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百年辛亥: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

反思百年辛亥: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收藏 發給朋友 來源:鳳凰網 發布者:lancaofengge 瀏覽162次 時間:2012年6月27日 13:00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

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個紀念日,到了紀念一百回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會熱鬧一下。況且,1911年雙十這個日子,又是中國帝制告終的開始,走向共和的中國,經過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號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憑這一點,也值得慶祝一番。

說起來,這個革命的發生,多少有點偶然性。從小的方面說,如果當時坐鎮武昌的湖廣總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響就像個懦夫一樣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處置不是那麼失當,偶然破獲了革命黨的據點,又拿人又砍頭,而是當眾把繳獲的革命黨人花名冊給燒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軍工程營的槍聲,興許不會變成一場佔領武漢三鎮的起義。因為革命黨人這樣零星的槍聲,已經響過很多次了,沒有一次成氣候的。就在武昌起義爆發前的一個月左右,武昌新軍也來過這麼一回,但並沒有鬧起來。

從大的方面講,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緒死後,上台當政的滿人少年親貴由著性子胡鬧,先是趕走了最能幹的袁世凱,得罪了最不該得罪的人,然後又張羅收權,把地方權力收回中央,把漢人的權力收回滿人,革命即使發生,也成不了氣候。

千不該萬不該的是,在各地立憲派風起雲湧立憲請願的時候,親貴們不答應也就罷了,卻搞了一個皇族內閣,讓各地士紳們心裡涼到底——從此之後,中國的事,就由這些生在深宮、長於婦人之手的紈褲親貴包辦,士紳們借立憲分權的希望,被徹底浸在了冰水裡。這麼一來,士紳們把個滿人王朝恨得牙根癢癢,本來聽不進去的革命黨人排滿的宣傳,忽然就入耳了,真是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儘管讓他們放火,他們還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們是樂於扇風的。辛亥武昌起義第二天,起義士兵群龍無首之際,逼來的黎元洪一言不發,死活不肯「從逆」,但作為湖北咨議局議長的湯化龍卻來了,一來就不走了,連帶著聽他指揮的商團,也參加了革命。正是由於立憲派士紳的幫忙,不僅穩住了局面,而且爭得了外國人的同情,說服了黎元洪改變主意,甚至還策動了前來鎮壓的海軍艦隊的反正,因為艦隊司令的參謀湯薌銘,是湯化龍的弟弟。不僅武漢一地,立憲派幫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幫忙革命,有的地方,立憲黨人乾脆自己出頭。最初革命的十幾個省,實際上是革命黨人和立憲黨人平分秋色。

儘管說,革命黨人一直處心積慮要策動革命,但革命的形勢卻一直都不夠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來,革命成功的機會相當渺茫。儘管革命黨在政界、學界、軍界有諸多的滲透,很多新軍官兵受排滿宣傳的影響,但革命黨人發動的大大小小歷次起義,好像沒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買會黨的起義,像是僱人造反,錢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義都在邊邊角角的地方,鬧與不鬧,都沒有什麼影響。而新軍的起義,動靜大了一點,但卻總也形成不了規模,要不就是時機總也不對。最關鍵的是,每次起義,都沒有社會的呼應,基本上是革命黨人單打獨鬥——他們一直以為這樣個人英雄式的單打獨鬥可以喚起民眾,只手打天下。為此,暗殺成為起義之外最重要的手段,從南到北,革命黨人都在試制炸彈,炸了這個炸那個,可惜,始終沒把民眾的覺悟炸出來,也沒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認,革命黨人有救國救民之志,但落到實處,往往奪取政權的心情要佔到上風,儘管奪取了政權,他們是為了實行最先進民主共和制度,好讓中國實現跨越式發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預備實行立憲了,他們感覺自己的機會就渺茫。客觀地說,如果不是有日本這樣一個處心積慮不想讓中國變好的近鄰,這樣的近鄰總是藉著幫助革命黨人給中國政府搗亂,革命黨人策動起義的本錢會更少,連宣傳的影響力都會受局限。這是因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確做得不錯。庚子後的亂局,很快就穩定下來,經濟得到很大的恢復,外國投資增加,中國人自己辦的工商業也呈現興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項事業,都在穩步前進。原來以為會引發強烈反彈的廢科舉改革,居然平穩度過,新學堂遍地開花,雖然問題成堆,但新式教育從此生根。軍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財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預備立憲,都在穩步推行。儘管有庚子賠款的巨大壓力,但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歲入居然達到破紀錄的兩億四千萬有餘,而各地財政,也大多有結餘。爆發武昌起義的湖北,打開藩庫的革命黨人,發現他們拿下的這個政府,居然有四千萬元左右的存銀。事實上,正是有這些結餘,各地的起義者才賴以招兵買馬,擴張軍隊,維持了革命的命脈。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論者所說,事業一塌糊塗,引起了民眾的強烈反抗。新政後期,整體上社會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盜得到控制。所謂民眾對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數地區比如山西有對興辦新教育不滿的騷動,有民間結社乾草會所謂「燒學堂,打先生」的騷動,但規模並不大。其他的所謂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騷動也都是小規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驗地認為凡是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實,清末恰恰不是這樣。政治雖然談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卻要好得多,民眾生活也談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們建國後史學界為了驗證清朝腐敗、天下大亂所做的統計,驗證辛亥前一年,整個國家的民變〔實際上有些誇張〕次數,大約一萬起。即使這個誇張的數字,放到這麼大的國家裡,實在算不了什麼。

