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我們其實並不了解民國

　　編者按　大陸學術界一般習慣把民國史起始定在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段尚未走遠的、歷時甚短的時期，由於海峽兩岸幾十年來在政治上未能達成足夠的共識，對於同一個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往往存在著差異甚大的解讀，今人所見之「民國」，可以說是隔著幾重霧。

　　隨著這幾年有關民國圖書出版熱，濃霧正在慢慢散開。人們津津樂道於那些學人的范兒，以及民國的教材課本等。我們真的了解民國嗎？只從學術史意義上講，我們對於民國其實很陌生。中國社科院的專家馬勇和畢苑為我們帶來他們的解讀。

　　要說民國史，肯定繞不開1911年爆發的終結帝制、啟發民智的辛亥革命。對於它的研究，又有哪些新論呢？《帝制的終結——簡明辛亥革命史》就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成果。

　　要談民國史，也肯定繞不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對抗與合作。中國共產黨在整個民國史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什麼？為什麼可以從一個小小的、紮根于山野之間的「在野黨」，在短短20多年的時間中，打敗當時的「執政黨」，獲得了民心？《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從一個側面回答了這些問題。

　　我們剛剛做完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很快就迎來了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緊接著，就是中華民國創建一百年。在這系列特殊且值得大書特書的紀念日里，一大批相關著作出版，由此引發「民國熱」實屬正常。何況民國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時代，許多人、許多事似乎還沒有走遠，我們望著那些背影，不僅感到親切，而且容易引起共鳴，畢竟我們就是從那裡一步一步走來。只是從學術史意義上說，對於民國，我們其實很陌生。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知道的民國可能還是一個不太真實的傳說。

　　如果從1912年中華民國開國算起，至1949年中華民國主體部分在大陸結束，中華民國的歷史不過38年。38年放到人類歷史長河中不過滄海一粟，然而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這38年的歷史相當複雜。我們不僅因為意識形態分歧還沒有辦法與台灣學者取得共識，即便在我們的意識中，這38年的中華民國也如雲如霧，因為我們不僅反對蔣介石，而且反對袁世凱，反對「北洋軍閥」，我們惟一能認同的是孫中山和他的南京臨時政府，而這個臨時政府恰恰在民國法統中又存在許多爭議。不將這些仔細梳理，我們或許真的相信有一個「民國范兒」，如果將這些都說清，那就真的分不清哪段正確哪段誤。

　　如果歷史主義地看待中華民國38年的歷史，至少應該分為南京臨時政府、袁世凱及北洋系的中華民國政府和蔣介石及國民黨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這樣三個大的階段。這三個階段不僅有著重大差別，甚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說是民國，但此民國非彼民國，因而各自的法統也就很不一樣，所信奉所執行的政策也就有著很大區別。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的真實意思

　　我們過去很長時間一直弄不清孫中山為什麼在中華民國開國後一再聲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的真實意思，一直以為這是孫中山一句無關緊要的口號。其實，孫中山表達了民國法統中的大問題。

　　在1912年之前17年，孫中山一直流亡在海外，他在組織革命呼喚救亡的同時，也在為中國未來設計政治路線圖。按照孫中山的理論，滿洲人是中國周邊一個族群，滿洲人不是中國人，滿洲過去兩百多年對中國的統治是殖民統治，因此中國革命的首要任務就是推翻這個殖民統治的政府，「驅逐韃虜」；然後重建一個漢人的天下，「恢復中華」。只是孫中山畢竟不再是過去年代的草莽英雄，不再一味強調改朝換代，而是期待在這場種族革命的同時，一舉完成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所以孫中山最完整的革命理論表達就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這是孫中山目睹清廷因政治腐敗而導致甲午之恥的重要覺醒，也是此後其堅定不移的政治信念。

　　憑藉著這樣的政治信念，孫中山「一個人的戰爭」終於喚醒了整個民族、整個國家，追隨革命的人從無到有，從少到多，至1905年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孫中山被推舉為總理，中國革命至此出現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高潮。為了將中國革命向深度廣度推進，孫中山和同盟會領導人在同盟會成立前後制定了革命方略，制定了軍政府計劃，制定了一旦清廷垮台究竟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政府，如何重建新的國家等一系列方針謀略。

　　根據這些方針謀略，推翻清廷後的新政府應該以「五權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這個「五權憲法」就是西方近代國家三權分立憲法的改良，增加了檢察權與考試權。在國家根本指導思想上，孫中山和同盟會明確提出了「三民主義」的概念，以民族主義、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作為中國革命必須實現的三個基本目標。在革命步驟上，孫中山此時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軍政、訓政和憲政三階段論，但其力主在革命初期構建「軍政府」，顯然蘊含著三階段的意思。

　　在對國內民主現狀的估計上，孫中山和革命黨人都是相當悲觀的。在這一點上，他們都受到康、梁的深刻影響，以為中國長時期處在君主專制下，人民的民主意識非常弱小，因此需要先覺覺後覺，先知啟後知。所以等到革命告成，在孫中山的意識中依然是傳統中國「為民作主」的意思而不是讓人民自己作主。

