解為權力平等、甚至均貧富；制憲被理解為先進者的教化；博愛先被理解為仁愛，然後發現根本不可能實現；人權、福利、博愛和其他辭彙被理解為高尚。民做主則是儒家君做主理念的反動，其核心在於「做主」——做國家的主人。實際上都進入了儒家思維之中。而且至今仍然如此。固然，對這些概念的理解也符合西方啟蒙思想，符合其中主流思想。卻恰恰不符合消極自由傳統的理解。西方由於自身的文化傳統，啟蒙之後主流回歸了消極自由傳統。而中國仍然在儒家思維里走不出來。因為雙方的文化傳統基礎不同。西方是封建制和與之相應的一套以個人、自治、契約為底色的傳統。而中國是宗法集權制和與之相應的儒家思想——集體、順從強者、君王立法、政權操控。

　　 五四運動試圖「新文化」，然而卻僅僅進行了生活方式、文學藝術方面的術用革新。其他什麼都沒有變。與當時人們意識不到思維方式、倫理道德、價值觀所涉及的那些概念的準確理解和深入人心，這些東西才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之本。根本未動，中體西用，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實質。

　　 儒者經常提及西方「叢林規則」，似乎與己無關。但是儒家主張的君王立法、單向順從。很自然地可以推導出，誰佔據了權力，誰就可以掌控一切。其他人只有「諫之有敬而不違」的份兒。這不但不是西方所說的「叢林」，還是「贏家通吃」。中國人實際就是這樣理解「叢林規則」的。當今儒者不過是倒打一耙而已。

　　 儒者經常提及「打土豪、分田地」等是西方思想。但實際上孔子就稱「民不患貧而患不均」。而且孔孟所主張的「制民之產」、「井田制」恰恰是將人們的土地收歸國有（君王），再分配給百姓去耕種。清末民初的人們也喊著孔孟的口號革命。當今儒者常常自稱「中道」，卻全是左派主張。不過是在利用中國人語境里的左右顛倒錯亂之便利。當今儒生把集權稱為憲政，也無非是效孔孟之流重新定義華夏傳統概念而已。

　　 當今的儒者常常提及中國人沒道德。但當今中國人的道德觀念恰恰是儒家式的裙帶仁、自心義、專制禮、君命信。當今中國人恰恰持儒家的道德理念：道德是聖人或者君王之教化，也許是善，但並不產生於我。儒家教導人們，善產生自人們的良知。但儒家之道德恰恰與人們的本心不合。普通百姓踐行儒家道德之時，總是在吃虧。中國人怎麼可能有道德？

　　 所以，所謂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恰恰不是新文化運動，而只能說是新主義運動。用儒家的思維理解，可以是新治道運動。實際上當時的儒生，包括現在的港台儒家仍然如此理解。他們所謂從儒家倫理道德中開出現代的努力。不可能不是這種理解。他們認為新主義或者制度，可以產生於儒家文化環境、儒家傳統。他們有一個理念：儒家道德是符合人性或者自然的。當今儒生甚至仍然分不清心與性。符合人性，被用來證明儒家倫理道德之成功。而人性本惡、本私、如湍水。怎麼能用符合人性來證明儒家倫理道德之成功呢？用儒家倫理道德是自然生成為論證，更是無聊。有了秦皇、漢武的成功，儒家倫理道德才被強制灌輸於民。經過2500年的灌輸，才比較根深蒂固。這不是自然過程，恰恰是絕對權力強制下的非自然過程。儒生認為既然西方人的文化傳統能夠走向自由民主，那麼從儒家文化傳統就也能走向自由民主。儒家治道不對，那麼重新開出即可。這些努力註定失敗，清末民初、五四失敗，未來仍然會繼續失敗。不動「文化」之本就是不行。

　　 如果加以推廣閱讀儒家經典，那麼不單儒家之意識、思維方式仍然被傳承，而且儒家之人格、倫理道德、社會架構等毒素又會泛濫。原因很簡單，那符合中國人被儒家教化2500年的潛意識。正如被滿清留髮不留頭，強制留下豬尾巴的漢人。在民國初年誓死不願意剪髮。當今大陸所謂新儒家的產生，完全可以作為這個判斷的例證。這些毒素是走向現代必須面對的困難。也許需要因勢利導，卻絕不是所謂憲政的支撐，頂多是儒家憲政的支撐。

