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宋孔：最親密的陌生人

06-23

[摘要]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一下子就讓自己成為了孫中山的「連襟」。

位於上海徐匯天平社區東平路9號的這座洋房是宋子文送給蔣宋的新婚禮物。這次的聯姻，就如一枚金光閃閃的紐扣，將蔣宋兩大家族從此搭鏈在了一起。對蔣介石來說，這次的聯姻就是給他量身定做的一個威力無邊的政治廣告。此時的他，雖然主持北伐席捲了大半個中國，卻也在各種矛盾中下野尋求以退為進。正是下野，讓他有了好好操辦一場婚禮的檔期。也正因為下野，讓他明白，自己雖然手握國民革命軍的槍杆子，但其政治影響力依舊不足以讓人信服。和宋美齡結婚，一下子就讓自己成為了孫中山的「連襟」，更重要的是，此舉將進一步坐實自己是總理遺志繼承人的政治形象，以此來彙集全國的人才和資源。

當然，這並不算是一次很有目的性的政治交易。他初識宋美齡，是在1922年12月初的某個晚上。作為一個剛從美國學成歸來的「新女性」，宋美齡的美麗、大方以及出眾的談吐，綽約的風姿，無不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事實上，蔣介石的大舅子宋子文內心矛盾，並不看好這樁婚姻。當宋母被擺平後，他依舊不肯鬆口。這個說法肯定會讓人很凌亂，以為他們關係這麼好，怎麼會呢？但事實就是事實，誰說他們關係就這麼好了？

強人所難的蔣介石與不肯就範的宋子文

蔣介石開始追求宋美齡時，宋子文早已完成了自己完整的精英教育，念完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獲哥大經濟學博士學位，並在紐約花旗銀行實習之後，從美國回國了。雖然在上海，他有過生意上和情場上的不如意，但此時的他，已被姐姐宋慶齡推薦給了孫中山，而且很快就脫穎而出，成為南方革命黨在廣州大本營的秘書。1924年8月，他更是被孫中山任命為中央銀行行長。

沒有誰不清楚成立中央銀行意味著什麼。1920年布魯塞爾國際金融會議就指出，中央銀行之存在，不獨使各國容易恢復並維持其通貨與銀行制度的穩定，並且亦為世界合作所必需。因此所有尚未設立中央銀行的國家，應儘可能從速進行設立。孫中山把這項大任交給宋子文，不獨宋是自己的小舅子，更是對他實力的看重。

他很清楚地看出，當初北洋政府的垮台，也是因為它們在財政政策上的失誤，它們「為獲得銀行借款而一再分散紙幣發行權與國庫代理權，使得當時開設的銀行幾乎都可以發行鈔票。在各種紙幣惡性競爭中，官辦銀行的信譽很差，這種狀況與世界各國紛紛組建中央銀行的大潮流相抵觸」。所以，宋子文對自己當行長的中央銀行，一再強調「貨幣發行，全恃信用」，另外就是必須有「十足準備金」。

日後，當南京革命政府內部伸手向中央銀行要錢的人非常多，希望中央銀行濫發紙幣的人也很多，但宋子文卻努力頂住了各方壓力，努力維持中央銀行的信用。結果顯而易見，中央銀行紙幣的信譽日漸好轉，使得南方革命政權有了一個穩定的金融中樞。

應該說，蔣介石對宋子文抱有感激之心，如果沒有他在金融上的努力，也就沒有錢支持北伐。當孫中山去世之後寧漢分流之前，蔣介石就很想把宋子文拉進自己的陣營，因為宋的理財與籌措軍費的才幹「決非他人所能望其項背的」。為了得到宋子文，蔣介石還採取過不少勾當，在上海布置了一些針對宋子文的行動。

1927年3月，宋子文重回上海，奉的是武漢國民政府的命令，執行統一江浙財政的使命，希望藉助富裕的江浙地區，以滿足新政權的急需。但蔣介石卻搶在他之前，和虞洽卿、榮宗敬等上海金融實業頭面人物商談過，很快成立了和宋子文對抗的江蘇財政委員會，聲稱將由該委員會來實行財政統一。這種夾在寧漢之間的感覺非常糟糕。更糟糕的是，寧漢分流讓他在上海的處境很不理想。他在上海有多處住宅，其中最喜歡的是兩幢法國式建築。一處在岳陽路145號，另一處在東平路11號，建造於1928年。這兩幢建築都是孟莎式的坡屋頂，在陡峭的坡度上開設裝有檐口的窗戶，即「老虎窗」。和大多法國式建築一樣，宋子文的住宅也注重裝飾，具有對稱莊重的特點。另外，宋宅還有個特點，就是有大露天陽台，宅前有大花園，花園裡有各色植物。但這些美好的事物顯然不能讓他放鬆，因為住宅前後都一直受到特務的監視。美國記者希恩在其著作《個人經歷》中描述說：「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為中國這個城市無處沒有蔣介石的士兵，他們轉眼就能把他抓走。如果被他們抓走，那就只有兩條路：要麼當財政部長，要麼坐牢。」

