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時代的我們，如何奪回渙散的注意力？

撰文：Jacob Weisberg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攝影：Eric Pickersgill / www.removed.social

上圖是攝影師Eric Pickersgill名為「Removed」的系列攝影之一，他拿走被拍攝者手中的手機，但是讓他們繼續保持之前盯著手機的姿勢。

「手上沒活的時候我們抽煙；不想問題的時候我們讀《時代周刊》，」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1957年這樣寫道。智能手機出現以後，這個問題不再有過。我們的手和腦子現在一點都不會閑著，我們持續不斷地發簡訊，發電郵，點贊，發微博，看視頻，玩遊戲。

根據研究公司eMarketer的數據，美國人每天平均花五個半小時在數字媒體上面，其中，一半以上的時間用在移動設備上。在一些人群中，這個數值要高得多。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根據貝勒大學女生的反饋，她們每天平均使用手機的時間達到10小時。18至24歲這個年齡組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他們在早上醒來以後的第一件事便是看手機。根據一項英國所做的調查，我們從起床以後，每天會看221次手機，平均每隔4.3分鐘便看1次。這個數字實際上可能還是太低了，因為人們傾向於低估自己使用手機的時間。在2015年的一項蓋洛普調查中，61％的人表示，他們看手機的頻率低於自己認識的人。

我們轉變成「移動設備人」這個過程非常突然。第一個觸摸屏iPhone2007年6月上市，第一批安卓手機2008年上市。智能手機的市場滲透率從10％增長到40％所用的時間比歷史上任何其他消費技術都要短。在美國，智能手機的使用率在三年前剛剛達到50％。然而到了今天，一個人如果不用智能手機會被認為是古怪、或處於社會邊緣或是上了年紀。

彷彿一夜之間，我們的社會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之前人們走在街上會左顧右盼，而現在人們則只會盯著自己的移動設備，這種變化究竟意味著什麼？如果我們不相信智能手機能使我們更安全、更高效，讓我們不會感到無聊，如果我們不覺得智能手機如同能夠裝在口袋裡的電腦那樣有用，我們不會總是抓著它們不放的。與此同時，智能手機的使用者也會表示自己會感到「沮喪」、「分心」。在2015年的一項皮尤調查中，70％的受訪者表示，手機讓他們覺得更自由，而30％的人則表示手機像是一根繩索。18到29歲的年齡組中有一半人表示，他們使用手機是為了「避免與周圍的人交流」。

雪利·特克爾（Sherry Turkle）的新書《重新回到談話中》（Reclaiming Conversation）對社交和移動媒體令人不安的一些方面做了一番探討，本書語言睿智，觀察細緻。作為一名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教的臨床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特克爾絕不是持反科技立場。然而，在研究了那麼多年人與電腦之間的關係之後，她除了在書中對現象做出描述以外，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她提出了一個強有力觀點，即：這個新的通信革命正在降低人際關係的質量：其中包括了家人、朋友之間的關係，也包括了同事、戀人之間的關係。她描述了為人們所熟悉但又令人心碎的畫面：在操場上、餐桌上，父母常常處於分心狀態；孩子們因為不能得到父母全心的關注而感到沮喪；在聚會上，在場的朋友要和那些虛擬空間的朋友爭奪注意力資源；在教室里，老師們所面對的是一群一心多用的學生；在現在這種約會文化中，人們有了無限多的選擇，但是這麼多的選擇破壞了人們做出情感承諾的能力。

特克爾發現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將自己的全部注意力放在各種設備上的年輕人無法發展出完全獨立的自我；她從出版於2011年的《一起孤獨》（Alone Together）一書中便開始就這個主題進行探討。在《一起孤獨》中，她研究了與機器人玩具的互動和處於「一刻不停」的聯繫之中會對青少年的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她認為，手機和簡訊會破壞青少年與父母分離的能力，並且會在一個人成年以後給他/她帶來其他障礙。年輕人們在Facebook上展示個人資料會改變他們對自我的呈現方式；將精力投入到遊戲中虛擬人物身上會成為他們逃避現實生活中的種種困難的方式；面對著隱私的喪失以及持續不斷的網路信息的侵擾，他們感到了新的焦慮。

