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晚年思想的轉變 | 林建剛的共識網?思想者博客

1949 朝代鼎革之際，當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去留問題上還猶豫不決的時候，傅斯年毫不遲疑的選擇了去台灣做台灣大學校長。

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國民政府關係來看，那些曾棄學從政，目睹過當時國民黨貪污腐敗的知識分子，如翁文灝、吳景超、錢昌照等人，都因對國民黨的絕望而選擇了大陸。

其實，對於國民黨的貪污腐化，當時沒有人比傅斯年更清楚。從抗戰到內戰，國民政府的兩任行政院長孔祥熙與宋子文的下台都與傅斯年有直接關係。執掌台大期間，就他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傅斯年曾對殷海光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愈離開政治中樞愈是向心的；愈接近政治中心便愈厭惡」。

既然傅斯對國民黨政權的貪腐知道得一清二楚，按照他跟殷海光的這種說法，他似乎有足夠的理由留下來，他又為什麼非要追隨國民黨去台灣呢？

傅斯年的抉擇，可能與他對蘇俄的看法有關。作為五四運動的領袖，終其一生，傅斯年都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捍衛者。1943 年的5 月4 日，傅斯年在《中央日報》發表《「五四」偶談》。文中，他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宣揚的價值觀正遭受蘇俄的布爾希維克主義者和納粹主義者的雙重夾擊。這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他對納粹德國以及蘇俄的警惕與仇視。

此外，傅斯年的延安一行可能也是他最終選擇去台灣的原因之一。1945 年7 月，抗戰勝利來臨之際，為了維護國內和平，加強國內的團結與統一，傅斯年、左舜生、黃炎培、章伯鈞、褚輔成等國民政府參政員前往延安訪問。

對這次訪問，傅斯年與黃炎培、章伯鈞等人的觀感完全不同。黃炎培大加讚賞延安的新氣象與新風貌，後來還曾專門寫了《從延安歸來》一書。

與黃炎培不同，當傅斯年在會議禮堂看到許多錦旗標語時，他曾不無諷刺地對毛澤東說：「堂哉，皇哉。」作為五四之子，對於個人崇拜與帝王思想，傅斯年向來是反感的。

作為自由主義者，傅斯年自然知道學術研究的基本要求是捍衛學術自由，為學術而學術，堅持學術的客觀性。然而，當1931 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傅斯年的民族主義情緒壓倒了他自己所規定的史語所的規範，為了證明東北是中國的領土，他在極短的時間內寫出《東北史綱》一書。

傅斯年的愛國熱情，當然讓人敬佩。然而，這種學術為政治服務，為了愛國放棄學術自由的行為，也未免喪失了學術的客觀性。在這個問題上，胡適的主張與傅斯年的行為形成了鮮明對比。1928 年11 月，在給胡樸安的信中，胡適寫到：

我不認為中國學術與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若以民族主義或任何主義來研究學術，則必有誇大或忌諱的弊病，我們整理國故只是研究歷史而已，只是為學術而作工夫，所謂實事求是是也，從無發揚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

類似的事情還發生在民主與獨裁的論戰中。因為傅斯年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於1930 年代的「民主與獨裁論戰」，傅斯年從「兩者相害取其輕」的角度出發，似傾向於獨裁。他曾寫到：

我個人也是深慮中國政治之無出路。尤其痛恨浮薄少年模仿德意之邪說。然而權衡輕重，綰北局之安危者應該知道，與其亡國於異類，毋寧亡政於獨裁。

對於傅斯年的這種主張，不僅胡適不贊同，就是魯迅也反對。魯迅曾寫到：

用筆和舌，將淪為異族的奴隸之苦告訴大家，自然是不錯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著這樣的結論： 「那麼，到底還不如我們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隸好。

這一問題上，毋寧說胡適與魯迅的觀點是高度一致的，他們既反對日本的侵略，做外國人的奴隸；又反對國民黨的獨裁專制，做自己人的奴隸。

晚年的傅斯年，當外患消失的時候，他的民族主義則又重新讓位於自由主義。執掌台大這一時期，對於學術自由的捍衛，沒有人比他做得更多了。他借用斯賓諾莎所提「宇宙的精神在於追求真理」的觀念，強調台灣大學的辦學宗旨為「我們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而這時候的傅斯年，已經成為捍衛學術自由的衛士。

自由與平等之間的價值博弈

可能由於童年時代的困窘生活，也可能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中「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影響，傅斯年一度對「平等」這一價值理念情有獨鍾。然而，可能正是由於他對「平等」的過分重視，使他的自由主義理念發生了某種變形。青壯年時期的傅斯年，堅持土地公有，主張計劃經濟。而他這些主張，似乎又走向了自由主義的反面。

由於重視平等，傅斯年對貧富差距過大的資本主義社會沒有好感。1945 年4 月29 日，在刊於《大公報》上的《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一文中，他曾寫到：

