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遺忘，但又不可小窺的兩位先知

被人遺忘，但又不可小窺的兩位先知

丁弘

——普列漢諾夫和陳獨秀

古代的所謂「先知」，有點神秘的色彩，如搞什麼占卜。二十多年前，讀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對他的「未來學」覺得有科學的歷史觀的意思，有點「先知」味兒。世事的發展，按照規律推論，的確是可以預知的。不一定能看得很遠，但近期可以明確指出，如同雪萊的詩句「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人類社會在20世紀進行的一次偉大的「科學實驗」。自己投身其中。及至晚年，難免要反思，這一場實驗怎麼說呢？付出了一生的大部分時間，艱苦備嘗，這還是小事，因為畢竟倖存至今。多少人在對敵鬥爭中，倒下去了，又有多少人在內部鬥爭中，（恩格斯說其中有路線鬥爭、思想鬥爭和權力鬥爭）倒下去了。生命付出了太多。

對這一場運動，我看到了「兩個先知」，那就是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啟蒙大師普列漢諾夫，和中國「五四運動」的主帥，黨的創始人，中國的智慧之星陳獨秀。

他們兩位見過面嗎？共同探討過「共同感興趣」的問題嗎，如同馬恩那樣？好像沒有。但他們對這場運動，在啟動時似已清楚地看到前景，歷史事實證明了他們的預見。

普列漢諾夫，不僅是一個理論家，而且是革命運動的組織者，一個傑出的「播火者」。有人說他是「布爾塞維克之父」。魯迅翻譯他的一本書《論文藝（沒有地址的信）》，在序言中，說他是無產階級之父。他說自己一生最大的錯誤是「犯在列寧身上」、「幫助他站了起來」，但「沒看清他真實的目標和能量」。顯然，他認為第三國際這條路錯了。他反對武裝起義。他說：「我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永遠不能實現。」 這是石破天驚之言，因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國際共產主義理論的基石。這話分量太重，他不惜篇幅作詳細的論述。

（鑒於問題的極端重要性，這兒盡量引用他原來的辭彙和語句，加上引號）

他說,「隨著高效能的，複雜的電動新機器的使用，以及隨之而來的其他科學成就，社會階級結構將變得對無產階級不利」，「知識分子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的提高，必然導致階級矛盾的緩和」，「合乎知識分子心意的哲學範疇是，道德、公正、人道、文化、法，這些範疇包括兩個方面：既有普世的一面，又有階級的一面」。知識分子的體現普世的一面，這一面是全人類的。」「物質進步的主要後果，是階級範疇一面的作用的下降，全人類一面作用的增長。例如『人道』在今天被看作是人的價值觀及其幸福和權利的體系，在未來，其範圍必然擴大為愛護一切生物及周圍自然界必要性的認識……」「工人就其教育程度、文化程度、世界觀，會提高到知識分子的水平，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專政』將是荒謬的，這是背離馬克思主義嗎？絕對不是，馬克思本人也會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

普列漢諾夫真是位預言家，還有驚人之語，他說：「資本主義不需要掘墓人！」因為「資本主義是一個靈活的社會結構，它對社會鬥爭作出反應，不斷變化，人道化，向著接受社會主義個別思想的方向運動。」「資本主義的未來令人羨慕。有野蠻的民族資本主義，野蠻的國家資本主義、野蠻的國際資本主義，有民主因素的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有發達的社會保障體系的、人道的資本主義，這是資本主義演進可能出現的幾個階段。」「其最後階段中，資本主義因素和社會主義因素可能長期並存，互為補充，在此後資本主義可能自己緩慢地、毫無痛苦地死亡。」普氏說列寧不是他的好學生。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是我們最熟悉的，他論證帝國主義是腐朽的，沒落的，垂死的。這樣，把我們的時代定性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認為「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普氏亡故於1918年。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誕生。在80多年前作出了這樣的論斷，今日視之，仍感驚世駭俗，這也是因為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聽不到他的聲音。

於是學生說老師是修正主義者，「滾進灰心喪氣者之列。」「他出賣了無產階級！轉到資產階級陣營中去了！」在暴力革命中，是談不到「尊師」的，大是大非不含糊，堅持革命的「原則」。

普的《政治遺囑》長達三萬字，亦稱《最後的想法》。老師也是不客氣的，暢抒胸臆，把話說透，讓歷史來檢驗。

他說：「正如血腥的革命是不發達資本主義伴生物那樣，布爾塞維主義的思想，過去和將來始終是無產階級不成熟、勞動者貧困、文化落後，覺悟低下的伴生物。」「布爾塞維主義是以流氓無產階級為取向的意識形態和特殊策略，卻侈談馬克思主義。」