在她的新書中，特克爾表達了一種帶有哲學意味、同時也是一種精神病學意義上的關切。她認為，因為年輕人們沒有在學習如何獨處，因而，他們正在失去同情的能力。「讓我們得以與他人建立聯繫的是我們獨處的能力，有了這種能力，我們才能將人們視為不同的、獨立的個體，」特克爾寫道。那些陷入社交媒體的虛擬世界中不可自拔的人們沒有內省的能力，他們產生了一種「我分享故我在」的感覺，一直在為他人塑造自己的身份。這種連續不斷的「數字活動」令青少年體驗不到獨處可以給他們帶來的滿足感，而是只會感到「離線焦慮」（disconnection anxiety）。

和她早期的著作中一樣，特克爾會以一名臨床醫生同時也是一名人種學家的視角來看待這種同理心的喪失。收入在《重新回到談話中》的訪談內容都是特克爾從2008年以來所做的數百次訪談中挑選出來的，那是許多高中生和大學生開始使用智能手機的第一年。紐約州北部的一所私立中學裡的老師們心情不太好，他們對自己的學生做出了這樣的描述：他們沒有目光交流，對身體語言不會作出反應；他們在聽老師講話以及與老師交談上有困難；他們不能站在另一個人的角度看問題；他們不會意識到自己給別人造成了傷害；他們無法建立基於信任的友誼。 「就好像他們所有人都有自閉症一樣，」一位老師這樣跟她說。 特克爾甚至試圖量化這些學生的同理心受損害的程度；她反覆援引一項研究，該研究顯示，在過去二十年里，大學生產生同情的能力下降了40％——這是標準心理測試給出的數字。

她認為，對年輕人來說，友誼的藝術越來越像是一門將注意力成功地進行分割的藝術。跟一個注意力不集中的人說話讓人很不快，但是這種情況變得越來越平常了。特克爾注意到「友誼技術」取得了巨大發展。早先，她看到孩子們會在自己Facebook的個人資料上花很大力氣，他們會努力讓自己的個人資料看起來更有魅力。最近，他們開始更傾向於用Snapchat（通過Snapchat發送的消息在被查看後會消失）和Instagram（用戶圍繞共享照片流進行互動，這些照片通常是由手機拍攝的）。這兩個平台將非同時性與短暫性相結合，用戶可以展現自我，同時看起來比Facebook上的個人資料要顯得更隨意、更自然。使用Snapchat的青少年害怕的不是網上記錄無法消除，他們怕的是為展示自我預先做準備，因為那樣看起來顯得用力過猛。

更令特克爾擔心的是，社交媒體可以緩解沒有中間人進行調解的人際關係中的尷尬。如一個大四學生解釋的那樣，蘋果的FaceTime功能之所以沒有受到很多人的歡迎是因為「你必須把手機舉到面前，那樣一來就沒法做任何其他事情了。」但是，也有一些少年會使用FaceTime（他們當然沒有比別人多長几條胳臂），通過FaceTime交流成為了他們跟別人面對面交流的替代。它的優點是「你可以隨時離開」以及「你可以同時在社交媒體上做其他的事情。」

年輕人從不會在智能手機上通話。他們對實時的對話所做的評論很能說明問題：「我從來沒有真正學會如何跟別人進行面對面的交談。」「即使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想表達一個觀點的時候也會在線上表達......那樣表達起來我感覺更自在。」一個能進常春藤盟校的高中生擔心大學會要求自己做「相當多的現場發言」。特克爾寫道，總的來說，青少年「明確表示，那種有來有往的、沒有經過事先準備的 『實時』對話會讓你變得脆弱，而這是 『不必要的』。」我們讀這些講述的時候，一方面我們會為這些青少年所表現出的逃避人際交往的行為感到沮喪，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得不欽佩人類在設計新的交流模式上所表現出的聰明才智。有一組學生解釋說，當他們聚在一起的時候，雖然都在一個房間里，他們還是會在面對面的交談中加入線上的對話。