當財政部長給誰當？不言而喻，南京的國民政府。

這個「國舅爺」宋子文當的並不情願

「宋子文從來就不是一個肯輕易就範的人，他的個性更使得他對蔣介石近乎脅迫的方式異常反感。」更重要的是，「早年留學哈佛時，年輕的宋子文受熏陶和浸潤的是自由主義和古典經濟學思想：主張市場自由競爭，國家政權不直接介入社會生產和流通」。除此外，他對西方的民主政體很嚮往。不過，自由競爭的市場在中國找不到培植生根的市場，日後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八年抗戰、三年內戰，讓政府干預經濟成為一種主流。在回國邁入國家機器後，「宋子文不自覺地成為『國家意志』、『統制經濟』、『中央集權』的執行者和代言人」。不過，他對民主政體的嚮往一直不曾泯滅，這也是他熱情投入國民革命時所抱有的初衷。他甚至很嚮往按歐美「三權分立」原則建立預算制。蔣介石成立南京國民政府之後，他曾悲觀地感慨：國民革命的主旨是以黨治國，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現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部被推翻了！這些因素的疊加，讓他對「武人干政」的蔣介石難免充滿著不信任感，對蔣介石追求自己的妹妹也很焦慮。好在此時，政壇元老譚延越槿肓私來，充當了「和事佬」。

時人在日記里曾經記載道：「因宋美齡電邀西摩路赴宋母之約，抵彼，美齡迎於梯口，稱有事奉托。入室，宋母以美齡將嫁介石事見告，並稱不料子文反對，托為勸解。繼呼子文來，同至另室詳詢經過，當婉勸以兒女婚事尚不應多管，何況兄妹，徒傷感情，且貽口實，再四譬解，始得完成使命而歸。」

宋子文遂成了人們眼中炙手可熱的當朝「國舅」，不用細算，他還沒多大年紀，就已經當過兩朝「國舅」了。蔣介石也得償所願，終於將大舅子拉進了自己的陣營，讓他在31歲時，就順其自然地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

宋子文送給蔣宋住宅，似乎有修補兩人關係之意。說起來，蔣介石結婚之前在上海多是臨時的住所，在和宋結婚之後，曾在長樂路上暫住了一段時間。宋子文能送給他一個「家」，實在是及時雨。這個家離宋子文在東平路11號的家只有幾十米之隔，如此一來，兩家既是近親，也是近鄰。今天，東平路9號住宅門口掛著的上海市優秀歷史建築牌子，標註這幢住宅為1930年建造，實則不然。據考證，東平路9號住宅始建於1916年，其最早的業主是英國人E.J.康福特，上海義記洋行大班。大概和主人有關，其屋頂上的菱形狀瓦片，十分有個性，在上海難得一見，在本區域也是獨一無二，十分受人喜愛。瓦片的正規名稱是巴特勒水泥瓦，為英國進口，外觀是一種很特別的紅褐色。宋子文是通過美商普益地產公司的介紹，從康福特手中購入9號住宅。後來，又經過1928年和1932年的兩次擴建才形成了今天的規模。

第一次擴建是宋子文乾的。他買進之後，為了讓這幢房子符合妹妹宋美齡和蔣介石的需要，宋子文委託了普益地產公司對房屋進行了裝修和擴建。當時蔣介石已身為南京國民政府主席，隨從護衛眾多，單一住宅難以安排其他隨從人員。

顯然，蔣宋二人對這所住宅十分喜愛，蔣介石甚至揮毫題詞為「愛廬」，至今題詞的太湖石塊還保留在花園內的假山叢中，十分醒目。以前多有文章記載，蔣介石宋美齡住宅有「三廬」，即上海的「愛廬」、杭州的「澄廬」、廬山的「美廬」，實則不然，除上述三廬外，還有蔣介石的出生地，浙江溪口的「清廬」，這四廬都是蔣介石的至愛。蔣宋夫婦婚後住在南京，但常來上海，抵滬後住在愛廬。宋美齡在上海期間，也常將母親倪桂珍接來同住。每當此時，法租界巡捕房十分緊張，派出各類警衛，布置在愛廬周圍。