但是,主持變革的當家人,畢竟是一個剛剛犯過大錯的集團,而且是一個少數民族集團。像鼓動藉助義和團盲目排外這種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大錯,不僅導致八國聯軍入侵,國家主權大幅度喪失,而且造成了國家巨大的動盪和損失,數額達到四億兩的庚子賠款,等於是在國家經濟的血管上開了巨大的失血口。這樣的錯誤,大大降低了這個政權的合法性。由於這樣的一個錯誤,革命黨人持續排滿宣傳,才有了市場。更多的漢人精英意識到原來這個朝廷是異族政權,從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進一步降低。剩下來的事,只能辦好,不能辦壞,一旦辦壞,大家就會認為是非我族類的緣故。

然而,西太后之後少不更事的少年親貴們,卻大大地錯估形勢,不知道自己吃幾兩干飯,居然想通過把權力攬到自己手裡,鞏固統治。殊不知,滿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經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滿輕漢重,內〔朝廷〕輕外〔地方〕重,也已有幾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滿人中的能人,有經驗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時候,都得承認現實,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這種二十多歲的少年親貴,既無從政經驗,也無政治能力,居然敢貿然收權攬權,不壞事才怪。武昌軍興,親貴們六神無主,馬上實行立憲,廢掉皇族內閣,答應所有立憲派的要求,但是已經晚了,人們不再給清政府機會了。從後來的歷史看,這不僅是滿人的悲劇,也是中國的悲劇。史家一直在說,辛亥革命期間,袁世凱始終在謀求自己的利益,取孫而代之。其實,在南北談判期間,他倒是竭力想維持一個虛位的清朝帝制,一個由漢人實際統治、大清皇室掛名的統治模式。這個模式,也得到英國和日本的贊同。在他們看來,中國人根本沒有做好實行共和制的準備。顯然,袁世凱在這點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有高度的共識。這期間,也有人提出可讓孔子後裔和明朝皇族後裔來當皇帝,繼續維持君主立憲體制。然而,毫無勢力的孔子後裔和明皇后裔顯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虛名的努力,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凱逼使攝政王載灃退位,完全意義上的君主立憲已經告成,南方的革命黨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勢上也退無可退,好講中庸的國人,其實從來都不會妥協,共和這一步邁出來,所有參與其中的人,包括前立憲黨人,都騎虎難下,加上所謂最先進制度的誘惑,革命發生後的中國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險,是會帶來社會的動盪,甚至導致外國的干涉。這一點,是當初革命和立憲兩派論辯的主題。辛亥革命期間,日本的確考慮過武裝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為英美的反對而作罷,而革命過程的動盪不大,也是外國干涉沒有發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應該說,從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場動盪和破壞比較小的革命。立憲派的高度參與,極大地降低了破壞的程度,而革命黨人,也在刻意減少革命帶來的動盪。為此,他們不準農民革命,不進行底層動員。但是,另一個他們老早就依賴的勢力,卻趁革命之機登上政治舞台,這就是會黨,還包括一些綠林好漢。雖然說,跟會黨合作是革命黨的傳統,但在辛亥革命過程中,他們還是盡可能對會黨勢力進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了鎮壓。但是,會黨這種中國社會中的准黑社會力量,還是冒了頭。畢竟那麼多年革命黨對會黨的聯絡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斷了關係。從地下冒出來的會黨,對革命後的秩序造成了極大的破壞。各地會黨公開露面,大開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層社會建立准黑社會的秩序,導致革命黨人聲譽大壞。二次革命,貌似強大的革命黨,在袁世凱的打擊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們不得人心大有關係。

儘管破壞不那麼大,但革命畢竟是一場中國人學習西方的激烈變革。革命後,中國國門上的招牌變了,從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變成了最先進的美國體制,接任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也被譽為中國第一華盛頓,世界第二華盛頓。但是,革命後的現實告訴我們,這樣的制度,落到實處,的確大有困難。就整體而言,雖然沿海開放口岸城市的紳商歡迎革命,而內地農村的士紳滿懷疑慮,漢人的官僚在革命進行中,卻罕有為清朝殉節的。懷念清朝的遺老遺少,都是在革命後民國制度運行之際產生的——民國來了,很多人才覺得前朝其實更好一點,換句話說,民國不怎麼樣。

民國辦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沒有生成一種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產生,有賴於現存秩序的穩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機的粗暴干涉,亂中添亂,袁世凱和他的謀士,錯判形勢,貿然稱帝,袁世凱這個唯一的強人垮臺,秩序的穩定,自然無從談起。革命帶來了民主共和制度,但這個制度在中國卻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沒法修正,中國回不到更合適的君主立憲體制那裡去,因為在上層信奉的進化論歷史觀裡,制度的演進,是進化的必然,已經進化到先進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開歷史的倒車。

