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在路上

啟蒙在路上

：紀念《新青年》創刊一百周年

馬勇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不經意間，《新青年》創刊一百周年，新文化運動也走過了一百多年的路程。

一百年，中國的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個純粹的農業文明，終於接納了工業文明、商業文明，並且幾乎與世界同步建構互聯網時代的信息文明。這都是了不起的進步。然而，回望國中，如果說我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話，就是一百年後，我們在物質文明獲得如此迅猛發展的時候，不是感恩世界，而且對世界抱有深深的責怪，以為世界諸大國在過往一百多年中，基本上都對不住中國。中國人在思想觀念上與世界的距離，似乎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大。

說到這裡，不由自主想起了李澤厚先生。

三十年前，新文化運動七十周年時，李澤厚「先知」般警告不應重蹈「救亡壓倒啟蒙」的覆轍。他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這篇經典標出四個要點：

1、陳獨秀1916年提出「最後覺悟之覺悟」，反對傳統，呼喊啟蒙。個性解放與政治批判攜手同行，相互促進，揭開了中國現代史的新頁。

2、五四運動帶來了青年一代行為模式的改變，從婚姻自主到工讀互助團。一部分人經由無政府主義，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3、救亡又一次壓倒啟蒙。知識分子在革命戰爭中也為這場革命所征服。

4、封建主義並未消除，它在社會主義裝束下帶來種種禍害，令人重新呼喊五四。重要的是轉換性的創造。

李澤厚強調，他之所以說「又一次」（《中國現代思想史論》，29頁），是因為類似「救亡壓倒啟蒙」的故事在近代中國歷史上並不是第一次發生：

戊戌前，王照曾勸康有為先辦教育培養人才再搞變法改革，康有為回答說，局勢嚴重，來不及了。

辛亥前，嚴復在倫敦遇到孫中山。嚴勸孫先辦教育，孫的回答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一萬年太久，來不及了。

結果怎樣呢？

戊戌變法僅僅進行了一百天，公認的結果是除了一個「京師大學堂」勉強保留下來了，其他的新法無不隨著變法失敗而收回。大清帝國不僅依然如故，而且迅即衍生出極端排外的義和團戰爭，先前幾十年中國人的奮鬥，近乎一切歸零，重新開始。

在孫中山這些「先知先覺」推動下，辛亥革命發生了，但由於缺少一個思想啟蒙的環節，辛亥革命趕走了一個有形的皇帝，卻沒有祛除人們思想上那個無形的皇帝，所以幾年之後，帝制復辟。由此，陳獨秀提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吾人最後之覺悟》）

李澤厚用歷史事實揭示了啟蒙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具有壓倒一切的前置意義，沒有現代思想啟蒙，中國不可能走出傳統，步入現代。陳獨秀以過來者的身份強調啟蒙的意義、正當、合理、迫切，中國人如果沒有倫理層面最後覺悟，即便接納西洋新學術，即便建構了西洋式新政治，中國依然在現代之外。倫理的覺悟，就是中國人的最後覺醒，就是中國最需要的所謂「現代性」。

沒有倫理層面的最後覺醒，中國很難走上現代化坦途。中國即便在物質、技術，甚至政治制度上追上了西方，但只要遇到挫折，依然會在第一時間向後轉，做出常態社會很少出現的反常舉措。後來被普遍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梁漱溟在1919年五四愛國遊行後迅即指出，五四愛國遊行，是國人對巴黎和會將要通過的決議施加民間外交的壓力，表達國人對山東問題的關切。這是正當的，也是應該的。但是，這種表達一旦過度，衍生出「火燒趙家樓」之類的事件，表面上是「愛國急公」的行為，然而從效果、後果上看，這種行為則是對啟蒙的反動，是對現代社會秩序的破壞。「這個毛病不去掉，絕不能運用現在的政治制度，更不會運用未來社會改革後的制度。質而言之，就是不會作現在同以後的人類的生活。不會作這種生活，不待什麼強鄰的侵略，我們自己就不能在現在世界上未來世界上存在。」（《論學生事件》）

