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招生必備（文學常識）

自主招生考試，知識的涉及面比高考要求的要廣，在很多題目中，學生很難把握，甚至對一些題目無從下手，例如說這樣的一道題目：

下面哪兩位詩人與「江西詞派」無關？（ ）

A。杜甫B。陶淵明C。姜夔D。黃庭堅E。陳師道

學生如果對文學中「文學流派」內容沒有涉及的話，估計很難把這樣的問題答出來。對文學流派的學習，一方面是對文學素養的積累，另一方面直接或者間接用來考試，高考、自主招生都會涉及，起到充實的目的。這裡把中國古代文學中「文學流派」歸納一下，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下載使用。

文學流派

建安風骨

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詩文的慷慨悲涼的詩文風格。漢獻帝最後的年號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所以這一時期的詩文風格就被成為「建安風骨」。這一時代的作家，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為代表，逐步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當時處於戰亂動蕩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現得更為慷慨激昂，他們創作了一大批文學巨著，形成了文學作品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普遍採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並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即人們常說的「建安風骨」。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尤以詩歌最為突出，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軍人物，曹操的詩文，深沉慷慨、氣勢雄渾；曹丕詩文婉約；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艷，辭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他的《洛神賦》是千古名篇，以精鍊的語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繪出洛神絕世之美及純潔無瑕的形象。「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是漢末戰亂動蕩的真實寫照。

建安文學的輝煌成就，對後來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北朝劉勰和鍾嶸反覆推崇建安時期的文風；唐陳子昂盛讚「漢魏風骨」，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的詩句。

正始文學

魏末正始（魏齊王曹芳年號）年間，司馬家庭專權，政治環境惡劣，許多文人名士既不願與司馬氏集團合作，但又懼於黑暗勢力，怕遭殺身之禍，加上老莊思想的影響與玄學思想的興起，當時的文學失去了建安時期文學慷慨悲涼和積極進取的精神，表現出在司馬氏黑暗勢力統治下的精神苦悶與抗爭，這一時期詩文抑鬱曲隱，崇尚自然，反對名教（司馬氏以"名教"作號召，標榜以孝治天下）。這一時期的文學被稱為「正始文學」。正始文學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竹林七賢」。

左思風力

　左思風力是對西晉太康時期詩人左思詩歌風格的形象概括。左思（252？-306），字太沖，淄博（今山東淄博市人）。左思博學多才，創作《三都賦》，十年乃成，朝野競相傳抄，一時洛陽為紙貴。左思志高才雄，胸懷豪邁，是西晉最傑出的詩人，其詩情調高亢，辭采壯麗，筆力矯健，氣勢昂揚，形成獨有的豪壯風格。他的代表作《詠史》八首雖雲詠史，實則借詠史來抒發他對現實的不滿及感慨，借詠史而詠懷，表達自己建功立業的宏偉抱負，猛烈抨擊不合理的門閥制度，表現了對門閥制度的極度蔑視和反抗，因而在內容和風格上都是是對「建安風骨」的繼承與發揚，抒寫懷抱，抨擊現實，多不平之音，和當時的華麗詩風迥然不同。他詩歌創作的這種精神，鍾嶸《詩品》稱之為「左思風力」。

太康體

太康體是指西晉文康時期的時風。太康（280-289）年晉武帝司馬炎的年號。太康時期，政治較穩定，文風鼎盛，產生了一批有才氣的作家，著名的有潘岳、陸機、陸雲、張載、張協等。這個時期的作品，都不太重視詩的內容，無論詩歌辭賦，都用心雕琢，注意修鍊辭藻，追求華美的辭藻和公整的對偶，失去了漢魏詩歌的渾厚風格。武帝司馬炎死後，賈后之亂和八王之亂先接續，太康體只維持了很短一段時間，就在戰亂中消失了。

