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頌讚滿清與眷戀日本的皇民心理相通性

　　　　　- 南鄉子 -很多人指責台灣人不該眷戀日本，戀日情節是奴才情節。對此，我十分贊同，也為有這類心態的台灣同胞感到悲哀。但光是指責，不找根源，恐怕台灣人不服，也不會解決問題。主席說過，有人的地方就有上中下，台灣人是人，而且也是中國人，可為何台灣人對日本很眷戀，而同為中國人的大陸人卻很仇恨日本呢？其實，起初大多數台灣人都反對滿清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並在孤立無援、又無現代武器裝備、又沒有經過軍事訓練的情況下，與擁有現代化武器裝備、訓練有素的日軍進行了長期殊死的戰鬥，為此遭受了慘重損失[1]。若按台灣跟大陸的土地面積、人口比例來看的話，抵抗之激烈、犧牲之嚴重，絕不亞於明末中國人對入侵滿清的抵抗和犧牲。難道僅僅是佔領台灣後的日本統治得好這一外部因素嗎？況且日本統治是否真的很好，還令人生疑呢。有沒有一種心理因素在作怪？也就是說，真正的根源是不是跟這種心理因素有關？而同為中國人的我們，是否也有這一心理因素？其實，只要想想至今為何仍有那麽多中國人稱讚滿清，痛罵明朝，不但盛讚「康乾盛世」，還把投降滿清、為滿清征服同族的人們，把為滿清獻身的官員稱做民族英雄，謎底就不難揭開了。滿清統治者及其支撐基礎滿蒙，不但為夷狄異族，不但遠比當時的明朝和中國人落後，文化習俗、生活方式、經濟生產方式乃至語言文字也與中國人相差甚遠，還大肆屠殺中國人，還把中國人視作家奴。可時至今日，中國人尚且如此盛讚滿清，尚且把異族統治者以及為其效勞、獻身並因此獲得異族統治者褒獎的人們，如施琅、林則徐、關天培等異族政權的官員們奉為民族英雄，甚至還把那位在英軍尚未到達之前就屠殺中國人的滿洲人海齡「都統」稱為「中華英雄」。那麽，一些台灣人只是眷戀眷戀日本，還沒有歌頌「明治大帝」「昭和大帝」，還沒有把諸如松下石根等屠殺中國人的劊子手、甲級戰犯們捧為民族英雄，可大陸的中國人又為何很不理解，為何因此而大為惱怒，甚至罵本是同根生的那些台灣人為日本走狗奴才呢？況且日本的政治體制、文明程度不但比滿清高多了，文化習俗上也跟中國人較近，還聲稱跟中國人同文同種。日本各地至今還有徐福墓。中國史籍中也有諸如徐福率領三千童男童女東渡扶桑的記載。日本也沒有大肆屠殺台灣人，反而把原本連滿清都嫌棄的「化外之地」變成了近代開化地區。興修水利、讓大片荒地變成了良田。到1917年耕地面積就從64萬增加到哦74萬甲，大米產量從250萬倍增到500餘萬石。興辦交通，整備基礎設施。到1917年，就築了基隆高雄兩港，鐵路從一百公里延長到六百多公里，開通了從北部基隆到南部高雄的貫穿南北的鐵路。還杜絕了從荷蘭殖民統治時代起開始的，曾蔓延島內的鴉片。抗戰爆發前的1935年十月，中國政府派往台灣的考察團也驚嘆於台灣的變化[2]而教育也迅速充實。1944年兒童入學率高達92.5%。這個數字，恐怕就是現在的大陸，還有不少地方沒有達到吧。當然，戰時體制下的日本格外傾重於台灣教育的教育，既有加速同化的長遠目的，也有養成戰鬥要員的當務之急。據說派到台灣的日本人教師與日本人官吏以及警察相比，大都有較強的使命感，人格也比較優秀，因而獲得了台灣人的「敬愛和信賴」。「今日台灣老年人中常見的親日感情，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這些教師的存在」（伊藤潔語）。如果說台灣人眷戀日本是奴性太重，那我們盛讚滿清，還把為滿清屠殺中國人、為滿清效勞的滿清官員稱做民族英雄，又是什麽性「太重」呢？我想，癥結可能就在於我們中國人太缺少民族主義意識而太多「世界主義意識」。即便是征服自己、奴役自己的異族，只要後來施了點「仁政」或者根本就沒有施仁政，僅僅是被它統治久了，就會生出一種眷戀它的感情來。而對同族呢，則要求過甚。比方說，把異族野蠻專制落後的政權視作自己的政權，把異族皇帝視作自己的皇帝，並對此歌頌稱讚的人們，不但對推翻滿清後建立的民主共和政權大加鞭笞（對本族政權的領袖們當然也不會去歌頌稱讚），對滿清之前的漢人王朝也是極力貶低。對像唐朝這樣有點成就的王朝，包括金庸這樣的名人在內的不少人就說該王朝之所以強大是因為該王朝的皇帝身上有游牧民族血統，或者千方百計地「考證」該王朝創始者本來就是「游牧民族」。 如果實在找不到皇帝身上的異族血統，那就不客氣了，白的說成黑的，黑的就描述得更黑。例如，明朝是本族王朝，不存在對漢人的民族歧視，當時的老百姓比較自由，文化生活比較豐富、經濟科技軍事都比較發達。各大臣是通過比較公平嚴格的考試選拔出來。明朝政府則是脫離了皇室而獨立化了的，由以首輔大臣（實質性的宰相）為首的大臣們運作的。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是由皇帝和諸大臣們分擔並相互牽制的。