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語言對漢語的傷害是犯罪——歐陽江河

06-23

[摘要]其實「文革」語言對漢語的傷害甚至是犯罪，我們必須加以清除。我從語言，不從純政治的角度。這種傷害到了當代又進入到商業的廣告，包括我們講的影像語言、媒體語言、網路語言等等。

　　「二戰後德國人必須重新學習德語，因為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原本思想豐富的德文變成了有用的德文，從而丟掉了其固有的美。我們的母語——漢語與德文具有相同的傷痛，是不是應該改變？又該如何改變？」近日，德國著名漢學家翻譯家沃爾夫岡·顧彬和詩人歐陽江河在北京798藝術區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報告廳就此展開對談。

　　語言經過現代性的轉型變成了什麼？

　　歐陽江河：我們天天使用的漢語，有人把它當做傳遞思想、傳遞信息和信息交流的工具，這個看法根本上是錯的。我們認為語言是人的存在方式，它並不傳達我們肉體的生命狀況和力量，它本身是疾病、力量、虛無和思想的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各種各樣信息的攜帶者、傳遞者和呈現者。

　　語言經過現代性的轉型，包括經過革命，經過現在的商業大潮，東西方的相遇、融合、翻譯等等，變成了什麼？在這個過程中，它有哪些痕迹？哪些傷痛？呈現狀態是怎樣的？我們從德國文學家在納粹帝國覆亡後政治戰爭對德語的災難性影響開始談。

　　顧彬：你為什麼用這麼複雜的中文折磨我（眾笑）？德國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海因里希·伯爾開始寫作時不知道用哪一種語言寫，因為德意志到了60年代才恢復了現代文學。伯爾的方式非常有意思，他從翻譯開始做起。他翻譯美國小說，通過英文翻譯為德文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語言，並且通過美國小說家找到了他的形式。他還學習了漢語，我認為他從中文中也找到了德文的感覺。他也翻譯了唐朝的詩歌，到現在也是最好的翻譯。

　　他也經常提到當時西德社會的所有問題，但是他的德文好嗎？他真的通過翻譯，翻譯出了好的德文嗎？從今天來看，他的德文評價不太高，也可以說是非常差的。現在日耳曼文學家們這樣說他，他唯一一個好的文學作品，是在戰區給家裡寫的書信。

　　我們都知道對北島來說伯爾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因為伯爾發表了一個有意思的說法，他說，1965年後我們要面對非常重要的零點時刻，我們都應該從廢墟開始。他說我們的文學是一種廢墟，我們搞的是廢墟文學。北島自己也覺得1979年中國人應該開始寫作，一個作家應該有他個人的真正語言。

　　我們當下使用的中文，有一個歷史久遠的文化載體——「漢語」

　　歐陽江河：二戰時，德語被當做宣傳語言，工具化地赤裸裸的宣傳幫凶，由此也為德國語言帶來了災難，甚至影響了德語的生態。就像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的說法：謊言重複一千遍後已經成真了。多年後，德語已經沒有辦法承擔人的最簡單意義上的生存功能了。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學習德語是非常有意思的，重新複習空氣，重新喝水，重新仰望星空，重新認識生命。

　　當時德國的大作家托馬斯曼寫了《威尼斯之死》。托馬斯曼受到德國納粹的迫害，1933年移居美國，他當時已經是世界級的作家。有記者採訪他說：你走了以後，和德語的關係怎樣？他說：我在哪裡，德語就在哪裡。這句話已經有了象徵性，他把德國最複雜、最具文學性、最具有原創力和思想性的反納粹語言隨身帶在身上，帶到美國，也就是德語本身開始了流亡。

　　德國的土地沒辦法流亡，但德語被一個大作家放在腦子裡，放在思想深處隨他到處走。納粹結束後，這些非常有名的文學家、思想家返回德國，第一步就是從語言開始。

　　我一直認為如果沒有德國，沒有德語，人類不會有現在這種高級的、複雜的存在狀態，無論從音樂、詩歌、小說、哲學、科學等各方面，德語以及德國文化都是特別高的呈現。如果我們說文明像宇宙的一種轉動，它是一種世界最內在的發動機，那麼德語返回它文化、思想、語言的源頭，再跟當代性有一個非常好的溝通和結合後，就呈現人類文明的最高級狀態。