玄言詩

玄言詩一種以闡釋老莊和佛教哲理為主要內容的詩歌。約起於西晉之末而盛行於東晉。魏晉以後，社會動蕩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虛以求全身遠禍，逃避現實。加之佛教的盛行，使玄學與佛教逐步結合，許多文人「寄言上德，托意玄珠」，用詩歌的形式來表達自己對玄理的領悟。玄言詩以玄學思想方法體悟玄理，大多「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缺乏真摯感情，詩味不濃，文學價值不高，所以作品絕大多數失傳。但其中通過景物來表現哲理的作品，為山水詩的出現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南朝宮體詩

宮體詩，是指南朝梁和陳代所流行的一種詩歌流派。主要的作家是蕭梁皇族及其文學侍從，內容多是宮廷生活及男女私情，形式上則追求辭藻靡麗，聲律嚴整，時稱「宮體」，後來因稱艷情詩為宮體詩。「宮體」之名，始見於《梁書·簡文帝紀》對蕭綱的評語：「然傷於輕艷，當時號曰宮體」。

宮體詩中有不少以寫婦女生活及體態為內容，如《子夜四時歌》：「開窗取月光，滅燭解羅裳。含笑帷幌里，舉體蘭蕙香。」都充滿了綿綿的曖昧之情，因此受到不少批評。其實宮體詩內容並非限於婦女生活，也有一些抒情詠物之作，即使寫婦女生活的作品，格調低下的也只佔少數。總的來說，宮體詩的情調流於輕艷，詩風比較柔靡緩弱。但是宮體詩在形式上更趨于格律化，對於後來的律詩的形成，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山水田園詩派

山水田園詩派是唐代一個重要的詩歌流派。盛唐時期社會安定，社會上佛道思想流行，道家崇尚自然及返樸歸真的追求和佛家禪宗的凈心明性的境界，為詩歌提供了文化及審美心理的基墊。他們繼承陶淵明、謝靈運山水詩的創作傳統，通過描繪幽靜的景色，藉以反映其寧靜的心境和隱逸的思想，因此被稱為「山水田園詩派」。他們的詩歌以描繪自然山水和田園風光為主，風格清新自然，意境淡遠閑適，寫景狀物工緻傳神，提高了詩歌表現自然景物的藝術技巧，是唐詩藝苑中的一枝奇葩。代表人物有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合成「王孟韋柳」。其他田園詩人還有劉長卿、裴迪、儲光羲、常建等。

邊塞詩派

邊塞詩派是盛唐的詩歌流派之一。唐時，各民族不斷進行融合，但也時常發生一些民族衝突，邊塞戰爭頻繁。這些歷史現象對當時的生活影響較大，因此也成為許多詩人的歌詠題材。這些詩作多寫軍旅征戰生活、邊塞風光景物、邊上的風土民情，以及徵人思婦的深切思念。內容大同，詩風相近，所以被成為邊塞詩派。

邊塞詩人的作品氣勢奔放，慷慨激昂，給人一種奮發向上的力量。邊塞詩形式上多為七言歌行或五、七言絕句，詩風悲壯，格調雄渾，最足以表現盛唐氣象。王昌齡的《出塞》、《從軍行》，李頎的《古從軍行》，是唐邊塞詩中的傑作。王之渙和崔顥等人也寫過一些邊塞詩，但以高適、岑參最為知名，所以也叫高岑詩派。

唐宋古文運動

唐宋古文運動是指唐代中葉及北宋時期以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為特點的文體改革運動。因同時涉及文學的思想內容，所以兼有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性質。它在形式方面是「反六朝，復古體」，在文體上要求恢復先秦兩漢古代散文的傳統。

自南北朝以來，文壇盛行駢文，流於對偶、聲律、典故、辭藻等形式，形式多空洞無物，華而不實。為了改革文風，唐宋時代發起了倡導古文的「古文運動」。

「古文」這一概念由韓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來講求聲律及辭藻、排偶的駢文視為俗下文字，認為自己的散文繼承了先秦兩漢文章的傳統，所以稱「古文」。韓愈提倡古文，目的在於恢復古代的儒學道統，將改革文風與復興儒學變為相輔相成的運動。在提倡古文時，進一步強調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晚唐五代，駢文又瀰漫文壇。北宋時期，以歐陽修的帶領下，又掀起一場古文運動。歐陽修憑藉其政治地位，大力倡導古文，他高舉崇儒尊韓的旗幟，同時把儒學和現實聯繫起來，強調「明道」與「致用」相結合，寫出了大量明暢婉轉的散文。稍後，王安石、曾鞏、三蘇等將宋代古文運動推向高潮。