家庭關係也發展出了新的數字模式和行為方式。在許多情況下，家庭中發生的衝突變成了特克爾所稱之為的「簡訊大戰」。她在書中講了一個名叫科林的年輕人的故事。科林和他父母常常發生衝突，因為他和家裡的其他幾個孩子達不到他們的期望。科林發現，如果把衝突轉移到谷歌聊天工具上，「交流會進行得更順利」。

科林中斷了講述，給自己提了一個問題，同時也是提給我的問題，「線上交流是否有可能會導致一些東西被損失掉？」科林用了一個商業術語這樣回答道：「那種意見存在分歧的面對面交流有怎樣的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

他想不出應該給出怎樣的答案。他的家人處理衝突的方式是通過線上交流讓衝突緩和下來。科林覺得他們一家人如今更「高效」了。

不用說，作為心理治療師的特克爾不認為「高效」會是一個健康的描述家庭的辭彙。父母選擇以數字方式來管理衝突是為了讓自己的情緒處於控制之中，將爭吵中那些「凌亂且不理性」的成分剔除出去。「但是當一個人對自己的孩子、伴侶或配偶說： 『我之所以不見你面是為了跟你交流』這樣的話的時候往往也傳達出了可能會帶來破壞作用的別的意味。」她這樣寫道。

當我們在聽別人說話的時候，對這個人所說的話產生同理心的條件是我們要能夠控制自己的感受。如果父母不去那樣做，而是直接發簡訊或電子郵件，孩子們是不會學習到這樣一種能力的，或者不會認為這種能力有其價值所在。

在戀愛關係中，通過發簡訊、在線聊天的方式來緩衝兩個人的緊張關係似乎同樣有害。特克爾在書中用幾頁的篇幅講述了亞當的故事。亞當是一個建築師，今年36歲。他和他的女友泰莎戀愛了許多年，後來這段戀情走到了盡頭，可是他一直走不出來。亞當覺得，當自己和泰莎在一起時，他能夠表現出「自己更好的一面」，能夠成為更加開放、不那麼懷有戒心的人——泰莎需要的是這樣的男人。亞當不會給泰莎打電話，而是給她發電子信息，因為那樣的話，他能夠在交流中間「時不時暫停一下，然後說出對的話」。他仍然對這段戀情中留下來的電子檔案十分迷戀：在三年時間裡，他每天都會給泰莎發送幾十條信息。

他從這些信息中翻出一條信息來，他們有過一次爭吵，這條信息就是亞當事後發給泰莎的。亞當說，那次爭吵發生過後，他害怕了，他為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感到害怕。但是，他為了緩解緊張氣氛，拍了一張自己的腳的照片發給泰莎，並在照片下面寫了這樣一句話：「看到我這張穿著襪子、踩著洞洞鞋的照片時，要控制住自己的性衝動哦。」亞當表示，如果是當面跟泰莎說話，他的焦慮情緒只會讓他求泰莎原諒自己，而他的驚慌情緒會讓事情變得更糟。但是如果是在線上交流，他就可以用幽默來表達他對他們二人的感情能夠長久的信心。所以，亞當在這些信息里表現的並不是「真正的」亞當，而是他想成為的亞當。

在斯派克·瓊斯（Spike Jonze）執導的電影《她》（Her）中，人工智慧成為了男主人公的戀人，「她」給男主人公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同時也不會如女人那樣對他提出各種要求。人們認為自己在「肉身不在場」的談話中所表現出的可以調控的自我更有吸引力。這完全顛倒了情感計算（affective computing）的目標，原本是要讓機器變得更像人，但是結果卻變成了人在模仿機器人。特克爾表示，數字媒體讓人們處於「舒適區」之中，人們認為自己可以「恰到好處」地表達自己的情感。但是這種控制感乃是一種幻覺，一種「恰到好處謬誤」（Goldilocks fallacy）。在戀愛關係中，我們無法在一段時期內找到兩個人之間的理想距離。特克爾這樣總結自己的觀點：「技術讓我們忘記了我們所知道的生活。」