美人和豪宅，宋子文都送給了蔣介石，但這份情誼，似乎並不能抹平他們之間深層次的隔閡。這種隔閡在以後的日子還將愈演愈烈。不過，在隔閡再次凸顯之前，宋子文還需要解決一個棘手的問題。

那就是永遠填補不滿的軍費缺口。

真相是四大家族面和心不和

從1928年4月開始，隨著北伐戰線的全面展開，幾乎每5日便需籌措160萬元的軍費。無法進行全國性的財政整理恢復工作，只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勢出於無可奈何。面對如此窘境，此前就想統一江浙財政的宋子文，再次將這項工作提上日程，而且力圖統一全國財政。他的目標依舊選擇在自己自少年時代就熟悉的家園故土———上海。

1928年6月，宋子文在上海舉行全國經濟會議。憑藉這場網聚全

國各地大財閥和金融巨子的會議，宋子文試圖借財閥豪紳之口來推廣自己的統一財政政策，為7月在南京召開的全國財政會議造勢。不久，成立新中央銀行，統管全國金融被提上日程。更關鍵的是，新中央銀行的總行設在了上海，與之同時，以前的中央銀行被改組為廣東中央銀行。上海並非政治中心，在上海設立中央銀行，並不是為政治穩定而釐清地方經濟關係。按照宋子文的如意算盤，控制住了上海，一方面能控制中外資本在中國的財富，另一方面還能夠從江浙財閥手中撈得更多的軍費。宋子文期待上海發展成一個更強有力的金融控制中心，能夠統領全國的銀行業，為國民政府提供最大限度的經濟支持。

這位年少得志的財長，從廣州起步，在上海，終於開始大展宏圖，全面實踐自己的財政管理構想，掌控整個中國的經濟命脈。其力圖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舉措，也使得上海離遠東金融中心的距離又近了一步。

1928年11月1日，黃浦江邊的外灘15號見證了上海灘歷史上的重要一頁。新中央銀行成立當日，即使是寒風凜凜也影響不了這位青年財長躊躇滿志的心情，他不似往常而是身著中山裝迎客。要知道這位洋派的金融才俊平素一向是西裝筆挺，滿口洋文。到場的還有春風得意的蔣介石、宋家和孔家的主要人物。

這樣的圖景，讓蔣家、宋家和孔家看上去像是很團結、很緊密，這也很容易讓人產生這樣的感覺：四大家族是鐵板一塊。很快的，宋子文的大姐夫孔祥熙也購入了東平路7號。三個人不僅在政治上，在生活中似乎也交集了起來。很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從外表上看，東平路7號像是一棟極其漂亮的花園住宅。其原主人赫勞森是北歐人。他曾在上海開設一家名曰「夏老臣」的經紀人公司，是一家專做船務、煤炭、還有地產的經紀人公司，可謂歷史悠久。從7號的建築風格上，可以看出該建築應該屬於北德地區或丹麥的民居風格。陡峭的大塊面屋頂，跌檐下開窗的山牆，高聳的壁爐煙囪，小而厚實的窗戶並設有遮陽的木百葉，均十分利於房屋的保暖，很適合於北歐冬季寒冷的雪天。買下這個住宅之後，孔祥熙於1935年又在緊靠東平路一側增建車庫一座。設計單位是范文照建築師事務所。這裡的范文照，是著名建築師，曾發起組織中國建築師學會，並擔任南京首都設計委員會評議員職務。按照他的名望和地位，一出手肯定是大手筆，但事實上，他這次所設計的，只是一幢兩層小樓而已，底層的一半停汽車，另一半放雜物，樓上則住著司機一家。殺雞卻用宰牛刀，那是范文照賣給孔祥熙一個面子而已。

