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如何應對地震：有整套救災機制 官員延報革職

今年是唐山大地震四十周年祭，雖然過去了整整四十年，那場造成超過二十四萬人遇難的巨大災難，依然是倖存者心中無法抹平的傷痛，也警示著人們必須重視地震災害的預防與救援工作。唐山大地震時，在現代國家體制的發動下，舉國牽掛，各方馳援。那麼，在各項條件相對落後的古代，面對地震災害，國家又是怎樣應對的呢？

事實上，雖然古代沒有有效的地震預測系統，但他們針對地震早已建立了一套及時的救災制度。發展到明清時期，這套救災制度已經成為一個環環相扣的系統，幾乎涵蓋了救災工程的各個方面，具有現代救災工作的雛形，而與救災相對應的是嚴厲處罰耽誤、妨礙救災的官員。

1第一步報告災情

瞞報罰俸一年延報將被革職

古時救災主要有報告災情、統計受災範圍和受災人口、賑災三個步驟。

首先是報告災情。以明朝為例，明朝嘉靖三十四年臘月十二（1556年1月23日）發生大地震，史稱嘉靖大地震。這次地震的震中位於陝西省華縣，地震強度為8至8.3級，烈度為11度。由於地震於午夜發生，多數人還在熟睡，因此逃生者寥寥。這次地震最終導致83萬人死亡，是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地震。

小雁塔在嘉靖大地震中被震裂，塔身從十五層減少為十三層

嘉靖大地震共有101個縣遭受了破壞，分布於陝、甘、寧、晉、豫等地約28萬平方公里。地震使當地民房、官署、廟宇、書院淪為廢墟，較堅固的高大建築物如城樓、寶塔、宮殿全部倒塌。據《陝西通志》記載，位於西安市的小雁塔為唐朝時修建，在此次地震中被震裂，塔身從十五層減少為十三層。

由於嘉靖地震時正值隆冬，災民凍死、餓死和次年瘟疫大流行造成的死者無數可計。伴隨著地震，山崩、滑坡、地裂、地陷、地隆、水患、火災等次生災害也相繼發生，真可謂「自古災傷無此慘也」。

地震發生後，陝西等地的地方官員第一時間便將災情上報給了中央。因為按照當時的規定，一旦出現隱瞞災情不報的情況，該省督撫罰俸一年；如果延誤上報時間超過三個月，地方官就會被革職。

然而，由於古代交通不便，災情到達京城需要較長的一段時間。此外，朝廷在接到災情彙報後，需要通過層層審批，政令才能到達山區。朝廷派出的賑災官員——戶部左侍郎鄒守愚到達災區時，已經是次年二月了。在過去的三個月的時間裡，地方官員和當地縉紳便成為災後救助的中流砥柱。

再說清朝。清朝按災害造成的損失和影響，把受災分為十個等級，一級最輕，十級最嚴重。一旦某地出現了災情，地方長官要迅速將受災程度和日期向上級彙報，如果災情還有後續發展，也要及時向上級更新信息，但時限上可以有所放寬。以地震來說，一旦某地發生地震，當地群眾應立刻報告縣官，縣官要及時把消息彙報給府台道台，由他們報告督撫，再由督撫上報戶部。

2第二步勘災

欽差大臣坐鎮上門核查災情

統計受災範圍和受災人口也叫做「勘災」，目的是摸清情況，為以後發放救災物資和減免賦稅提供依據。

在明代，中央政府得到災情報告後，會臨時派遣欽差大臣前往震區坐鎮抗災，由於當時沒有專門的賑災機構，救災工作一般由戶部來承擔。嘉靖大地震後，朝廷派往災區的欽差大臣便是當時的戶部左侍郎鄒守愚。

鄒守愚於嘉靖三十五年（1557年）二月到達陝西後，立刻指揮地方官員共同救災，同時從周圍的無災地區選拔政績優秀的官員前來協助，以維護災區的正常秩序。當時的進士朱茹便受命從河南新蔡縣令的任上臨時抽調到華州，主持救災工作。

鄒守愚的另外一項重要任務，是向災區發放朝廷的專項救濟款和減免當地百姓的賦役。當然，這些救濟款並不是平均給予廣大災民，而是根據年齡、性別、受災程度等的不同來進行分配，從而使每一個災民都受益。

嘉靖三十五年二月，朝廷下令「以地震發銀四萬兩賑山西平陽府、陝西延安府諸屬縣，並蠲免稅糧有差」；同年四月，又頒布命令，「以陝西地震，詔發太倉銀萬兩於延綏、一萬兩於寧夏、一萬五千兩於甘肅、一萬兩於固原，協濟民屯兵餉……停免夏稅」。

用於上報的地震災情統計圖

清朝規定，災害發生地的督撫一面向戶部報告情況，一面要組織一個勘災小組。勘災小組的成員主要是當地的知府、同知、通判和受災地縣令，任務是親自趕赴受災地視察災情，並且為災情造冊。