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運動是由唐代詩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導的一場詩歌革新運動。「新樂府」一名，是白居易相對漢樂府而提出的，其含義就是以自創的新的樂府題目詠寫時事，故又名「新樂府運動」。

唐朝貞元、元和之際，廣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興唐朝的統治。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白居易、元稹等詩人主張恢復古代的采詩制度，發揚《詩經》和漢魏樂府諷喻時事的傳統，使詩歌起到「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在《新樂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樂府詩歌的創作原則，要求文辭質樸易懂，便於讀者理解；說的話要直截了當，切中時弊，使聞者足戒；敘事要有根據，令人信服；還要詞句通順，合於聲律，可以入樂。宣稱要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　

新樂府詩的特點是：自創新題，詠寫時事，體現漢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除白居易而外，元稹、李紳、張籍、王建也是這一運動中的重要作家。白居易的《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詞》、《織婦詞》，張籍的《野老歌》、王建的《水夫謠》，並為新樂府運動中的優秀作品。

新樂府詩試圖在詩中反映民生疾苦和社會現實弊端，然而此類型的創作不免會觸動到權貴人士，因此在風氣的推展上並不順利。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遭謗被貶，遠謫江州，新樂府運動也因之受挫。

花間派

花間派是晚唐五代詞派，其名字起源於《花間集》前蜀王衍、後蜀孟昶，皆溺與聲色，君臣縱情遊樂，詞曲艷發，這一時期的詞把視野完全轉向花柳風月，多寫女性的姿色與生活情狀，特別是她們的內心生活。崇尚雕飾，追求婉媚，充溢著脂香膩粉的氣味。五代後蜀趙崇祚選錄唐末五代詞人18家作品500首編成《花間集》（10卷），其中除溫庭筠、皇甫松、和凝、孫光憲外，其餘如韋莊、薛昭蘊、牛嶠、張泌、毛文錫、牛希濟、歐陽炯、顧夐、魏承班、鹿虔扆、閻選、尹鶚、毛熙震、李珣等，都是集中在蜀地的文人。他們的詞風大體相近。後世因而稱之為花間派

溫庭筠、韋莊是其代表作家，二人雖都側重寫艷情離愁，但風格不同，溫詞穠艷華美，韋詞疏淡明秀。其餘詞人，多蹈溫、韋餘風，內容不外歌詠旅愁閨怨、合歡離恨，多局限於男女燕婉之私，格調不高。花間詞在思想上無甚可取，但其文學富艷精工，藝術成就較高，對後世詞作影響較大。

西昆體

西昆體北宋初年一種追求辭藻華美、對仗工整的詩體。宋初，楊億、劉筠、錢惟演曾於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間，聚集於皇帝藏書的秘閣，編纂《歷代君臣事迹》，詔題《冊府元龜》，他們把在編書之餘所寫的酬唱詩結集為《西昆酬唱集》。西昆體也由此得名。

西昆體詩人提倡學習李商隱，主張詞歌語義要深。他們大多有良好的詞章修養，技法圓熟，善於在詩作中大量摭拾典故和前人的佳詞妙語，以求意旨幽深。其作大抵音律諧美，詞采精麗，有一定的藝術價值。他們不滿白體詩的淺切，也不滿晚唐體的枯寂，提倡學習李商隱，主張詩歌語義要深，詞章艷麗，用典精巧。對偶工整。由於西昆體作家，大多社會地位較高，生活優越，因此他們的詞少有現實內容，多為酬唱之作。另外，西昆詩人只是一味模擬，缺乏真情實感，刻板地搬用李商隱的詩題、典故、詞藻，所以被嘲為把李商隱「撏」得「衣服敗敝」，更被複古派的石介視為「怪」現象加以攻擊。其後歐陽修、梅堯臣等開創新的詩風，西昆體乃告衰歇。

