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文化新與舊——張厚載、林紓與胡適等人的衝突

06-23

昨天我們講到陳獨秀、胡適幾人督促張厚載就舊戲詳細說一說，於是張厚載就寫了一篇專論《我的中國舊戲觀》，系統闡釋自己的戲劇主張。今天我們就來看看胡適等人是否贊同張厚載的中國舊戲觀。

文化新與舊

張厚載對舊戲的造詣，論辯的能力，實事求是說應該是新文化運動參與者中很不錯的。不過，或許因為不錯，因為具有很強的論辯能力，因而在1917-1918年關於舊戲爭論中，張厚載以一人敵新文化運動諸位主將，除了胡適比較溫和地與張厚載討論問題外，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傅斯年、周作人幾乎全部站在張厚載的對立面，假以辭色，毫不客氣斥責這位北大學生。張厚載與新文化主流陣容的衝突，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是這場運動一個很重要的側面。

假如張厚載僅僅停留在與新文化主流爭辯中國舊戲的意義與價值，不論勝負，張厚載都是一個重要人物，具有積極意義。畢竟他的討論，也不是無根之談，更不是故意強辯。

遺憾的是，進入1919年，張厚載不幸介入政治味漸濃的所謂新舊衝突，且被新派陣容抓住了把柄，因而淪為五四運動時期新舊衝突的犧牲品，是五四時期少有的幾位「反面人物」之一。

張厚載的犧牲與其言行有關，也與其恩師林紓與新文化主流嚴重不合有著直接因果關聯。理論上說，林紓並非新文化的對立面，他不僅是新文化的參與者，而且屬於前輩。戊戌變法前一年（1897），林紓就用白居易諷喻詩寫法創作《閩中新樂府》三十二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描寫大轉折時代社會面相。

林紓的時代，中國不得不接受甲午戰爭的後果，同意開放更多通商口岸，同意外國資本在通商口岸自由辦廠。外國資本的特權引起了統治者恐慌，然而結果卻是中國資本主義在外國資本大舉進入後獲得了空前發展，中國民族資本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破土而出。資本主義的發生，工業化的發展，需要大量有知識的勞動者，農業文明狀態下少數人使用的「雅言」無法滿足工業化需求，白話文運動並不是近代知識人生造的一個運動，而是生活變遷對文化變革的呼喚。只有從這個意義上才能理解林紓那代人為什麼嘗試用白話作文。

白話文興起需要一種理論上的解釋。1917年初，胡適應約發表《文學改良芻議》，從理論上闡釋白話文的方向、原則。對於胡適的理論，不善言理論的林紓表示認同，惟有一點保留與蔡元培、梅光迪、任鴻雋等相似，即新文化應該推廣白話文以造就大量有知識的勞動者以滿足工業化需求，但還應給中國古典文明留下繼續存在、發展的空間，提倡白話，使用白話，同時不廢文言，不讓古典文明因語言轉換而中斷。

從後來的觀點看，林紓等人的看法算是先見之明，可惜歷史並沒有按照他們的期待而發展。新文化運動主將陳獨秀真理在握不容商量的霸道態度，自信「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這自然讓許多想討論的人無法討論，或不屑於討論；錢玄同等一批飽學之士儘管罵人不用髒字，但其粗魯的表達依然讓許多有身份的讀書人不願接話。一場原本可以從容討論、審慎進行的文化革新運動遂因這些原因而加速。

歷史的巧合還在於，當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同一天（1917年2月1日），林紓在天津《大公報》發表《論古文之不宜廢》，強調自己雖然贊成使用白話文，但不以廢除古文為前提，以為「文無所謂古，也無所謂今，文有優劣，有高下，優秀的古文，具有恆久的文字魅力」。林紓指出，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所舉「八事」，並不構成文言必廢的足夠理由。用文言作文，會有一些作品言之無物、無病呻吟、不講文法、濫用套語。用白話作文，同樣也會出現這些問題，這不是文言、白話的本質區別。文言、白話，只是工具，並不表明這些工具必然言之有物，不作套語，講究文法。基於這樣的認識，林紓主張中國文學改革應當像歐洲文藝復興那樣，一方面推崇世俗文化（活文學）的發展，另一方面為「中國的拉丁文」（「死文學」）留下一點存在的空間：

「嗚呼，有清往矣，論文者獨數方、姚，而攻掊之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學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復何濟於用？然天下講藝術者仍留古文一門，凡所謂載道者皆屬空言，亦特如歐人之不廢臘丁耳。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歐、柳，亦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則此嗜古者之痼也。」