誠如錢穆先生所言「王室代表貴族特權之世襲，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進退，而宰相為政府領袖，君權、相權、互為節制。」[3]明朝時期的皇權與相權不但相互牽制，還有專門監督皇帝的諫官。政府官員也能直接批評皇帝。若政府官員批評得對，皇帝即使心裡不高興，表面上也只能容忍。因此即使皇帝常年不上朝，國家機器也能照樣正常工作。這頗與近代歐洲的立憲君主體制相似。也正是這種不但明朝、其他漢人王朝也有的君臣體制，才造就了士大夫們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不少人因此而敢於以死抗爭，而社會風氣也對此極力褒揚。在漢人王朝的這種體制和弘揚正氣的社會風氣下，就連被不少人說成是最殘酷獨裁、猜忌心最強、濫殺功臣的崇禎帝，也不得不受大臣乃至言官們的束縛。例如，其內心曾傾向於和佔據東北、並不斷入關劫掠的滿洲政權和議以全力對付愈演愈烈的農民反亂、爭取休養生息恢復元氣的時間，可迫於輿論壓力、僅因大臣的反對而作罷。而且還決不封閉自守、狂妄自大。儘管當時中國並不比歐洲差多少，但崇禎帝仍主動學習西方的優秀之處，例如接受西方曆法。還重用西方傳教士，允許西方傳教士到各地傳教辦學。更可貴的是，他歷史上第一個主動引進和消化西方先進軍事武器和技術的皇帝。比方說步槍火炮，不僅僅是引進，還加以消化，從而使中國也能大批量生產這些武器，並立刻裝備于軍隊。而滿清直到兩百年後的鴉片戰爭，要不是慘敗於西方，恐怕連這種事情想都不敢想。當然，明朝也沒有三跪九叩首的制度。明大臣得侍坐，不像滿清、奏對無不跪（清初，漢大臣對滿洲親王也要長跪）。可不少國人卻把明朝說得比異族滿清還要黑暗、專制、封閉，甚至還把滿清的閉關自守，把滿清的喜野蠻落後厭文明先進的本性說成是從明朝那裡繼承過來的。儘管滿清這個異族政權用屠刀殘忍地滅掉象徵我們民族精神、代表我們燦爛文明和中國形象的衣冠服飾，強迫我們祖先剃髮留豬尾巴變成了異族模樣；儘管這個異族政權十分仇恨漢人王朝的君臣體制所造就的士大夫們那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感，而說甚麽：「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至目無其君，此尤不可。」[3]從而徹底破壞了自古以來漢人王朝的君權相權相互節制的民主體制，並抽去了士大夫們的「以天下為己任」這塊最後的脊樑、使士大夫們成了唯唯諾諾、卑躬屈膝的奴才；儘管這個異族政權大興文字獄，其規模範圍時間乃至殘忍程度，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漢人王朝都無法與之相比；儘管這個異族政權大肆篡改歷史，使中國之人「永不會覺得我們中國作者裡面，也曾經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因而喪失了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強；儘管這個異族政權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使中國人日益窮困；儘管這個異族政權把神州大地弄得萬馬齊喑，可不少國人卻能視而不見！或即使見了，也要編出一套漢人王朝比它更壞更糟糕或它是因為受了漢文化的影響或漢人王朝也不過如此，它不過是繼承罷了等謊言來為它遮掩。在這些國人的心中，滿清這個異族政權不但也是漢人自己的王朝，而且依然是比漢人王朝強多了的偉大王朝，依然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人民生活最富裕，經濟最發達的，值得中國人自豪的偉大王朝。在這些國人的心中，就連那些異族之君也遠比漢人皇帝來得勤奮愛民！同根的台灣人自然也不可能例外。例如，明明日本人嚴重歧視台灣人，甚至還禁止台灣人娶日本女子為妻，禁止台灣人學政治、經濟、法律、機械、建築等專業。日本帝國議會裡直到很後來，也沒有幾個台灣籍的議員。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充其量不過是個農業地區。而後來的中國人政權，卻沒有了這種民族歧視，還讓林洋港、李 登輝等大批本省人身居要職。還把農業為主的台灣建成了亞洲的最發達地區之一，還把台灣人民生活水準提升到了發達國家的水準。可偏偏有不少台灣人認為中國人的政權不如日本，還懷戀日據時代，還稱血脈相連的本國人政權為外來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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