辛亥革命,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這場變革,卻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革命成功後不久,上海的報紙不無戲謔地羅列了革命前後的變化:「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製成,舊官制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髮興,辮子滅,盤上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曆興,陰曆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欄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台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其實,新教育、槍炮、律師、馬路這樣的東西,並不是民國才興的,而除了制度變化,其他的變化,都是皮相的,甚至並沒有真的變過來,至少在民國初年是如此。連革命黨人大力推動,強力執行的剪辮子和放足,在鄉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纏〔禁止纏足〕成效最差,直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好些地方的婦女依然纏足。剪辮稍好,但堅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國成立,原本戴在外國人頭上的大禮帽,的確扣在了中國官員的腦袋上,而且他們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還不僅如此,辛亥之後,話劇叫文明戲,新式結婚叫文明結婚,放足叫文明腳,連腳踏車,都被叫做自由車。但是,民國之後,正如長袍馬褂依然如舊一樣,瓜皮帽也沒有退出歷史舞台,依舊為士紳的常服。為孫中山倡導的中山裝,即使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也只是黨部人員在官方場合的服裝,回家之後,很多人還是袍褂當家。很多在日本學了軍事的將領,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裝,筆挺精神,但平常卻喜歡長袍馬褂,甚至喜歡坐轎子,連上戰場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離中國人的生活,其實還相當遠。

辛亥革命真正給中國帶來的變化,既不是風俗的變化,西化的習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現,零星的現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沒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憲的話,代議制早晚都會來,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間已經進來,而且總會生根,所差的,只是技術上到底學誰的問題,而沒有不學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的問題。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其實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擾和變革的焦慮。

革命給了國人一個世界上最先進的制度,但卻沒法像魔棒一樣,給中國帶來立竿見影的變化。中國不僅沒有因此而走向富強,反而更易混亂。很多人都明白,一個有兩千年帝制傳統的國度,驟然實行共和,而且學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美國,其實難免消化不良,但是,人們不情願看著剛剛確立的進化論歷史觀在自己身上破產,不願意承認自己跟西方人其實不一樣,沒法原封不動地移植一個「最好的制度」,因為這樣,似乎就等於承認自己種族的劣質。於是,只能把混亂歸咎於變革的不徹底,革命不徹底,因此也只好在前進方向上做更激進的動作,革命,再革命,從制度變革走向文化和倫理革命,再則階級革命,把中國社會翻過來,將傳統的結構徹底打碎,建設一個人們誰也難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們依然患著求新症,什麼東西,不求最合適,只求最新,最時髦。

即使不這樣,在情勢上,中國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個更合適自己的制度狀況中去。其實建立代議制民主當然是必要的,但中國這樣的國度,還是需要一個皇帝過渡的。可是過去的皇帝是滿人,是異族,而且已經在革命的論述中帶有屠殺漢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復辟,只能是遺老遺少的夢囈,一旦落到地上,連堅定的君主立憲主義者都會因之而崩潰。1917年的張勳復辟,不僅毀了康有為的清譽,也使得一直主張君主立憲的楊度心灰意冷,從此放棄了自己的主義。其他的人,沒有實權的孔門後裔衍聖公做不了,有實權的袁世凱也做不了。誰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簡單:中國已經共和了,人們只能在「先進的制度」裡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進的制度。

中國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無法生存,也不是創造不出好的東西來。幾十年的民國歷史,也有值得稱道的教育,值得驕傲的文化,但是,國人卻很難在共和制度裡創造一個新的秩序。儘管現在的人們回顧歷史的時候,覺得民國還相當不錯,但是當時的人們卻很難滿意那種軍閥割據、國勢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的狀況。這個老大的帝國,在進入共和之後,沒有重建一個屬於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難抵禦卡裡斯瑪權威的呼喚,很難抵禦再次革命、不斷革命的誘惑。革命帶來了問題,答案卻是只能在繼續革命中得到解決。一個原本背著過重的歷史包袱,又在清末歷史中飽受欺凌的民族,學習西方,包括學習引進西方的制度,無論如何都擺不脫工具性的誘惑。所謂的革命,無非是要藉助革命的槓桿,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當無論如何都撬不動的時候,不是換一個槓桿,而是接長這個槓桿,用更激進的革命,繼續撬。

當然,當年的中國境況,說起來也很無奈。和平變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錯上,但是,誰也保證不了這個政府不犯錯誤。自1860年中國設立總理衙門以來,中國已經被拖進了西方的世界體系,此後中國歷史的演進,總離不開世界歷史的拖帶,中國人不能決定自己的歷史走向,也無法決定什麼時候變化或者怎麼變化。同光中興,自己對自己說是自強運動,但實際上不過是洋務運動。此後的變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後抵抗,是義和團,結果被碰了個灰頭土臉,回頭看看,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清朝從新政走到被革命,改革被革命撲倒,在一個兩難之局裡。歷史,在這裡很無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後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國人反思的一個艱難的過程。一百周年的紀念,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機會,但願,人們能想起點什麼,想出點什麼來,別白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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