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後人口轉變時代的新人口論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人口究所副所長 任遠 理解當代中國的人口變動和未來發展，一個重要的分析框架是人口轉變。也就是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傳統再生產模式轉變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的現代人口再生產模式。這個分析框架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從建國以後到本世紀之交的2000年，中國人口發展的基本態勢和基本任務是實現了「人口轉變」的完成。歐洲主要國家在20世紀中期基本完成了人口轉變，而我國的人口轉變是從上世紀初開始，特別是隨著建國以後死亡率快速下降推動了這樣的過程，然後到了上世紀末期的2000年，已經基本完成了人口轉變。也就是人口再生產模式進入了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基本模式。可以將我國人口轉變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是建國後到1970年代，死亡率的下降非常顯著，死亡率下降幅度要大於出生率的下降幅度，是死亡率下降主導型的人口轉變階段，這一時期也可以認為是我國人口轉變的開始。因此在這個時期，才有人口快速增長，才有馬寅初作為代表提倡控制人口增長的「新人口論」；第二個階段是1970年代以後採取人口控制，通過生育率下降引導的人口轉變階段。在1970年代的生育控制還是比較柔性的，例如提倡「晚、稀、少」，到了1980年代後開始實施比較行政化和剛性的計劃生育政策。在這個階段中生育率下降非常明顯，是生育率下降帶動的人口轉變階段；第三個階段是2000年以後，因為計劃生育政策對於人口轉變的作用逐步減弱甚至基本上不起作用了，社會經濟因素成為決定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因素，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基本穩定，這個階段是人口轉變完成階段。因此這個階段里，開始了對計劃生育政策作用的反思，並呼喚從「人口控制論」的思想導向中轉移出來，形成一種後人口轉變時期的「新人口觀」。在這個人口歷史動態的背景下，進入本世紀以來，中國人口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於學軍（2000）、李建民（2000）等人口學者最先對中國人口發展進入「後人口轉變」時期進行了探討。這個階段可以認為是人口轉變完成以後的後人口轉變時期的開端，或者說表明了人口轉變以後的人口在繼續變動和轉變。在此過程中，中國人口發展將呈現和人口轉變時期不同的面貌，表現出新的特點。這也是在當下中國迫切需要開闢性地重新思考人口和發展關係、重新開拓後人口轉變時期人口和發展研究的原因。後人口轉變時期人口變動的第一個特點首先是人口進入低生育率以後的生育率繼續下降。從1990年代以後中國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經低於更替水平，在此之後的生育率仍然繼續下降。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2010年我國人口的時期總和生育率已經降低到1.18的水平，經過調整大約是1.4的水平（王廣州，2013）。也就是一個育齡婦女一生中平均生育1.4個子女。後人口轉變時期的生育政策調整是滯後於人口變動的基本態勢的，而生育政策也必然會隨著後人口轉變要進行適應性的調整。從2014年開始，國家進行了放開單獨兩孩的生育政策調整，從2016年開始實行「全面二孩」。從到目前為止的政策實施效果來看，生育政策調整後新增加的補償性生育低於預期的水平，說明人口的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政策因素對於生育水平的影響越來越減弱。生育政策對於國家宏觀的生育水平調整的作用越來越下降，但是行政性的生育管理政策卻對部分希望生育但是不符合政策條件的家庭形成客觀的阻礙。因此可以推論，進一步放鬆生育管制，對於生育水平上升的影響應該並不顯著。而逐步使生育政策回歸到家庭的自主決策，政府通過間接的社會經濟政策工具來支持和服務於人口生育和調節人們的生育行為，是回歸到常態狀態的家庭計劃的發展方向。 在人口轉變完成以後，中國生育率變動也呈現出進一步下降的狀況，這類似於歐洲和東亞一樣，隨著家庭和婚姻模式變化、社會生活方式變化，生育率水平繼續下降出現「第二次人口轉變」，而生育率下降以後則很難出現反彈。