　　孫中山的理想以及革命路徑的設計，當然不能說有什麼問題，只是必須指出的是，孫中山在長達17年時間裡，與國內政治幾乎徹底隔絕，即便到了1906年清廷預備立憲開始、政治環境略微寬鬆後，孫中山也沒有辦法踏進國門，實地考察國內政治實踐，所以他對國內政治形勢的判斷，也就必然具有相當誤差。他之所以不知道國內政治進步，不知道君主立憲的進展，除了消息隔絕，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畢竟是革命黨的領袖，始終站在清廷對立面，始終用一種有色眼鏡看待清延的政治改革。

　　不過，孫中山確實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偉大人物，當1911年政治改革機會來臨時，孫中山並沒有教條主義地堅守先前的規範。為了實現推翻清廷的政治目的，孫中山沒有頑強地堅持「驅逐韃虜」的原則，反而同意給予退位的皇上和皇室以優待和禮遇。這裡面當然有許多不得不如此的壓力，但孫中山走到這一步也確實不容易。

　　南京臨時政府因機緣巧合成立了，從這個政府實際運作情形看，孫中山和革命黨人先前的那些理論設計似乎都沒有起到多少作用，即便稍後制定的《臨時約法》也沒有體現五權憲法的權力制衡精神，更不要提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了。新成立的南京臨時政府的革命色彩確實強烈，比如對舊制度的改革，但在現實政治層面，臨時政府其實還是比較現實主義的，大致反映了時代思潮主流。

　　袁世凱和民國法統

　　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很快就結束了，因為實事求是地說，孫中山和南京臨時政府也確實不足以解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孫中山擁有新思想，革命黨人擁有新精神，但這些都不足以將一個混 亂的中國帶上常態發展軌道。在當時國內外一切關心時局的人眼中，真正有能力收拾舊河山一統江湖的，還是政治強人袁世凱。

　　袁世凱是晚清政治強人，從甲午戰後的維新走到戊戌年間的變法，再到1901年的新政，直至1906年的預備立憲，他都是這一系列政治變革的鼓吹者和重要推手。他具有清廷內部舊官僚難得的新見解、新思想，而且在過去十幾年官場歷練中，使袁世凱養成了別人難以企及的手段和手腕，以及非梵谷超的辦事能力。武昌起義發生後，袁世凱最大限度爭取南北和解、重回君憲主義政治軌道，然而到了最後，因為滿洲貴族在根本問題即國會構成上不願讓步，君主立憲在最後時刻還是毀於一旦。

　　君主立憲無法實現，各方要求走向共和，南北妥協達成後，清帝退位，頒詔宣布委託袁世凱組織臨時政府，與南方革命黨入商量共建一個新國家。在這種情形下，孫中山遵守諾言將中華民國政府臨時大總統的權杖轉移給袁世凱，是為中華民國正式開國。

　　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沒有接著南京臨時政府的民國思路往下走，更沒有接納孫中山的五權憲法、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這是因為袁世凱畢竟是晚清君主立憲政治改革的倡導者和推動者，在他的概念中，民主共和原本與君主立憲並沒有根本區別，除了一個君主必須廢除外，共和體制下其實也應該是一種東西洋通用的代議制形式，而不是孫中山所期待的全民政治。中國已在晚清走了十年以上的民主道路了，各省咨議局的成熟度一點都不亞於東西洋各國，全部議員都是經過競選產生的職業政治家，他們差不多都具有近代代議制政治的一般訓練，熟悉政黨政治、議會政治的運行規則。這是一個現成的民主政治框架，所以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沒有必要繞開晚清十年民主政治的訓練和成就重新開始，而是接續晚清君主立憲往下走；將各省咨議局改造成各省議會，將各省巡撫和後來的都督改為省長；將中央資政院改為國會；至於那個責任政府，不論是在君主立憲體制下，還是在民主共和體制下，其實只是一個有限責任政府。政府首腦過去對皇上負責，現在對議會負責，僅此而已。

　　實事求是地說，袁世凱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作出這樣的變通是合乎歷史需求的，在當時在後世都沒有引起多大問題。即便是1913年因「宋教仁案」引發「二次革命」，中華民國面臨深刻政治危機，也沒有人從體制上思考有什麼不合適。問題在於，袁世凱沒有始終如一地堅持在民國政治架構中解決問題，沒有將民主共和原則貫徹到底。隨著內外危機相繼爆發，國內的政治動蕩和日本的「二十一條」接踵而至，再加上袁世凱骨子裡的舊思想不斷發酵，身邊宵小之徒添油加醋，袁世凱踏上了「帝制自為」的不歸路，不僅毀了自己，也坑害了國家，由此引發激烈的民國法統之爭。

　　「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本身不是一個科學概念

　　袁世凱去世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恢復「約法」，舊國會也予以恢復。然而為時不久，總統府與國務院因中國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否向德國宣戰等問題發生衝突。段祺瑞力主參戰，而黎元洪和國會對此有保留不願參戰。府院衝突最後演化為黎元洪利用大總統的權力罷免段祺瑞，並援引張勳督軍團進京調解。結果辮子大帥張勳乘機復辟，擁立廢帝溥儀，中華民國到了生死存亡的轉折關頭。