為什麼無論是在線上還是在線下，過多的「數字活動」都會造成人們同理心的削弱？特克爾在這個問題上所做的研究非常弱，所以她只能在書里引用了梭羅的說教，告訴大家孤獨有什麼樣的價值。要找到一個更好的答案，我們應該來考慮一下人們在純數字關係中是如何互動的。這是美國東北大學傳播學教授小約瑟夫·里格爾（Joseph M. Reagle Jr.）關心的問題。在他寫的《閱讀評論》（Reading the Comments）一書里，他將網路評論定義為一種具有社交性、有回應、字數少、非同時性以及無處不在的電子類型，他關注人們以怎樣的方式在網路評論里進行互動。對他來說，他所謂的「網路底部」包括Facebook上的共享內容，BBS以及亞馬遜上顧客對產品的評論。

里格爾在上述這些地方進行調查，他希望找到他稱之為「意外的親密場所」——他指的是人們能夠用文明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網路社區。他在一些令人驚訝的地方發現了建設性的批評，比如「試閱者」對彼此創作的同人小說（註：利用他們喜歡的作家的作品中的人物角色、故事情節或背景設定等元素進行的二次創作）提供反饋。他還發現了一些群體智慧中的精華內容，比如亞馬遜上對一款一氧化碳檢測器的標題為「拯救我們的兒子的生命（評分4星）」的評論。但是總的來說，里格爾研究的網路評論所表現出來的傾向與特克爾所觀察到的人們在網路上的傾向類似：自戀，自我抑制不復存在，不關心別人的感情。這是一個沒有同理心的世界。

匿名評論是最糟糕的，它常常會導致類似於惡性暴徒行為的發生。甚至於有身份辨識的、和緩的談話也毀於網路上的好鬥嘴者、橫行霸道者以及惡意挑釁者之手。沒有人知道如何防止「戈德溫法則」（Godwin"s Law）的應驗——這個法則的內容是：當在線討論不斷延展時，討論的參與者總會把其他人或其言行與納粹主義進行類比。更糟的是，只要是談到女權主義或者僅僅因為某些女性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就會有人表達仇恨和騷擾的言論。威脅的方式包括人肉（doxing）：將匿名用戶的個人信息曝光，比如某人的家庭地址或者這些用戶的孩子的照片，以達到恐嚇他們的目的。另一種威脅方式是「圖像騷擾和通過視覺形式表達的對女性的仇視」：對照片和色情圖像進行處理來發出威脅。威脅要實施強暴和暴力的帖子每小時可能會累積到50條，形成「群體攻擊」（trollplex），里格爾將其定義為在某個線上的場所針對相同目標發起的、相互之間沒有配合的攻擊。

里格爾認為，人們之所以會隨意地表現出這種殘忍態度，部分是因為男性有一種想把女性的吸引力進行量化的衝動；這提醒了我們一件事：Facebook最早就來自於馬克·扎克伯格在大學宿舍里搞的Facemash——一個根據哈佛女生的火辣程度進行打分的網站。Twitter也好不到哪裡去。「我們不擅長處理平台上的對人進行辱罵、攻擊的帖子，這種情況已經持續好多年了。」迪克·科斯托洛（Dick Costolo）去年在一個公司內部論壇上這樣寫道，不久之後，他便不再擔任Twitter首席執行官一職。一個名叫Yik Yak的更新的、校園社交平台似乎專門是為學生匿名詆毀老師以及散布會給人造成傷害的八卦而設計的。儘管里格爾記錄了網路評論中的種種醜惡現象，他仍然不想放棄它——包括路透社、Tablet和《今日美國》在內的媒體最近關閉了它們的在線體育欄目的評論功能。「網路評論存在於我們的生活里，我們必須找到能夠有效地使用它的方式，」他寫道。