　　 現在回到任峰的文章。我們會發現其中大量的內容可以被筆者引證，去論證前面所述內容。

　　 其一，幾乎沒有精英人物認識到，儒家道德是自由民主的阻礙。「即使現場的反國教派議員幾乎都公開表達個人信念上對於孔子、對於儒家傳統的高度尊崇」。很明顯，這是一班兒儒生在搞憲政。源自封建社會和商業文明的現代文明，其道德底線是誠信，是個人，是薄愛，是契約，甚至是交易。其基本思路是人類無知，然後是自治，然後是制衡。而儒家是忠孝，是單方向的施予，是裙帶。其基本思路是與天地相參、天人合一的自負，然後是部分人的特殊材料構成，然後是單方向順從，然後是君王的教化管制。兩者完全相背。即使從最基本的概念「愛」來說。儒家所說的愛實際上是親情。這種愛人方式，首先對他人的情感回饋要求太高，不可能形成博愛社會。如此形成自家人、外人意識，加之利益衝突，儒家之仁愛實際上在撕裂社會。儒家社會普遍存在的宗族械鬥、地域裙帶之類，實際上都帶有這種烙印。中國人跑到哪裡都形成聚居，很難與「外人」相溶。歷史上那些榮歸鄉里的官員，喜歡為家族、鄉里建設學堂、路橋。這些事情是善事。然而按照他們的薪俸計算，他們沒有一個人可以在不貪腐的情況下，去做這些事情。但是人們都感激他們，因為他們符合儒家裙帶仁規範。將裙帶置於底線位置，也就是「親親為大」，那麼就必然會撕裂社會。儒生們不刪除《論語》《孟子》《中庸》《禮記》之中的相關內容。那麼儒家經典就持續地分裂社會。

　　 再加之儒家之「有諸己後求諸人」的干涉精神，那麼即使有民主體制，在儒家社會其運行方式也必然是：爭相搶奪政權為自己人謀利，或者說實踐自己理念。與民主體制互相制衡的設計初衷相悖。如果激進一點發展，有人去點燃儒家「義本於自心」、「為生民立命」的狂熱分子人格。那麼就會形成革命。儒家道德唯一便於民主制度運行的地方是「順從」。恰恰是與自治精神相背的順從！儒家這種品質，如果符合了兩個條件，將便於進入現代社會。一個條件是外在的強制力。日本、韓國、台灣走過的路徑就是如此。這個條件也可以是一個堅定現代道路的威權統治者。這個統治者需要聖人般的情懷和能力，不但自己放棄既得利益，也使得其他統治層成員放棄既得利益。同時還需要百姓的普遍民主意識，否則統治者們不需要將社會導向現代。這同時也是儒者之順從品質有利於進入現代社會的第二個條件。即普適倫理道德、思維方式、價值觀的普遍宣傳。這兩個條件必須同時具備，那麼儒家的順從品質，將會發生作用。人們從不得不順從，逐漸形成新的文化和制度意識。否則儒者之精神就與現代完全相背。而且無法通過儒學的自新，概念的重新解釋偷換轉變。因為儒家經典太多，其中內容太糟糕。如果不拆散成個別語錄，那麼都必然在培養新的儒家社會。

　　 其二，且不說儒家道德與現代全然相背。就是清末民初的所謂制憲精英的組成，就讓人們覺得不合適、不能代表自己。當時雖然人們不知道儒家道德與現代相背。但人們已經恐懼回到儒家社會，是社會共識。而這一批儒生們卻在代表人們制憲。其公信力本身就極為可疑。所以在遇到其他勢力挑戰之時，他就無力抗拒。他的失敗是必然的。儒家之經典讓學者都以為自己掌握真理。那些個缺乏公信力的制憲精英們，一旦被指出其儒家底色，當然是立即完蛋的結果。這裡面又涉及儒家的「不出戶知天下」之自負，和「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鄉愿德之賊也」、「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意識。儒者普遍脫離當今儒家所說的「地氣」。而共產主義在當時之接地氣，顯而易見。最終當然是共產主義勝出。

