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興亡周期」（《中國邏輯dbk》6-3）

06-23

——「對立性」與歷史循環

中國王朝走馬燈式的更迭，被黃炎培指為「興亡周期律」（也作「興亡周期率」）。它有兩大特點：一是覆滅頻繁。從秦漢到明清，統共2133年，先後冒出了30多個統一的或有足夠影響的政權，有人按正統觀排列為22朝。這樣通算下來，各朝的平均壽命不到一百年，也就自然人的1個多生命周期，還不能遇上老壽星。二是主要動力來自於農民大起義，既不是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力交替，也不是其它民族的武力征服，而是作為基本民眾的農民群起為亂摧毀國家機器，並且不乏所謂「統治階級」的地主士紳出沒其間。所以有人認為歷史上的許多「農民大起義」應該叫「人民大起義」。

農民大起義或人民大起義滅亡國家的情況在前秦幾乎不是存在的，包括傳說中的夏朝，和有跡可考的商、周。都是體制內某個部落或邦國實力崛起，取代原來的老王族成為天下的新共主。奴隸或平民暴動至多趕走天子或封君，從未摧毀過國家政權。象歷史上有名的「國人暴動」，鎬京市民驅逐了周厲王，政府仍然維持運轉，經「周召共和」過渡，又將王權奉還給厲王的兒子周宣王為止。秦也是通過統一戰爭，完成了由諸侯到帝國的蝶變。決定天下分合與王權更替的從來都取決於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

這也比較符合王權政治的普遍規律。比如，英國王室延續了二千年，從1017年的丹麥王朝和1066年的諾曼王朝，直到今天的溫莎王朝，除了查理一世在資產階級革命中被送上斷頭台，其餘都是統治集團的內部換手，且多數存在親緣關係。俄羅斯從14世紀的莫斯科公國開始，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結束沙皇制度，就從未有過大起義改朝換代的事件發生。日本中央政權一度為幕府控制，天皇卻保持了「萬世一系」。與中國相似的朝鮮，興亡多變，但主要原因並非人民起義，而是上層政變和外部入侵，侵略者包括中國的漢、隋、唐等政權。但在相對穩定的李氏王朝，仍能度過500多年的日子，而不為自己的國民所推翻。世界上的國家，人民起義或革命導致政權更疊，基本上來說，是在社會制度的變革時期，而不是中國這樣在專制制度之內頻頻踢瀑整個國家。

那麼，在專制歷史上由農民大起義毀滅國家政權的特例，為什麼在中國反而成了常態呢？

* * *

翻看各種史論，大都指向各王朝末年官場腐敗和壓榨沉重，「官逼民反」顛覆了帝國政權。類似情況的周而復始，通常又被歸結為專制王朝的慣性——如承平環境下的懈怠、流弊的積重難返、人口與耕地的矛盾等千篇一律的間歇性發作。這種說辭接近失去宏觀洞察力的期期艾艾，把細枝末節的複述當作了應付式解讀，即使這樣，整體結論也明顯違背事實。專制制度是個歷史範疇，在發展時期的進步性有目共睹，只有到沒落時期才表現出不可救藥的反動性。用沒落時期的眼光去評判上升階段的王朝顯然不合適。而且這種觀點也無法解釋，何以其它國家都大致雷同，獨獨中國別具一格？

制度性的理解之所以不能得出滿意的答案，根本上是因為中國的王朝周期並非由專制主義的普遍性質引發的，而是由商鞅主義的特殊結構決定的。「弱民強國」的公式，建立在國家與民眾「對立性」的基礎上，追求單一目標和短期效率的同時，為王朝設置了一個從建立走向崩潰的內生原因。

通常情況下，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直接指向政權產業的爭奪，外來征服也可能以消滅國家來完成，因而這兩種王權更替主導了歷史舞台。階級矛盾在一定的生產關係內不可能靠政權來解決，所以在其它國家，農民或農奴起義未見得比中國少，但一般不去或不能顛覆政權，這是它的性質決定的。只有到新生階級出現並站到前台的那一刻，才會產生破舊立新的明確訴求，也才有能力更新國家機器。象中國從封建主義向專制主義過渡，連這種下層革命也得以避免，各諸侯主動發起改革，就實現了徹底或不徹底的制度轉變。西方的資本主義革命則要在市民階級興起和壯大以後，一些國家趕跑了國王，王權還一度回歸。象英國國王，作為「虛君」一直延續至今。