里格爾認為，放棄自由評論意味著放棄互聯網的民主承諾。然而，他提出的辦法不能解決問題——他說我們應該「找到一些能夠讓自己的自尊心變強大的方法，如此一來，我們便可以應對無處不在的評論」。對於網路上的種種殘酷，我們不能靠讓自己變得強大起來這種方式來應對。我們需要一個對我們的人性不會造成太大侵蝕的互聯網。

如果我們在互聯網上進行的諸多活動不但對我們自己有害，並且也會互相造成傷害，也許我們應該少做。但是事情並不是那麼簡單。難以戒斷的行為和難以自控的行為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 「互聯網成癮症」的想法在1995年的一篇戲仿的學術文章中第一次出現。一年後，有心理學家正式提出要將「互聯網成癮症」列入《心理疾病診斷統計手冊》第四版（DSM-IV）。在當時，一個人如果有強迫性的上網行為還只能在台式電腦或筆記本電腦上表現出來，這成了一個限制因素。然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後期，電子郵件和移動技術結合到了一起，那時候說一個人過度依賴科技產品有如床頭黑莓手機誘人的閃光一樣讓人覺得熟悉。

移動技術和社交媒體的進一步結合讓過度上網這件事對於年輕人（他們不了解黑莓手機、對電子郵件不感興趣）來說變得更加熟悉。他們最簡單的習慣性活動是查看社交平台上的更新，對朋友們發布的內容表達肯定態度。Facebook於2009年推出「喜歡」按鈕，「喜歡」按鈕的變種包括Google+上的「+1」按鈕，Pinterest上的「釘」，Instagram上的「心」，Twitter上一開始用的是五角星，後來也用了「心」......人們可以點擊它們來表達肯定態度。最成功的移動應用程序都創造了獨特的手勢，例如在Tinder上滑動（向左滑動表示拒絕），在Instagram上雙擊（表示喜歡）。

特克爾在寫「網路教會我們對它產生需要」這句話的時候，她是在用比喻這種修辭手法。雖然互聯網本身可能沒有這樣或者那樣的意圖，但是那些設計我們與互聯網互動方式的人們的確有他們的目的，而且他們的目的非常像特克爾所描述的那樣。20年前，對於大學畢業生來說，最受歡迎的工作是進高盛或摩根斯坦利。今天，斯坦福大學、加州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學生都渴望在社交媒體公司從事產品管理或者設計工作。要從事這些職業需要的學科背景是軟體架構、應用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這些學科將我們所知道的人類的弱點用於設計強迫行為。

矽谷一些最成功的應用程序的設計者是斯坦福大學說服技術實驗室（Persuasive Technology Lab）的校友，這個實驗室是斯坦福大學人類科學和技術高級研究所的一個分支機構。該實驗室於1998年由B.J. 福格（B.J.Fogg）成立，根據該中心的網站顯示的內容，福格博士畢業時做了一個研究課題，他「使用實驗心理學的方法，證明計算機能夠以可預測的方式改變人們的想法和行為」。福格現在一邊給大學生上課，一邊為科技公司開展「說服技術訓練營」。他把自己創立的這個研究領域稱之為「計算機勸說、感化技術」（captology），「captology」這個英文詞來自於「computers as persuasive technology」（將計算機運用於說服技術）的縮寫詞。作為一門研究如何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並使他們難以將注意力轉移到其他地方的學科，這個名字取得很恰當。福格的行為模型中有這樣一點：通過運用他所謂的「觸發器」來讓人建立習慣，比如Facebook動態消息里的鏈接和照片就是「觸發器」，它主要由Facebook上的朋友所發的帖子組成。

福格的學生之一尼爾·艾亞爾（Nir Eyal）在他的《上癮：如何開發能夠讓人形成習慣的產品》（Hooked：How to Build Habit-Forming Products）一書中提供了一份實用指南。艾亞爾之前是一名遊戲設計師，他此前還是斯坦福商學研究生院應用消費心理學教授。他解釋了為什麼像Facebook這樣的應用程序會如此卓有成效。他寫道，一個成功的應用程序創建了一個「持續性的常規行為」或者一套可以循環的行為。這樣一個應用程序讓人產生了一種需要，並且提供了對這種需要短暫的滿足。「無聊、孤獨、沮喪、混亂和猶豫不決的感覺經常會引起輕微的疼痛或刺激，這時，我們會在幾乎一瞬間做出某種無意識行為來減輕這種負面感受。隨著用戶在體驗到某些 『內部觸發』時轉向您的產品，慢慢的，這種聯繫便會變成一種習慣。」