　　 而共產主義為什麼如此接地氣，又與人們的儒家意識相關。自孔孟就教人「均貧富」，教人「民貴君輕」，教人「制民之產」。更重要的是儒家學說從來沒有將「利」與「施予」拆分開來，儒家沒有超越性信仰。儒家社會的人們必然是物質主義的。那麼接地氣的當然是有同樣主張的共產主義。儒家那些制憲精英，不去破除儒家製造的人們的思想意識傾向，繼續宣傳儒家思想。而試圖照搬體制，自身又缺乏強制能力和聖人情懷。那麼當然會失敗，同時社會當然必然向著孔孟原教旨前進。而孔孟原教旨之實踐發展，又最終必然是魏秦法家之秦制。（請參考筆者《儒家中國，通往奴役之路的歷程》，或者《大陸新儒家為什麼喜歡董仲舒》）。也就是後來2200年的中國統治體制。其特點是一小撮頂層統治者的「共和」，和他們對全社會的掌控。加之其他儒生作為附庸層的蛀蝕和維穩。由他們的所為又導致全社會的道德崩潰，產生革命需要。

　　 其三，儒家人士從來沒有能夠理解現代。從當時那些制憲儒生力挺儒家道德開新可見一斑。他們認識不到儒家道德與現代全然相背，因為他們理解不了現代。至今儒生還在吹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前設是人與人相同，推己及人即能知人。而現代思維的底層恰恰是人與人不同，而唯有上天全知全能。包括前面所提及的裙帶仁，儒家的整個意識實際上還只在《國語·楚語》中所提及的血親氏族巫蠱時代。人類還沒有真正從叢林中走出來形成社會的時代。儒家《中庸》篇，正是通過推己及人邏輯，最終推理出「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當今儒生仍然以這種集權專制思想的源頭為榮。而那些儒生甚至曾經在哈弗之類頂級現代大學進修過。任峰稱當時的制憲儒生之中，大多求學自日本。而這些人恰恰看不到日本人在之前所做的，「脫儒入歐」文化更新。他們看到的只是後來的儒家集權思想回潮。即使當今儒生也是如此。近期有儒生亦「一箭清風」為名，發表了一篇《明治維新的秘密——日本用儒家憲政打敗滿清》。其中實際將儒家憲政定義為軍國主義。他們認為日本的儒家集權思想回潮導致了憲政，而不是導致了日本的軍國主義——也就是先秦儒家的最終形態。人們一直在批評說，儒家體制實際是一種軍事體制。現在的儒生們開始以這種批評為榮了。

　　 儒生理解世界的方式是套用自身理念。為什麼中國人理解的自由民主、憲政法治、平等博愛都那麼奇怪？都需要被批判？原因很簡單，因為我們絕大多數都不自覺用了儒家理念去進行理解。這一點由儒學的本質所決定。所謂儒學，本就是一種解釋經典為己所用，表達自己理念的學術。其方法就是用他自己的東西，歷史上出現過的解釋去套他新看到的東西。儒家這種解釋學術，也就是解釋、闡述、為之辯解的學術。「非天子不議禮」前提下，用於參政，無非是用自己的學術去為君王服務罷了。在國學內部則更為霸道。只要他看不順眼的表述，他就認為錯簡、錯字、缺失、竄入，然後儒者們就把原文修改了。最終所謂墨學就變成了儒家原教旨的載體。《墨子》《老子》等古之道術經典都遭到這種災禍。儒家這種理解其他內容的習慣，正源自儒生為之自豪的「推己及人」思維慣性。儒生讀任何東西都是如此，實際都在推己及人。也許我們不能說他們故意，但他們的思維、治學方法決定了他們的治學結果必然是那個樣子。

