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忠武：楊振寧、李政道世紀之爭平議

一、偉大發現的爭論時有發生

　在研究各種門類的歷史中，相對而言，科學史的研究，除了受到難以抗拒的政治和宗教權威的干擾之外，一般是較少爭議的，愈到近代愈是如此；因為其所處理的題材，是自然界的客觀現象，具有不以當事人主觀喜好為轉移的一定客觀標準，所以比較易於判斷是非對錯。 這是就事而言。就人而言，科學家也有一般人的五情六欲，喜怒哀樂；此外，科學家，特別是搞理論物理的大科學家，由於專業上習於單幹，性格上獨立特行，言行怪異，為人做事有時難免驚世駭俗，以致增加了科學史家治史的難度。例如英國的大科學家牛頓（1642－1727）與德國的大科學家、哲學家萊布尼茲（1646－1716）兩人糾纏於誰先發明微積分的惡性之爭，互控剽竊，斯文掃地，就是很好的例子；而且本來是兩個大科學家個人間的爭執，後來竟然變質成為英德兩國和兩個民族的榮譽之爭，以致為判定微積分的發明權而增加了科學以外的政治干擾因素。當然科學史上也有不少君子之爭，例如愛因斯坦（1879－1955）和波爾（1885－1962）關於量子力學之爭；這是純學術之爭，絲毫扯不上個人的恩怨好惡，而且兩人自始至終都沒有瑜亮情節，一直是惺惺相惜的好友。 雖然找出歷史真相有一定的難度，但這卻是研究歷史的最基本要求；沒有真相，何來歷史。所以，即使有這種或那種的困難，史家仍然要儘可能地找出歷史真相。科學史當然也不例外。 這是就干擾尋求歷史真相的人、政治和宗教的因素而言，另外一個是文獻的因素。歷史學是研究過去發生的事，如果沒有文獻，沒有實物，歷史事實必然淹沒無聞。孔子說，「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孔子這裡主要是指研究史前的夏商兩朝或遠古的歷史而言，如果拿來作為尋求歷史真相的一般指導原則，未免太過於自信。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就是掌握了足夠的文獻，甚至是具有權威性的第一手文獻，有時也難下定論。 古代的歷史暫且不說，就拿一件發生在我們眼前的廣為舉世華人熟知的科學史的例子來看吧。楊振寧和李政道這兩位物理學大師，於1956年發現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的現象，被1957年《紐約時報》的社論譽為含蓋「原子、分子、核子和基本粒子物理的一個重大的基本革命」，改變了整個物理學界以前在對稱觀念上的一切根深蒂固的陳舊傳統觀念，從而對近代物理學作出了劃時代的突破性貢獻。同年10月，兩人破天荒地成為華人首次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由此，年華正茂的楊（時年35歲，1922年10月1日）李（時年31歲，1926年11月25日）一下子躍居世界頂尖物理學家之列，舉世交贊，國人尤為欽敬。從此在科學家的殿堂里，也有了中國人的名字。 不幸的是，隨著這個科學大發現卻發生了一個令人深為遺憾、至今猶困擾人們的小插曲：就是兩人在自1962年以來至今的四十多年間發生了是誰牽頭的無謂的爭論；具體地說，兩人對於誰首先獲得靈感，找到了打開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黑屋的鑰匙一事，各執一詞。楊說是他，李說是他，互不相讓，以致變成了一個科學史上罕見的、至今待解的謎。從此，兩人分道揚鑣，鑄成李政道自己所謂的「中華民族」和物理學界的大悲劇。

