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諾貝爾文學獎改變不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垃圾命運
在人們的熱切期盼中，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終於新鮮出爐，讓國人欣喜若狂的是，中國作家莫言終於得獎了！一部分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得到了空前的膨脹，網上這種情緒表現的尤其明顯，既為莫言獲獎也為莫言打敗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樹而歡欣鼓舞。我一向認為在當今大環境中，中國作家目前還沒有真正的實力拿這個獎，如今莫言真的獲獎了，除了向他個人表示祝賀（這是他個人的一種成功）之外，還是固執地堅持我的看法，這點在我的那篇博文《中國作家有實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嗎》http://blog.ifeng.com/article/20397679.html已經說過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中唯一懂中文的人，只有一個瑞典的漢學
我又一次想起了幾年前一個外國人說的話。2006年，在國際漢學界有著一定知名度的德國漢學家顧彬，接受德國權威媒體「德國之聲」訪問時，突然以「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中國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等驚人之語，炮轟中國文學。顧彬的言辭很是激烈。對上世紀末在國內紅極一時的「美女作家」，顧彬認為那「不是文學，是垃圾」。他直言不諱地認為：「德國到處都有作家，他們代表德國，代表德國人說話，所以我們有一個德國的聲音，但是中國的聲音在哪裡呢？沒有，不存在。中國作家膽子特別小，基本上沒有。魯迅原來很有代表性。現在你給我看看有這麼一個中國作家嗎？沒有。」（《重慶晨報》2006年12月11日）
真是一石擊破水中天！初聞顧彬的這番激切之語，我先是驚愕難過，中國當代文學好歹也發展了幾十年，怎麼一下子成了垃圾？感情上一時間接受不了。後來仔細一想，不由得拍案叫絕——這個外國佬真是說到了點子上，一語擊中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死穴。在這幾十年里，中國作家們寫出的文學作品之多，可用汗牛充棟來形容了。但其中的精品有多少呢？如果實事求是地說起來，還真的挑不出幾本。以前我們也經常說現在的文學沒有好作品，只是抱怨一下而已，絕對不敢像這個外國佬一樣堅決果敢，用「垃圾」兩字來了個一針見血的概括。這也並不見得老外就有「旁觀者清」的高明，我們也並不是「當局者迷」，只是我們不敢說真話罷了。
其實，只要回顧一下中國當代文學生存的歷史環境，就會發現，當代文學的垃圾命運早就註定了。
上世紀的解放區，早早就把文學創作納入了政治的管理範疇，文學為政治服務，文學為現實服務，就成了作家創作的一條基本原則。這條原則本來也沒什麼錯，但為現實服務倘若變成對現實一味的歌功頌德，而失去了另一個重要的批判功能，那麼這樣的文學作品，其價值是要大打折扣的。就這樣，文學從此被綁在了政治的戰車上，亦步亦趨，小心謹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如果誰膽敢不服從這條規則，輕者以後的日子不好混，重者就的得以生命為代價了。比如王實味，他的文學創作不是好好體現革命的時代主旋律，而硬要暴露革命聖地的陰暗面，儘管最後認了錯，但還是沒有得到寬恕，最終在革命勝利的前夜被處決了。作家們都不是傻子，誰願意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去開玩笑呢，於是，一個比一個更革命，一個比一個更能為現實「服務」，這樣的文學基本變成了「諛學」。楊朔的《荔枝蜜》目中無人民，目中無苦難，粉飾太平到了催人嘔吐的地步，我不想再多說什麼了。
單說小說《紅岩》，由於後來根據這部小說改編出曾經家喻戶曉的電影《在烈火中永生》，所以使得《紅岩》也聲名遠播。小說中的主人公許雲峰、江姐、劉思揚這些犧牲在解放前夜的共產黨人，鐵骨錚錚、寧死不屈，是真正的英雄！曾經成為無數中華兒女的偶像。 央視焦點訪談前些年曾報道過「紅岩檔案解密」，讓我們看到歷史竟然和我們開了極大的玩笑。小說中出賣許雲峰、江姐等一批地下共產黨幹部的不是叛徒甫志高，造成重大損失的叛變者，竟然是當時重慶市委的正副書記劉國定、冉益智。據資料說，冉益智只不過被特務打了幾個嘴巴，就立即將他所知道的62個同志供了出來，造成300多名共產黨人被關進集中營。而與之相反的是許多職務很低的一般黨員雖然被叛徒出賣身陷牢獄，仍信念堅定不屈不撓。如張長鰲、尚承文，兩個人被敵人用電刑打得渾身抽搐，身體都開始縮小了，仍然是咬緊牙關，軍統特務惱怒地操起一個十字鎬照頭劈去，他們就此壯烈犧牲！想不到事實和小說竟有如此大的出入，小說再用文學的藝術手法虛構，再為現實政治服務，也不能撒這樣的彌天大謊啊！這樣缺乏起碼生活真實的作品，在今天看來，不是垃圾是什麼呢？
