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先賢名臣的家訓家風

家族訓誡與家風傳承，是中國社會的特有的歷史和文化現象，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對社會而言，家訓家風是凝心聚力、價值傳承的重要載體；對家族而言，家訓家風是延續家運、防範衰敗的有效保障；對個人而言，家訓家風是安身立命、修德潤身的人文底蘊。學習研究古聖先賢的生活智慧與家訓家風，借鑒其中精華，有助於提升我們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能力，對領導幹部涵養官德、帶動全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也大有裨益。

一、中國源遠流長的家教傳統

傳統中國社會建立在宗法制基礎之上，以血緣為紐帶的家族是社會架構中的基本組織。中國歷代先民都極為重視對家族事業的經營，積累了豐富的治家經驗，有重視家庭教育的悠久傳統。

在《易經》中，就有早期家規與家風的記述，《易·家人》卦爻辭中體現的男女分工、居安思危、崇敬祖先、善待家奴等思想，勾畫出了中國古代家庭治理的基本原則。傳說的三皇五帝，都非常重視對子孫的教導訓誡，不接受訓導、不能通過長輩考察的後代是不能被傳以大位的。作為政治文件彙編的《尚書》中，保留有大量上古帝王的家訓思想。《康誥》篇中，周武王告誡弟弟康叔不可違背父考遺範，要「明德謹罰」。《酒誥》篇同樣借兄長之口，告誡弟弟要重視民風教化，避免諸臣和百工酗酒損德。《召誥》《無逸》和《立政》篇是長輩對晚輩的教誨與訓誡，《梓材》和《君奭》篇記載的是同輩兄弟之間的訓導之語。在家國一體的上古時期，這些統治集團內部的規勸和告誡，都屬家族治理經驗的傳承，可以視為家訓的前身，他們倡導的德行規範和精神內涵與後世的家風一脈相承。

春秋時期的孔子很重視家庭教育，《論語》中記載了他在庭間對孔鯉的訓問，後世稱父教為「庭訓」即源於此。孔子編訂的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歷來被視為家庭教育的必讀之書。孔門後人中曾子殺豬、言傳身教，孟母三遷、斷杼誡子等事例，成為後世家教的經典範例。檢索先秦典籍，《左傳》《國語》《戰國策》中有大量的家教家訓記載。兩漢三國時期，家教家訓已蔚然成風，劉備的「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和諸葛亮《誡子書》中「寧靜致遠」「淡泊明志」等格言在後世流傳不絕。家教、教訓、家學、家戒、家聲、門法、門風等概念頻繁出現於此時期的各種文本中，家教家訓的內容和形式也呈現出多樣化趨勢。

到南北朝隋唐時期，家教家訓日臻完善，出現了《顏氏家訓》《帝范》等著名家訓。被稱為「中國家訓之祖」的《顏氏家訓》出自北齊學者顏之推，顏之推在家訓中講解修身、治家、處世、為學之道，告誡後人要進學修德、力戒空疏。《顏氏家訓》備受後人推崇，被視為垂訓子孫的典範。顏師古、顏杲卿、顏真卿等顏氏後人在操守、才學和事功上的顯赫成就，印證了此書在教育子孫後代方面的價值。《帝范》成書於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撰寫並賜予太子李治，書中既講經天緯地的統御之術，也用大量篇幅論述為政者的個人修養。此書是帝王家訓的代表之作，對後世統治者影響頗深。

二、清廉節儉之德在家風中的凸顯

自古家訓家風多以保持家族興旺為追求，為後人留下了不少聚財興業、趨利避害的金科玉律，而那些高居廟堂的仕宦先賢不以興家致富為鵠的，反對聚斂、力倡清廉的家訓家風，更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北宋名臣范仲淹不僅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操為朝廷盡職盡責，還以此為家訓教育子孫。范氏家訓強調清心潔行、廉潔奉公，范仲淹本人也身體力行，為後人樹立了榜樣。其一，清廉自持。據《宋史》記載，范仲淹「操守淳正，不與世沉浮」，顯達之後也以廉潔自守。他任廣德軍司理參軍時，謝絕下屬為他籌集的路費，賣掉自己的馬匹回老家接母親。他不但自己為官清廉，對家人要求也十分嚴格。范仲淹告誡族中子弟：「吾常憂恨者，汝輩不知節儉，貪享富貴。」在給子孫留下的《家訓百字銘》中，范仲淹要求子孫「勤讀聖賢書，尊師如重親；禮義勿疏狂，遜讓敦睦鄰。敬長輿懷幼，憐恤孤寡貧；謙恭尚廉潔，絕戒驕傲情」。其二，節儉戒奢。范仲淹一生節儉，做官幾十年間，未增加一名僕役。由於奔波各地任職，長期居無定所，他到死也沒有置辦一處宅第。范仲淹不僅自己清儉一生，而且要求子孫要學會「忍窮」，甘於清貧。范仲淹對自己節儉近苛，但樂善好施，他把自己的大半俸祿及所得賞賜都用來接濟別人。范仲淹倡導建立的「義莊」，幫助無數族人擺脫了窮苦，而他自己一生貧困，以致最後「殮無新衣」，真正做到了清清白白。俗話說「富不過三代」，但范仲淹家族世世代代人才輩出，近千年來一直興盛不衰，在古今中外皆屬罕見。

