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給我上的最後一課

父親給我上的最後一課

　　□葉京生

　　我和妻子已經商量好，將來我們都願意在人生最後時刻選擇「尊嚴死」這種方式——既能減少痛苦，又能為社會節約一些醫療資源。

　　今年秋天，父親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後一段路程。他在急救病房痛苦地躺了近三個月，讓我略感欣慰的是，臨走前他已深度昏迷，因此得以平靜地離開這個世界。

　　父親身體一直很好，直至2002年父親因腎盂癌動手術摘除了左腎，2007年初又做了膀胱癌手術。每次手術之後他都積極地鍛煉身體，很快又恢復了健康。今年2月他又因膀胱癌做了微創手術，可這次手術後很快就出現了癌細胞骨轉移，在輾轉幾個月的中西醫治療後，7月11日他再次住院就沒能走出醫院。

　　每個周末，我都會回北京陪父親。看到他痛苦的樣子，我在病床前思考了很多，可以說，「死亡」這個詞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浮現在我面前。我問自己：當某一天我面對死亡時，我會感到恐懼嗎？

　　死亡是每一個人的歸宿，不論你是貧窮還是富有，不論你是文盲還是教授，沒有人可以逃脫。人之所以會感到恐懼，因為生活很美好，還有很多事情沒有經歷過，我們還想體驗更多，或者還有許多人、許多事不能放下。所以能夠平靜面對死亡的辦法除了宗教的幫助，也許就是讓自己生前經歷更多，實現更多心愿，對社會奉獻更多。當你心中沒有遺憾，也許就能夠平靜地等待著上天召喚自己的那一刻，這是我一直希望達到的境界：Livethe life without regret！（無悔地生活）

　　父親並不懼怕死亡，他經歷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槍林彈雨，身邊的很多戰友都倒下了，雖然多次受傷，他卻每次都能死裡逃生。「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寧夏銀川「五七幹校」勞動，打黃羊為食堂改善生活時，不幸從賀蘭山上摔了下來，幸好卡在半山腰的一棵小樹上，才保全了性命。他總是說，「我從來都沒有想到自己能活到今天。」

　　父親平時不喜歡給別人添麻煩，在病床上他一切都不得不依靠護士和護工的照顧，我們這些晚輩每天輪流去看護他。他在病床上說得最多的話就是「回家」，一方面不想給別人添麻煩，另一方面也不想給國家增加負擔。

　　「死亡」是一個非常敏感的詞，中國人講話中會盡量避免提到它，很少有人嚴肅地談論這個話題。也許覺得健在的時候留遺囑很不吉利，父親沒有留下遺囑。他的病情加重以後，癌細胞轉移到全身，十分痛苦，肺部發炎出血，用了各種消炎藥止血藥也收效甚微，吸痰時管子伸進開喉的嗓子里讓他痛不欲生，到後期吸出的有近一半都是鮮血。尿裡面也是血，每天都需要輸液沖洗，僅有的一個腎也不能正常工作了，需要經常輸血，還要透析……

　　在病床前，我們做兒女的面臨殘酷的選擇：救還是不救？救到什麼程度？父親住院給了我們盡孝的機會，我平時工作不在北京，妻子每天去醫院替我服侍父親，弟弟每天都來陪他，姐姐也兩次從美國飛回來，每天都陪護在病床前。可父親畢竟已87歲高齡，癌細胞已經全面擴散，延長生命實際上就是延長痛苦，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第一次醫生要我簽字給父親開喉，否則他可能會憋死。我毫不猶豫地簽了字。開喉以後，父親就不能說話了。治療期間他兩次趁人不備解開捆綁著的手，迅速地拔出了插在鼻子里的胃管，從他做出的口型和祈求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希望停止治療，回家。可他根本離不開呼吸機和生命支持系統，我們做晚輩的沒有勇氣和權利對醫生說：不救了。坦率地說，我不敢也承擔不了這個責任。

　　當醫生再一次要我簽字為父親的肺部出血部位做「介入式」治療時，我堅決地拒絕了，因為我知道，那隻會讓老人承受更大的痛苦。

　　我問自己：不能選擇安樂死，我們也不能選擇尊嚴死嗎？父親的病一天比一天嚴重，大家都知道治癒是不可能的事情，所有的醫療措施都只是在延長他的生命。可他躺在病床上幾個月，只有身心的痛苦，不能吃，不能喝，不能說話，赤身裸體，雙手被捆，大小便都得別人清理，這樣沒有尊嚴沒有生活質量地活著，延長生命的意義何在？