二、楊李各執一詞

這個謎，相對於兩人的偉大發現而言，本來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插曲，無關宏旨，何況又沒有涉及到國家民族或兩人所在的學術機構的榮譽，儘管當事人對此事非常認真和動情。楊振寧說，鑒於李「四處亂講，說我（楊）與他在粒子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他帶領的」，和「多次聽到關於他（李）這種胡說的謠言」（見《楊振寧文集》，1983年）。所以，「有朝一日我必須把真相公諸於世」。 李也不甘示弱地回應說，鑒於楊「對我（李）進行誣衊和貶低來索取根本不屬於他的榮譽」，「企圖抹煞國際科學界早已公認的我對物理學發展的貢獻，特別是關於宇稱不守恆的突破」。所以，「有責任將事實真相披露出來」。 1982年，楊首先公開同李的分歧，而李一直沉默以對，直到4年後才正式以英文書面回應（〈破缺的宇稱〉(Broken parity), 收於《李政道文集》，1986年）。此事本來已經漸為人們淡忘，但楊卻又於16年後也即1998年在中國出了中文文集，更於2002年在台灣出版由江才健所著的傳記（《楊振寧傳――規範與對稱之美》，台北天下遠見出版社），書中用相當長的篇幅重翻舊案，把他同李的爭論的責任全推到李的身上。 李認為楊傳中有諸多不實和矛盾之處，甚至嚴重損害其人格尊嚴和學術成就，於是「不得不再一次打破沉默」，而於2003年借《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的訪談，作出詳細系統的全面反擊，並由《科學時報》於次年出了專書（秉承、柳懷祖、滕麗編，《宇稱不守恆發現之爭論解謎――李政道答《科學時報》記者楊虛傑問及有關資料》，香港天地圖書公司。作者按：該書雖名曰「解謎」，實際上只是《科學時報》對李的專訪，所謂「解謎」者，不過是李的一面之詞，並非該報社經過對有關各方進行獨立的調查研究之後公正地寫出的「解謎」，所以仍然是個待解的謎）。

三、事實真相似乎「呼之欲出」

楊李這樣一來一往的惡性爭論，又在中國學術界掀起了波瀾，造成了「很大的震驚」，又成了人們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 這個謎既是一個無關宏旨的小插曲，純屬李楊兩人之間的爭執，原本就沒有非要破解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但是由於作為當事人的楊李，都一口咬定他們的回憶是歷史的真相，所以兩人為治史的人出了個難題，就是要在兩個具有重大分歧甚至矛盾的真相之間，判定真偽對錯。 本文無意涉及李楊爭論的各個方面，而僅限於探討兩人爭論的一個關鍵問題：即宇稱不守恆究竟是誰首先找到了突破點，也即是誰起的頭。 作者作為科學史的業餘愛好者，出於對這個科學界罕見之謎的強烈好奇心，仔細查對了李楊的直接和間接的證詞或說詞之後，可以暫時得出這樣初步的結論（主要因為人證不足）：就事而言，似乎隱隱約約地覺得真相似乎「呼之欲出」；但就人而言，似乎又隱隱約約地覺得內情可能比較複雜，因為可能涉及到不足為外人道、外人也無法妄加臆測的當事人的複雜內心世界。 例如可能在兩人的潛意識中起作用的瑜亮情結、捨我其誰的龍頭君臨心態、文人相輕以及論資排輩和長幼有序的傳統觀念、以及科學家在思考和解決問題時經歷的反覆曲折重疊的心路歷程等，以致把原本單純的一個小小的爭執弄得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糾纏錯綜，撲朔迷離，難以得出令二人共同接受和信服的結論。 本文作者現在先客觀地列舉「呼之欲出」的真相吧。關於發現弱相互作用下宇稱不守恆的突破是誰起的頭這件事上，也可以分成一個中心個環節和兩個相關環節來分析。其他大量相互攻訐的口舌之爭和惡言相向的情緒化細節，由於與本文的主旨無關和篇幅所限，茲略而不論。