婉約詞派

婉約詞是自花間詞下，該派之詞，內容多寫兒女情長，離愁別緒，詞風含蓄，隱喻曲折，寄情委婉，文辭綺麗。代表人物自溫庭筠始，繼之有歐陽修、晏殊、晏幾道、柳永、秦觀、賀鑄、李清照等。

婉約派的詞人既有文學素養，又都洞曉音律，每填一闋，往往錘鍊字句，審音度曲，把如畫的意境、精鍊的語言和美妙的音樂緊密結合起來，既表情達意，又悅耳動聽，具有感人的藝術魅力，兩宋期間，婉約詞空前繁榮，風靡全國。

由於長期以來詞多趨於宛轉柔美，人們便形成了以婉約為正宗的觀念。如王世貞的《弇州山人詞評》就以李後主、柳永、周邦彥等詞家為「詞之正宗」，正代表了這種看法。婉約詞風長期支配詞壇，直到南宋姜夔、吳文英、張炎等大批詞家，無不從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響。

豪放詞派

豪放派是宋詞的一個流派，與婉約派並為宋詞兩大詞派。代表詞人為蘇軾、辛棄疾等。豪放詞由北宋蘇軾開創經南宋辛棄疾發展而推向高峰。豪放詞派打破婉約詞派的風格，風格豪邁奔放，意境雄起豁達，語言流利暢達。

豪放詞派不僅描寫花間、月下，兒女私情，而且更喜攝取軍情國事那樣的重大題材入詞，使詞能像詩文一樣地反映生活，所謂「無言不可入，無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氣勢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為能事。詞論家對蘇軾詞所作的「橫放傑出」「詞氣邁往」「書挾海上風濤之氣」之評，對辛棄疾所作的「慷慨縱橫」「不可一世」之評，概況了豪放派的整體風格。

豪放派雖以豪放為主體風格，卻也不乏清秀婉約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蘇詞《賀新郎·乳燕飛華屋》、《水龍吟·似花還似非花》，辛詞《粉蝶兒·昨日春》、《青玉案·東風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約詞的名篇。

雅正派

　宋詞流派之一，是南宋後期最大詞派。他們避免了婉約派中的華艷輕浮，但對婉約派的脫離現實、追求形式、進究辭藻的傾向仍然繼承了下來，某些方面甚至有所發展。他們寫詞所遵循的準則就是一個「雅」字，因而後人又稱他們為「雅正派」或「醇雅派」。

雅正派非常重視韻律，以「中正平和」之音，「典雅純正「之辭凈化詞，具有韻，精密清越，格調高雅幽潔，筆力清健冷雋的風格。

雅正派的主要代表有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王沂孫、周密、張炎等人。從風格上看，可分為以姜夔、史達祖為代表的姜派（清空派），以吳文英為代表的吳派（密麗派）。姜派（清空派）。姜詞清健空靈、幽冷疏宕、音韻高絕，深有寓剛於柔、運密於疏的特有風格。其代表作《暗香》、《疏影》最能體現其風格，其中亦寓家國興亡之感。吳派（密麗派），他另闢隱秀幽邃一路，善於熟練句法，雕琢辭藻，令人眩目。

閑逸派

閑逸派是宋朝時的一個詞派，主要代表人物是僧仲殊、朱敦儒、黃裳、周紫芝。這派詞人深受晉、唐山水田園詩派的影響，直接承繼中唐張志和《漁歌子》等詞的傳統。他們或情志高潔，酷愛自然，或隱逸遠世，保真養性，或受挫避禍、閑放退居，表現了一種特有的閑遠超逸之態。就此而言，這派詞可稱之為逸人之詞。