一款應用程序的經濟價值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用戶在它上面花費多少時間——假定其使用量可以轉化為廣告收入。Facebook的美國用戶平均每天用在它上面的超過40分鐘，這個時間非常可觀。是什麼促使人們在Facebook上面投入那麼多時間？對此艾亞爾的解釋是，Facebook的觸發機制是「FOMO」（fear of missing out，害怕錯過最新消息）。社交網路讓用戶感到自己處於與他人的聯繫之中，同時也會獲得一種確認感，前面說到的這種擔心也就隨之消除；另外，用戶能夠通過社交網路獲得認可。在Facebook上，一個人是通過他/她所得到的點贊、評論和朋友的數量來展現自己的社會地位的；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提升也是通過他/她所獲得的點贊、評論和朋友的數量的增加來體現的。在艾亞爾看來，「簽到」這個動作會讓大腦分泌多巴胺，於是人們便會渴望再來一次這個動作。應用程序設計師們將基本的「老虎機心理學」運用到應用程序的設計上來， 「獎勵」的變化（簽到時能夠得到什麼）對於吸引用戶注意力來說至關重要。

艾亞爾認為Instagram是一個讓人更難以抑制的觸發機制。他寫道：「Instagram是一個有進取心的團隊所取得的成績之典範——這個團隊里的成員不僅精於技術，而且精通心理學。它為用戶創造了一種能夠讓他們形成習慣的產品，使用Instagram隨後成為了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他看來，Instagram正在超越一般意義上的FOMO，它讓用戶產生了一種「擔心錯過某個特別時刻」的焦慮之感。往Instagram上貼照片便可以緩解這種不安之感。2012年，Facebook以10億美元的低價收購了Instagram這家只有13名員工的創業公司。「這次收購表明，能夠讓用戶形成習慣的技術具有越來越強大力量，並且能夠創造巨大的商業價值。」換句話說，Instagram實在太讓人上癮，Facebook必須要把它買下來。

當然，在Facebook上發貼或者在Instagram上傳照片會讓全球人的FOMO水平上升。艾亞爾所描述的是一個閉合的循環過程：焦慮先是被製造出來，然後得到緩解，他似乎沒有能站在人類的角度充分理解自己所描述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其他人在做什麼？他們對我有什麼看法？我對他們有什麼看法？艾亞爾在他的書的最後一部分提出了自己在道德上的考慮，他表示應用程序開發者應該只賣他們自己相信的產品。但是，他的書整體讀起來像一個煙草行業撰寫的關於控制香煙中所含尼古丁水平的文件。設計者們可以利用人的某些心理（如投資者行為偏差）來吸引用戶上鉤——投資者行為偏差是指，一旦你在某個工具上花時間，讓它變得更個性化，你就更有可能會使用它。但是，艾亞爾寫道，一個應用程序應該先提供獎勵（例如有趣的信息），然後才要求用戶對其投入。另一個心理學工具是合理化，它指的是如果一個人花了很多時間做某事，這個人會覺得這件事必然是有價值的。

特克爾反對使用「成癮」一詞，因為它意味著「你必須丟棄令你上癮的物品」，而我們「不大可能會丟掉互聯網」。但是，當特克爾書中的受訪者描述自己所做的事情時，許多人自然地開始使用與物質濫用（煙、酒或者毒品）、戒除和康復有關的一些語言。人們會在口語中會把上網稱為過把癮，將不使用社交媒體稱為戒除毒癮。互聯網行業里的人也會用這種方式來談論。因為技術的原因，人們所需要付出的代價更多是情感上面的，而非身體上的。但是如果你讀的越多，你就越有可能感到我們正處在一場新的鴉片戰爭之中；在這場戰爭中，營銷人員已經把讓用戶上癮作為了自己明確的商業戰略。只是這一次，毒販子們手上拿的不是鴉片，而是色彩鮮艷的應用程序。

