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興著《人性論》15：大公欲與民主社會

健康的、高尚的自我欲儘管能為民造福，但它不能把人類引進民主社會，因為，自我欲畢竟出發點是自己而不是別人。劉邦也好，李世民也好，朱元璋也好，出發點都是自已，自已如何奪取江山並保住江山千秋萬代不變，他們心目中縱然有民，也不過是：「民如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而已。那麼，民主及民主社會又怎樣來的呢？

中國古代雖沒有民主的提出，但不乏有民主思想的存在。中國遠在幾千年前，孔子就提出「仁」的思想理論體系，雖說「仁」並不是現在的「民主」，但「仁」已衝破人性中「親情」和「自我」的封閉，將人類向民主社會引導，也即孔子理想的大同世界。而且

，孔子為大同世界立了最低標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和最高標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不正就是法國《人權宣言》的精神嗎？《人權宣言》說：「自由就是指有權從事一切無害於他人的行為。因此，各人的自然權利的行使，只以保證社會上其他成員能享有同樣權利為限制。」民主社會以社會契約為依據，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是社會契約最精闢最簡煉的表述。墨子還提出了「兼愛」的口號，並組織類民主的社會組織，一反宗法專制常態。孔子的「仁」與「仁政」，墨子的「兼愛」與「非攻」又是從哪裡來的呢？

前面曾講過，群生是生物的共性，也即生物個體沒有排他性，俗話說「虎毒不食子」就是這個道理。這種生物群生的本能演變為人性的「親情慾」和「自我欲」。然而，人性的演變並不是到此為止，「親情慾」其親情的範圍不斷擴大，「自我欲」則由我及他，由此及彼，使人性向高級階段─大公欲演變。特別是當人處於開放社會，社會代替家，或者說社會就是家，以及人人自我欲都得到充分呈現，這時，人人都處於競爭中，又人人都必須處於自由、平等、博愛中，這就要求社會實施「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亦即「民主」來確保自由、平等、博愛。

西方人也有「親情慾」和「自我欲」，故而，也曾有過家族的統治史和帝王的專制史。然而就整體而言，西方的開放環境或半開放環境，不利於家族的統治和君主專制。其緣故就在於那裡的人多數無法守著家，必須外出謀生或到處爭戰，以四海為家，其親情的範疇自然擴大，反之「家」的觀念就相對淡薄。對於他們來說，要出人頭地，就得靠個人奮鬥，家是靠不住的或者說靠家是可恥的，人人都有自尊心（自我欲的表現），誰也不甘示弱，寧可在決鬥中死，不願受恥辱而生。人人有親情，又人人有自我，就必然會將人引進契約的社會，也即民主的社會。如若人人只有自我，沒有親情，社會就會在爭鬥中毀滅，所以，自我與親情的結合和升華，能使人性上升為大公欲。這一點，我們可從西方文化的人文主義化得到證明。

人文主義是什麼？人文主義就是宣揚人是萬物的主宰，而不是上帝。這裡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體的人，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慾的人。更不是單指親人、家人、能人、聖人、神人，而是泛指平凡的人、普通的人，男人、女人、窮人、富人、西方人、東方人，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生來就有自由、平等以及靠勞動獲得財富的權利。人文主義在古希臘文明中已見端倪，在羅馬文化中獲得發展，到「文藝復興」運動時，已成為反封建、反神權的有力武器，就連西方宗教改革中也貫穿著人文主義精神，可見，人文主義是何等深入人心。人文主義終久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埋藏了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了開放民主社會。

在東方，特別在中國，儘管在二千多年前已有大公欲的萌芽，但畢竟處在封閉專制的年代，濃厚的親情慾和兩極分化的自我欲，使人性囹圄於封閉專制政治和文化的束縛，無法向大公欲邁進半步。所以，雖在二千多年前孟子已有「君輕民貴」的提出，但終久因廣大人民大公欲的缺乏，而得不到響應，就連孟子自己也依舊沉浸在君臣倫理之中，而得不到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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