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裕延：正確認知中國歷史的關鍵是什麼

當前位置:主頁 >評論 >社會評論 >王裕延：正確認知中國歷史的關鍵是什麼發布時間:2013-04-24 12:05 作者:王裕延 字型大小： 點擊:436次要正確認知中國的歷史，關鍵必須堅持「是什麼就說什麼」的認知原則。但是中國幾千年的倫理道德觀念和二十世紀傳入中國的階級分析理論，阻撓反對我們「是什麼就說什麼」。其中的原因，需要我們認真研究探討。中國幾千年都處於農耕社會，傳統的農業社會諸事一成不變。人與人的關係為單元，其社會是由「尊卑，男女、長幼」之秩序構成。傳統中國社會裡的尊卑長幼之分和親族間輩分的高下之別確實是很嚴格的，誠如曾國藩所說：「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1）因此，中國是一個高度重視倫理的社會。因為「只有一個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2）中國幾千年的倫理結構是萬世一系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自古以來的中國人一直認為這種倫理建構是天意安排的，命運註定的。天不變，這種倫理建構是不會變的。可見，歷史主義、本質主義不是舶來品，還充滿著有中國特色的鄉土味呢。波普爾說：「命運」和「命定」的觀念成了反叛自由的令人喜愛的執迷物。（3）中國人幾千年不知道「是什麼就說什麼」這類自由意識到底意味著什麼，這和他們幾千年一直相信命運註定論有有密切聯繫的。所以孔夫子說：「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他諄諄告誡人們要「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這言」。由此產生的行為道德規範就是尊者諱、顯者諱、親者諱；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這是一種體現天意命運的倫理道德的行為規範。這是中國幾千年處於封閉社會的重要原因之一，這是一種恆久不變的禁忌，被視為類似自然界中的規律，被當作日升日落或季節循環一樣的規律。這種道德規範在中國社會形成了一種不良的文化積習，這就是掩蓋事實真相，把是和非混為一談。「陛下上為天子，下為黎庶父母。」幾千年的中國人把各級領導，上自皇帝下至十品芝麻官，都被混同為父母，被尊稱為父母官。而父母官說了錯話，做了錯事是不能批評議論的，是不容許曝光的，只能「諱」，只能「隱」。否則就是「犯上」，就是「不忠」「不孝」。清代初期有位學者戴震說：「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雖得謂之逆。」（4）而「大逆不道」，幾千年都被視為「十惡」之首。凡是「犯上」、「不忠」、「不孝」，都要受到嚴厲懲處，用現代語說，都要受到無情的專政。「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重則如殺頭、滅族、滿門抄斬，輕則判刑流放。這成了歷代統治階級的治國理念，成了歷代統治階級維護社會穩定的法寶。這種穩定是靠壓制個人而取得的。社會存在下來了，而富有創造性的個性卻喪失了。這就是中國倫理道德的價值取向。久而久之，中國人形成了一種用道德主義觀察分析問題和社會現實的積習。不重視真假對錯的區分，只重視尊卑倫理道德規範是否獲得認可和遵守。所以說真話的人向來不受尊重，常被認為是瘋子狂人，魯迅的小說《狂人日記》就反映了這種社會現象。而說假話又符合道德倫理規範的人，卻能得到社會的普遍尊重和認可。從而使中國人逐漸喪失自我批評的能力，失去自我反省的憂患意識。這種積習代代相傳，使說假話成了中國人的行為習慣。什麼叫道德？胡適說，行為成了習慣便成了道德。因此說了幾千年假話的中國人，居然把說假話弄成了社會公認的道德，竟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特色。使中國人長期麻木不醒，直至十九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爆發時為止。當前歌頌康熙、雍正、亁隆的電視影片風靡全國，並非這些電視片揭示了事實真相，而是這些電視片真實反映了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倫理道德觀念。即使這些道德倫理觀念扭曲了歷史真實，還能獲得社會的認可和稱讚。誠如一位研究法國大革命的著名作家勒費爾所說：「道德主義者必讚揚英勇，譴責殘暴，可是不能解釋事故。」中國的道德主義的作用就是表彰「忠節大義」，譴責「犯上作亂」，但不能解釋歷史的興亡盛衰。然而中國的道德主義非但不能解釋事故，相反，中國的大人物還慣用道德主義來掩蓋事實真相，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為強權尊者服務。進入二十世紀，中國最後的封建專制王朝被推翻了。但是傳統的倫理道德的價值觀念仍然根深蒂固。