根據特克爾在書里的描述，幾乎每一種人際關係都受到了人們對電子產品的依賴所造成的損害，但是她仍然保持樂觀態度，她認為我們可以將技術控制在我們手裡，或者就她的書的標題那樣，她相信我們可以重新回到面對面的談話中來。甚至是那些記不得社交媒體之前的世界是怎樣的青少年都對沒有社交媒體的生活表達了懷念之情。有一個地方還可以讓他們能夠全神貫注地體驗友誼，這個地方就是不讓帶電子設備的夏令營；在夏令營里待了六個星期以後的他們剛變得更加細心以及富有同情心，一回到家裡就又立刻進入了機器環繞的世界。

我們如何一方面能夠享受移動和社交媒體所帶來的樂趣和好處，同時又能抵制其對我們精力的消耗，也能夠對其反社會的方面進行抗衡？ 特克爾只是很籠統地探討了療救的方法，也許是因為目前沒有許多好的解決方案。她認為我們應該有意識地在一段時間裡只做一件事情，多和人面對面交談，對自己做一些限制，比如餐桌上不用電子設備。她還建議大家讀《瓦爾登湖》。

作為消費者，我們還可以給技術公司施壓，要求它們設計一些不會讓注意力太分散的應用程序。如果說在目前的產品設計者中有良心人物，那麼他肯定是特里斯坦·哈里斯（Tristan Harris）。特里斯坦·哈里斯在斯坦福大學讀書時是B.J. 福格的學生，直到最近，他一直是Google的一名工程師。YouTube上可以看到哈里斯所做的幾場演講，演講中，哈里斯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注意力經濟」正在推動我們所有人以我們認為效率低下且不能讓人滿意的方式去花費時間，但是我們對此又沒有足夠的控制能力。科技公司之間競相比拼誰能更多滿足我們的低級需求，幫助我們更好地利用時間的得不到獎賞，而那些讓我們盲目地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的公司則會大發其財。

哈里斯希望工程師設計消費技術的時候能夠多考慮對人類有價值的方面，比如「合理利用時間」。他所提出的大部分建議是對一些應用程序進行「微調」；另外，他希望應用程序可以發出更多鼓勵人們做出有意識選擇的信號。例如，Gmail或Facebook在運行前可以先詢問用戶當天準備在它上面花費多少時間，當用戶的使用時間接近定下的時限時對其進行提醒。重新設計消息類的應用程序，減少其對人的干擾。對於那些令用戶覺得太容易上癮所以經常刪除的遊戲，iTunes可以降低對其的評分。

這些都是有用的建議，我們需要更周到的應用程序以及能夠幫助我們控制應用程序的應用程序。但是，這些建議似乎也不足以解決這個問題。人們雖然有對電子產品進行更人本主義設計的願望，但是到目前為止，這個願望被創業經濟的迫切要求所壓倒。只要軟體工程師繼續直接向兒童提供免費、容易上癮的產品，那些自己本身在電子產品的使用上就難以自控的父母便無法對自己的孩子施加管控。要保護自己，光靠我們客客氣氣地要求這些計算機勸說技術的徒子徒孫們少給我們一些容易上癮的產品是不夠的。

本文所討論的書籍如下：

Reclaiming Conversation: The Power of Talk in a Digital Age

by Sherry Turkle

Penguin, 436 pp., $27.95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by Sherry Turkle

Basic Books, 360 pp., $17.99 (paper)

Reading the Comments: Likers, Haters, and Manipulators at the Bottom of the Web

by Joseph M. Reagle Jr.

MIT Press, 228 pp., $27.95

Hooked: How to Build Habit-Forming Products

by Nir Eyal with Ryan Hoover

Portfolio, 242 pp., $25.95

Jacob Weisberg 是美國網路雜誌 Slate 的主編，他出版的作品有 The Bush Tragedy。

本文選自《紐約書評》，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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