四、楊說是他首先想到關鍵的下一步

兩人爭持不下的中心問題當然是誰首先閃現了突破宇稱不守恆想法的靈感。 關於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的想法，不是李楊首先提出的，在1954年、1955年、特別是1956年初，大約已經有兩三年時間成了物理學界一個熱點，各家各說，爭論不休，莫衷一是。關鍵在於下一步到底該怎麼走？楊於1982年1月回憶說，是他首先想到了這關鍵的下一步。 1956年4月3日至7日，羅徹斯特高能核物理年會的重要議題就是如何破解「θ（發音為西塔）－τ（發音為套）之謎」：為什麼一個質量和壽命相同的粒子，卻產生兩種不同的衰變模式？所以，他和李當時也是順著大流，最關注這個問題。 5月初楊由長島布魯克黑文到哥大同李例行會面時，在李的辦公室，在咖啡館、在中餐館，話題自然一直是圍繞著如何破解「θ－τ之謎」打轉。在熱烈甚至爭辯的討論中，他忽然興起了一個想法，就是應該把產生過程的對稱性和衰變過程分開來看；具體地說，就是假定宇稱不守恆在強作用中守恆，而在弱作用中不守恆，這樣「θ－τ之謎」就可以迎刃而解。然後，楊說他引用他以前的論文和他1950年關於十種耦合常數的論文，向李闡述他的觀點。李本來是反對的，最後終於被說服，接受了他的看法。 隨後的幾個星期，楊用十種耦合常數對許多β衰變作了計算。李當時對β衰變不大熟悉，變得有點焦慮，主張先寫一篇關於那兩個沒有β衰變反應式的短文發表。楊不同意，因為他要把β衰變的計算做完。他計算的結果顯示，過去所有的β衰變實驗，和β衰變中宇稱是否守恆完全沒有關係，並說，李同意他的結論。 5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楊忽然了解到要從數學原則上證明為什麼過去的β衰變研究都和宇稱守恆無關的個中訣竅，在於以前的實驗中都沒有測量膺（偽）標量（pseudoscalar）。有了這個突破性的想法之後，楊十分興奮，便迫不及待地在晚飯的時候，打電話向李作了解釋，說明這些道理。

五、李說是他大膽推想導致突破

而李政道對同一件事的回憶卻完全不同，好像兩人是在講述兩個不同的故事。李追憶說，1956年4月上旬，雖然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這個想法，但是還是解不開「θ－τ」之謎。 沿著這一線索前進的最早的建議產生於他同斯坦伯格（J.Steinberger，李的芝加哥大學同學、哥倫比亞大學同事，當然也是楊的同學和舊識，從事超子研究和實驗）的一次談話；4月8日或9日（也即羅徹斯特高能核物理年會後的一兩天），斯坦伯格到他的辦公室，例常討論一些問題。 斯坦伯格這時正在做不穩定的重粒子的產生和衰變的實驗。在討論過程中，李忽然心血來潮，興起了靈感，想到要解決「θ－τ之謎」，必須先離開「θ－τ」系統，必須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發生宇稱不守恆的新現象。他發現，用斯坦伯格實驗中重粒子產生和衰變的幾個動量，便能很簡單地去組織一個新的膺標量。用了這個「θ－τ」以外的新的膺標量，就可以解決「θ－τ」以外的系統宇稱是否不守恆這個根本性的大問題。他建議斯坦伯格去檢查一下他們的數據，以尋找不對稱性。 李擴大了視野，認為「θ－τ之謎」不是孤立的點，可以同斯坦伯格正在進行實驗的重粒子聯繫起來；換句話說，要解開「θ－τ之謎」，就要去測量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膺標量。他猜想，宇稱不守恆很可能就是一個普遍性的基礎科學原理。正是他的這個大膽推想導致了宇稱不守恆的突破。 李把這個想法告訴了斯坦伯格，並要他的實驗組做實驗。斯坦伯格告訴他，原始數據都記在實驗工作記錄 (Log Book)上，只是還不知道怎麼分析。之後，實驗組按照李建議的方法，分析了數據，但因數據不足，不足以得出定論。但是，卻初步證明了宇稱不守恆的想法是正確的，是可行的。