閑逸派詩人隨著時代氛圍和個人氣質、境遇的不同，大致可以分為曠逸、雅逸派。曠逸詞派，以閑逸、曠達為主要風格：雅逸詞派詞人受到晏、歐、周雅詞，特別是雅正派詞影響，以柔筆雅辭寫山川景物，敘宴飲交遊，抒閒情逸緻，偏重於典雅和藻飾，與曠逸派的自然野趣、超曠飄逸有異。

江西詩派

江西詩派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個有正式名稱的詩文派別。北宋後期，黃庭堅在詩壇上影響很大，追隨和效法黃庭堅的詩人頗多，逐漸形成以黃庭堅為中心的詩歌流派。

黃庭堅的詩歌觀念對於江西詩派的形成至關重要。黃庭堅論詩以「不俗」為高標，而要達到這種境界，他強調須多讀書。他說「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只有「胸中有萬卷書」，才能「筆下無一點塵俗氣」。黃庭堅對多讀書的強調，並非是為學問而學問，而主要有三層意思：其一在於認真學習、廣泛吸取前人一切好的東西，在融會貫通的基礎上加以創造和發展。其二是作為一種學養的積累，以增加詩歌的內涵與意蘊，力去淺俗。其三在於主觀修養和性情的陶冶，培養一種以儒家基本精神為底蘊而又超脫流俗、獨具個性的氣質，為人「不俗」，才能寫出「出塵拔俗」之詩。黃庭堅最為著名的詩歌主張之一「點鐵成金」實際上也與他所強調的主觀修養有關。到了宋末，方回因為詩派成員多學杜甫，就把杜甫稱為江西詩派之「祖」，而把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三人稱為詩派之「宗」，提出了江西詩派的「一祖三宗」之說。

江西詩派片面追求「無一字無來處」，而又不能「求新」，於是拾人牙慧，典故連篇，形象枯竭，形成了江西詩派中的末流。這是江西詩派長期以來受人譏評的主要原因。

永嘉四靈

永嘉四靈南宋中葉的詩歌流派，代表南宋後期詩歌創作上的一種傾向。永嘉四靈是當時生長於浙江永嘉（今浙江溫州）的四位詩人：徐照、徐璣、翁卷、趙師秀，形成中國南宋中葉的詩歌流派，代表南宋後期詩歌創作上的一種傾向。因彼此旨趣相投，詩格相類，工為唐律，專以晚唐賈島、姚合為法，謂之唐體，字型大小中都帶有「靈」字，而溫州古為永嘉郡，遂稱之為「永嘉四靈」。

他們的詩風承襲晚唐，選擇了晚唐詩人賈島、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詞寫野逸清瘦之趣。詩體的特點是：繼承了山水詩人、田園詩人的傳統，滿足於嘯傲田園、寄情泉石的閑逸生活。在藝術上，又能刻意求工，忌用典，尚白描，輕古體而重近體，尤重五律。甚至要求全詩字數不得超過40字。在較大程度上糾正了江西派詩人以學問為詩的習氣。

「四靈」詩歌並非「寒蟬哀鳴」，也不是遠離社會現實，只透露「狹窄的心理」。它在宋代詩歌史上應有較高的地位，對它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的評價，特別是對積極用世方面的評價，需要突破由來已久的思維定勢，多一些多元意識和寬容意識。

台閣體

明朝永樂至成化年間，文壇上出現一種所謂「台閣體」詩，以當時館閣文臣楊士奇、楊榮、楊溥等（號稱「三楊」）為代表的一種文學創作風格。「三楊」都是當時的台閣重臣，故他們的詩文有「台閣體」之稱。

永樂成化年間，是明朝的「太平盛世」，因此他們的詩文只追求所謂「雍容典雅」，多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應制」和應酬之作，脫離社會生活缺乏實際內容，內容大多比較貧乏，多為應制、題贈、酬應而作，題材常是「頌聖德，歌太平」，毫無創新，毫無生氣，比宋代的「西昆體」影響更壞。這種文風由於由統治者倡導，因此一時模仿成風，千篇一律成為流弊。

