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勃·迪倫：本可靠舞台吃飯，卻有比肩所有創作者的才華

06-23

導語：北京時間10月13日19時（瑞典當地時間13時），瑞典文學院宣布2016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美國搖滾、民謠藝術家鮑勃·迪倫。頒獎詞說：「鮑勃·迪倫為偉大的美國歌曲傳統帶來了全新的詩意表達方式。」但詩人、評論人廖偉棠卻認為，詩人，註定是鮑勃·迪倫的終極宿命。他本來可以靠舞台吃飯的，卻擁有可以比肩所有幕後創作者的才華，他的名曲的歌詞都可以抽離音樂單獨成篇，而到了他後期創作，他的歌詞甚至成為與陳舊的音樂風格構成反諷張力的魔術棒。而且，鮑勃·迪倫既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反詩人，他寫著與西方現代詩歌史完全不同的詩、格格不入的詩。諾貝爾文學獎不僅是一個遲到差不多半個世紀的獎，重新喚起了鮑勃·迪倫的詩人身份，更跳出過去十年的文學獎邏輯，提供了一個反思詩人何為、詩歌是否有原罪的契機。

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鮑勃·迪倫的結果一出，不少看客和傳媒都用了「竟然」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無知，其實「竟然」無錯，我想說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竟然到2016年才肯頒給鮑勃·迪倫。

這是一個遲到差不多半個世紀的獎，早在1963年，他創作偉大的《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專輯，此後一再反對自己，寫出《Another side of Bob Dylan》、《Bringing It All BackHome》和《Highway 61 Revisited》的叛逆三連作之時，他已經成為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詩歌之王。他不隻影響民謠和搖滾音樂，不隻影響後垮掉派的文學青年，更觸動整個六十年代的亞文化、青年政治態度，成為一種立場一種清醒，面對整個時代的紛芸驟變，他說「我不需要氣象預報員來告訴我天氣」。

一個偉大的詩人影響自己的同代人，靠的不止是偶像式的精神感召，而更需要犀利、準確的詩句。鮑勃·迪倫難得的是，他本來可以靠舞台吃飯的，卻擁有可以比肩所有幕後創作者的才華，他的名曲的歌詞都可以抽離音樂單獨成篇，而到了他後期創作，他的歌詞甚至成為與陳舊的音樂風格構成反諷張力的魔術棒。但他始終意識到，音樂是他啟動巫術的誘餌，無論民謠還是迷幻搖滾還是融合風格都是他的神秘儀式的第一步：催眠。他催眠的目的卻與大多數搖滾音樂不同，他是為了讓聽者最終清醒，他的清醒劑，就是那些表面上是超現實主義自動書寫產物的詩詞。

他既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反詩人。鮑勃·迪倫寫著與西方現代詩歌史完全不同的詩、格格不入的詩，無論隱喻丶戲劇性和敘事方式，都和自新批評派已降的學院現代詩傳統相悖。他的意象傳統更接近西班牙詩人洛爾迦和威爾士詩人迪倫·托馬斯，還有猶太詩人保羅·策蘭，他像他們一樣善於驅使那種既是封閉又是徹底開放的意象，憑高度敏感的語言直覺走進時代的黑暗之心，對於試圖藉助理論、學識去拆解他的人他報以白眼，只有你放開自己的執念，打開全身被時代咬噬得傷痕纍纍的痛，你就能感受像這樣的詩的魅力：

