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為何非要送蔣介石回南京
在西安事變之初，張學良本以為高舉抗日大旗就會贏得國內民眾和地方勢力派軍閥的同情甚至是支持，因此並沒有做送蔣回南京的打算。然而事與願違，當時全國上下幾乎一邊倒地譴責張、楊，這些「曲解誤會」大大出乎張的預料。而且在這紛擾的譴責聲中，很多人明確要求張學良馬上送蔣介石回南京。比如西安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1936年12月13日），胡宗南、黃傑、李默庵等170多軍隊將領就聯名通電全國：「對此破壞黨紀國法之徒，應請政府即日明令討伐，以促張學良懸崖勒馬，將領袖護送南來，並即日釋兵自縛，待罪國門。」與此同時，當天何應欽也致電張、楊：「近日吾兄為表明心跡計，唯有克日護送委座南返，示天下以無他。」14日，孔祥熙致電張學良說：「故為兄計，唯有請兄陪伴介公，即日南下兄靜意見即可提出（交）中央，於公於私，美此為善。」16日，東北旅居北平的同鄉3573人致電張學良：「完懇懸崖勒馬，即陪委座回京，免動搖國本。」甚至連北平大學校長蔣夢麟也致函張學良，要求其必須立即「衛護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可自贖於國人」。
從這些電報中我們可以看出，送蔣從一開始就幾乎是所有方面的一致要求，儘管這些要求多半流於口號，但對處於風口浪尖的張學良而言無疑是非常大的輿論壓力。…[詳細]
為顯示自己一心為國毫無私念，張學良也曾一再表示事件平息後將送蔣回南京在那種情況下，為了證明「弟等此舉，任何方面皆為對事而非對人，尤確信其節極端純潔，只求主張貫徹，決不稍為身謀」，張學良不得不做出一定的承諾，一來緩解強大的輿論壓力，二來也可作為博取蔣介石信任的手段。據1936年12月17日閻錫山給孔祥熙的密電稱：「頃漢卿（張學良）派人乘機來晉，面稱近來每天三次跪求介公採納其主張，如蒙允准彼情願隨公赴京請罪。」由此可見，至少在西安事變後的第五天，張學良就已經向蔣介石表示待事變平息後願意親自陪送其回南京了。在對蔣作出承諾的同時，12月19日張學良致電《泰晤士報》記者弗拉塞明確表示：「當他（註：指蔣介石）回京的時候，我準備跟他回去，站在國人面前受冷靜的公平的審判。如果他們聽了我述說的事實以後，認為我的舉動謬誤而責罰我，則我願意承受任何責罰，甚至死刑。」
由此可知，至少在張學良送蔣回南京的十天前，他為向蔣介石本人和輿論表露心跡，就已經許下了承諾。這樣一來，「送蔣回南京」這一本來只是做做姿態的口頭承諾，現在卻成了事件平息後張學良為了向輿論交代而必須要做的一件事。…[詳細]
張學良有此念頭，與「看到委員長的日記」關係不大關於張學良為何會萌生送蔣的想法，張本人曾堅持一種說法稱：「我在事變中，看到委員長的日記，從日記中看出委員長被國民黨內的頑固派及恐日病等分子所包圍，其本人還不是沒有團結禦侮抗日救國的想法，且委員長又答應了我所提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要求，團結禦侮抗日救國的目的既達，個人得失，在所不計，特隨節來京待罪，請給以應得的處分！」也就是說，張學良在事變中獲得了蔣介石的日記，被其中蔣介石抗日救國的想法所感染，因而萌生了送蔣回南京的想法。
然而據楊奎松教授考證，此種說法太過牽強，因為早在1935年10月中旬，國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即派熊斌分別向西北國民黨高層軍政要員「宣述參部對日計劃」，張學良不會不知道。1936年7月中旬，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上蔣介石作了「最後關頭」的報告，張回西安後曾一度動搖反蔣決心，「這說明蔣介石準備抗日的情況張學良其實完全了解」，因而基本不存在張學良被蔣介石的抗日決心感動的情況。即便張氏真的行事「輕率魯莽」，那也不至於因為蔣介石的幾句日記便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詳細]
儘管張學良之前已經做出了送蔣回南京的承諾，但最終促使他下決心這麼去做的，絕非區區一兩句諾言而已，期間有更為複雜的因素存在。
首先，張學良覺得有必要去南京維護蔣介石的權威
在張學良看來，自己發動西安事變無論對與錯，畢竟是有損蔣介石威嚴，既然蔣已經答應了自己的條件，自己也仍然擁護蔣，就有必要重新樹立蔣的權威。在張學良看來，自己親自送蔣到南京至少可從兩個方面維護蔣的權威：
一是自己「認罪伏法」。張曾說：「臨行之時，蔣委員長召我和楊虎城，深切地訓誡。並再三阻止我的同行。我思為了國家的紀綱，領袖的尊嚴，我既肇此禍亂，不能再計及榮辱生死，甘願犧牲自身，以維國法，以炯後人。遂違命陪同蒞洛，轉去南京。」而且張學良一到南京就正式致函蔣介石，表示此次「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受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
二是給蔣介石「撐面子」。他說：「這次事變，對他（蔣）是很大的打擊。今後要擁護他做領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給他撐面子，恢復威信，好見人，好說話，好做事。……到南京，我一樣是請罪，（再）一樣我也是讓他維護權威。……我說說句不客氣的話，我說那是個泥菩薩呀，所謂首領就是個泥菩薩呀，我把那泥菩薩已經扳倒了，那我只好把這個泥菩薩扶起來。它有靈，拿（它）我腦袋疼，不能不給他磕頭呀。」…[詳細]