　　 而且儒者們又缺乏反省精神，喜歡挑取那些可以多向解釋和適用的內容。用於批評別人，樹立自己。儒生用來做宣傳的辭彙，哪一個可以落實為具體內容呢？人們只會看到儒生自稱，我如何如何好，我能做到什麼什麼。但從來看不到儒生敢於面對自己的經典，敢於面對自己的所謂倫理道德，敢於表述自己的具體主張。劉小楓《當代西方自由派學人如何面對古希臘先賢的痛斥》一文也是一種典型。其中論據，全部都可以反轉過來用於質問他自己。比如「在蘇格拉底看來，智術師們的文章雖寫得漂亮，言辭雖然厲害，靈魂品級卻算不上優秀，因為他們的靈魂天性並不嚮往（遑論理解）高貴的東西，而是熱衷『對世人能說會道和呼風喚雨』」。劉小楓的靈魂天性嚮往了高貴的東西，還是被他批評的人靈魂天性嚮往了高貴的東西呢？儒生也缺乏規則普遍適用意識，他意識不到他所說的東西應該先適用於自身。儒生對墨學的批評在這方面就表現得很明顯。他們批墨的東西，全部在《墨子》書、先秦其他經典中找不到。除了他們不喜歡的勤儉之外，其他批墨內容都在經典中找不到。而恰恰都是儒家經典所表達的主旨。他們可以大言不慚地那樣批墨，卻看不到他們所批的墨家，完全符合儒家經典。他們用來治墨學的方法，同樣用於治儒學將導致儒學完全崩潰。他們看不到，他們腦子裡是被權力嬌慣壞了的「雙重標準」意識。儒者們也總是會切割自己的一部分，將之做為垃圾桶。似乎將那些幹了壞事的儒生裝進垃圾桶，就完成了儒家的自新和清白。漢朝製造出來的所謂先秦法家是如此，過去的所謂墨學是如此，現代真正實踐了孔孟主張的那些人也是如此。但是儒生們仍然在努力傳播他們那些見不得人的儒家經典。

　　 從清末民初儒家制憲鬧劇之中，我們應該受到啟發。文化和制度建設必須並行。無論何者先行，另一部分也應該立即跟上。這是第一個啟發。第二個啟發就是不可能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去建設現代。即使有了民主體制，儒家文化也是社會正常化的阻礙。如果多數精英的頭腦仍然是儒家化的，那麼華夏民族就仍然看不到希望。與清末民初一樣。印度是一個現成的案例。印度的血緣氏族和巫蠱文化與儒家何其相似！儒家僅僅多出了為生民立命之使命感和大堆勸學勵志之類語錄。印度雖然有英國打下的制度基礎。但是運行在那種類儒家的文化基礎上，他們也自然選擇了政權干涉為色彩的運作。這種干涉色彩必然使政權成為利益爭奪的關鍵。成為強者撕裂社會取利的遊戲，而不是制衡約束保障下的自治。儒家對於現代的貢獻只是重視教育而已。當儒家教民禮樂，不教民智辯事藝的氛圍被打破以後，重視教育演變成了當今的科技是第一發展力。但是當今顯然仍然民智未開，特別是人們的智辯能力未開。

　　 當今還面臨大量概念被儒家化困難。這些都需要找到解決方法。所謂現代，實際是商業文明+封建+民選。而「早熟」的華夏恰恰提供了這些元素。這些元素存在於源自封建的道家之中，存在於源自工商業階層的墨家之中。只要恢復華夏傳統，就能完成啟蒙。這種啟蒙顯然與西方有所不同。西方是從封建向現代啟蒙，而中國是從宗法集權向現代啟蒙。這是需要我們清醒認識的。西方之啟蒙確實與中國之啟蒙有所不同。西方有連續不斷的傳統可以依靠，中國則需要找回曾經失去的華夏傳統。西方是假造了一個歷史，而中國需要認清歷史。形式上則都可以稱為「復興」。以回歸華夏傳統為形式，能夠迎合人們服從權威的需要。這種由「傳統」而形成的權威，不能交給儒生們掌握。人們手裡的資源，本來就少得可憐呢。

　註：本文轉自愛思想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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