在東亞地區的日本和韓國，雖然政府實施了鼓勵生育的政策，效果也非常有限，以至於被認為存在一種「低生育的陷阱」。人口轉變以後的生育率繼續下降，構成了當下後人口轉變時期的第一個人口特點。 後人口轉變時期的當前中國人口發展的第二個特點是老齡化程度快速提高，逐步向深度老齡化發展，老年人口數量的繼續快速增長。老齡化本身是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的共同結果，少年兒童人口比重下降和人口壽命不斷延長，帶來老年人口數量和比重的提高。在老齡化過程中，人口死亡率的水平可能會有所增加，帶來了人口自然增長的波動性，會加劇人口負增長的失衡。從長期來看，死亡率水平會由於技術進步而下降，從而延續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繼續共同下降的持續變化。 老齡化程度提高和快速老齡化，對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供給帶來了巨大壓力。老齡化帶來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壓力、帶來養老保險基金的平衡壓力、帶來養老服務和老年生活福利的巨大需求。隨著人口結構更加老齡化，老年人口的需求和利益將表現得更加突出。與此同時，社會經濟運行體系則需要適應性地調整，從而適應不斷增加的人口總量、不斷提高的老年人口比重，這包括加快完善健全養老醫療保險體系、完善養老服務體系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強勞動者的財富生產能力，從而支持老年人口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 針對後人口轉變的人口老齡化，某種意義上看，將人口結構退回到年輕化是不可能實現的，應對老齡化的挑戰需要具有一種積極老齡化的思想，一方面需要用積極地態度應對老齡化挑戰；另外也需要對老齡化本身需要有一種積極樂觀的態度。老齡化不僅意味著對發展和福利的挑戰，同時也意味著新的發展機會、新的產業機會。從預期壽命和高年齡人口比重的角度看，世界總是在不斷老齡化的，而且老齡化本身實際上正意味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進步。因此，只要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社會制度調整能夠適應快速老齡化的人口結構變動，老齡化過程就永遠不會帶來發展的崩潰。這也意味著，在後人口轉變時期的老齡社會經濟社會體系建設將顯得非常迫切和必要。 後人口轉變時期的當前中國人口發展的第三個特點是人口紅利的減弱。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的結果，生育率下降帶來的勞動適齡人口比重增加和社會撫養係數下降，被認為形成了一種人口的紅利，推動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因此隨著人口轉變的完成，老年人口比重持續上升和少年兒童人口比重的持續下降，帶來勞動適齡人口比重下降和社會撫養水平上升。人口結構性轉變使得原來的「人口紅利」逐步減弱，並有可能轉化成為一種「人口負債」。也就是說增加的老年人口和社會撫養水平，需要進一步在公共財政支出中擴大對健康、養老服務和社會保障的支出。 在這個意義上，原來人口結構性轉變對於經濟增長形成的積極性作用，在後人口轉變以後，人口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將呈現不同的形態。從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汲取人口紅利性的發展模式難以繼續持續。在這裡需要避免人口變動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簡單觀念，我們往往將經濟發展的成績或者失敗歸結於人口，所以往往認為貧窮是由於人口過多，或者失業率很高是由於人口過多；以及將人口數量下降、老齡化的發展作為經濟發展的威脅。過分誇大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就容易陷入「人口決定論」的錯誤。由於人口變動的長波效應，實際上短期的人口變動對於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中性的。人口變動對發展的影響往往在中期和較長時期才表現出來。就人口變動和經濟社會發展來說，通過實施與人口狀況和人口結構變動適應的經濟發展模式，則人口能夠展現出對發展的優勢。反之，如果經濟發展方式和人口狀況和變動不相適應，人口因素則很可能表現出構成發展的困難。