細繹梁漱溟的意思，他所說的道理非常簡單，不管是誰，都不能超越社會規範，逾越倫理秩序，愛國主義適當表達，是現代社會可以接受的舉動，但如果以「愛國」名義逾越法律，實際上就是將愛國主義墮落到了規避政治責任的避難所，是對現代社會秩序的破壞。從這個意義上說，救亡不是一般意義上壓倒了啟蒙，救亡簡直就是中斷了近代以來開啟的思想啟蒙運動。所謂五四愛國運動，可能正像胡適晚年所批評的那樣，相對於思想啟蒙，這簡直就是「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

從我們所說的「中國文藝復興」這個文化運動的觀點看，那項由北京學生所發動而為全國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發生的「五四運動」，實是這整個文化運動中的，一項政治性的干擾。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胡適口述自傳》第九章）

從政治史視角進行評估，狹義的五四愛國運動完成了兩項偉大的政治收穫，第一便是在全國輿論的譴責下，中國政府將那三位比較親日的高級外交官撤職了。當然，從更久遠的歷史事實看，這幾個外交官多少都有點委屈，歷史事實似乎並不那麼簡單。這方面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不少。第二，由於全國學生，甚至已有市民、工人的加入，特別是中國在巴黎留學生的強烈反對，從而使中國參加巴黎和會的代表團屈從於民意，不敢在巴黎和約上簽字。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利弊得失當然還可以繼續研究，但毫無疑問的是，狹義的五四愛國運動為後世中國開啟了多向度的路徑。

一個普遍性的說法是，中國的政治家受到五四運動的啟發，他們明顯覺察到兩股不容忽視的潛在力量，第一，觀念可以轉變為武器。武器的批判可以替換批判的武器。從此後，宣傳，誇大性的忽悠成為中國政治的常態，在野的勢力，弱勢一方，往往最會用動人的言辭誘惑民眾。第二，學生、群眾，都是可以利用的政治力量，所以在此後長達半個世紀的政治生活中，確實發生過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學生運動。然而當這些歷史事實基本呈現在研究者面前時，比較尷尬的一個悖論不由自主的得出：究竟是「學生運動」，還是「運動學生」？呂芳上先生《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第四章第一節《誰有青年誰有將來》說：

五四之後的幾年，影響於學運發展的，大約有幾個明顯的因素：第一是新思潮的湧入，第二是政治運動的興起，第三是政治黨派及其意識形態的運作。大體上可以這麼說，五四運動把「新學生」的形象塑立起來，但因成功太易、基礎太弱、責任太重，加上新思潮湧來太驟，學生舊道德打破，新道德猶未建立，學生在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方面，搖擺不定，社會所見是破壞大於建設。接著政治運動的興起，學生在大時代的呼喚下，逐步投身並加重政治的活動和興趣，學生大有忘卻了學校為何如地，學生為何如人的感覺。同時，求學的興味與決心自然也因而減退，及至新興政黨，挾其思想學說侵入學界，新舊道德的營壘遂完全打破，學界與政界難脫關係，學潮政潮互為激蕩。

五四後很長時間，中國教育界失去了前行的方向，剛剛開始不過二十年的新教育從此陷入萬劫不復的困境。從表面上看，中國教育的墮落是因為外患日深，其實更仔細的分梳，可以發現主要是因為政治家的操控。政治家不是履行職責用外交、軍事的手段去化解危機，而是利用一切機會，渲染外患，以救亡壓制啟蒙，以愛國為幌子實現各自的政治理想，而這些政治理想，說到底就是話語權、政治權力的爭奪。

在二十世紀很長時間，看到這種現象的人不是少數，但人們普遍將這個後果歸罪於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老派學者鄧之誠1934年4月19日日記寫道：

