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莊子·列子》：帝王術一種

我們現今所謂的道家是一個很大的範疇，概括了自春秋以來到西漢為止的形形色色各種人物，因此若是從中讀出帝王之術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道家是一個非常博大的整體。如果就政治觀，可以大略劃分為黃老之術與莊子門徒。而被後來人非難與讚揚的道家帝王術出自於前者，而非後者，因為莊子如同古希臘哲人伊壁鳩魯，都是身居於璀璨文明的末世，對世事絕望因而想儘可能遠離政治，逃避政治，自然不可能發展出帝王學術。我們翻閱《莊子》全書，只有《說劍》一篇是主動接觸政治，由於該篇盡顯縱橫家之心術，與其他篇目格格不入，因此很多人懷疑並非莊子學派的文章。

事實上在魏晉以前，人們所談論更多的道家乃是關心政治的黃老之術，只有在魏晉時期士大夫們為了逃避頻繁的政治鬥爭大談玄學，老莊才開始並列。

現在的問題是，從老子一脈繁衍出的種種學說他們起初更關注的究竟是形而上的本體論、宇宙論，還是形而下的社會觀、政治觀。而我們考察先秦兩漢文本可以發現彼時的哲人最在意的乃是政治，即在一個大爭之世我們是否可以建構一個好的政治制度，解決彼時紛紛擾擾的政治危機。

從先秦的老子、列子、文子、關尹子，到兩漢的淮南鴻烈、太平道，再到魏晉時期的抱朴子，真人們的學說都是為政治而服務，儘管他們的聲勢越來越弱。但哪怕是試圖逃離政治的莊子一脈，也是對政治抱持著極大的熱切，否則沒必要在文本當中大篇幅地闡述莊子對彼時政治的看法，只是因為莊子認為當時所有解決政治危機的手段都是無效的，人們只有選擇逃離政治才有活路。

是以對於這群哲人來說，政治哲人的屬性是第一位的，其他的認識論、宇宙論、美學、倫理學等領域的論述都是為政治哲學服務。就像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的雅典學派和啟蒙時代的哲人們，他們的宇宙論都是為其政治學說服務。柏拉圖的理念世界，是為理想國埋下伏筆，霍布斯花大量篇幅闡述人性和人的認識能力，是為了推導出他鐘愛的利維坦。道家並非先秦時的特例，陰陽家、法家、農家、墨家乃至儒家他們的論述方式大體相似，只是不如道家更加深入討論宇宙體系。這是彼時的潮流，不涉及政治的學說少之又少，而且他們也很難流傳下來。

對於先秦道家的政治屬性，古人早就意識到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里論及道家，強調「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而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里認為：「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我們可以簡單梳理一下黃老一脈的文本傳承，黃老之學起於齊國稷下學宮，有學者認為春秋時期人們甚少言及黃帝，到了戰國卻樂於談及黃帝之事，可能是因為田氏篡奪了齊國，為了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將自己的祖先追溯至黃帝，上有所好下必投焉，再加上齊國乃是當時文化最為昌盛之國。當黃老學派主宰了齊國的思想界後，「黃老獨盛，壓倒百家」黃帝的影響力便躍出國界。其代表人物有彭蒙、慎到、田駢、捷子、環淵、宋鈃、尹文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經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之外，還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乃至《管子》。而有學者考證《道德經》乃成書於戰國中葉，偽托於老子之手，與齊國黃老學派有莫大的關係。

黃老之術注重君王治國與馭下之術的研究，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君王寶鑒」學派。大體可以說，所謂清靜無為乃是黃老一脈的治國手段，而因循利導乃是馭下手段，至於日常修身的態度甚少言及，真正的出世者乃是反政治的莊子一脈，這在上文已經闡述過。

從黃老學派當中衍生出了同樣注重君王南面之術的法家學說，法家對道與理的劃分，以及對於法、術、勢的重視，都是黃老學派開啟其先河。如果我們讀過《韓非子》，可以發現韓非子專門列了《喻老》、《解老》兩篇以法家學說解讀《道德經》的文章，文章里大量涉及君王如何馭使臣下的理論和方法，很多人以為這是韓非子對《老子》的誤讀，但實際上除了法家以嚴刑峻法為本的治國理念與黃老學說不大相同以外（這一點其實也存疑的），確實掌握到了先秦道家帝王術的精髓。

因此倘若我們說先秦兩漢時期人們所言及的道家本質上來說乃是帝王術，而非出世的人森精咽並無不妥，因此魯迅在《小雜感》里說：「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國大半」確實是至理名言，儘管我小時候讀到這段話覺得他並不是針對道家帝王術這一特質。至於從帝王術跳躍到杜維明、南懷瑾之流津津樂道的天人合一的大道，則要涉及到魏晉時代的政治變革和佛教對中國的影響，就不是本文所涉及的範圍了。（《老子·莊子·列子》書評/吉祥物陳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