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否需要獨裁與武力？｜城與邦

06-23

前言

　　本文簡要評述了1930年代著名的「民主與獨裁」論戰中胡適和蔣廷黻的觀點。論戰雙方都認同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都承認當時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但在如何實現政權統一和社會進步方面產生了分歧：是武力統一還是政治統一？在建國與改革的過程中，獨裁是否是必須階段，它又究竟能夠發揮何種作用？

　　九一八事變後，國難迫在眉睫，當時的國民黨雖獲得了表面統一，國內仍然存在著諸多分裂勢力。1933年，國民黨在福建的第十九路軍，聯合當時各黨派成員及無黨派知識分子，以「反蔣抗日」為名發動了一場起義，並於11月20日宣布脫離蔣介石南京政府。這一事件在當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內部引發了重要爭論，此次爭論主要分為兩派：以胡適為首的民主派，和以蔣廷黻、丁文江為首的獨裁派。兩派的共同點在於，雙方都認同自由民主的政治理想，都承認當時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但在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上產生了分歧：是武力統一還是政治統一，是專制建國還是民主建國？民主派尤其是胡適，重視議會政治，主張通過民主、妥協、合議等政治手段解決割據問題。獨裁派認為，亂世中國亟待專制明君或強悍獨裁者建立穩定的國內秩序。國家當務之急並非開議會、制憲法，而是努力發展國內經濟，同時以武力實現統一。

▲梁丹豐繪蔣廷黻（油畫）

一、胡蔣之爭

　　福建事變後，胡適和蔣廷黻在維護統一上的觀點是一致的。因為二人均把握到解決困局的關鍵——立國，也就是通過建立一個壟斷合法暴力的政治組織，來達成統一秩序。胡適嚴厲批評了此次「事變」，他認為在國內秩序不穩的情況下，無論是打著「抗日反蔣」還是「保護人權」的口號，只要是分裂活動都不應得到支持：「今日最足以妨害國家生存的，莫過於內戰」[1]。

　　蔣廷黻也反對分裂和內戰。他認為當務之急是「國家存在與不存在的問題」[2]，而不是選擇哪種國家的問題，更不是考慮打著哪些旗號來革命的問題。儘管辛亥革命一度給他帶來希望，但當蔣廷黻1923年剛踏入上海時，他就立即失望地發現「中國分崩離析如舊」[3]。清政府被推翻後，對個人、家族、鄉省的「私忠」盛行，而對民族、國家的「公忠」缺乏；整個社會缺乏中心勢力如貴族或僧侶階層來完成統一使命，國家長期處於分裂的無政府狀態。所以，即便當今政府不令人滿意，也要優於三四個政府各自為政的局面，「中國要有一個好政府，必須自有一個政府始」[4]。

　　但在如何立國的問題上，兩人產生了分歧。胡適一方面看到文化改造的必要性，「不但要靠武力，尤其要靠文化」[5]，另一方面他內心深處也更加認同議會民主，並對以民主機制實現統一，信心十足。例如他十分贊同汪精衛提出的「均權共治」方案：建立超越割據區域的民意機關如國會和省議會，構造統一的政治基礎；實行地方與中央均權，不求絕對一致，但能互相妥協、和平共治等[6]。

　　胡適對理性手段的依賴，在蔣廷黻看來，顯得十分天真或過於樂觀。對蔣廷黻來說，經濟問題才是中國當時混亂、落後局面的核心。蔣廷黻呼喚強人領袖的意志與武力，並希望從根源上通過經濟與軍事手段解決問題，而不是達成暫時妥協。蔣認為，導致社會最大疾患——軍閥割據的根本原因，不是軍閥的個人野心，而是外部物質環境。貧窮，尤其是農村的貧窮，是整個國家失序的根源。軍閥之所以混戰，主要由於軍隊的私有化；而這種私有化之所以大行其道，是由於饑寒交迫讓大批農民不得不淪為那些有野心的富人的僱傭軍。因此，國家無法再動員民眾，更無從談及國族意識的培養[7]。所以，經濟應該先於政治。改革應該先從經濟入手，然後才能「等待中國的民主」。在政治體制方面，蔣表現得很漠然：有沒有憲法和議會都是次要的，中國更需要經濟總量的增加以及分配的平均[8]。但胡適反對此時將精力過多糾纏於經濟問題。他認為西方人專註探討社會問題、生產問題和分配問題，是因為歐洲人早在好幾個世紀之前就已建立了國家，但中國「好像一個破帳篷在狂風暴雨里」，連起碼的國家和政府都未完全確立，「那裡配談什麼生產分配製度的根本改造！」[9]