六、李政道列舉有力旁證

李政道說，到1956年4月中至4月底，李努力完成宇稱不守恆在「θ－τ」和奇異粒子的弱作用衰變領域的理論分析和論文寫作，並準備對β衰變進行研究。 對於這點，李列舉了有力的旁證。他說，實際上在楊來看他之前的兩個星期，他已經有了這個想法。這時，布德（R. Budde）、克瑞廷 (M. Chretien)、雷特奈爾 (J. Leitner)、塞繆斯 (N.P. Samios)、施瓦茨 (M. Schwartz) 和斯坦伯格六人，已經在哥大完成了一個在重粒子 衰變中探測宇稱不守恆的實驗，結果發表在1956年9月份的《物理評論》上（103卷，No. 6, 1956年9月15日，頁1827－1836）。其中討論了他的突破性想法，並表示感謝（該文中之注11）；文中隻字沒有提到楊，因為這件事根本與楊無關。 李又列舉了實驗組另一個成員施瓦茨（1988年諾貝爾獎得主）於1988年回憶這段往事時，也提到李當時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見〈超子衰變的早期實驗和五十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的其他往事回憶〉，收於諾維克（R. Novick） 編《宇稱不守恆三十年》（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 1988）。這篇文章是在楊於1982年首度公開他同李的爭執後發表的，所以應該有一定的針對性。 李特別提到斯坦伯格在1956年5月初的一天，向李談到他剛剛在布魯克黑文就他們小組的實驗結果和分析提出報告時，順便提到李關於宇稱不守恆的建議。楊當時也是聽眾之一，卻激烈反對李的關於宇稱不守恆會導致超子衰變不對稱的想法。楊的這種反應，就是因為那時候，他還是抱著宇稱守恆的傳統想法，所以才會這樣。 李聽了斯坦伯格的話之後，就打電話給楊說，他有一個理論上的大突破，請楊在和他討論之前，不要再公開反對。第二天，楊來紐約哥大看他，他在辦公室、咖啡店、中餐館裡把他最近的工作以及關於宇稱不守恆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他的建議所做的新實驗結果，一五一十地統統告訴了楊。楊聽到後激烈反對，楊說他前兩天聽了斯坦伯格的報告，斯坦伯格測量的「二面角」，他也曾經研究過，絕對不會得出任何宇稱不守恆的新結果。 在中餐館時李向服務員借了紙和筆，寫下方程式，划了圖，再次向楊重新解釋一遍，強調不是楊所想像的二面角，而是新膺標量，據此就可以測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稱不守恆。這是以前別人沒有想到的，是他的突破。然後，又在紙上寫了斯坦伯格實驗組的初步分析的細節。楊聽了之後，逐漸不再反對了。

七、李說楊先反對後被說服

回到李的辦公室時，楊已經完全被說服，也感到興奮。楊在李的辦公桌上，看到李正在撰寫關於在「θ－τ」以及其他奇異粒子的衰變中，宇稱不守恆的文章。他告訴楊，他將把這篇文章同斯坦伯格實驗的文章同時發表，還告訴楊，他正開始預備將這種分析應用到已經有50年研究歷史的β衰變的領域。 李說，宇稱不守恆思想突破的焦點完全集中在∧和∑重粒子的反應過程上，其可行性取決於對∧和∑重粒子的產生和衰變的分析的結果。這是任何理論物理學家都知道的，所以他找了斯坦伯格的實驗小組（當時整個物理學界絕大部分的∧和∑事例，都在斯坦伯格的實驗小組手裡，約有40個之多），去分析他們的數據。因為1956年5月，楊來看他時，楊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實驗組已經按照李建議作了分析。所以楊1982年的回憶文章對這點卻不能提，一提就露了馬腳。 李還說，如果果真如楊所說的，楊在1956年5月初的一天同他在哥大附近的一家中餐館（李說天津餐館，楊說上海餐館）用午飯時，忽然靈感來了，在一個骨節眼上想到了∧和∑的產生和衰變反應鏈。既然有這樣重要的的宇稱不守恆的思想突破，他不可能在吃過午飯回到哥大後，不去找楊也很孰的朋友斯坦伯格，立刻就把這個關鍵的∧和∑衰變可能是宇稱不守恆突破的想法告訴他，也不可能不急著請斯坦伯格儘快做一個實驗，來驗證他的想法。 箇中原因在於，楊完全清楚，斯坦伯格不僅早就知道李的思想突破，而且早已按照李的想法做了分析。楊心理也很清楚，前兩天他聽了斯坦伯格在布魯克黑文作報告時，他還激烈反對過。