　　我最熱愛的兩個詩人，是德國的荷爾德林和中國的李白。因為他們帶有宇宙洪荒般的氣息，與人類的語言有一種銜接、久遠、幽幽通天地、鬼神的感覺，那是誰都無法取代的，恰好一個是德文的，一個是中文的。

　　中文與德語有一個相同的歷史命運，就是我們當下使用的中文，之前有一個歷史特別久遠的文化載體—「漢語」。我一直認為漢語與中文是兩回事。我們所說的漢語是在完全封閉、與其他文明沒有交往、其他語言沒有互相翻譯的狀態下成長起來的一種語言狀態，那是一種生命的狀態。上古、中古的漢語決定了我們中國人的存在方式，我們中國不同種族、地方的口音都不一樣，但書寫卻是一樣的，這種呈現方式甚至擴及到日語與韓文。

　　但當下，中文是相對於英文、德文、西班牙文、俄文、義大利文、法文等等相互之間的翻譯、交往產生出來的，我們現在大量使用翻譯的概念、術語，甚至語法都來自於翻譯，這讓我們的中文受傷了，它呈現出比較混亂的一種狀態。但如果我們願意，中國古老的漢語可以成為我們的解毒劑。

　　漢語在2000多年前就成熟了，我認為它一直是人類文明最高級的一種呈現物。像老子、莊子、孔子、韓非子、荀子等等，他們的語言，哪怕是他們在處理政治問題、歷史問題、軍事問題，甚至百科全書式的地理問題等等，他們所使用的古漢語都是非常精彩的。

　　在語言藝術上，人類文明意義具有特別高的存在方式，有一種特別好的文學的質地，所以無論我們的中文呈現怎樣一種混亂、膚淺、庸俗的狀態，我們學中文的人有一種幸運，就是追根溯源到漢語總會得到一些啟示、一些澄清和一些解救。

　　顧彬：西德和東德對德國古典文學的態度完全不一樣。1968年西德的學生運動中，學生領導們都反對我們的經典文學，要求我們應該放棄所有文雅的德文，向德國學習老百姓的語言等等。所以從1968年到70年代、80年代，當時西德很少有好的作家，他們故意放棄了他們原來的才能。但民主德國不一樣，他們覺得應該向18世紀、19世紀好的作家學習，學他們的思想、學他們的語言，民主德國在這個方面的做法完全是對的，現在德語國家最好的作家原來都是從民主德國來的。

　　歐陽江河的中文太複雜了，他讓我翻譯他最近出版的19首詩，我折磨自己至少一年，問了好多中國人：這什麼意思？他們都是同樣的口氣：不知道。請問為什麼你要選擇複雜的中文？

　　作家應該至少掌握一門以上外語

　　歐陽江河：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講了一個帶有寓言性質的內容：一個小男孩突然不長個子了，這實際上是用肉體影射思想上不再成長了，思想好像是6歲人的智力就夠了。這就正好迎合希特勒的想法，老百姓不用有思想，能夠打仗、生育等就可以了。

　　有一個美國媒體人寫過一本書，他幹了一輩子的電視工作，在一家有名的大電視台做到總監，突然有一天他罷工了，因為讀了《鐵皮鼓》後醍醐灌頂，自己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美國的電視規則是，做讓9歲孩子完全能看懂的節目，如果高深，這一檔節目就要去掉。這個媒體人就說：完了，我們已經不懂詞語了。詞語是最複雜的形式，現在我們只看得懂影像，語言這種生命存在方式被侵略了。

　　後來這位媒體人辭職，五六十歲跑去讀書，重新從閱讀進入生命。因為語言可以導致一種內心的返回。為什麼我使用複雜的中文？複雜的漢語？而且把中文和漢語融為一體，比如我的《懸棺》一版用的漢語，一版用的中文，一種非驢非馬的語言，我認為語言能夠把我們帶到複雜的層次，因為這，我們的生命才會有深刻、幸福。