因此，人口對經濟社會發展確實又發揮著具體的影響。所謂人口紅利，或者人口負債，其實質是能否在人口變動和發展模式中構成良好的協同性。因此在後人口轉變時期，通過不斷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運行模式的改革和調整，我們有理由相信，人口結構性轉變仍然能夠不斷創造出新的人口紅利。 後人口轉變期的第四個特點是人口遷移流動的作用得到強化。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人口轉變帶來的人口數量膨脹，以及不同地區人口轉變的不平衡性，推動人口在空間上進行合理配置和發生遷移流動，使得勞動力資源能夠發揮其作用。先進行人口轉變的地區，其工業化程度更高具有更高的勞動力需求，而人口轉變更快帶來勞動力供給相對不足，造成人口遷移流動實際上是伴隨著人口轉變的過程而加劇了。在世界範圍內我們也可以看到先完成人口轉變的歐洲，由於出現勞動力的短缺，在相當大程度上成為吸納國際移民的重要地區。這也正是范德卡將遷移引入傳統的人口轉變框架，提出國際遷移平衡了由於長期低生育率所帶來的人口失衡。在我國完成了人口轉變以後，城鄉之間、不同地區的勞動力市場不平衡仍然顯著存在，因此人口遷移流動和城鎮化將成為後人口轉變時期越來越顯著的人口動態。 在另一種意義上看，在人口轉變時期是由人口出生率或者死亡率來決定人口狀況和格局，但是在後人口轉變時期，由於生育率和死亡率已經降低到很低的水平，人口自然增長對於人口狀況和格局的影響越來越弱，而人口遷移流動對人口格局和動態的影響表現得越來越顯著。在後人口轉變時期的中國，遷移流動已經成為並將進一步成為決定中國人口國土分布、決定城鎮化發展和城市體系發展的重要人口過程，並在這個過程中帶來移民和流出地社會、流入地社會關係的重新構造。 後人口轉變時期正在出現和將要出現的這樣一些人口發展態勢，才構成了當下中國的基本國情，是未來影響國家發展的基本人口動態。在繼續用「人口多、底子薄」等舊的觀點來理解中國人口是不合適的，甚至會對人口和發展遠景造成錯誤的判斷。與1950、1960年代不同，也與1970和1980年代不同，當前需要形成一種新的人口發展觀，用來更好地理解和推動國家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因為後人口轉變的人口國情，和在人口轉變前、或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國家人口國情和國家發展戰略都是不一樣的，重新思考人口變動和國家未來發展也因此是必要的和迫切的。 需要說明的是，在本世紀以後中國人口發展是否進入了後人口轉變時期，以及進入了後人口轉變時期的人口變動特點究竟是什麼模式，仍然可以進一步加以斟酌。如果說「人口轉變論」是對歷史性人口變化進行了整體性解釋，對進入這樣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長以後的遙遠未來的人口發展長期判斷，由於其實際上並未發生，人類的預測能力實際上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實際上對於100年、200年以後遠期未來的人口狀況變動還基本處於假設和空想的狀態。因此我們有可能處在後人口轉變的新的人口與發展長歷史周期的開端，或者說，我們實際上還處於人口轉變的後期階段，我們實際上是在鞏固和完成這個人口轉變的過程。但並不能否認，在進入本世紀以後，中國完成了人口轉變以後的人口格局正在出現巨大的轉折性變化，歐洲1950年代完成人口轉變以後的人口變動以及最近30多年來東亞社會的變化，能夠為理解中國當下人口轉變後的人口變動提供了參考。這些國家中人口變動出現了諸多新現象，不少學者也對這樣的人口變動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論解釋。這樣的人口轉變以後的人口波動和人口變化，將有可能在我國未來50年中顯著地表現出來。我們應該有理由將其作為後人口轉變的開端，或者至少可以將其理解為從人口轉變到後人口轉變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歷史時點上觀察和思考中國人口與發展，對於更好地理解國家發展的歷史和未來具有重要意義。[本文是作者新著《後人口轉變》（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的前言。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發表時有刪節] 責任編輯：田春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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