　　我認為，治療方案首先應該尊重病人的意願，如果病人希望有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終止這種無意義的生命維持，我們就應該尊重他的意願。可惜父親住院之前沒有立遺囑，到後來他想說時又說不出來了，我們不能代替他做出放棄治療的決定，惟一能做的就是告訴醫生：盡一切努力減少父親的痛苦。

　　今年8月7日，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發布了他的新書《李光耀觀天下》。在書中他毫不忌諱地談到了自己對生命與死亡的看法：

　　「生比死好，但所有人終究都得面對死亡。我關注的是，我會怎麼離世？會不會是冠狀動脈中風，迅速地離開人世？還是腦部中風，陷入半昏迷狀態，卧病在床幾個月？這兩種方式當中，我選擇迅速的那種方式。我較早前做了預先醫療指示，表示如果我必須通過吸管進食，並且沒有復原或恢復行動能力的可能性，那醫生就應該替我去除吸管，讓我能迅速地辭世。」

　　李光耀先生表達的是一種主動安排自己生命、豁達選擇死亡的態度，這與不久前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建立「選擇與尊嚴」公益網站推廣的「尊嚴死」的做法不謀而合。

　　中國的一些先行者致力於推廣通過「生前預囑」，來實現個人對死亡方式的選擇，以「生前預囑」來實現尊嚴死。Mylife,my death,my choice.（我的生命，我的死亡，我的選擇）尊嚴死的目的之一是尊重本人的選擇，讓人在最後時刻不會產生極度痛苦，而是以平和、安詳，甚至舒適的方式迎接死亡。因此「生前預囑」應當讓人們了解病人臨死前會有什麼心理和生理反應，在不維持治療的情況下，保留其維持尊嚴死亡的條件，從而讓立下「生前預囑」的人真正實現尊嚴死，安詳地走完人生的旅程。

　　目前，法國、丹麥、新加坡、美國的大多數州、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已有法律規定，無論是重症患者還是家屬，都可以按照患者生前預囑要求醫生拔掉維持病人生命的醫療設備。因此，李光耀先生可以立下「生前預囑」，並相信它能夠得到嚴格執行。

　　我和妻子已經商量好，將來我們都願意在人生最後時刻選擇「尊嚴死」這種方式，那樣既能減少痛苦，又能為社會節約一些醫療資源——台灣醫師陳秀丹發表文章，抨擊台灣的醫保制度使得生命末期的患者飽受痛苦：「讓病人保有善終是醫生與家屬送給生命末期的患者最大的禮物與承諾，實際上我們卻把資源用來增加病人的痛苦。」呼吸機、洗腎、葉克膜（ECMO，又稱葉克膜體外維生系統）在台灣的使用密度是全世界第一，但這絕不值得驕傲，相反是醫療災難——台灣是全世界唯一用醫保支付所有洗腎費用的地區，一年有4700多位意識昏迷、使用呼吸機還定期洗腎的患者；但令人難過的是，這些患者絕大多數是神志不清且年過七十的長者，病人卻要承受醫護人員為他們吸痰時的痛苦。

　　有位台灣的老校長是使用呼吸機多年的植物人，家人很少到醫院看望。有人問他的兒子為何不讓老校長好好地走，他竟回答說：「我爸一個月的退休金就有八萬多，扣掉呼吸機護理費的二萬五，還很划算呀，活得越久領得越多。我爸躺在那兒，比我這個跑來跑去的人還賺得多。」——病人在病床上像在人間煉獄般的活著，子女卻心安理得地享用著老人的退休金，並且還可以讓醫保制度埋單去維持這種不人道的醫療救助。

　　一位外國學者說過：「不惜一切代價去延長末期病人生命，這樣的行為是一種非常恐怖的仁慈。」醫療永無止境地延伸，會妨礙有尊嚴的死亡。死亡是完整生命的一部分，生命有極限、醫療也有極限；無限的醫療救助會造成四方的痛苦：病人苦、家屬痛、醫生無奈、國家破財。

　　孝順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而不是等父母生病了才不惜一切代價地搶救；愛是讓所愛的人少受痛苦，讓父母保有善終的權利也是孝順；死亡不是醫療的失敗，也不是最壞的結局，痛苦地活著才是人間最大悲劇；我們應該正視病人的善終權，因為生命的意義並不在於時間的長短……在病床前，我上了生命中第一堂「死亡課」，課程裡面不僅包含了生與死，還學習了醫療、健康、價值、尊嚴、勇氣、孝道、關愛和尊重，感謝父親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給我提供這樣的學習機會，願他的靈魂在天上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