「我聽見有雷炸響一個警告

有浪咆哮要把整個世界淹掉

聽見一百個鼓手雙手在燃燒

聽見一萬個人在耳語但沒人聽到

聽見一個人將死於飢餓，聽見人們對他大笑

我聽到一個在陰溝里死去的詩人的歌聲

一個小丑在後巷中哭叫

而暴雨暴雨暴雨暴雨

而暴雨就要下起——」

這是鮑勃·迪倫最偉大的一首歌《暴雨將至》（中譯：曹疏影），我曾評論道：「一切意象那麼清晰強烈，而咆哮之語又如暴雨迅即混和了大廈將傾之聲，含混而至於擁有超越時代的力量。」它擁有一首傑作的諸多素質，糾正著一個世紀而來陳腐的學院詩歌教育和民間詩歌意淫造就的種種對現代詩的錯愛。一首傑作應該就是這樣：沒有廢話、沒有說教、沒有賣弄，直取世界之精神亂麻的核心。它既屬於它所在的時代，又屬於其他的時空。就像《暴雨將至》，當年也許被解讀為一首反戰詩歌，現在可以解讀為末日詩歌，又可以解讀為日常的悲劇，「一萬個人在耳語但沒人聽到」，那不就是我們在社交媒體上自娛的可悲狀態嗎？

這樣一個詩人，註定難以有同類，誤讀而來的崇拜令他厭惡，所以他雖然沒有像保羅.策蘭那樣直接中斷生命，但他也畢生都在反對「上一個鮑勃·迪倫」，這也是一種詩人的革命行為。

而詩人，註定是他的終極宿命。在民謠界視他為欺師滅祖的叛徒，搖滾界視他為老朽泰斗的時候，諾貝爾文學獎還給他一個公道，重新喚起了他的詩人身份。我曾戲作《Bob Dylan列傳》如此：「白狄嵐者，又名鮑伯·迪倫，曾歌《於風揚之》丶《狂霖即注》丶《豈如滾礌》等曲，其言志猛也，勢狂狷也，世人推之為一代之巫，群興怨之大成。嵐恆厭之，改謠為滾，復棄滾就布魯斯，人莫名其妙也。終以詩人傳世，餘風激蕩數代，然繼之無人。贊曰：其心蠱，其詞絕，出入大千相，無門可立雪。」意外預言了這一點。

「言志猛，勢狂狷」聽起來就像一個忠實於儒家狂士傳統的詩人所能為，強調的是他的詩歌介入現實又超然於現實的勢頭，「一代之巫」、「群興怨之大成」點出作為具有民謠精神的詩人那種預言真相、啟示眾生的魔力，雖然迪倫本身不喜歡自己這樣。「其心蠱，其詞絕，出入大千相」則是最深處的迪倫，他炫惑於自己和世人心相的荒謬，但用最意想不到的表達方式進行一劍封喉式的言說，但這樣的詩人在所謂的文學界是不可能有同道也沒有後繼者的，他承受的人間經驗太暴烈。

其實鮑勃·迪倫本人也在七十年代就已經幾乎把自己燃燒殆盡，其後的他依靠反對自己的各種面目而綿延創作，倒也是難得。甚至到了他前幾年最嚴肅的文學作品：自傳《編年史》，他依然不按常規出牌，「編年史」的命名客觀地把主題定在時間而非故事上，他採取的是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般的筆法，隨意漫遊、左右逢源，突出哪些貌似無歷史意義的瞬間，隱藏那些讀者期待的重要時刻……這種狡黠也源自他作為詩人的自我意識：那就是不屈從於所謂的潮流、亮點，只忠於自我對世界的赤裸感受，忠於真實。

據說今天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尚未通知鮑勃·迪倫，我們無從想像這個怪老頭的反應，我不指望他會像薩特那樣高姿態地拒絕這種「官方榮譽」，畢竟他是一個老江湖——褒義，是見慣風浪而不是避慣風浪者。鮑勃·迪倫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文學獎的意義遠遠大於對他自己的意義，他的人生在最後階段又獲得了一項足以給他自我諷刺好幾年的桂冠，對於我們詩人以及廣大文學愛好者來說，卻是一個反思詩人何為、詩歌是否有原罪的契機——比如說最直接的一條問題就是，鮑勃·迪倫的詩都有上百萬千萬的讀者，那麼詩的大眾性是否還應該被現代詩所鄙夷拒斥呢？又及，詩人如鮑勃·迪倫，是否擁有反對自己的詩的權力？這些，都是過去十年的文學獎邏輯中，未曾想過的。

廖偉棠，香港作家，現代派詩人、攝影師，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