誰也不知道這個鐵板一塊，其實並不鐵。如果說宋子文跟蔣介石在理念上有所不合的話，那麼，宋子文和孔祥熙在為人處事上也相當不同。比如說，對同一個蔣介石，相對於宋子文，孔祥熙及其夫人宋靄齡的態度要曖昧得多。這位據說是祖籍山東曲阜，為孔子七十五代孫的山西人，曾於1901年留學美國，並畢業於耶魯大學研究生院。但他卻沒有宋子文那樣有稜角，而是為人圓滑中庸。時稱「哈哈孔」。1909年，孔祥熙返回故鄉創辦銘賢學校，主持校務併兼任授課老師。1912年，創辦「祥記公司」專門經銷英美火油，同時創辦「裕華銀行」。1914年春天，孔祥熙在日本橫濱和宋氏三姐妹的大姐宋靄齡結為夫婦。正是婚後，宋靄齡向孫中山辭去秘書職務，推薦她的妹妹宋慶齡接替。這也間接促成了宋慶齡與孫中山之間的婚姻，以及孔祥熙在廣東革命政府中謀得財政廳廳長的職位。1927年，孔祥熙赴南京投靠蔣介石。正是和蔣介石之間的關係，蔣宋聯姻也有孔祥熙力促的功勞。他不會不明白，和蔣介石成為連襟對他意味著什麼。日後，他在很多問題上唯命是從，哪怕只是表面上的。而他的夫人宋靄齡，差不多也因了這方面的考慮，後來也極力撮合這段婚事，她堅信「蔣介石前途無量，可為宋家帶來極大榮光」。

如果可以形容，他們之間，其實是最為熟悉的陌生人。別看大家關係這麼近這麼親密，住得也這麼近，其實每個人誰能了解誰，誰能理解誰？有時只因簡單的利益關係，就會影響每個人的價值判斷。

宋子文的財政部長一任，也因此當得磕磕絆絆。他在1928年年底的躊躇滿志，倒顯得有些虛張聲勢。他對全國金融的統管，以及對銀行業的控制，讓他日益地傷害了民間諸多的感情。「1935年初，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在漢口密談，改組中行，加強金融統制。隨後，中央政府宣布接管中、交兩行，增加國有股份，收歸國營；一貫捍衛銀行獨立自主經營的張嘉趝3月被攆出中行，離開了奮鬥二十多年的銀行界，成為民國銀行家地位的一個標誌性的改變。」這只是1935年普通的「國進民退」中的一個方面。除此外，像全國經濟委員會擴大對農產品統制範圍外，再由資源委員會實行對重要礦產統制並直接經管重工業……這場普通的「國進民退」使得宋子文成為了強悍的「官僚資本」的代言人———在很多人印象里，他也成為了一個巧取豪奪、欺壓、吞併民族資本的不光彩角色。

民間口碑急速惡化，他在官場同樣也落不得好。老實說，蔣介石任用宋子文也是逼不得已才為之，因為找不到更好的人來代替他。孔祥熙呢？雖然在宋子文撂挑子後接過財長一職，甚至連他的行政院副院長一職都給拿了過來，成為宋子文辭職的大贏家，自然對蔣介石有求必應，不過老實說，他這個人為人做事，並不是一個高手，也無大的決斷。更要命的是，他的「胃口」還大得很。在抗戰時期流傳一句話，叫「前方吃緊，後方緊吃」。孔家就是「緊吃」的典型代表。另外，作為留美經濟學博士，他並沒有把自己的才能發揮在建設國家上，倒是在借抗戰大發國難財上，手段表現得淋漓盡致，毫不含糊。一直以來就有這樣一個說法：「蔣家天下陳家黨，宋家兄弟孔家財」。像那種買空賣空、囤積居奇之類的手段，對他來說，駕輕就熟，沒有一點生疏之感。據說在重慶時曾將市面上的洋布買得幾乎絕跡；他曾與人合謀，指使和操控上海證券所，直接導致許多投資者破產，有的甚至因此而跳樓自殺。當時鬧得最厲害的，也讓他聲名狼藉的，是鯨吞美金公債案———1943年，他和老婆宋藹齡一起，利用中央銀行開出的「空頭支票」，分期分批地將國庫中的5000萬元美金全部鯨吞完畢，然後趁著美元升值之際再將其賣出，坐獲暴利。不言而喻，此案也被人「譽」為民國最大的貪污案……所以蔣介石最終還是需要宋子文出馬幫他擺平麻煩。但是，此時的政治格局已經和二三十年代完全不同了。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讓這個社會變得失控。宋子文再是老將出馬，也難以一個頂倆了。來自內部的各種矛頭再次集中指向了這位財政和金融當局的實際把控人。如今看來，他的巧取豪奪、欺壓、吞併民族資本這一印象的形成，除了跟「國進民退」有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孔祥熙甚至是四大家族所牽累。