人類的要求是自由與平等，而促成這兩事者是物質的和精神的進步。百多年來，自由主義雖為人們造成了法律的平等，卻幫助資本主義更形成了經濟的不平等，這是極可恨的。沒有經濟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

與此同時，他又認定導致人與人之間不平等的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度。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他曾說：「譬如我們知道中國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根本上由於這個資本私有的制度」。從這個角度出發，這一時期的傅斯年堅決反對土地私有制，轉而主張土地公有制。與此同時，連帶著的，則是他對財產自由的韃伐。

在《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中，傅斯年曾說：

美國的政治傳統，本是自由主義，不待說，但傳統的自由主義到今天太多保守性，例如「財產自由」，竟是其他一切自由的障礙。

這一時期的傅斯年似乎並不明白，如果沒有了土地私有制度與財產自由，個人的任何自由都得不到保障，自由最終會灰飛煙滅。

同樣也是因為重視平等，這一時期的傅斯年對計劃經濟青睞有加。1945 年7 月30 日，在刊於《大公報》的《評英國大選》一文中，他寫到：「國家資本的發達是走上計劃經濟，民生主義，溫性的社會主義必由之路，所以如果辦得好，我是百分的贊成。」

也正因如此，抗戰時期的傅斯年對於社會主義抱有好感。然而，傅斯年對於當時實行社會主義的蘇俄，卻抱有敵意。因為在傅斯年看來，實行社會主義的蘇俄卻沒有自由。因此，那時傅斯年的理想國就是實行自由的社會主義。在跟陶希聖的談話中，傅斯年說到了他和胡適的區別，他說：「適之是自由主義者，我是自由社會主義者」。

在《評英國大選》中，他飽含深情地寫到：「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並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極其希望英美能做成一個新榜樣，即自由與社會主義之融合。」

1949 年，到了台灣的傅斯年，對平等與自由的關係，有了重新反思。在《自由中國》創刊號上，傅斯年發表了《自由與平等》一文。在這篇文章中，傅斯年認為自由的價值高於平等，為了自由，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有必要放棄經濟的平等。

如果說以前的傅斯年還是自由社會主義者，那麼，以這篇文章為標誌，傅斯年的思想開始有了哈耶克式古典自由主義的色彩。可惜傅斯年在1950 年就死了，不然的話，他可以看到殷海光翻譯的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

傅斯年晚年思想上的這種變化，還表現為他對蕭伯納態度上的轉變。傅斯年自由社會主義的思想，主要來源於他留學英國倫敦大學時所接受的費邊社的主張。蕭伯納是費邊社的重要成員，留學英倫時的傅斯年，非常迷戀蕭伯納，但凡蕭伯納的戲劇，傅斯年必看無疑。但是隨著晚年傅斯年「為了自由犧牲平等」的主張的確立，他對於此時還迷戀經濟平等，同時又為蘇俄極權主義歌功頌德的蕭伯納，表現出明顯的厭惡，在《我對蕭伯納的看法》一文中，傅斯年用犀利的筆調批判了這位他曾經的偶像。當然，這也意味著他對以蕭伯納為首的費邊社會主義思想的反省與告別。

從反傳統到與傳統的和解

作為五四之子，傅斯年對中國文化傳統，長期保持批評的態度。然而，從1940 年代開始，在對待中國文化傳統，尤其是孔孟哲學上，傅斯年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

據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記載，1946 年，對於孟子，傅斯年曾寫下「孟子，自由主義唯心論的祖師」這樣的話，聯繫到傅斯年執掌台大後要求每個大一學生必須讀《孟子》的歷史事實，我們可以看到，晚年的傅斯年，似乎在努力使儒家文化傳統與自由主義思想相融合。這一時期的傅斯年，對五四時期全盤反傳統的行為，似乎有所反思。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傳統態度的變化，不僅僅表現在傅斯年個人身上，同樣的例子還有胡適與殷海光。

1949 年，胡適在台灣中山堂演講，演講的題目就叫做《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1954 年，胡適在台灣大學講演《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個新看法》。在這篇演講中，胡適認為中國古代思想史主要有四個大的事件：「第一是無政府主義抗議的出現，即老子為代表的思想；第二是孔子、孟子所代表的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第三是極權政治的興起；第四是無為政治的代興。」這裡胡適將孔孟的哲學稱為自由主義的教育哲學，也頗耐人尋味。

與傅斯年、胡適相類似，晚年殷海光在其《春蠶吐絲——殷海光的最後話語》也表達了對中國文化傳統「同情的了解」，似乎也在重新思考中國文化傳統與自由的溝通問題。

胡適、傅斯年、殷海光這些代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知識分子，在其晚年紛紛開始從中國文化傳統中找尋自由因子，從激烈反傳統到與傳統和解，這樣的思想轉向也值得人們深思。

文載《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