僅就理論而言，林紓存古不廢今的立場是一種溫和的保守主義態度，假如新文化的領袖們能適度考慮這層建議，歷史或許將是另外一種情形。然而新文化運動領袖們因林紓「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的誠實態度，竟然群起嘲弄，將原本應該討論的問題置諸腦後。4月9日，胡適致信陳獨秀：

「頃見林琴南先生新著《論古文之不宜廢》一文，喜而讀之，以為定足供吾輩攻擊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知臘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讀他人之文，得其聲調口吻。讀之爛熟，久之亦能仿效，卻實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聲機器，何嘗不能全像留聲之人之口吻聲調？然終是一副機器，終不能道其所以然也。」

忠厚如胡適亦極端刻薄舉出「不合文法」的文言例句。這封信稍後在《新青年》三卷三號（5月1日）發表，這對如日中天，久負盛名且已六十六歲的林紓無疑極為尷尬，他雖然沒有對胡適的言辭給予直接反駁，但絕不意味著他對胡適的刻薄毫不介意。

一場原本可以從容討論的文化變革演變成了新舊衝突、人際糾紛。

1918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四卷三號，更以《文學革命之反響》為題，發表「王敬軒雙簧信」：錢玄同假託「王敬軒」，以舊派文人口吻致信《新青年》，褒揚林紓：

「林先生為當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說之神韻移譯外洋小說，所敘者皆西人之事，而用筆措辭全是國文風度，使閱者幾忘其為西事，是豈尋常文人所能及。」

「王敬軒」的來信只是為劉半農實名反駁提供了依據，劉半農以《新青年》記者身份答覆王敬軒，逐一駁斥王敬軒對林紓的吹捧：

「林先生所譯的小說，若以看閑書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擊之列；因為他所譯的《哈氏叢書》之類，比到《眉語鶯花雜誌》，總還差勝一籌，我們何必苦苦的鑿他背皮。若要用文學的眼光去評論他，那就要說句老實話：便是林先生的著作，由無慮百種進而為無慮千種，還是半點兒文學的意味也沒有。……先生如此擁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視先生有愧色矣！《香鉤情眼》，原書未為記者所見，所以不知道原名是什麼；然就情理上推測起來，這『香鉤情眼』本來是刁劉氏的伎倆；外國小說雖然也有淫蕩的，恐怕還未必把這等肉麻字樣來作書名。果然如此，則刁劉氏在天之靈免不了輕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況且外國女人並不纏腳，鉤於何有；而鉤之香與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難道林先生之於書中人竟實行了沈佩貞大鬧醒春居時候的故事嗎？」

錢玄同、劉半農的雙簧信以及《新青年》極端激進的言辭，在南北知識界引發激烈反響，贊成者有之，反對者更多。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四卷六號在「通信欄」發表了一組來信，大致可見輿論反響之一斑。一位大致贊同錢玄同主張的人，也對其激進、輕浮不滿：

「余所望於錢君者，不贊成則可，謾罵則失之。如『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是不免無涵蓄，非所以訓導我青年者。願先生忠告錢君，青年幸甚。」

另一封具名「崇拜王敬軒先生者」的來信或許是《新青年》記者捉刀代筆，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輿論傾向：

「讀《新青年》，見奇怪之言論，每欲通信辯駁，而苦於詞不達意。今見王敬軒先生所論，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論閎議，鄙人極為佩服。貴志記者對於王君議論，肆口侮罵。自由討論學理，固應又是乎？」

7月15日，《新青年》五卷一號又發表一封讀者來信，對《新青年》的狂妄給予嚴厲譴責：

「《新青年》諸君鑒：大志以灌輸青年智識為前提，無任欽佩。列『通信』一門，以為辯難學術，發抒意見之用，更屬難得。尚有一事，請為諸君言之：通信既以辯論為宗，則非辯論之言，自當一切吐棄。乃諸君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胡言亂語，時見於字裡行間，去其宗旨遠矣。諸君此種行為，已屢屢矣，而以四卷三號半農君復王敬軒君之書，則尤為狂妄。夫王君所言，發抒意見而已，本為貴志特許，若以其言為謬，記者以學理證明之可也；而大昌厥詞，肆意而罵之，何哉？考其事雖出王君之反動，亦足見記者度量之隘矣。竊以為罵與諸君辯駁之人且不可，而況不與諸君辯駁者乎？若曾國藩則沉埋地下，不知幾年矣，與諸君何忤，而亦以『頑固』加之？諸君之自視何尊？視人何卑？無乃肆無忌憚乎？是則諸君直狂徒耳，而以『新青年』自居，顏之厚矣。願諸君此後稍殺其鋒，能不河漢吾言，則幸甚。戴主一上。」