　　法國的思想家布爾迪厄有一次被記者問到：你為什麼要用這麼複雜的語言。他的回答非常有意思：沒有其他的任何理由，就是我不能使用《鐵皮鼓》那種到了6歲就不再長個子的語言，只要我停止使用複雜的語言，我的生命，我的思想就會偷懶，就會停止思想，就會變成一種行屍走肉，活著的死人的一種狀態。

　　我特別喜歡的一個美國詩人龐德曾經說過：詩歌的語言是一個種族的觸覺。整個種族假如有感覺的話，詩歌語言是最前衛的觸覺，如果詩歌語言停止它的精細、準確、複雜和深刻的話，這個種族都會活在一種比較惰性、簡化、標準的模式里，這是非常可怕的。而詩人的功能和職責，就是要保證自己的母語在一種複雜、費解、精細和有深度、有高度的狀態中運轉、呈現、挖掘。

　　顧彬先生對中國作家有非常深刻的批判，他是希望我們作家，靈魂最深處的語言工作者能夠更好地學習外語，至少掌握一門以上的外語，因為這樣會多一種生命，不是打開窗口和交流的問題，而是一種存在方式。一個人的身上有兩個人、三個人的生命，這種生命的豐富性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覺得新一代人會在外語的能力上，以及在比如互聯網帶來的存在空間、虛擬世界、虛擬宇宙的虛擬本身其實正在變成我們更重要的一種存在方式，更重要的現實。

　　我還記得拉康有一個論斷：現實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是詞語。—所以詞語本身正在變成我們的存在方式，如果我們只是把語言作為一種工具，像凳子一樣坐的工具，這種理解是膚淺的。我們現在都認為肉體是我們最重要的存在方式，其他一切都是為了滿足肉體的，我覺得這是不對的，詞語是最根本意義上的存在方式。人所有的感受、交流、愛恨情愁，都是依靠語言來傳遞的。肉體只是語言存在方式的外在延伸的一個器官，一個物理形式而已。

　　這次思想廣場概念的本身就是一個虛擬現實，但是它提供給我們的要比真實還要真實。我們在思想廣場散步，相當於康德所說的最重要的兩個東西：一是道德率，一個是頭上的星空。思想廣場既是道德率，也是頭上的星空，我們在這裡散步，既是思想、詞語，也是生命的散步。

　　「文革」語言為什麼會留下來？

　　顧彬：我很想知道中國「文革」語言為什麼會留下來？你能給我解釋嗎？

　　歐陽江河：50年代大學畢業的那一代人，受的教育其實是有很深重的「文革」文化痕迹。「文革」的語言其實是有一種，我舉個例子，波蘭有一個詩人也是獲得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寫過一首詩說的是波蘭戰後在蘇聯陣營統治下，從村長到黨的總書記在談到政治問題時、思想問題時，他們使用的語言，從口氣到思想的深度，到使用的語法、辭彙到智力上一模一樣，這就有點類似於中國從「文革」之間可能從大隊黨支部書記到市長、省長等人所用的語言、辭彙一模一樣。

　　當年的軍事化鬥爭已經給「文革」語言定了調，就是鬥爭、批判、罵人，把你一隻腳踩下去，讓你永世不得翻身等等。所有這些語言最深處的隱喻是來自鬥爭，來自戰爭狀態，而不是和平。所以那一批人只要在批評時，使用的語言、語法的那種緊迫感、嚴重性、語氣所使用的辭彙立即回到了「文革」那個時候。其實我可以很優雅地表達我的分量，他不懂這個分量，這就是語言水平導致生命質量的降低。

　　上次我在思想廣場與中國最偉大的男高音做對談，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說一位美國的歌劇老太太把他弄到美國去，但後來把他弄得沒辦法生存。他與老太太決裂時，有一次老太太把他弄成非法移民，他在美國待不下去了。他想對老太太表達憤怒時，就說：我必須用「文革」。他查了字典，把所有英語的髒字眼都查出來，說可以講兩個小時，老太太笑了，這些髒字加在一起，一點都不是罵人。後來他覺得要證明語言的狀態有兩點，一是點菜，一是罵的優雅，把對方罵的無話可說，這證明了他的語言水平。20年後，他給老太太打電話，氣得老太太直喘粗氣，這就是他的表達方式。「文革」把我們的憤怒都給規定了，憤怒都變成了一個意識形態，變成了一個統一的自動話語的東西。