國與民或官與民之間，自然也存在統治與被統治的矛盾，但居於從屬地位，共生關係是主要的。既然還不能拋棄這種國家形式，那麼換湯不換藥就等於做無用功，所為何來呢？所以，除了社會革命以外，民變很少導致政權易手。商鞅主義的特殊就在於，政權將國民樹為對立面，或遲或早把他們培養成國家的死敵，促成了次要矛盾向主要矛盾的質變，把它從不起眼的小配角提升到了內部鬥爭和階級鬥爭同等顯要的位置，甚至凌駕其上。於是，一般意義上的國民也衝上王權爭奪第一線，並以其對立物的權重頻頻得手。這種國家就不再具有前秦王國和西方國家那種令人敬畏的韌性，而帶有了學者們所說的「脆性」。這顯然不屬於官方所說的「階級鬥爭」，而是國民對決，有地主紳商甚至豪門大族活躍其間，也就不足為怪了。講什麼劉邦、朱元璋這樣的農民領袖「變質」為地主階級的代言人，就更加可笑。努力發家致富，難道不是一個合格農民必備的優良品質嗎？否則，靠什麼推動小農社會？

憑著與國家的對立地位，一夥揭竿而起的暴民就能輕易推翻國家嗎？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屢試不爽？當然不是，結構本身只是提供了動力，但它的另一個派生傾向性同時為現實轉變預備了通道。商鞅主義基於「國民背反」的基本假定，選擇了以壓制社會放大政權的治理路徑。當這種一次性設計被不適當地固化以後，我們前面講過，它在歷史上反向塑造了適應性的社會和經濟基礎，用剝奪大眾自由和打壓民間經濟等抑制性措施，確保上層建築的成立，形成一種內卷化的自我維護機制（參見第四章第五節《中國專制的經濟與社會特徵》）。即，壓制社會自發性成了保有政權確定性的前提條件。這就為整個專制體制——而不僅僅是某個王朝，嵌入了商鞅主義政權與社會進步相衝突的癌變基因。正是這種體制化的衝突，直接導演了王朝腐敗和系統崩潰的過程。

在王朝建立之初，由於大動亂造成人力物力的空前大破壞，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被突然拉低，商鞅主義政權與社會進步的衝突自然消失或淡化。也就是金觀峰所說的通過周期性震蕩，回復內部平衡——讓經濟基礎重新適應上層建築，而不是馬克思闡釋的上層建築適應經濟基礎的一般規律。新生政權面臨休養生息的建設性任務，往往就會有作為組織者的正常表現。社會上被壓抑已久的進步勢能，也因為獲得了釋放機會噴薄而出。所以，中國歷史上總能出現動亂後的可喜復甦，無論英明如唐太宗還是荒唐如隋煬帝都能實現，並且或多或少地解放一下生產力。而幾十年過去，一旦度過最初的困難期，經濟繁榮和社會活躍起來以後，衝突就再次浮出水面，新拐點不請自來。為了阻止社會性擴張，國家就必須集合起種種倒行逆施的力量，實施政權的自衛計劃。秦統一後的大事興作，漢盛世下的更法改制，屬於其中的典型情況。

這種被當局肯定的「正能量」或者體現為「貪」，或者體現為「暴」，更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因為只有「貪」才能掠奪財富和消耗積累，只有「暴」才能鎮壓反抗和剷除進步。秦帝國的揮霍無度，漢武朝的酷吏輩出，正是這種主旋律的伴唱。再比如說「王安石變法為什麼失敗」？學界一直將「用人不當」列為一條原因。事實也證明，除了王安石潔身自好，他那些變法派隊友都卑鄙下作，幾乎被「佞臣傳」一鍋端了。但這種道德評判可能與事實相背離。他發動的本來就是一場反自由經濟的國家主義改革，與社情民意勢同水火。王安石不用呂惠卿、曾布、章惇這些「小人」，難道用司馬光、歐陽修、蘇軾這些「正人」？別說他們不為所用，就是能趕鴨子上架的話，可以肯定地說，這些君子除了廢寢忘食地把事情攪黃，不會有其它結果。失敗會來得更快，等不到熙寧七年荊公罷相的那一天。後來司馬光還朝，果真朝夕之間把新全部法廢掉了。從變法事業講，那才是用錯了人吧？既然做不到兩情相悅，又要劫持美嬌娘，用柳下惠註定雞飛蛋打，用高衙內才算人盡其才。不然，又怎麼達到預期效果？