八、李說是楊主動要求合作

以上是兩人對中心環節真相的回憶。其次是有關的關鍵環節，就是兩人如何在破解「θ－τ之謎」上進行合作。楊在這個環節上，只是說他和李每周兩次例行見面，並沒有特別提到兩人如何開始進行合作，共同破解「θ－τ之謎」的事，而是假定兩人已經開始合作了。 然而，李卻非常重視這個環節，並作了澄清。他追憶說，不是這樣的，當時並非如楊所說的那樣，他當時同楊沒有任何合作項目。1956年4月底5月初，當楊在他的辦公室看到他在寫的關於「θ－τ」、∧和∑等奇異粒子宇稱不守恆的文章時，是楊主動要求參加合作一起做β衰變領域的分析。 李稱楊所謂的每周兩次的見面，根本沒有這回事。自接受楊加入合作後，楊為了同李多有討論機會，才每周到哥大來，而不是在合作之前。5月初楊來哥大時，李說楊已經有一陣子沒來哥大了，所以忘了在哥大附近停車的困難。這年整個4月份，除了4月初在羅徹斯特會上見過面，之後李壓根就再沒見過楊。楊所謂的每周兩次的見面，是10月發表了宇稱不守恆論文之後才開始的，楊在記憶里把時間前後倒置了。 當楊主動提出要同他合作時，他考慮到楊是他的好友，而且楊又是一位優秀的物理學家，具有「高度批判性的眼光」，在探索宇稱不守恆的問題時將涉及物理學的各個領域，所以楊的參與，無疑將會使結果更加圓滿，所以才欣然接受。 楊的專門領域是數學物理，而他的專門領域是基本粒子，要破解「θ－τ之謎」，正是同時需要他們兩人的專門知識，互補短長，相得益彰，才能結出豐碩的果實。 1962年，伯恩斯坦在〈宇稱問題側記〉（《紐約客》，1962年5月）中高度讚揚說，「在現代物理學中，沒有什麼可以和李楊合作相比美的了」，這是對兩人合作所作的最有力的肯定，由此也證明李「欣然接受」的決定是明智的。