台閣體這種萎靡的文風漸為時代所不容，革除流弊的呼聲越來越高，在後起的茶陵派、前七子等流派的衝擊下，漸漸退出了文壇。

茶陵詩派

明代成化、正德年間的詩歌流派，因該派首領李東陽為茶陵人，故稱。當時社會弊病已日見嚴重，台閣體阿諛粉飾的文風已不容不變，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針對台閣體卑冗委瑣的風氣，提出「軼宋窺唐」，詩學漢唐的復古主張，強調對法度聲調的掌握，以圖洗滌台閣體單緩冗沓的風氣，振興文壇。明代大學士、立朝五十年的李東陽，以他為代表的「茶陵詩派」，將故鄉「茶陵」的名字，永遠鐫刻在中國文學史史冊上。

他們主性情，反模擬，推崇李杜，不拘一格；並且重視詩歌的聲調、節奏、法度、用字，要以不同的風格代替台閣體。李東陽官居相位，並主持文壇，門生眾多，其詩論詩風堪稱一代之盛，成為台閣體向前後七子復古運動之間的過渡。但因李東陽生活圈子平靜狹小"四十年不出國門"，其詩多是題贈之作和詠史之作，內容大體不出宮廷、館閣的生活，諸如"坐擁圖書消暇日，夢隨冠蓋入新年"之類，故使茶陵詩風並未脫離典雅工麗的台閣體的影響。但其宗法唐詩的主張，以及師古的創作傾向，卻成為前、後七子復古運動的先聲。

前後七子

前後七子指的是明朝中葉的詩文流派。15世紀末以後，明代詩文領域內經歷了一次新的變化，這變化的一個重要特徵便是文學復古思潮日趨活躍。以李夢陽、王世貞等人為代表的前後七子，在這一階段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前七子的成員有李夢陽、何景明、王九思、邊貢、康海、徐禎卿、王廷相，是一個以李夢陽為核心代表的文學群體，活躍於弘治、正德間。後七子成員有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吳國倫、宗臣、徐中行、梁有譽。後七子中以王世貞、李攀龍為首，活躍於嘉靖、隆慶間。

從前後七子文學活動的積極意義上看，首先它們在復古的旗幟下，為文學尋求了一席獨立存在的地位。特別是前七子崛起之初，文壇歌頌聖德、粉飾太平的台閣體創作風氣還沒有完全消除，加上程朱理學學風的熾熱，文士中有輕視詩文而熱衷於治經窮理的傾向，一些「文學土」甚至遭到排擠打擊。其次，在重視文學獨立地位的基礎上，前後七子增強了對文學本質的理解，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對舊的文學價值觀念和創作實踐發起了一定的衝擊。如後七子提出重「辭」而輕「理」的主張，雖有過多地注重文學形式的一面，卻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們以重形式的手段來擺脫文學受道德說教束縛的要求。

公安派

公安派是明神宗萬曆（1573-1620）年間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為代表的文學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這一派作者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等。他們所持的文學主張與前後七子擬古主義針鋒相對，他們提出「世道既變，文亦因之」的文學發展觀，又提出「性靈說」，要求作品「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他們的散文以清新活潑之筆，開拓了我國小品文的新領域。在晚明的詩歌、散文領域，以「公安派」的聲勢最為浩大。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反對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主張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他們認為「出自性靈者為真詩」，進而強調非從自己胸臆中流出，則不下筆。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所做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因而他們的創作實踐未能達到其文學主張的理論高度。