「流氓」一詞，是不是譯錯了。普氏未及看到十月革命後蘇聯國內政治生活的情況呀。其實他對以暴易暴，預見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規律性。到1957年，赫魯曉夫開始揭開鐵幕內的冰山一角，已使世界為之震驚。他說：「經查明，在17次黨代表大會選出的139名中央委員中，被逮捕、處決的是98人，即佔70%。」「黨代表的大多數也被控為反革命，多麼荒謬！ 1966名代表，被害達1108人。」「不經法庭審訊和正規調查，就處以死刑。」蘇聯的大清洗，又連年不斷，涉及許多領域。情況不幸被普列漢諾夫言中。

中山先生，備受「十月革命」的鼓舞，揮毫大書「以俄為師」，但不久即說：「社會主義不應是恐怖的。」普列漢諾夫不同於中山先生，他是事先否定了「十月」的路。

普列漢諾夫說：「在列寧的社會主義社會裡，工人從資本家的僱工，變成國家——封建主義的僱工，將得到土地的農民，必將承擔振興工業的全部重擔，農民將變成國家——封建主義的農奴。」

他預言，黨員會激增，「絕大多數入黨，不了解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成為領袖意志的盲目的執行者，另一些入黨者，是為了在「革命的餡餅」上得到一塊大一點的。他們只會投「贊成票」。此後，變成官僚，他們比沙皇的官僚還可怕，因為他們干預一切。」

普氏盡量把話說清楚，覺得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他說：「列寧所設計的社會實驗必然要失敗。」因為「按恩格斯的說法，必然會是專政，而任何專政，都與政治的自由權利不相容。」布爾塞維克政權將演變如下：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迅速變為一黨專政，黨的專政將變為黨的領袖的專政。維持領袖權力的，起先是階級恐怖，後來是全面的全國恐怖。布爾塞維克不能給人民以民主自由，因為他們一實行民主自由，馬上就會喪失權力。列寧很清楚這一點，「如果列寧及其追隨者，能長期維持其政權，那麼俄國的未來將是悲慘的。」

「列寧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能在單獨一個像俄國那樣落後的國家裡取得勝利的論斷，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的態度，而是對它的背離。」「列寧需要這個結論，以鼓舞布爾塞維克。」這一點是列寧主義的重要內容，是20世紀，國際共運「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歷史作出了怎樣的結論呢？

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把列寧的這話視為經典，實踐證明，勞動人民奪取政權，並不等於社會的進步，有時反而更糟，關鍵要看生產力的提高，這才是唯物主義的歷史觀。

普列漢諾夫不愧是列寧的老師。但，學生不理老師這一套。他評論列寧：「他不可思議的朝著一個方向，來「發展」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使他不滿的只有一點，那就是條件尚未成熟時，應該等待！」「本性是冒險主義者」「勇敢、堅決、剛強、不講道德、殘酷無情」。「為了把一半人趕入社會主義，可以殺掉另一半俄國人，什麼都幹得出來。」他為沒有能「軟化」自己的學生而深感痛惜。

普列漢諾夫1882年翻譯《共產黨宣言》，在《政治遺囑》中，他這樣評說：「主要思想至今是正確的，這個思想是這樣的：物質生產的水平，決定社會階級結構，人的思維方式，他們的世界觀，意識形態，他們的智力活動等等。」這是他對該書的總評。但是，他也如實地指出，（成書）「50年之後，許多論點變得易受指責。《共產黨宣言》所作的分析，在蒸汽機工業時代，是絕對正確的，但在使用電力後，開始失去意義。19世紀下半葉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共產黨宣言》的結論，有某些偏離。這一點在宣言的作者在世時已顯露出來，他們也是承認了的。」馬克思晚年，是看到了自己的著作因工人階級當年的悲慘處境，而激情有餘。他談到現在遠未到消滅私有制的時候。恩格斯不欣賞暴力革命，從事議會鬥爭，爭取「和平過渡」。這樣說來，我們當年發表《陶里亞蒂和我們的分歧》，批評義大利共產黨的和平過渡，不是在批恩格斯了嗎？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與時俱進的、實事求是的，不斷糾正自己的缺點，光明正大，而不是文過飾非，一貫正確，掩耳盜鈴。馬克思修正自己的觀點，甚至強調說「我不是馬克斯主義者」了。

普列漢諾夫預見到第三國際這條路必然給俄羅斯人民帶來巨大災難，這是由於他對歷史發展規律有深刻認識。他不是「馬後炮」，而是事先說清楚了。

人稱陳獨秀是中國的普列漢諾夫，他的歷史地位和洞察力真是太像了。同樣，他是中國啟蒙運動的大師，毛澤東稱之為「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毛澤東說：「是他集中了一些人，才成立了中國共產黨。」至於個人關係，毛說：「對我思想影響大的，莫過於陳獨秀。」不知列寧對自己真正的老師，是否說過這樣的良心話。

