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念：當媽媽對女兒說三十歲前必須結婚，是關愛也是意識形態

編者按：作為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的「四人幫」（朱大可、張閎、王曉漁、張念）之一，張念是研究所中唯一的女性批評家，更因她力挺女權主義而得名。她認為，相比於許多男性叫嚷的「今天的女性權利太多了」的說法，女性的權利實際上還是太少了，女權主義的觀點遠遠沒有在女性中普及開來。她曾在《女人的理想國》一書中說，「我認為，在最根本的意義上，自由女人與自由國家息息相關。」

書評周刊「女權主義」的專題借用了張念的書名《不咬人的女權主義》，我們約訪了張念，請她談一談這個社會為什麼怕女權主義。

采寫 | 新京報記者伍勤

談思潮變遷

「女性意識覺醒的真正範本是波伏娃的《第二性》」

新京報：改革開放後幾十年和改革開放前比起來性別平等意識是不是在倒退？比如媒介中呈現出的女性形象在外貌上越來越苛刻，在婚戀觀上對男性經濟地位越來越苛刻。

張念：改革開放前的「性別平等」有特殊性，性別政治服從於階級鬥爭，性別平等是指無產階級之內的兄弟姐妹，那麼非無產階級的男人女人哪有什麼性別平等。臉色紅潤腰身粗壯的勞動婦女形象的確是毛時代的主流女性形象，和今天的「傻白甜」同樣受制於單一意識形態的鉗制，這些都不是朝向生活的女人該有的千姿百態，所以邏輯上「後退」說法不成立。那麼今天同樣單一的價值觀，而強勢的房產業打造的幸福想像，彷彿只剩下結婚買房了，造成了青年男人的凄苦與青年女人的庸俗，二者是對偶關係。婚姻成了一個公開拍賣的市場，「非誠勿擾」這樣的綜藝節目向我們演示著這樣的生活景觀。還有，20來歲就被逼著買房，這很畸形，房產業應該放在政治經濟學裡來識讀。而女權主義對此的應對策略就是，不結婚、晚婚、同居，在當房奴和多樣態親密關係之間，你可以選擇嘛。

新京報：從改革開放前國家壟斷的「男女平等」、「婦女解放」議題（所謂的婦女解放「恩賜論」）到今天從民間興起的女權主義倡導，你覺得有哪些積極的改變？

張念：這個積極的改變正在發生，社會自發的女權運動及其女權組織，彷彿在回應一百多年前那個噴薄而出的新生共和國。晚清到民國前後，社會自發的女權組織也非常活躍，只不過當時女權議題與國族議題協力共舉，為的是告別王朝迎接一個現代中國。而今天，女權主義回歸其本位，在微觀權力的現場作戰，練習個體的權利意識，經由性別身份，作為女人去抵抗近距離的專制，讓政治素質的培育更加切身，就是說穿越身體的牢獄，去布置幸福的喜悅。

新京報：這些年興起的一些新的網路辭彙，比如「暖男」、「直男癌」、「小鮮肉」等，是否可以理解為女性意識覺醒的象徵，甚至有逐漸消費男性的趨勢？

張念：就目前中國女人整體的經濟狀況，還談不上消費男人，如果就消費的確切含義來說。女性意識的覺醒跟「小鮮肉」無關，女性意識覺醒的真正範本是波伏娃的《第二性》，整部書都是女人自己在批判、反省自己。覺醒意味著焚毀被性別公式所算計出的那個自我，讓女人更勇敢更開放，改變自己也就同時會影響身邊的男人，而男人們性別憂鬱症的爆發就意味著歷史的終結。1956年，哲學家科耶夫發表了一篇小文章《最後的新世界》，文章主要以法國女作家薩岡的作品為引子，感嘆在自由民主普世化之後的現代社會，男性英雄的滅絕，好戰英勇的男子氣概被女性原則取而代之，男人們成了蜷縮在女人身邊的「暖男」或「小鮮肉」。如果你是福山主義者，那麼就歡呼小鮮肉的到來吧。但是女權主義不會終結在歷史終結的地方，女權主義沒有性別憂鬱症，並從終結處出發，對自由有著更加豐富和壯麗的訴求。