預期或許可以達到，或部分達到，但政權敗壞的按鈕也就按下了。因為貪、暴的品質既可能超越必要限度，也毫無例外地會被集團成員移用於私人目的，而一旦過度或分散使用，在消耗社會存量的同時，也必定侵蝕國家權力，變成解構集權政治的「腐敗」。這種腐敗不是任何懲腐措施可以制止的，原因很簡單，任何整肅活動都必然以統治意圖為最後邊界。誰會把洗腳水燒到煮豬蹄的溫度？如果象秦始皇那樣自己領跑，連這種整肅也談不上。即使不是皇帝親自披掛上陣，統治者只要不改變統治思路，就離不開貪暴的力量，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腐敗漫延，江河日下。或者象王莽那樣，想回頭已經來不及了。再說改變商鞅體制也絕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多種條件支持，西漢初年崇尚「無為」，是離糾正目標最接近的一次，也還沒有完成，其它時候就差得更遠。所以，多數王朝最後都在人民暴力反抗和統治機器運轉失靈的雙重作用下，灰飛煙滅了。

其它專制國家同樣不乏官員貪贓枉法、君王驕奢淫逸的有毒元素。之所以不會惹出類似的「麻煩」，是因為它們大致以保守王權為根本利益，而無論如何不會去追求一種自我毀滅的力量。一來它對貪暴力量沒有體制剛需或依賴，不會集中形成風潮，更不存在反社會的國家政策與之合流。這種腐敗雖然同樣惡劣和多發，卻並非不可控。二來單純以保全統治為己任的王權具備必要的專制理性，也就是維護基本平衡。這在階級社會意味著站在主導階級（「統治階級」）一邊，兼顧必要公平。它要麼折中協調促成穩定，要麼也能與地主階級同心同德地鎮壓被統治階級叛亂。三來這樣的政權在專制可持續期間（末期除外）一直沒必要關閉社會發展空間，能夠承擔起組織者的角色，既或不是建設性的，也絕不是破壞性的，具備存在的合理性。於是，這類國家機器或者被當作可效忠的對象，或者被視為「必要的惡」接受下來，而不至於被農民起義報銷。

商鞅主義政權與社會衝突的表現，在明朝有個大的轉折。因為明帝國的建國基調就是從宋元的基礎上倒退，所以畫風大變，不管怎麼天下初定，百廢待興，還是一開國就遇到了反腐的難題，而缺少了王朝建政初期的朝氣與寬鬆。據說，朱元璋為治貪絞盡腦汁，手段的酷烈程度超出人類想像。貪占或受賄60兩銀子以上的，就要剝皮揎草，製成人體標本放置在府衙裡面。繼任官員天天就在這個「榜樣」身邊辦公，按理說嚇都嚇個半死，但這些人的心理素質卻異乎尋常地過硬，還是花樣百出地照貪不誤。以至剛強一生的朱皇帝也告饒了，連聲哀嘆：官員們今天早上上任，晚上就開始貪污，簡直殺不勝殺！

有人認為明朝之所以貪污成風，是因為官員的俸祿定得太低。這不僅有數字根據，而且有活生生的例子。象海端那樣兩袖清風的官僚，憑一個縣太爺的收入，平時要靠自己動手種菜，才能維持清苦的生活。給老娘辦壽宴上街買一回肉，就成了當地的爆炸性新聞。也有人說朱元璋重拳治貪，是因為他出身貧寒，懷有深重的仇貪心結，或者有政治潔癖吧，容不得一丁點兒瑕疵。但其實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原因。因為如果不是貪腐確實危害到了現實統治，憑老朱農民式的狡黠，不會那麼大動干戈。象胡維庸、藍玉、錦衣衛那幫子人胡作非為，貪臟枉法，哪個不是這老頭放縱的？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不在乎容忍一時。而不管給官員漲多少銀子，哪怕搬來金山銀山，也一定掐不斷他們的貪腐念頭。事實上大明官吏的貪污，從來不以豐衣足食為限度。