　　蔣廷黻對立國問題的思考，還來源於他對歐洲建國過程中「鐵血歷史」的觀察。蔣認為，英國的都鐸王朝、法國的波旁王朝和俄國的羅曼諾夫王朝的專制都促進了其民族國家的建立。在民族國家的框架搭好之前，任何革命都是不應該發生的，因為它本質上只是導致民不聊生的內亂。中國現在的局面還處在英、法、俄通過專制確立民族國家之前的形勢，屬於「朝代國家」階段。他因此推論，中國要構建現代國家，應該首先依靠一個專制領袖，要憑藉「個人的專制」，以「更大的武力」來打倒這些二等軍閥的武力，實現國家統一。所以，這種專制的對象不是人民，而是各地的軍閥。「各國的政治史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是建國，第二步才是用國來謀幸福。我們第一步工作還沒有做，談不到第二步」[10]。但胡適認為，儘管英國都鐸、法國布彭和俄國羅曼諾夫三個朝代都是建國時代，但這並不能證明專制與國家構建之間的因果關係。他以英國為例，認為英國民族國家的形成，不是由於殘忍暴戾的專制，而更多地是由於英國國教的確立、英國語新文學的傳播、倫敦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的確立、紡織業的發展以及中產階級的興起等[11]。相對於蔣廷黻對軍事以及對君主個人因素的強調，胡適更重視多元的非政治要素，尤其是宗教、階層、經濟、文化對構建民族國家的作用。

▲蔣胡的爭論展示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困境

二、蔣廷黻方案的困難

　　蔣廷黻為外患內憂的中國開出的專製藥方，相對胡適當時的理想主義方案，蔣廷黻更加註重政治的現實因素。然而他的這套「軍事加經濟」的方案，仍然面臨一些困難。

　　第一，蔣廷黻為立國提出的經濟和軍事手段，都依賴一個獨裁者，但他並沒有為這個獨裁者有效實施這些手段提供足夠支持。蔣廷黻的現實主義考量，即強調軍事以及經濟於民族國家構建的意義，與當代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中的一些主流觀點比較契合。例如查爾斯·蒂利就提出了「戰爭締造國家，國家發動戰爭」的著名論斷。但蒂利也認為，軍事或暴力的積累和集中，雖然是國家形成的核心原因，但這並不是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唯一決定因素。大規模戰爭的維持和發動，還需要國家有足夠強大的戰爭資源汲取能力。古代帝國如奧斯曼帝國、中華帝國，雖然集中了大規模的暴力或強制力量，但這種力量的積累程度並不高。同時，由於過度依賴地方收稅且缺乏大規模商業城市支持，因此一旦某個地區發展出能與中央抗衡的軍事力量，便會產生對帝國的離心和反叛。17世紀西歐諸國的君主，正是通過與一些城市、貴族的結盟來征服另一些城市和貴族，最終同時壟斷稅收和強制，才得以構建強大與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12]。

　　第二，蔣廷黻所認為的專制在建立國家方面的作用，是一種「臆想的功用」。他不重視政治手段尤其是合法性構建，對於解決政治問題的意義。蔣廷黻抓住了「暴力壟斷」這一概念，但對政治制度缺乏關注，只是呼喚一個卡利斯瑪式的領袖人物，承擔起統一的職責。然而，這個領袖憑藉什麼來獲得民眾支持呢？他似乎認為，提供給人們利益就可以了。「政權在什麼人手裡，人民是不關心的。他們所希望的是，掌權者能替國家人民做幾件較大的事體。所以在人民的立場上，政府的改組遠不及土地問題之解決之重要」[13]。

　　蔣廷黻假定：統一的兩個策略——武力征服與經濟建設和分配，都必須依賴一個高度集權的領袖。但當他考察完蘇聯、德國和英國之後，卻對專制的功用性表示了懷疑。他認為，「各國所行的主義，與其生存力及戰鬥力有密切關係」[14]。與蘇聯的共產主義、德意日的法西斯主義相比，英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其經濟更為發達，國民也極為團結。當他說專制的時候，他心中設想的不是希特勒或斯大林，儘管他一度稱讚過當時的蘇聯和德國，但並不認為他們所代表的這兩種主義具有光明的前途。蔣廷黻期待的是土耳其的凱末爾[15]，俄羅斯的彼得大帝以及日本的明治天皇。他認為要完成現代化改革，有時不得不像這些先賢一樣，堅定地「違反民意」。儘管意識到了自由主義與強大國家能力之間的關係，蔣廷黻仍堅定地認為，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沒有實行自由主義的條件。在沒有建立秩序之前，必須以武力和專制實現過渡。所以，蔣廷黻實際上陷入了一個矛盾：他希望一個專制的、甚至反自由主義的強國家實現向秩序的過渡，然而現實中真正具備這種強大能力的確是自由主義國家。