陳獨秀並不認為《新青年》不可以罵人，他在四卷六號答覆「崇拜王敬軒先生者」《討論學理之自由權》中說：

「本志自發刊以來，對於反對之言論，非不歡迎；而答詞之敬慢，略分三等：立論精到，足以正社會之失者，記者理應虛心受教。其次則是非未定者，苟反對者能言之成理，記者雖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討論學理之自由，虛心請益。其不屑一辯者，則為世界學者業已公同辨明之常識，妄人尚復閉眼胡說，則唯有痛罵之一法。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而濫用此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是曰學願。學願者，真理之賊也。」

理論上說，陳獨秀的這個辯解固然有理，但其文化獨斷、真理在握的傾向太過明顯。這是革命家的風範，但從後來實踐看，文化獨斷主義與政治上的獨裁併沒有本質區別。陳獨秀的這些看法激勵了《新青年》讀者的偏激，以致有讀者認為劉半農罵得好：「貴記者對於此間的謬論，駁得清楚，罵得爽快；尚且有糊塗的崇拜王敬軒者等出現，實在奇怪得很。願你們再加努力，使這種人不再做夢。——錢玄同先生，我最佩服，他是說話最有膽子的一個人。」

對於這樣的言辭，當事人劉半農並不覺得有什麼問題，他對罵人緣起的解釋是：

「先有王敬軒，後有崇拜王敬軒者及戴主一之流，正是中國的『臉譜』上註定的常事，何嘗有什麼奇怪？我們把他駁，把他罵，正是一般人心目中視為最奇怪的『搗亂分子』。至於錢玄同先生，誠然是文學革命軍里一個衝鋒健將，但是本志各記者對於文學革新的事業，都抱定了各就所能，各盡厥職的宗旨，所以從這一面看上去是《新青年》中少不了一個錢玄同，從那一面看去，卻不必要《新青年》的記者，人人都變了錢玄同。」

罵人並不意味著真理就在自己手裡，而且極易引起讀者惡感、疑惑。有讀者投書說：

「自從三卷一號到五卷二號，……每號中幾乎必有幾句罵人的話。我讀了，心中實在疑惑得很。《新青年》是提倡新道德——倫理改革；新文學——文學革命；和新思想——改良國民思想——的。難道罵人是新道德、新文學和新思想中所應有的嗎？《新青年》所討論之四大事項中，最末一項曰改良國民思想。可見先生等已承認，現在國民思想的不良。然而先生等遇見了不良思想的人，每每要痛罵，這是什麼道理呢？這恐怕與改良國民思想有些相反吧？先生不贊成中國戲的亂打，說他是『暴露我國人野蠻暴戾之真相』。我以為『痛罵』與『亂打』，也不過是半斤和八兩吧了。若說『凡遇了不可不罵的人，我們不得不罵』，那麼人家也可以說：『凡遇了不可不打的人，我們不得不打。』若有說：罵人是言論自由。那麼人家也可以說：打人是行動自由。」

讀者的批評並沒有讓陳獨秀、《新青年》的「暴戾之氣」、粗俗語言真正收斂，陳獨秀編者按表示：

「尊函來勸本志不要罵人，感謝之至。罵人本是惡俗，本之同人自當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答足下的盛意。但是到了辯論真理的時候，本志同人大半氣量狹小，性情直率，就不免聲色俱厲；寧肯旁人罵我們是暴徒是流氓，卻不願意裝出那紳士的腔調，出言吞吐，致使是非不明於天下。」

陳獨秀的想法或許有其自洽的邏輯，但在被罵被損的人看來，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不知道當時的政治結構、政治情形，我們很難理解《新青年》一班人為什麼會從倡導新文化變為如此暴戾、粗俗。從後來的敘事看，好像《新青年》、新思想在那時佔了知識市場的上風，這是錯覺。1919年之前的中國知識界，不論陳獨秀這些人如何張揚，但知識市場，他們仍然是弱者，是邊緣人。至於他們致力於攻擊的嚴復、林紓等，恰恰是知識市場的主導者。從這個觀點去看那時的新舊衝突，不是舊的不滿新的，而是新的刻意攻擊舊的，以期奪取思想市場上更多份額。北大學生羅家倫也加入了圍攻林紓的陣營，他在1919年初發表的《今日中國之小說界》中對林譯小說給予嚴厲批評：

▲羅家倫

「中國人譯外國小說的，首推林琴南先生。林先生是我們的前輩，我不便攻擊他。而且林先生自己承認他不懂西文，往往上當；並且勸別人學西文，免蹈他的覆轍。所以按照『恕』字的道理，我也不願攻擊他。但是美國芮恩施博士卻抱定『責備賢者』之義，對於林先生稍有微詞。」