其次，張學良一心想與蔣介石扮演一出「千古美談」張學良跟隨蔣介石返回南京固然是為了給西安事變中顏面盡失的蔣介石「撐面子」，但他心裡便還有另外一層盤算，那就是他在1937年曾對邵力子說過的：「我這次冒生命危險，親自送委員長回京，原想扮演一出從來沒有演出過的好戲。如果委員長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風度，放我回西安，這一送一放，豈不成為千古美談！」而且他認為「我這一著是抓住他的心，比你們想得高。」無奈蔣介石後來改了主意，使其願望落空。
除了想創造「千古美談」之外，他來南京還為了防止蔣介石反悔，他曾這樣說：「我親自送他回去，也有討債的意思，使他答應我們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壓一壓南京親日派的氣焰，使他們不好講什麼乖話。」…[詳細]
據張學良的侄子張閭實回憶：「小時候讀到『西安事變』時不理解大伯父為什麼這麼做（送蔣回南京），後來父親告訴我，是大伯父犧牲了自己救了整個家族。當時的軍統已經掌握了張家所有親屬的資料，而軍統局長戴笠是個冷血的殺人魔鬼，不會輕易放過張家人的。宋美齡當時承諾只要大伯同意一起送蔣介石回南京就保證張家的安全。」這種情況的確也存在，比如就在西安事變發生的第二天，遠在南京的張學思就被軟禁了起來。家人的安危想必也是其作出抉擇的一個重要因素。…[詳細]
當然，張學良之所以敢這麼做，是以認定自己此行風險不大為前提的儘管上述種種解釋看起來都非常合理，但如果張氏不認定南京之行完全安全，那麼恐怕有多少理由也不足以讓張學良拿自家性命開玩笑。其實，儘管張學良在很多場合都信誓旦旦地宣稱：「我到南京，也許就把我槍斃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蔣先生，我是請罪，簡單地說，我甚至把後事都預備好了。我到南京，是準備去被處死刑的。」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他是已經得到了宋子文、宋美齡安全保障，並且確信蔣介石不會食言之後才真正下決定送蔣的。
據宋美齡在其《西安事變回憶錄》中記述說：「張告委員長，彼已決心隨委員長赴京，委員長反對甚力，稱無伴行之必要，彼應留其軍隊所在地，並以長官資格命其留此。張對余解釋：謂彼實有赴京之義務，蓋彼已向各將領表示，願擔負此次事變全部之責任，同時彼更欲證明此次事變無危害委員長之惡意及爭奪個人權位之野心。余等深知此次事變，確與歷來不同，事變之如此結束，在中國之政治發展史中，可謂空前所未有。張之請求，亦有其特殊之意義，足使此後擬以武力攫奪權利者知所戒懼，而不敢輕易嘗試。故余與子文贊成其意，允其同行。余更願在此特別聲言，負責叛變之軍事長官竟急求入京躬受國法之裁判，實為民國以來之創舉，此中央政府之所以赦宥張學良而為若干外人所駭為不解之真實理由也。」而且當時宋子文和宋美齡一再向張學良擔保，回到南京後蔣介石絕不會難為他，他肯定很快就能安然返回西安，因此他並不十分擔心個人前途。
除了宋氏兄妹的保證外，張學良還堅信蔣介石「言必行，行必果」，他在南京下飛機後曾對原東北大學校長寧恩承說：「我這麼大的個子，他（蔣介石）那麼大個子，我說了話算，難道他說了話不算數？」
正因為他自認為得到了兩方面的「安全保障」，所以他才敢慨然送蔣，並在之後一段時間始終認為自己很快就能返回西安。直到他被判刑前夕，還滿懷信心地給毛澤東寫信道：「弟在此儘力奮鬥，雖多困難，尚可順利，俟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幾天即回」。即使判刑之後，他仍舊相信這不過是蔣為環境所困不得不搞的「官樣文章」。甚至最終得知沒有可能回去之後，他也還是相信蔣「諒亦有為難處」，因「委座另囑，彼決不負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達，但時間問題耳」，因而「此事仍有轉圜辦法」。
其實，蔣介石本來多次拒絕張學良陪其回南京，但回到南京後他又經過反覆考量，決定自食其言，扣押張學良並將其軟禁。另據曾任南京復興社特務處書記長的張嚴佛回憶。似乎軟禁張學良，在其抵達南京之前，即已敲定：「12月24日，戴笠從西安回到了南京。晚上九時，戴笠在雞鵝巷五十三號找我和軍統局特務隊隊長劉乙光去，他非常高興，一邊笑，一邊很嚴肅地對我們說：『張學良將於明日送委員長到南京來，我已經和宋部長（宋子文）商量好了，張學良一下飛機，就由我與宋部長接到北極閣宋部長公館去，軟禁起來，不讓他接見任何人。張學良到南京的消息千萬不可張揚出去，你們要特別注意。』戴笠又說；『乙光趕緊在特務隊挑出十幾個人來，要機靈可靠的，儀錶好的，都穿藍色中山服，佩帶二號左輪，由乙光帶到宋公館去，看守張學良。』」…[詳細]
參考資料：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郭俊勝《張學良史事箋證》，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繆平均《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之原委》；孫曉青《張作霖家族60年風雨歲月》，《小康雜誌》2010年第5期；范克明《張學良傳》；唐德剛《張學良口述歷史》；宋美齡《西安事變回憶錄》；《張學良世紀傳奇（口述實錄）》；竇應泰編著《張學良遺稿》，作家出版社；《日本NHK記者採訪錄：張學良開口說話》，等。
結語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與史沫特萊談話時說：「如果沒有12月25日張漢卿先生送蔣介石先生回南京之一舉，......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將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的損害。」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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