在1943年，因為「史迪威事件」，宋子文和蔣介石翻臉，但這過錯還得記在蔣介石自己身上。當時，蔣介石對時任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兼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的史迪威非常不滿，宋子文雖對史迪威本具好感，更想利用史迪威的地位推動美援，不過後來還是選擇支持蔣介石。只是，蔣介石一方面對史迪威厭惡重重，另一方面卻又投鼠忌器，一直顧慮美方態度，不肯明言，之後在是否要求美國政府召回史迪威一事上反覆無常。這些做法，無疑讓宋子文覺得無法向美國交代，與蔣的爭吵也就不期而至。隨之二人關係一度破裂。饒是如此，宋子文還是等到蔣介石政權在大陸大勢已去的時候，才遞交辭呈，遠赴美國，從此過上了深居簡出的日子。同樣，孔祥熙也「精明」地選擇了去美國定居。想當年，蔣宋孔三家雖然矛盾重重，但好歹還住得很近。現在沒有了軍事、財政上的聯繫，只剩下了點親情，卻在政治的分歧面前，依舊不堪一擊。那種政治的撕裂感，想必也充盈在宋子文的內心，甚至是蔣宋孔三大家族之間，久久迴繞。而這種撕裂感，則在1971年4月25日晚戛然而止。

這一天，宋子文正在一位朋友家進晚宴，結果一塊食物進入了氣管，忽然摔倒，當場停止了呼吸。而在幾年前的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先「走」一步。幾年後的1975年，他一生中最親密也最陌生的「對手」———蔣介石在台灣去世。他們之間的故事及矛盾遂不再繼續，成為時間中的定格。

在如今愛廬中回蕩的「中國好聲音」

定格他們之間的還有東平路上的那三座花園大洋房。它們無疑是忠實的記錄者和見證人，見證著那個時代的風雲，以及大人物之間的恩愛情仇。它們矗立在那裡，並沒有因為主人命運的改變而流離失所，相反的，成為了歷史的巨大迴響。

時間轉回到1932年，這一年，已經入住愛廬多時的宋美齡，覺得房子還是小了點。這次，她不勞大哥宋子文動手，畢竟她才是這個屋子的主人。再說她本人對建築藝術有著頗高的鑒賞力。於是，她委託上海著名的思九生洋行對其進行擴建，在按照宋美齡不得改變原貌的要求下，擴建部分除了材質和原建築完全一致外，形神也和原建築渾然一體，以至於連建築師也很難分辨房屋曾經有過的擴建。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幢住宅，其實東面的那一大部分都是在1932年擴建的。

我們應該能理解她的心意，她不想讓自己的「愛」有任何的走形和變味。所以，我們再次為愛廬進行修繕之時，採取的還是「修舊如故」的方式。「整個修繕工程盡量恢復原有空間格局，進廳、樓梯間都不變，木裝飾、五金件也不作絲毫改變。修繕方不惜重金專門定製『原汁原味』的物件。比如，為了恢復外立面原貌，修繕方趕到浙江象山石浦鎮海灘，從每噸鵝卵石中挑選出約200公斤顏色、材質相似的鵝卵石；『愛廬』里的12隻黑色吊扇，也專門請生產廠家按舊樣定製。」這次的修繕，是在2007年，新中國成立已經近60個年頭，愛廬在實質上已經早已和她無關，但我們依舊尊重了她的意願，更是尊重愛。

也許還讓她感激的是，愛廬在今天成為了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的教學用房，而上音附中則成了它的「永遠的保護者」和「永遠的使用者」。在這座房子里，她除了享受二人世界之外，還曾經享受過美好的藝術世界。她的親信黃仁霖會經常給她送來最摩登的美國電影。因為樓下是個大客廳，可容納得下四、五十人，碰到周末和節日，宋美齡在這裡會舉辦舞會或是放映美國電影。碰到放電影時，宋美齡也會吩咐僕人叫上住在隔壁的孔祥熙的孩子們一起來觀看。如今，鋼琴、鼓等樂器成了座上客。而她和蔣介石的主卧，現在則擺著長桌和幾架鋼琴，搖身一變成了音樂家的搖籃。也因此，這裡曾走出過卞祖善、盛一奇、黃祖庚、陳燮陽、許忠、孔祥東、黃蒙拉、何占豪等知名音樂家。

相比較孔祥熙的東平路7號在今天變成了中德青少年文化藝術交流學院，宋子文的岳陽路145號變成了老幹部大學所在地，而東平路11號則出租作為西餐廳使用……愛廬成了音樂中的花園，也許更吻合宋美齡對未來的想像，以及愛廬自身所具有的浪漫情懷。它們在氣質上，頗有一脈相承的地方。

我在寫作將由藍獅子推出的《重新發現上海：1843-1949》時感受到：在今天，當歷史的風云云捲雲舒，消退了一切的仇恨，爭鬥，以及相互的對壘，這裡的「中國好聲音」，將有的是人類大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