列寧所引導的這條路，以暴易暴，培養出特殊的政治品格和道德現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以革命的名義誣陷迫害，甚至殺戮，習以為常。

必然形成的這種品格，普列漢諾夫清楚地預見到了，陳獨秀更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去世前兩個月，毛澤東還說：「將來修史要講他的功勞。」而後由於「革命的需要」歷次運動，念念不忘，稱之為「敵我矛盾」「反面教員」了。帶上許多誣陷的帽子，構成20世紀第一大冤案。這都是對國際的傳承。陳獨秀執行國際的紀律，但不斷對斯大林的右傾提出意見，最後以《告全黨同志書》鬧翻了。（註：《告全黨同志書》，一開始即說：「我自1920年，隨諸同志之後，創立本黨以來，忠實地執行國際領導人史大林，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機會主義的政策，使中國革命遭了可恥的悲慘失敗，雖夙夜勤勞，而功不補過……任何人，任何同志指責我過去的機會主義錯誤，我都誠懇地接受……」國際據此定性為反黨，以革命的需要為理由，決定責任由陳一人負擔。）

國際的代表布置瞿秋白：批評陳的右傾，這是革命的需要！直到今天還有人盡量把「右傾」之類加到陳的身上，這不是史學研究的不足，而是革命形成的一種道德現象了。

從史學研究的角度看，陳獨秀被誣的帽子，一個個都已摘去。但是，有些人不歡喜他，這是自然的，因為專制主義和他的政治理念格格不入，他既反對「馬上得天下」，更是反對「馬上治天下」。

和普列漢諾夫一樣，他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認為歷史的「階段性」是不能超越的，他說：「歡喜社會主義是一種進步，但在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無論是功是罪，它畢竟是人類社會進化的必經的過程。沒有它，小生產者的社會便沒有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集中的可能。」

和普列漢諾夫一樣，他對民主有科學的分析。他說：「人們對民主主義，自來有不少誤解。最淺薄的，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品。如果有人反對或鄙薄資產階級的民主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法西斯主義。」「民主不是一個階級的概念，而是整個人類幾百年鬥爭才實現的。」

和普列漢諾夫一樣，經過深思，他認識到暴力革命不是辦法，這隻對一黨有利，而對人民只會帶來巨大的災難。他說：「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朽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20世紀人類社會的偉大實踐一再證明這一點。卡爾?波普爾被世人譽為思想大師。他說：「暴力革命造成的一個並非本意的後果，常常就是獨裁。總是這樣，法國革命帶來羅伯斯庇爾和拿破倫。17世紀時的英國革命帶來克倫威爾的獨裁。俄國革命帶來了斯大林……因此看來，革命理想的擁護者，幾乎總是成了革命的受害者。」「有暴力傾向的革命肯定不容批評的自由，和建立反對派的自由，我堅決認為，只有以民主的手段建立開放的社會，才能治好（社會的）傷痛。」波普爾是對生活的總結，而普列漢諾夫則是事先作出的預言。

歷史已經走出了列寧所設置的瓶頸。蘇聯降下了紅旗。為紀念列寧而命名的「列寧格勒」，經全民公決恢復了「彼得格勒（亦稱聖彼得堡）。歷經74年，留給這個城市人民的印象，列寧為什麼不如彼得大帝。

聰明的中國人，也走出了列寧指引的路，把人類自殘自虐的「鬥爭為綱」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說：「不管姓資姓社，」只要有利於發展生產了。以驚人的氣魄，給「萬惡的」，用以剝削工人的「資本」平反了，定性為「生產要素」。讓它和「勞動」平起平坐，參加分配。這樣一來，「資本家」變成了「企業家」。不再有階級的分野。國家當然成了「全民的國家」，列寧的國家學說過時了。黨成了兩個先鋒隊，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而工人階級在中華民族之中（不是兩個並列的概念呀），所以黨成了全民的黨。我們把「三個代表」作為建黨之基，建國之本，所代表的先進生產力，先進文化和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其中還有階級概念和專政的概念嗎？

兩件小事，耐人尋味。

普列漢諾夫在《政治遺言》中談到：恩格斯為1888年英文版《共產黨宣言》所寫的《序言》特別值得一讀，他在序言中強調了「進化」過程在社會發展中的特殊作用。他在這一版的結尾的口號用：「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這與「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含意大不一樣了。

陳獨秀在建黨之初，並不同意用「共產黨」這個名字，主張用「社會黨」。李大釗說：「還是尊重國際的意見吧。」現在又有人提出改名之議，認為應名實相符才好。黨的政策是黨的生命，關鍵是看黨做些什麼。

我們在致力建設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一個和諧的社會。改革即是「進化」的過程。這局面，當是普列漢諾夫，陳獨秀希望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