　　張勳復闢為段祺瑞的東山再起提供了一個非常難得機會。段祺瑞馬廠誓師，出兵討伐，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拯救了民國。但舊國會已解散，中華民國原有法統至此不復存在了，南北各方開始對這個民國法統進行激烈爭奪。孫中山終於找到了機會，召集國民黨領袖及部分軍政要員討論重建共和，出師討逆，號召在南方另行召集國會，組織臨時政府，於是連續數年的南北戰爭由此拉開帷幕。這也為孫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找到了最合適的理由。

　　孫中山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政府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地方性的分裂組織，並不具有合法性，也不被外部世界所承認。但是南方革命政府畢竟是一個客觀存在，畢竟在那幾年中，北方的中華民國政府也沒有辦法一統江湖，吃掉這個革命政府，所以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中國以僥倖勝利需要派代表團參加巴黎和會時，南北之間的和談終於提上日程。

　　在這個時間段，中華民國的主導者，確實就是我們過去所說的那些「北洋軍閥」，不論是接替袁世凱的黎元洪、段祺瑞，還是稍後的馮國璋、徐世昌，直至吳佩孚、曹錕等，大致都是北洋系的軍人。對於這批人，我們過去真的不太理解，我們對他們的印象不是來自史料和直接認知，而是來自他們的反對派，即南方革命黨人的描述。所謂「北洋軍閥的反動統治」本身就不是一個科學概念，可是我們直至現在還在使用這個表述。

　　北洋系軍人特別是他們的第一代，比如袁世凱、馮國璋、段祺瑞、徐世昌等，在晚清十年政治變革中都有相當成績，基本上都是政治變革的急先鋒，像段祺瑞幾次拯救共和，成為近代史上「三造共和」的英雄。他們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為並不像南方反對者所描述的那樣不堪，他們在整個統治時期都努力遵循著民主共和框架解決問題處理問題。

　　不過，到了北洋系第二代比如曹錕等人，雖然民主的信念依然在堅守，比如他寧願背負賄選惡名也不願用武力奪取政權，但他們的民主素養確實沒有辦法與北洋第一代比，因而這就給南方的革命留下了一個重要契機。

　　走出「勝者為王敗者賊」的傳統史觀

　　北洋第二代領袖的退步和墮落為南方革命提供了契機，但真正使南方革命得以成功的因素其實還有另外幾層。一是孫中山堅持不懈的革命意志，使南方革命獲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的同情和支持，南方逐漸成為大革命中心。第二，中國革命重新高漲還與當時國際環境密切相關，十月革命的勝利對中國人的思想轉軌具有無可估量的作用。第三，由於蘇聯當年的成就和氣勢，辛亥革命時期年輕一輩的知識分子開始對舊有的民主共和模式感到失望，就像魯迅那時所說，已有的中華民國不合乎他們心目中的理想，因為這個民國除了換個招牌，其他一切都沒有變，人還是那些人，事還是那些事。

　　基於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到1920年代，由北洋系主導的中華民國其實面臨南北夾攻，孫中山和南方革命政府不斷北伐，而來自北方的俄國不僅源源不斷向中國人傳遞社會主義思想，影響了一大批年輕知識分子，幫助中國籌建共產黨，而且還源源不斷向南方革命政府提供物質和思想上的幫助。北洋系的中華民國政府到了1920年中期實際上處在風雨飄搖之中。至1927年蔣介石利用國共合作領導北伐成功，在南京重建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中國由此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北洋系主導的中華民國迅即成為過去。

　　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使中華民國的歷史進入第三個階段，其代價主要是國共由此徹底決裂，進入此後國共紛爭的十年。但是另一方面，在國民政府管控地區，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間，又是中國民族資本急速發展的「黃金十年」。

　　此後的歷史我們大致都知道，國共十年分裂衝突因日本侵華而重新合作，八年抗戰，接著就是四年國共內戰。關於中華民國，在過去半個多世紀，我們並不太清楚這段歷史真相，我們對民國這一段其實真的很陌生。我們以為國民黨是消極抗戰積極摩擦，我們以為國民黨腐敗不堪，四大家族壟斷了國民經濟。我們雖然已經勝利了六十多年，但我們依然沒有走出「勝者王侯敗者賊」的傳統史觀，沒有能夠從一個中立者的立場去看待這段剛剛消逝的歷史。歷史是勝利者寫的，但勝利者寫的歷史並不一定是真歷史。所以當「民國熱」不期然興起時，真誠期待我們這一代人能夠對這段歷史抱持一種溫情和敬意：重構一個接近於歷史真實的民國史。我們不僅應該重估孫中山對現代中國的歷史貢獻，也要重估袁世凱、蔣介石以及那些北洋和南京的軍政要員，他們構成了民國歷史豐富多彩的畫卷，沒有他們有血有肉的身影，書寫的歷史總是覺得有點蒼白，有點不那麼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