蔣中正曾言「五四」以後為亡國學風，意即在胡適諸人也。

蔣介石或許看到了問題癥結所在，五四後學風確實被無休止的政治所綁架，大學不再單純為知識傳授的場所，不再單純是思想的市場、學術的平台及孵化器，大學，甚至極端時代的中小學，都成為政黨、政治家爭奪的地方。不過，蔣介石此言是否在指責胡適諸人，可能還有討論的空間。

至少，胡適對五四後中國教育過度政治化也持反對立場。他與蔣夢麟在五四遊行一周年時聯名發表一篇文章，他們在肯定五四帶給中國一些新氣象的同時，更認為學生運動實際上是「變態社會」的結果，是政治家不負責任的結果，「社會若能保持一種水平線以上的清明，一切政治上的鼓吹和設施，制度上的評判和革新，都應該由成年的人去料理；未成年的一代人（學生時代之男女），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利，社會也用不著他們來做學校生活之外的活動。但是我們現在不幸生在這個變態的社會裡，沒有這種常態社會中人應該有的福氣；社會上許多事被一班成年的或老年的人弄壞了，別的階級又都不肯出來干涉糾正，於是這干涉糾正的責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學生的肩膀上。這是變態的社會裡一種不可免的現象。」（《我們對於學生的期望》）

從大歷史視角說，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一方面開啟學生介入現實政治的先河，儘管先前的中國不止一次出現過學生干政事件，但這一次學生運動確實開啟一個全新時代，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將「五四運動」作為新舊民主主義分水嶺，並不全無道理。只是如果從中國現代化進程視角觀察，這場學生運動又確實阻斷了近代以來的思想啟蒙。

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體只有一個，這就是蔣廷黻不止一次所提示，中國能否實現現代化，能否與世界一致：

近百年的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族和家鄉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因為在世界上，一切的國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強，不能者必遭慘敗，毫無例外。並且接受的愈早愈好。日本就是一個好例子。（《中國近代史》「總論」）

中國要想實現現代化，要想利用科學和機械，要想廢除傳統的家族、家鄉觀念，重構一個近代民族國家，必須接受新文化運動初期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也即陳獨秀所歸納的「賽先生」（science）與「德先生」（democracy）：「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陳獨秀的這個斷語從後來觀點看，確實存在武斷、絕對的毛病，孔教、禮法、舊倫理、舊政治、舊文學，並不都是阻礙中國進步的因素。二十世紀中國、東亞諸多國家、地區的發展、進步，當然並不像新儒家所說的那樣為儒家思想的結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儒家倫理與社會進步並不存在直接窒礙、衝突。然而從中國啟蒙歷史看，要想為古老且非常優秀過的中國文明注入現代因素，排斥了民主、科學，卻萬萬不能。傳統可以實現創造性轉化，古為今用，但古典中國從未有過的現代意識依然需要啟蒙，即便到了中國經濟重回世界第二的今天，中國知識人依然應該隨時提醒自己啟蒙依然在路上，中國現代化之路依然遙遠、漫長。唐德剛先生說：「我們東方文明在人類歷史上，也曾撐過半邊天，漢家自有法度。只不幸這種舊法度在鴉片戰後，在西方文明的挑戰下，已不能繼續存在。衝激於歷史三峽之中，隨波逐流，它就非轉型不可了。」（《晚清七十年·自序》）

歷史學無法準確預測未來節點，但歷史給人啟示，給人智慧，中國要想衝出「歷史三峽」，啟蒙是一條無法繞開的路。當我們隆重紀念新文化運動一百周年時，一定要銘記新文化運動的初衷，不負初心，堅韌前行。隨時默誦陳獨秀的告誡，將希望寄托在「新青年」一代，期望青年「利刃斷鐵，快刀理麻，決不作遷就依違之想，自度度人，社會庶幾其有清寧之日。」（《敬告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