　　當然，蔣廷黻關於都鐸王朝等專制建國的歷史論證，也忽視了一個重要的歷史差別：英國在構建國家以前，就已具備了法治基礎。在政治現代化之前，已經實現了社會現代化[16]。所以，即便都鐸王朝努力擴大君權，這種君權仍受限於普通法和議會傳統的制約。但是，中國的政治現代化早於經濟現代化和社會現代化，早在秦朝時期，就已經建立了一個現代國家制度並打敗了所有可能對手[17]。蔣廷黻也沒有注意到，侵略中國的日本，其軍國主義思潮在20世紀的蔓延，或許正是由於日本人沒有經過一場徹底的現代政治理念啟蒙。

　　蔣廷黻呼籲一個獨裁領袖，但是如果真的有這樣一個有潛力的人物出現，僅僅憑藉這個人物的意志力，並不一定能挽救中國於水火之中。即便獨裁者暫時解決了秩序問題，它也會強烈刺激並助長對意志和暴力的崇拜，導致真正有效的制度性手段的缺乏。所以，就像胡適所下的判斷那樣，如果中國真的有獨裁的話，那也不會是蔣廷黻所設想的新式獨裁，而是枉顧法律、自由且腐敗叢生的舊式專制。因為中國不僅需要建構現代的民族國家，還需要解構以往的全能國家體制[18]。蔣並沒有考慮，也不想考慮胡適對他的責難：現在是否存在有能力以武力統一中國的專制者？以及，即便完成統一，他是否會自然而然地推動中國的現代化構建，更不用說此後向現代自由民主政體的轉型？

　　蔣胡二人的爭論，也展示了中國近代自由主義者的一個困境是：他們必須同時追求秩序與自由。「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中國社會，無法為以理性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提供秩序基礎[19]。選擇蔣廷黻，還是選擇胡適？最後的歷史發展，實際上已經做出了選擇。當中國的現實政治按照蔣廷黻的某些設想——一個強人領袖憑藉魅力、謀略和意志，以武力實現統一，並且解決了土地私有問題後，蔣廷黻權威主義的問題便暴露了出來，胡適的批評也顯得更具現實意義：昔日的權威政體，如何在繼續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解構以往的革命和集權思維模式，走向更加法治、更加負責的階段？

-Fin-

注釋

胡適，「福建的大變局」，《獨立評論》第79號，1933年12月3日。
蔣廷黻，「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第80號，1933年12月10日。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謝鍾璉譯，上海：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92頁。
蔣廷黻，「知識階級與政治」，《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5月21日。
胡適講演，陳振漢記錄，「中國問題的一個診察」，《南開大學周報》，1932年第134期。
胡適，「全國震驚以後」，《獨立評論》第41號，1933年3月12日。
蔣廷黻，「論專制並答胡適之先生」，《獨立評論》第83號，1933年12月10日。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第154頁。
胡適，「建國問題引論」，《獨立評論》第77號，1933年11月19日。
蔣廷黻，「革命與專制」，《獨立評論》第80號，1933年12月10日。
胡適，「建國與專制」，《獨立評論》第81號，1933年12月17號。
[美]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2年）》，魏洪鐘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頁。
蔣廷黻，「國民黨與國民黨員」，《獨立評論》第176號，
蔣廷黻，「三種主義的世界競爭」，《國聞周報》，1935年9月30日，第12卷第38期，第5-8頁。
陳之邁，《蔣廷黻的志事與生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第29頁。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毛俊傑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123頁。
同上。
李強，「後全能體制下現代國家的構建」，《戰略與管理》，2001年第6期，第77-85頁。
[美]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37）》，魯齊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4頁。

圖片

圖一：梁丹豐（1972-03-24）。[蔣廷黻像（原單位統一編號 03010014）]。《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4d/d8/da.html（2017/08/27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