吳江派

明代戲曲文學流派。其領袖人物是沈璟吳江（今江蘇吳江）人，所以被稱作吳江派。屬於此派的曲家有顧大典、呂天成、卜世臣、王驥德、葉憲祖、馮夢龍、沈自晉、袁於令、範文若、汪廷訥、史盤等。要求作曲「合律依腔」，吳江派要求語言「僻好本色」。沈璟編纂《南九宮十三調曲譜》,釐定曲譜、規定句法,註明字句的音韻平仄，給曲家指出規範。沈璟的理論和吳江派諸作家的實踐，對於扭轉明初駢儷派形成的脫離舞台實際、崇尚案頭劇的不良風氣，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沈璟過分強調音韻格律，主張寧肯「不工」，也要「協律」。他提倡戲曲語言要「本色」，原本意在反對明初的駢儷頹風，但由於他把「本色」狹窄地理解為只是採用「俗言俚語」、「摹勒家常語」，也產生了弊病。沈璟等人與湯顯祖於萬曆年間曾經在創作方法上有過一場為時不短的激烈爭論。由於吳江派的革新主張主要體現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內容上，因此，這種革新的影響和意義就遠遜於臨川派，甚至為後人詬病。

臨川派

臨川派是明代戲曲文學流派。也稱「玉茗堂派」。其領袖人物是湯顯祖。因湯顯祖的祖籍是臨川(今江西撫州),時人稱他為湯臨川，湯顯祖的戲曲作品總名「玉茗堂四夢」，「臨川派」和「玉茗堂派」因而得名。

湯顯祖的戲曲理論強調創作不應受形式、格律的拘束，強調作家的才情，倡導以自我為中心的神情合至論，特別重視個人的感情作用，以感情說反對道學家的性理說湯顯祖與沈璟等人曾在創作主張上有過長時間的爭論和辯難。湯顯祖強調「曲意」，主張「意趣說」，反對吳江作家「按字模聲」、「寧協律而不工」的主張，「臨川四夢」(即「玉茗堂四夢」)就是這些理論的實踐。

吳江派和臨川派各有所長，所以在明清之際，出現了吳江、臨川兩派合流的趨勢。兩派的爭論，對明清傳奇戲曲的鼎盛，對於李玉、李漁、孔尚任等大家的出現，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桐城派

桐城派是我國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稱「桐城古文派」，世通稱「桐城派」。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人；方苞為桐城派創始人；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三祖」。曾國藩，他在《歐陽生文集序》中，稱道方、劉、姚善為古文辭後，說：「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為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向桐城，號桐城派。」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

桐城派的基本理論是從方苞開始建立的。他繼承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主張：「義」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說文章要有內容；言有序，說文章要有條理跟形式技巧。他對於文章，要求的是「雅潔」。劉大櫆雖無重要的建樹，但他是姚鼐的老師，所以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啟後者。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張，在提倡「義理（內容合理）、考據（材料確切）、詞章（文詞精美），三者不可偏廢。」又在學習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辭類纂序》）。桐城派主張學習左傳、史記，講究義法，提倡義理，要求語言雅潔，反對俚俗。

桐城派的文章，內容多是宣傳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語言則力求簡明達意，條理清晰，「清真雅正」。他們的許多散文都體現了這一特點。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為「闡道翼教」而作；在文風上，是選取素材，運用語言，只求簡明達意、條例清晰，不重羅列材料、堆砌辭藻，不用詩詞與駢句,力求「清真雅正」，頗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順通暢，尤其是一些記敘文，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論點鮮明，邏輯性強，辭句精練；寫景傳神，抓住特徵，細節盎然，寄世感嘆；傳狀之文，刻畫生動辭；紀敘扼要，流暢時晰。平易清新，是整體流派特點。散文名篇有：方苞《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記》。辭賦大師潘承祥先生評價道：「桐城古文運動，是唐宋古文運動的繼續、發展、終結。」

桐城派的「載道」思想，適應清朝統治者提倡朱理學的需要；「義法」理論，也能為「制舉之文」利用，所以對清代文壇影響極大，對促進散文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詩界革命

詩界革命，即戊戌變法前後的詩歌改良運動。早起倡導這是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針對晚清詩歌創作追求古與雅的原則，他們提出了「新」與「俗」的綱領。「新」就是要反映新的思想和新的生活，認為詩人應該關心生活，熟悉生活，通曉世情，了結時勢力，寫出新意境。「俗」就是要通俗，「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主張從民歌中汲取營養，不受舊詩束縛來創造新的通俗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