有人說，這是元朝留下的遺風，就更不對了。蒙元時期的貪婪的確是出了名的，但又有哪一朝不被說成貪腐敗亡的？而大革命盪污滌穢又何其徹底，任何新王朝幾乎都能風清一時。以至蕭何清廉得都讓老大劉邦睡不安枕了，經好心人提醒，蕭丞相才急忙找些欺男霸女、搶房佔地的勾當來自污名節。說到底，有明天的人不會起手就去毀壞自己的地基。

明朝的轉折，原因出在朱元璋推倒車上，或者說社會發展已經對整個專制制度構成了挑戰。而清除社會存量的拆遷隊，必須具備十足的破壞性，不能不是一夥地痞流氓。朱元璋就是流氓頭子，卻想整治團伙的流氓習氣，最後自然不成功，還得讓犯官戴著枷鎖出來辦公。那不象書上寫的官員不夠用，憑朱元璋團隊泥腿子和小混混做到公卿將相的用人標準，差不多人人可以為官。這一點朱元璋比誰都清楚，他是覺得人人可能當皇帝的，才把所有人都當賊一樣防範。之所以讓犯官們戴著鐐銬跳舞，主要還是這些哥們兒有戰鬥力。據說太子朱標有幾分仁慈，朱元璋就設計了一個讓他徒手拿荊棘的場景，想用這種形象教學法喚醒接班人身上的戾氣。百姓們不知就裡，還對朱元璋治貪樹大姆哥，其實他不是為了整治你們，哪用得著這些人，或者把人培養成這樣？這倒不是朱某人仇恨農民兄弟，他反倒是個特別惦記讓小民吃飽穿暖的好皇帝，就象主人愛惜自家的豬狗一樣精心，只是可憐的個人善心拗不過強大的歷史趨勢。

比如，明明知道工資不夠用，不當官不就是了嗎，幹嘛非要把脖子伸到屠刀之下？還不是條條大路被堵死或收窄了？記得中國20世紀80年代搞了一場鬆綁式的經濟改革，農民可以自主作業了，商品可以適當買賣了，百姓可以掙錢致富了。嗬，馬上就出現了大批幹部離職創業的「下海」潮。象中科院計算機所的技術員柳傳志，後來創辦了聯想集團；大連西崗區辦公室副主任王健林，做大了萬達產業；也有走麥城的物理所研究員陳春先，「華夏矽谷公司」經營不善，拓荒的中關村卻長成了參天大樹。還有更多默默無聞的小人物，成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相反，20與21世紀之交，「國進民退」寒流再起，人們又一窩蜂湧向公務員隊伍。那些塌方式腐敗、問題官員復出的戲碼，是不是也就如影隨形地搬回了舞台？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和設立特務組織，同樣是這種衝突帶來的。說明適應社會的正常行政和司法職能，也成了回頭路上的拒馬。從官僚隊伍的社會性上說，丞相作為百官代表本身就不合時宜。而又要維護正常秩序，又要敗壞民間財富的矛盾目的，有中書省這樣一個綜合調度部門橫在中間，也的確多了一層麻煩。同樣，按明文法律法規辦事與陰謀迫害功臣這樣嚴重衝突的任務，交給同一套司法系統去執行，也必然無所適從或引發混亂。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正常渠道外另搞一套了，依靠小圈子和「別動隊」的暗箱操作，以一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原則——不論黑貓白貓，專揀虎虎有生氣的好貓消滅。否則，整個帝國都是他當家，節外生枝不是太奇怪了嗎？朱元璋這樣左手壓社會、右手打走狗地兩線作戰，還真把即將沸騰起來的中國社會變成了一鍋溫吞水，或者說一個遍地病貓的世界，順遂了這個老乞丐的心愿。