法律法規要求他們在核實受災人戶時，必須親自上門落實情況，區分應當賑濟的受災戶和受影響較小的災民，特別要註明那些極度窘困的受災戶，以便為日後賑濟時能夠區別對待。

3第三步賑災

減免徭役賦稅

古代的賑災措施不盡相同，最常見的撫恤措施是減免受災地區的徭役、賦稅。

西漢劉詢（宣帝）當皇帝時的本始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公元前70年6月1日），河南以東49個郡國皆發生地震，不少地方是山崩水出，「殺六千餘人」。劉詢便為此下了道「罪己詔」。漢宣帝劉詢在下「罪己詔」之後，採取了兩種措施，一要求，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的朝中大臣「走基層」，尋訪民間有學問的人，找到應對地震的辦法；二指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意思是，法律條例中有可免除而能安定百姓的，逐條上報；對遭受地震重災的民眾，免收糧租錢稅。

劉詢駕崩後，劉奭（漢元帝）以太子身份繼位，繼位當年又發生地震。劉奭心繫災民，下詔稱，關東一帶沒有收成，不少老百姓活不下去，各地官府（郡國）要善待災民，不要收租收稅。還把由少府看管的皇家水面、林地等白租給災民，以生產自救。

北魏在免收災民租賦方面做得也不錯。元恪（宣武帝）主政年間，北魏國境內地震頻發，據《中國地震歷史資料彙編》（第一卷）上的統計，元恪當了17年皇帝，而地震發生了25次，平均二年里3次。在這種情況下，北魏朝廷多次給災民「免租賦」。

唐朝李隆基（玄宗）當皇帝的開元二十二年二月初十（公元734年3月23日），秦州發生大地震，死了4000多人。地震發生後，李隆基及時派出朝廷官員，前去震區慰問：有遇難者的人家免除一年徭役；一家死三人以上的，免除徭役二年。

朝廷「賜錢」

「免稅」是不要災民上繳法定的錢物，這對災區重建、恢復生產相當有利，但並不解燃眉之急，於是朝廷想到了給災民「賜錢」。在唐宋以後，尤其到明清時期，朝廷賜錢，直接補助災民銀兩、錢糧，成為一種慣例。

東漢永建三年漢陽郡大地震發生後，小皇帝劉保派光祿大夫趕赴金城、隴西等地災區核查災情，賞賜地震中遇難者家屬。遇難者年紀在7歲以上，每人給2000錢，即《後漢書·順帝紀》中所謂，「詔實核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

北宋趙禎（仁宗）當皇帝時的景祐四年十二月（公元1038年1月），京師開封和忻州、代州、并州等三州，先後發生地震。《宋史·五行志五》等史書記載，這一年的地震共死亡32306人，其中忻州19742人、代州759人、并州1890人。包括州一把手在內，忻州不少官員都在地震中遇難了，趙禎便給遇難官員的家屬發放了5萬至10萬錢不等的撫恤金。

清代發放金錢的做法更普遍，還形成了較為成熟的「蠲賑辦法」。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後，康熙要求戶部和工部，迅速撥款賑災。戶部主事沙世到震中三河縣後，「散賑鄉村窮民九百四十一戶，戶各白金一兩。」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凡地震中遇難者不能棺殮的，均由官府負責出資安葬。乾隆《三河縣誌》記載，時工部主事常德奉命等到達三河後，除發放救濟金外，還負責料理遇難者後事，對1168名死者，每人頭給棺殮銀二兩五錢。而在其他地區，遇難者每人撫恤銀二兩。

各界「捐銀」

古代抗震救災款的來源，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央財政，二是地方政府出資。此外，民間和個人「捐銀」，也是重要的資金來源。

所謂「捐銀」，是明清時期較流行的說法，即現代慈善行為所說的捐款。康熙三十四年四月初六（公元1695年5月18日），山西臨汾地區發生地震。在災後重建中，山西官方發動全省的公職人員捐款賑災，救助災民生活。康熙《臨汾縣誌·祥異志》上記載了此事，「闔省大小各官，捐銀與在城貧民蓋房。」

關於康熙十八年地震的記載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特大地震發生後，不少縉紳富戶都能慷慨解囊，為災區出錢出力。據張儀《張學士文集》，當時有位在天津經商的張孺人，「傾篋付典質，錢積門中，僱人掘被壓者，所活數十百人。」

古代朝廷也會積極引導民間抗震救災力量。康熙十八年七月的特大地震，導致京城房屋嚴重倒塌，康熙皇帝除要求戶部、工部等政府機構積極組織施救外，特地下詔，動員有錢的官紳富戶捐銀，給災民修建房屋，對積極捐款的「大款」，朝廷會提出表揚和獎勵。

在災難面前，鄰里抱團，共渡難關，這種「眾志成城」也是古代所提倡的。康熙十八年七月北京地震後，康熙皇帝便號召和要求災區老百姓互相幫助，「兩鄰十家戶，有互相存恤之義，可協助修理」，以儘快恢復家園。

當然，古代地震救災的措施和手段很多，並不局限於上述幾種。此外，在古代，軍人也是抗震救災的主力。如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公元1068年8月），河北路（治所在大名府）發生地震，「城壁皆壓，發卒數十萬治之」。

綜合自《人民日報》、《北京晚報》、中國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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