羅家倫在介紹了芮恩施《遠東思想政治潮流》一書中對林紓的「微詞」後，更直截了當批評林紓，以為林譯外國文學名著錯誤太多，大都因為自己不通西文，上了那些合作者的當，往往替外國作者改思想，特別是以古文翻譯，更讓西洋人生活情趣、意蘊，喪失殆盡。

新派知識人將林紓視為舊文化的代表，打擊對象，固然有知識上的原因，但應該也有那個特殊時代人際上的複雜性。據錢玄同日記，1919年1月5日，

「六時頃，【沈】士遠與我同到中興茶樓吃晚飯，同席者上有【沈】尹默及徐森玉。森玉說現在有陳衍、林紓等為大學革新事求徐世昌來干涉。因此徐世昌便和傅增湘商量，要驅逐獨秀，並有改換學長，整頓文科之說。哈哈！你們也知道世界上有個北京大學！大學裡有了文科學長嗎？恐怕是京師大學堂的文科監督大人吧！」這就不再是觀念之爭，而具有政爭的味道了。

又過了兩天，1月7日，錢玄同「午後到大學，

【劉】半農、【沈】尹默都在那裡，聽說蔡先生已經回京了。關於所謂『整頓文科』的事，蔡君之意以為他們如其好好的來說，自然有個商量，或者竟實行去冬新定的大學改革計劃，廢除學長，請獨秀做教授。如其他們竟以無道行之，則等他下上諭革職，到那時候當將兩年來辦學之情形和革職的理由撰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文明國。這個辦法我想很不錯。」

這個記錄隱約透露出所謂新舊兩派在北京大學發展方向上存在很不同的看法，甚至直接威脅到了蔡元培、陳獨秀兩年來的改革。這可能是新派知識人刻意攻擊舊派如林紓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刻意將林紓描述成一個向政府「遞刀」的政治小人。

新派知識人如此大張旗鼓攻擊林紓，不能不引起林紓的注意、反感，林紓是否如新派學人如錢玄同記錄的那樣與陳衍等人合謀尋求政府力量，還可以繼續討論，但毫無疑問地是，林紓用自己的筆做了一篇影射小說《荊生》給予反擊，據說策動林紓如此做，並為林紓穿針引線，提供發表平台的，就是張厚載，因而在後來的新文化運動敘事中，張厚載的形象相當負面，與林紓一起被視為構陷新派的「遞刀者」。

張厚載此時正在北大法政系就讀，課餘時間除了寫點劇評，還在上海《神州日報》上主持一個不定期的「半谷通訊」欄目，採集並發布一些北京尤其是北大的消息。

在以《新青年》為平台關於舊戲的論爭中，張厚載以一人敵數人，對老師輩的陳獨秀、胡適、劉半農、錢玄同，似乎都不太恭敬。只是舊戲論爭畢竟只是學術層面的論爭，幾位老師不管心裡如何不愉快，也不可能就此與張厚載翻臉。最後之所以鬧到翻臉，鬧到被北大開除，主要因為介入了這批新派人物與林紓的紛爭，並在這些新派人物看來，張厚載的作為具有「遞刀者」的意味，不可饒恕。

林紓幾乎一直被新派人物調侃、攻擊，老先生心中不快為自然，這種不快被老先生演繹成了一篇小說《荊生》。小說以田其美影射陳獨秀，以金心異影射錢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適。小說寫田、金、狄三人稱莫逆，相約為山游，溫酒陳餚，坐而笑語。田生嘆曰：「中國亡矣，誤者均孔氏之學。」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誤國，所以致此。田生以手抵幾，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學術，吾非去孔子滅倫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廢文字，以白話行之。金生笑曰：正欲闡揚白話以佐君。於是三人大歡，堅約為兄弟，力掊孔子。正當此時，忽聞有巨聲，板壁傾矣。從隔壁出來一個攜帶十八斤重的銅簡名荊生的「偉丈夫」，荊生翹足超過破壁，手指三人大罵：「汝適何言？中國四千餘年，以倫紀立國，汝何為壞之？爾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田生尚欲抗辯，偉丈夫駢二指按其首，腦痛如被錐刺。更以足踐狄莫，狄腰痛欲斷。金生短視，偉丈夫取其眼鏡擲之，則怕死如猥，泥首不已。大丈夫笑曰：「爾之發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今日吾當以香水沐吾手足，不應觸爾背天反常禽獸之軀幹。爾可鼠竄下山，勿污吾簡。」三人在偉丈夫教訓後相顧無言，斂具下山，回顧危闌之上，偉丈夫尚拊簡而俯視，作獰笑也。

不料，就在《荊生》在上海發表的同時，在北京城裡悄然流傳著政府將要驅逐甚至逮捕陳獨秀、胡適的消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下次我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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