　　再回到顧彬先生這個問題，其實「文革」語言對漢語的傷害甚至是犯罪，我們必須加以清除。我從語言，不從純政治的角度。這種傷害到了當代又進入到商業的廣告，包括我們講的影像語言、媒體語言、網路語言等等。有時它賦予我們語言一種更有活力、更靈活、更當代的特質，但如果我們完全聽憑其他元素的傷害和引領，有時會走向一個反面，有一個副作用，而且我們自己都認識不到。

　　我們對詩歌的看法可能有時會比較偏執，認為詩歌主要是呈現優美的句子，處理我們的情感，是優美的最高象徵和體現。我覺得這些都沒問題，但僅僅這些還不夠，因為尤其當代詩歌要與我們的時代，與我們真實的現實產生直接聯繫，而不僅僅是一種交流意義上的關係。我始終認為，最高意義上的詩歌，除了體現人的生命狀態，還要承擔一種認知狀態，它有時必須是一個絕對，一個真理，一個虛無。從這個角度來講，它是一個文明的體現。

　　我記得有一位大作家說過一句話：只有大作家才有世界觀。現在中文的寫詩，由於自改革開放以來35年的努力，很多不同的人，包括小說家、媒體朋友的寫作者，網路、手機語言寫作者的共同努力，造成了語言生態意義上昂首闊步的前進。在這裡詩人起的是語言推進器、加速器的作用。由於種種努力，現在的語言已經呈現為一種非常複雜、非常豐富、非常開闊的生態。但是現在很多詩歌只寫一種，反而越來越小，對我們認識的世界，我們的思想沒有什麼深刻的影響和呈現。作為文明，很多當代詩歌出現了退化的、萎縮的狀態，只寫優美的句子、小感情、小感受是不對的。

　　現場提問

　　提問一：我比較擔心的是當代小學生對於漢語的使用。我曾經輔導過初一的學生寫作文，他在作文中使用很多流行詞語，比如神馬都是浮雲，教授是「叫獸」，我不知道怎麼引導他。

　　歐陽江河：這個問題有意思，活生生地呈現了一個小孩開放、天真、乾淨的心靈。同樣表達自我感受的方式，絕對不會出現在20年前，我想也不會出現在20年後，他反映的恰好是我們這段時間媒體使用的、交流中使用最多的網路的語言。你用的是「大人」的表達方式，這種方式像投影一樣投在了這個小孩的意識層面。

　　那麼他的自我是什麼呢？他的自我只是簡單的接收和反射。其實小孩不是聰明不聰明、天才不天才的問題，我女兒2歲、3歲時，我天天晚上帶她散步，就給她亂說。她現在能寫不錯的詩，語言方面很多時候是我在她2歲、3歲時亂講的結果。對不起，講多了。

　　提問二：現在都在推廣普通話，我們怎麼保護少數民族的語言？

　　顧彬：我們在母語外真的能學好其他語言，但你怎麼用是另外一回事。我小時候媽媽帶我去維也納，所以我第一種語言聽的是維也納語，它的發音很軟，我在德國北方學的發音很硬、很粗，我沒辦法模仿他們。

　　現在碰到這樣一個問題，因為寫作時我需要比較特別的詞，我就經常與維也納人見面，偷走他們特別的詞。經常看他們的作品，還會背下來，這樣我保留他們的語言，但我們只會一種外語還不夠，應該學好多。比如我能夠很好的保留中文，我現在也在用，也用中文寫作。我的英文還可以，但我不敢用英文寫作，因為好的英文比較複雜。我不能用特別好的中文，但我的中文還可以，沒有錯誤，我自己很滿意。所以想要保留這些語言，你不是每天複習的話，它們都會離開你。你的問題我只能夠這樣回答，你每天應該練習，原來聽到的或者說的語言，不要讓它失蹤了，現在中國滿洲人的語言已經消失了。一種語言說的人太少，就連我們最重要的母語也會缺少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