九、兩人是合作者、競爭者和勝利者

李政道說，鑒於1952年同楊合作的不愉快經驗，主要是楊一再堅持在發表兩人合寫的文章時，不顧按照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的習慣，總是要求排在李的前面，對此他已感到不耐，所以停止合作。為此，他替自己定下了一條今後同楊合作的原則，就是除非楊主動提出要求合作，並經過他考慮同意後，才與楊合作。 1955年李同楊再次恢複合作就是按此原則決定的，這次的合作，也不例外；就是在李於1956年4月上旬作出思想突破之後，楊於5月初主動要求參加合作，李經過考慮後才決定接受的。所以才一起寫出了獲獎的那篇歷史性的論文。李堅定地說，之前的整個4月份，兩人沒有任何合作項目。 也就是說，李原本已經對同楊的合作有所警惕，潛在意識里提醒自己要小心對待。但是，由於當時物理學界在宇稱不守恆經證實後帶來的巨大變化帶動物理學的高速發展，而於1956年至1962年的6年之間同楊的合作自然而然地密切起來，對楊的警惕也就隨之淡忘，結果果然造成1962年再次分手的大悲劇。 李說，楊從此參與了實際上由他帶頭並主導的宇稱不守恆的探索。他們談話之後的兩個星期，兩人分別完成了對整個 β 衰變的分析。他回憶說，兩人這時既是合作者，又是競爭者，同時都是勝利者。他說，任何把兩人分成誰先誰後的企圖都是毫無意義的。 第二個有關環節是得獎論文的撰寫過程：這麽大的事，兩人的回憶應該不會有多大出入，可是卻出現了令人驚詫的重大分歧和矛盾。楊在回憶中說，5月底他得了嚴重的腰痛，不得不在病榻上口述，請他的夫人杜致禮幫忙筆錄，才把那篇得獎的論文寫出來。由於杜沒有受過秘書的專業訓練，所以是逐字逐句手寫下來的。論文的題目是〈在弱作用中，宇稱是否守恆？〉。 楊追憶說，成稿後給了李過目，李作了幾處小改動。接著他便把稿子交給布魯克黑文加速器部門的秘書凱克小姐 (Barbara Keck)，請她打字。6月22日論文完全打好，並且標上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的編號，然後投寄給《物理評論》雜誌。10月1日刊出時，題目卻被改成了〈對於弱作用中宇稱守恆的質疑〉。楊說，論文發表後，他們靜待實驗的證明。

十、兩人爭說自己才是得獎論文主筆人

李卻反駁說，4月上旬，他把宇稱不守恆思想的突破告訴了斯坦伯格後，就全力投入撰寫奇異粒子的弱作用領域宇稱不守恆理論的分析和論文的撰寫工作，題目是〈奇異粒子弱作用中宇稱守恆的質疑〉。這是他一個人獨立完成的，根本與楊毫無關係。後來他的這篇論文，作為他與楊合寫的獲獎論文的後半部，並發表在10月份的《物理評論》上。他強調說，弱作用中宇稱守恆質疑雖然是他起的頭，也是他主的稿，但很重要的第二步，即宇稱不守恆的系統理論性分析卻是兩個人合作完成的。 5月底，李根據自己4月份的稿子以及兩人5月份合寫的稿子，寫好了《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守恆質疑》論文，完全不是像楊所說那樣，忍著腰痛口述而請他的夫人杜致禮筆錄。他寫好後接到楊的電話，說他腰痛，下一次不能如期來紐約。李說他在電話中告訴楊，已經請哥大物理系理論物理組的行政助理艾琳?特拉姆（Irene Tramm） 女士打好字了。既然楊腰痛，他就就將打好的稿子全部郵寄給楊。幾天之後，楊來電說，已全部過目，寫得很好，唯一的提議是，題目可否改成《在弱作用中，宇稱是否守恆？》，因為一般物理論文標題上都不用問號，楊說如果使用問號，可以更引人注目。又說，他可以為出版一事作出安排，因為《物理評論》的辦公室和他的辦公室比鄰，改了題目後可以直接交給《物理評論》。後來，該雜誌編輯不同意標題使用問號，又改回到他原來的標題，也就是他們得獎的論文標題。 李反駁說，由於論文中有許多是純科學性的、高度複雜的專業符號和數學方程式，一個絲毫沒有專業訓練的人如楊的夫人杜致禮，單靠別人口述而寫出這樣長度的高度專業性論文，是令人難以想像的。