包拯以清廉剛正著稱於世，其清正之風有深厚的家風根基。包氏家族耕讀傳家，包氏家風以忠孝為本，尤其突出廉潔。包拯的家訓對後世影響甚大，所謂「孝肅遺風，世耕世讀，克振家聲」。包拯家風家訓的核心體現在忠、孝、廉。其一，以嚴謹為本。包拯少時家境並不富裕，但他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為後來一世清譽奠定了根基。包拯自幼端重規矩，注重禮節，以嚴謹恭正著稱。朱熹與弟子探討「交際之道」時，曾講述包公在「僧舍」讀書時拒絕富翁宴請的故事，稱道包公「立己接人之嚴」，並盛讚包氏家教之嚴。其二，以廉潔立身。有鑒於當時吏治之弊，包拯十分強調廉潔的重要。他不僅身體力行，而且給後世子孫立了一條嚴格家訓：後世子孫為官者，如有貪贓枉法，則開除族籍，不準再回包家，死後也不準葬入包家祖墳。他還請工匠把這則家訓刻在石碑上，豎立在堂屋東壁，以垂照後世。

北宋名臣司馬光一生著述頗豐，僅收入《四庫全書》的就有 16種 457卷之多。他的著作中，影響最大的除《資治通鑒》外，當屬《家范》。《家范》廣泛收集了治家實例，系統闡述了家庭倫理、治家原則和修身處世之道，是歷代推崇的家教範本。司馬光視家風為世風之基，為了使純正家風延續後世，他嚴格教育自己的子孫們。其一，反對奢靡陋習。在家書《勉諭兒輩》中，司馬光痛斥講排場、擺闊氣的頹弊風俗，批評那些為了酬賓會友「常數月營聚」的做法，他感嘆：「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要求子弟們切不可沾染這些陋習。其二，提倡節儉美德。司馬光反覆強調：「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他指出：「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他還進一步語重心長地說：「夫儉則寡慾。君子寡慾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慾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 」

「奢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不管君子小人，都要節儉寡慾。其三，警惕奢侈之禍。為了告誡子孫不可驕奢淫逸，司馬光大量列舉史事以為鏡鑒：西晉何曾「日食萬錢，至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準豪奢冠於一時，「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要保持家道不衰，就要吸取這些教訓，遠離奢逸。

三、堪稱仕宦家教楷模的曾氏家風

有「晚清第一名臣」之稱的曾國藩輝煌一生，於學問和事功皆有建樹，是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立德、立功、立言兼備者，甚至被譽為「中華千古第一完人」。他能有如此成就，得益於曾氏良好家風的滋養；終其一生，曾國藩也致力於家風的傳承與光大，他在家事經營與家風塑造方面，同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國藩出身於耕讀世家。勤儉上進的曾氏祖輩，摸索創立了一套嚴謹的家規並逐漸形成家風。曾國藩把祖上家風總結概括為八句口訣：「書蔬豬魚，考寶早掃，常說常行，八者都好，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六者俱惱。」書，說的是要勤於讀書；蔬，是要自耕苗圃，栽花種菜；豬，指開圈養豬；魚，指開塘養魚。之所以要把耕種養殖這些瑣事鄭重列入家風，曾國藩有自己獨到的理解。他認為養魚養豬、種蔬植竹，既能繼承祖上勤勞的傳統，同時也使居住環境展現出一股生氣、旺氣，給家人以勞動生活的動力。考，指敬奉祖先，及時祭祀；寶，是說對鄰里親朋要友善相待，所謂「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早，說的是生活要有規律，早睡早起；掃，說的是洒掃庭除，保持環境整潔。「書蔬豬魚，考寶早掃」，這八點看似瑣碎，如能養成良好的習慣，「常說常行」，則能保證家庭和睦、家族興旺。「地命醫理，僧巫祈禱，留客久住」，指的是應該遠離的六種人：看風水的、算命的、醫生、和尚、巫道，還有做客賴著不走的人。只有疏遠這些人，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煩惱。曾國藩不僅以祖上家風嚴格要求自己，還嚴格教育子侄，防止他們好逸惡勞，染上紈絝習氣。

在繼承先祖家風的基礎上，曾國藩還總結自己閱歷，結合時代和生活方式的變化，將傳統的仕宦家訓推上了一個新的高度。其一，強調耕讀、不重仕宦。傳統仕宦家訓往往多於強調進德，而疏於重視「治生」。曾國藩雖鼓勵子弟博取功名，但更強調以耕讀為本，「但願其為耕讀孝友之家，不願其為仕宦之家」。這種價值取向，顯然融入了他自己對官場陋弊的洞達。曾氏後人遵循其訓導，潛心學業、鑽研技術者居多，而為官經商者極少。其二，反對迷信，經世致用。曾國藩要求子弟們勵志勉學，但堅決拒斥地、命、僧巫、祈禱等迷信之事。他還鼓勵族人學習西方先進的文化和技術，強調學以致用的重要性。他稱讚辦洋務為「中國自強之本」，要求兒子學習天文數學，這在科學不甚昌明的時代顯得更為可貴。其三，事無巨細，不厭其詳。區別於以往家訓多從宏闊處著眼，曾國藩教子全從細緻處入手。從讀書、作文、家事、軍務，到穿著、飲食、用度、娛樂等等，他無不仔細過問、耐心教誨。他要求兒子每次寫信都要「詳陳一切，不可草率」，對後輩的請教，他都詳細解答。正是這種認真、務實的精神，保證了曾氏家訓的落實與教育的成功。

百餘年來，曾國藩家族後裔中人才輩出，湧現出成功人士240多位，其中包括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詩人、學者、科學家和高級幹部，而沒出一個紈絝子弟，成為近代名家望族，原因當歸於曾氏家風。這一社會歷史現象，值得我們深思。

（責編 /吳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