自五十年代後，出現了一種廣為流傳的貌似新的道德主義說教，領導，即父母官犯錯誤做錯事是出自「好心」，是「好心辦壞事」。人之初，性本善。中國的領導都是天生善良的人。但是什麼是好心，卻沒有一個能說清楚，道明白。最後大家只好又按照孔子制訂的「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的道德規矩辦事。「好心」就成了只可心會，不可言傳的東西。誰要違規「心會」和「言傳」，誰就得戴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傳播政治謠言」和反革命的帽子而被查處，被打入「另冊」。因此，反右鬥爭和廬山會義反右傾之後，我國說真話的風氣蕩然。「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成為普遍現象。使許多人昧著良心說假話，而不受任何征罰和譴責，反而把這種行為視為靠近黨組織、追求進步的、黨性觀念強和階級立場堅定的表現。從而使中國幾千年因說假話的習慣形成的社會道德披上了一件馬克思主義階級分理論的外衣，堂而皇之使中國人說的假話變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具有中國特色的謊言也隨之變成了科學。使得說真話的人，比如彭德懷就成了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對象了。像這類「謊言」圍剿「真理」的鬥爭，還被美其名曰「無產階級專政。」說白了，這是傳統尊卑倫理價值觀念的取向，是屬於傳統倫理價值觀念的「尊」向「卑」專政。像戴震說的是尊者、長者、貴者以理責卑者、幼者、賤者的「專政」，或可稱之為「倫級專政」。毛澤東發動的黨內鬥爭就是披著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外衣的「倫級專政」，是上級向下級，大官向小官的專政，用毛澤東的綜合哲學的術語說，這是大魚吃小魚的專政。顯然這不是經濟意義上的階級專政。「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喊得震天介響，目的在於維護一種尊責卑、長責幼、貴責賤「雖失謂之順」的一種尊嚴。這種維護傳統的尊卑倫理觀念之行為，還被提升為大義滅親而廣泛宣傳頌揚。使人與人之間互相猜疑、互相提防、互相仇恨。致使父子失和，夫妻反目，兄弟相怨，竟被扭曲為階級覺悟高的表現。使整個社會對說真話，對「是什麼就說什麼」備感惶恐，不僅說者懼，聽者也後怕。這種「倫級專政」，正是引發中國二十世紀社會大動蕩的亂源之一。因此，在中國若要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必須提倡說真話，提倡「是什麼就說什麼」，弘揚新文化運動之後開始在中國傳播的自由民主之精神，扎紮實實地培育說真話的自由民主之氛圍，形成以說真話為榮，以說假話為恥，謊言應該受到社會譴責的社會氛圍。為此必須徹底破除幾千年形成的尊責卑、長責幼、貴責賤「雖失謂之順」的傳統價值觀念，徹底破除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理論的價值觀念，引進建立有助理性思維的自由民主的政治架構，逐漸形成說真話的社會環境。唯有自由民主的社會環境，唯有建立健全的自由民主的政治體制，才能為說真話提供遼闊空間，為抑止謊言提供屏障。為中國人民熟悉和崇敬的美國著名作家斯諾就是說真話的典範。他借用如來佛的話說：「講真話，以愛制怒，以真克偽」（5）表現了自己的理想價值觀念，披露了自己深入陝北，探索紅軍真面目的深層次原因。所以只有時時事事堅持「以真克偽」，才能激發「是什麼就說什麼」的道德勇氣。西方的價值觀念和中國不同。西方的價值觀念是重認知重知識，他們長期相沿古代希臘的優良文化傳統，推崇一種求真重認知的價值觀念：「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6）這種價值觀念使西方人形成了一種和中國人截然不同的行為道德規範，即重視真假對錯的區分，願為說真話獻身。像義大利的布魯諾就是因為說真話、捍衛說真話的權利被宗教裁判所處以火刑活活燒死。所以，「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使西方價值觀念的取向是崇尚追求言論思想自由，努力營造言論思想自由的氛圍。使「是什麼就說什麼」的價值觀念，成了中世紀歐洲反對教會愚昧專制的強大武器，成了現代歐美科學文化飛速發展的智慧源泉，成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由四分五裂戰火紛飛走向和平統一和諧穩定的強大推動力。由此可見，重認知、重知識、為知識而知識、視致知為唯一目標、重真假對錯區分的價值觀念，是推動歐洲由封閉的中世紀社會向開放的現代社會轉變的強大動力，是建設和睦歐洲的奠基石。(本文選自拙作《反思二十世紀中國社會大動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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