十一、歷史小真相不必都要「水落石出」

李政道說，楊收到論文後並沒有立刻將論文交給《物理評論》雜誌，而是帶著所謂的腰傷全家到波士頓度假去了。他打電話找楊，當然找不到，等到把情況搞清楚之後，催促楊將艾琳打好的論文寄給《物理評論》，已經是三個星期之後6月22日的事了。（這個日期同上面楊所講的日期完全一致，在這一點上兩人沒有分歧） 論文於1956年10月1日發表，吳劍雄於1957年1月10日正式宣布在美國國家標準局所作的實驗結果證明了楊李兩人的突破性想法。於是，「β衰變中的宇稱定律死了」，於是李楊兩人於這一年10月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這都是眾所周知的事，無庸贅述。 粱啟超對判斷史料之真偽作了一個原則性的概括說，「當兩書同載一事但絕對矛盾時，則必有一偽，或兩俱偽。」（《粱啟超史學論著三種》，頁134）據此，楊李關於宇稱不守恆突破的回憶，雖然講的是同一件事，卻在關鍵的環節上出現了重大分歧，甚至矛盾，所以其中必有一偽，或兩人俱偽。俱偽的可能性不大，因為李列舉了有力的旁證。那麼可不可能兩人的回憶，部分真，部分偽呢？當然有此可能。 史家如果仔細查對楊李的回憶以及有關的間接史料，將會感到真相幾乎呼之欲出。這是純就事情的本身而言，但是如果就揭露事實真相的後果而言，正如李政道所深知的，「楊李之爭對中國學術界無論怎麼說，都不是一個好榜樣」，誠哉斯言！所以這個真相，在我們這一代不公開地――當然私下裡人們愛怎麼議論就怎麼議論――判定真偽，也許對維護兩人在世人和國人面前的崇高大師形象，也許更為有利；因為大師不僅在專業上出類拔萃，高人一等，在道德上更要氣度恢宏、虛懷若谷、獎掖後進、成人之美，足堪士林表率。在國內文風、學風、世風日下的今天，我們是多麼需要像錢學森這種德才兼修的國寶級大師啊！ 其次，雖然歷史研究旨在找出真相，但真相有大真相、小真相之別；如果涉及到宇稱不守恆突破本身的歷史背景、理論分析、實驗證明的過程、突破的重要性和歷史意義等重大情節，如有不實的敘述，當然必須追根究底，因為茲事體大，是歷史的大真相，絕不能放過。但是，如果所涉及的只是楊李兩人之間――而且大部分情況下，沒有第三者在場――的爭論，只是要判定突破是誰牽的頭，這只是個可以忽略的小真相，實在不值得史家去花費大力氣，非要不計道德和學風、世風的高昂代價，求得個水落石出不可。這是小題大做了。李政道說得好，「既然兩人合作的成功，已經得到公認，對科學史家來說，這類事情（楊李之爭）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誠哉斯言！就是退一步來說，即使史家果真判定了楊偽或李偽，找出了歷史真相，難道就具有法律約束力嗎？難道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稱就守恆了嗎？難道李楊的大師地位，就因此而動搖了嗎？答案都是否定的。義大利一位著名的物理學家針對楊李之爭有感而發說，楊振寧的成就已經接近愛因斯坦，何必又那麼介意宇稱不守恆突破的牽頭權呢？ 李楊兩人的恩師吳大猷於1989年7月14日在給楊振寧的信里說，「整件事是一件極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遠掩蓋著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在世人之前爭了，而讓真相慢慢地展現出來。」智哉斯言！可以看出來，他對兩位愛徒的這場有失斯文的惡性爭執是非常痛心的，不希望再繼續纏訟不休了。 這正是本文的態度，恐怕也是所有愛護、敬仰楊李的華人，以及兩人的親朋故舊、門生同僚共同的態度吧！ 這場曠日持久、極為不幸的惡性爭論，當兩人要說的話都說了之後，當兩人要出的氣也都出了之後，最終究竟誰真誰偽，誰是誰非，公道自在人心，應該就此划上句號，雖然是個不完滿的、令人深為遺憾的句號。兩位當事人目前均已進入「形骸已與流年老」的耄耋暮年，何不以「退一步則海闊天空」的豁達謙恕心境，從記憶中摸掉當年一時爭強好勝的意氣之爭，轉而重溫親如兄弟時合作破解大自然奧秘的偉大天才傑作的美好歲月，豈不更將傳為千古美談的佳話！ 適值李政道80大壽（11月25日）前夕，欣聞國內將於11月間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高規格賀壽大會，作者無法親臨其盛，特以此文作為賀禮，聊表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