也許有人說，解放前國統區的進步作家不是寫了不少精品嗎？那些作品怎麼能算是垃圾呢？解放前確實有一些好的作品，但到了建國初期它們就顯得不合時宜了，一律遭遇了被刪改的悲慘命運。這兒以老舍的《駱駝祥子》為例。《駱駝祥子》問世以來，這部以北平洋車夫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好評如潮，但也招來了某些評論家的嚴厲抨擊。1948年10月許傑《評<駱駝祥子>》一文，用「典型環境里的典型人物」的理論模式，批判這部小說中的「自然主義」傾向：「在這部作品中，非但看不見個人主義者祥子的出路，也看不見中國社會的一線光明和出路。」文中批評老舍沒有正確地寫出祥子的命運和社會環境對祥子個性發展的影響；過於強調「性生活」的作用，把虎妞、
另外，茅盾的《子夜》刪改了620處，葉聖陶按要求對自己的長篇小說《倪煥之》動了「截尾」手術。為了頌揚革命主旋律，像這樣對新文學名著大動手術的事情可以說是數見不鮮的。革命者倒是高興了，但經過一番大手術後，這些名著已經被肢解得面目全非，這樣的名著還能叫名著嗎？只能變成垃圾，而且是不可再回收利用的垃圾！
到了後來，儘管政治環境相對寬鬆了，但一直被閹割慣了的侏儒，一下子怎麼能爆發出長成巨人的力量呢？尤其是商品經濟時代，一切唯金錢之馬首是瞻，一味取悅於市場和讀者，作品的垃圾命運依然難以擺脫。
而且，更要命的是，中國當代文學成為垃圾還源於一個特殊的制度——「作家供養制度」。世界上也有國家對作家實行資助制度的，但沒有那個國家像中國做的那樣細緻，用各級作協、文聯幾乎把作家們層層包養了起來。只要成了名，就要想辦法被包養，一旦被包養，那這輩子就算掉進了蜜缸里，工資有保障，衣食不用憂，即使已經江郎才盡，只會寫些馬屁文章，也照樣活得優哉游哉。所以，搞寫作的人，誰不想成為一個被包養的作家呢？而且，被包養的級別也成了作家們竟相炫耀的資本。當然，被包養起來是幸福點，但這是有代價的，就像一隻鳥兒，如果被豢養在籠中，必然要以失去自由作為代價。想說的不能說，想寫的不能寫，久而久之，只好寫些御用文章聊以度日。這樣寫出的作品，一旦時過境遷，只能成為一堆垃圾。
這時，就有人要呼籲改革這種「作家供養制度」，激烈的甚至要求堅決取消這種制度。以為這樣一來，中國的文學就能出精品了。這其實是一種天真的想法。正如山西作家李銳所說的那樣，「在中國大陸，把作家納入國家體制的前提是，作家們被剝奪了真正的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不止作家，凡中國大陸的公民都沒有這個基本權利，儘管憲法上明文規定每個公民都具有這項法定的權利。在一個健全的法制社會，公民的權利和義務應當是平衡的。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說到底就是寫作者的基本生存條件，這就像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如果既剝奪了土地，又要求農民自謀生路，那不叫體制改革，那叫殺人害命。」看看，即便取消了「作家供養制度」，只是使作家們失去了豐裕的生活保障，作家們還是不能我手寫我口的，中國文學的垃圾命運還是難以得到根本的改觀。
正因為如此，2006年新任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接受記者採訪時說： 「我想在當下的中國，「作家供養制度」恐怕一時是不能取消的。我們這麼一個大國，國家是可以拿出一定的錢來，供養一部分優秀作家的。」「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如果養不起幾個作家，可能就是一種悲哀」。儘管鐵作家迴避了取消「作家供養制度」的環境因素,但我們可以感受到她話裡邊的無奈。既然連堂堂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都是無奈的，那中國文學的垃圾命運也只好無奈地延伸下去了。
老外他如果要說要罵，就由他去吧！反正閱讀這些垃圾文學也不是一兩代人了，再讀它幾代人又有何妨呢？至於老外說中國沒有作家，那是他不了解中國國情的偏見——我們每年的「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不是選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大作家了嗎？何況，現在中國終於有一個作家獲了諾貝爾文學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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