談微觀權力

「在奴隸那裡獲得認可的主人，其自得感多麼可笑」

新京報：從知識界到媒體、再到公眾都對女權主義有所保留，甚至談虎色變。在學術圈幾乎很難找到女權傾向的男性學者，你怎麼看性別議題一直被以男性學者所主導的知識界忽略？

張念：「談虎色變」？也許吧，如果承認歷史終結的宣言，而又不願看到女權的興起，這只不過是歷史理性自身的錯亂症，比如周國平有關性別問題的言論，就受到女權主義者的批評，相對於科耶夫的性別憂鬱症，中國男性學者擔憂的是「女性美」的消失，這更加荒謬。女性主義作為單獨的學術活動，是二戰以後的事情，並得力於整個西方60年代的大規模的民權運動，種族、性別、年齡、性、族群以及社群這些概念重新激活了人們的學術視野。在由法蘭克福學派發動的現代性批判範式中，女權主義佔據著重要的位置。而學界公認的現代性反思的思想宗師，盧梭、黑格爾、尼採在他們的著述中，都曾嚴肅地談論過「女性問題」，女性主義學術應該與這些哲學話語展開爭辯和對話，如果還對女性主義無知、麻木乃至忽略，只能說是學術眼光的短淺。

新京報：似乎「女權」一詞容易被理解為和「男權」相對應的「女性霸權」，或者被認為帶有「與男性為敵」的氣質，所以一再遭受男性的排斥。

張念：準確地說，是與男性霸權為敵，遭到男人排斥，這是合乎邏輯的結果，誰會輕易扔掉自己的既得利益？所有的權力抗爭都會遭到當權者的排斥，這是人的政治本能，即壓制與抵抗。當然，辨識度最高，認可度最高的抗爭，就是和經典意義的政治強權者抗爭，這幾乎沒有爭議。男權的權力主體是誰？具體的男人？不是，而是說在一種習得的性別關係中存在的權力結構，這會觸犯習俗，會讓男人也包括女人感覺不適，因為日常狀態中的人即使遇到麻煩，往往會歸咎於性格。性格的悲劇不應該讓個人吞咽，而是應該警覺這樣的微觀權力，如何造成不應有的麻煩，並讓生活感受變得悲苦。因此，當我們說性別權力的時候，是指這種權力結構有所偏差，偏向某一性別，女權主義來進行調試和平衡，緩解加諸於男人女人身上的習慣性壓力。習慣造就了秩序性的環境，但當其日積月累，不鬆動土壤活動筋骨，這樣的環境一定霉氣熏天！而對於男性整體來說，如果在生存壓力與生存自主權之間權衡，肯定會選擇後者，這是對自由更有敏感度的人群會做出的反應。那麼什麼會構成男性自主權的真正威脅和壓力，當然是一個同樣自由的女人。更進一步，對自由充滿感受力的男人為什麼會懼怕自由的女人，或者排斥女權主義呢？這個悖論說明了什麼，只能說沒有自由的女人，男人在男權之中所獲得的自由是虛假的自由。你想，在奴隸那裡獲得認可的主人，其自得感多麼可笑。

談當下聲音

「當媽媽對女兒說三十歲前必須結婚，是關愛也是意識形態」

新京報：你說過的「女權可以隨身賦形，小日常之下是大政治」，能說說生活經驗中女權主義作為意識形態的存在嗎？

張念：所謂意識形態是指一套觀念系統，馬克思批判說這是意識的暗箱操作。說得太好了，我指暗箱這個比喻，馬克思話音未落，1839年照相術就誕生了。意識是什麼，她們圍繞著幽暗的慾望旋轉，意識噴射而出成了我們的行為以及經驗整體。當媽媽對女兒說三十歲前必須結婚，是關愛也是意識形態，葛蘭西稱之為第三種類意識形態。意識形態不是房子，人可以進進出出，人在其中辨識自己是誰，找到身份認同。女權主義既然「主義」了，不避諱自己的意識形態色彩，並以一種強悍的頭腦去應對日常意識形態對人的壓制。我說的小日常大政治就是這個意思，權利和自由是生成性的，女權主義的權利意識隨身賦形，處在一個移動的地平線上，而不是絆倒你的繩索。

新京報：在中國，女權主義者經常被公眾認為過度敏感、偏激、玻璃心、甚至被害妄想，你怎麼看這些刻板印象？你怎麼看待中國當下一些較為激進的女權聲音？

張念：如果調試偏差就叫做激進，那麼只能說昏聵的心智必然是脆弱的、充滿防範與猜忌的。要習慣極端的聲音，在我們這裡，音量刺耳是應對裝聾作啞的。

新京報：這些年，青年女權行動派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了公共事業中，她們開展了對政府的問責、對媒體現象的批判，從政策到法律上都起到了很多積極作用，但同時似乎更強化了公眾對女權主義者「過度敏感」、「偏激」的偏見。你怎麼看？

張念：任何行動派當然不只是為了行動而行動，為了保存行動的果實，必須將其訴求納入制度性的軌道。什麼敏感啊偏激啊，是因為人們習慣了溫順，甚至還為溫順洋洋自得。懼怕鬥爭，可能我們有創傷性記憶，但如果還沒有能力去辨識鬥爭的正當性，滯留在過去鬥爭的傷痛里，有什麼未來可言？

本文來源於2015年3月7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3版，轉載請聯繫書評君，需標明來源及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