清朝即使不是繼續後退，也保持了遏制進步的態勢。可它為什麼沒有象明朝那樣開門即腐？這不是滿族人天賦異稟，而是因為滿族集團是一個相對獨立於中原大社會的小社會。這個小社會的落後倒成了一種先天「優勢」，它的進步不但被允許，追趕大社會的勁頭還很迫切。已經衰落的專制制度，因為注入了野蠻民族的新鮮血液，而創造了一時的盛世時光。柏楊曾經比較說：「清王朝將近三分之二的皇帝都很能幹,了解並努力完成他們的責任,三分之一的也都屬於中等才智,像明王朝那樣草包惡棍型君主,清王朝一個也沒有」。但這種進步是滿族民族發展史的，不是中原社會的，張宏傑的《飢餓的盛世》一書中有很好的揭示，說明從全社會的角度觀察，就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了。而等到江山坐穩，兩個社會逐漸同步，「狼」照樣來了，什麼「養廉銀」啊，什麼「議罪銀」啊，什麼「何坤跌倒，嘉慶吃飽」啊……

* * *

商鞅主義政權與社會進步的衝突，在專制時代的中前期可能是中國所獨有的「特色」。而當步入專制的黃昏，它將無差別地出現在所有國家的生活中。殘陽落日之下，專制國家都會發生諸多商鞅主義的特徵，包括從事反人民反社會的勾當，以苟延殘喘。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概莫能外。說明這種制度已經耗盡了所有的歷史能動性，成為社會發展的桎梏。我們現在把古今中外的專製作無差別的批判，主要就是基於它的這一末日表現。而在專制主義的上升階段，這種制度作為一種適宜的歷史形式，具有很高的先進性和包容性，本身沒有什麼好反對的。中國怪只能怪商鞅主義興風作浪，選擇了自殘的方式。

專制政權雖然最終一律不可避免地走向反動，但正常國家是建立在「國民一致性」的基礎上的，它自然也剝削大眾，鎮壓人民反抗，卻不會追求抑制社會自發性的一攬子計劃。出於自利的本能，反而會從任何積極變動中汲取力量，自我壯大或擴張，有時為進步代言也說不定。這方面俄羅斯的彼得大帝並非特例，英帝國的伊麗沙白一世、德意志的俾斯麥首相也在做著同樣的事情，因而推動了歷史進步。所以，在舊制度肌體內部會孕育成熟新的條件和力量，一俟新階級羽翼豐滿，就能夠挺身而出，為社會發展指明方向，有決心也有能力粉碎專制政權的重重阻擋，將武裝起義或政治改革引向社會革命的勝利。這當然不是王公權貴們所希望的，但他們還是被動地做了歷史的推手。

中國式專制則不然，它沿著一條顛倒了的邏輯路線，將沒落專制的特定機制納入到自己的先天性格之中，造就了一種反常的或畸形的專制主義。它在朝氣蓬勃的青春期就去行使垂暮之年殊死掙扎的使命，喪心病狂地摧毀社會生機，奮不顧身地對抗歷史自發趨勢。結果螳臂擋車，頻頻敲響自己的喪鐘，就是中國王朝周期性覆滅的事實。但因為起的太早，天還沒亮——時代還沒有為革命預備好新的歷史條件，也就無法更新社會，只能重彈改朝換代的老調。

同時，它從一開始就切斷了一般專制制度下那種涵養進步力量的通道，讓積極因素胎死腹中。尤其是干預經濟的權力任意和「抑商」政策取向，破壞了財產安全，剝奪了市場自由。中國商人喪失了自主性，成為依附特權苟且庸俗的一群，實質上消滅了獨立或自由的商人階層。留下了一個由廣大勞動群眾充當底層，少數權貴高踞頂端，而自由商人缺位的金字塔式社會殘局。這就摘除了商業社會的發動機，而保全了傳統權力的基礎，成為現代化轉型難以逾越的結構性障礙。當人類歷史昂首闊步走進新時代的時候，現代性的轉變無法從內部發生，對外部壓力的被動反應，也因為缺少中堅和領導力量的支撐，一再步入歧途。

□□□□□□（下面刪節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