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普世價值觀」爭論的理論邊界 // 侯惠勤

(2012-02-14 22:26:44)

目錄：

關於當前「普世價值觀」爭論的理論邊界

「普世價值」的理論誤區和實踐危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基礎

堅持改革開放和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

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我國意識形態建設的第二次飛躍

關於當前「普世價值觀」爭論的理論邊界

愛思想 2011-10-18 侯惠勤

對於去年以來我國關於「普世價值」的爭論，我曾經做過這樣一個判斷：儘管贊成「世價值」的在立場、觀點及動機方面都不盡相同，但決定事物性質的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只要不懷敵意和偏見，就不難發現，通過「普世價值」干預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以期顛覆和終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結構，無疑是引發這一爭論的要害，因而其在本質上是當代西方話語霸權及其價值滲透方式的表達。今天看來，除了繼續堅持這一判斷，繼續圍繞抵制西方「西化」、「分化」我國圖謀這一實質進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外，還需要對出於各種善意而贊同「普世價值」的觀點做出回應，以求在這一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是非上最大限度地形成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篇文章是寫給「自己人」看的。

概括地說，不贊成批判「普世價值觀」的朋友無非出於以下顧慮：理論上，認為批判「普世價值觀」就是違背了事物總是個性、共性相統一的原理，割裂了普遍性和特殊性;實踐上，認為否定「普世價值觀」就失去了搶佔「道德制高點」的依託，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陷於被動。他們的結論是，提升國家「軟實力」，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就必須和西方對打「普世」牌。因此，我們的討論將圍繞著上述顧慮展開。

關於「普世價值」的本質界定和論爭邊界

「普世價值」之所以令許多贊成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人也語焉不詳、趑趄不前，就在於它的「能指」十分寬泛，斷然拒斥似乎會在許多方面喪失話語權而陷入被動。這種顧慮是正常的，但卻是不必要的，說到底，儘管「普世價值」的「能指」十分寬泛(這也是其鼓吹者的叵測居心)，其「所指」卻十分明確，這就是在政治方向、基本道路和根本制度上對我國進行顛覆，是當前敵對勢力利用價值滲透對我實行「分化」、「西化」圖謀的集中表現。因此，在我國一時走熱的「普世價值」有著其特定的背景和確定的政治訴求，我們加以應對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嚴格界定「普世價值」的本質規定和政治傾向，決不陷入任何既無必要也無可能下定論的抽象爭論。

這就是說，我們批判「普世價值」，決不是討論「有無人類共識」一類認識論意義上的話題。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承認客觀真理的存在，就在一定意義上承認了絕對真理(或真理的普遍性)，這是人類形成共識的認識論根據。儘管社會科學的真理往往由於受一己私利的遮蔽而可能不為某些人所承認，們並不因此而改變其客觀普遍的本性。同樣，我們批判「普世價值」，也不是討論「有無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一類人性論道德論意義上的話題。實際上，馬克思主義是歷史唯物主義一元論歷史觀，肯定了歷史的方向性和進步規律，也就在一定意義上肯定了文化的歷史繼承性，以及人類共同價值追求的客觀可能性。當馬克思主義把共產主義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當然也就確認了它最終將為全人類所接受的理想價值。顯然，我們批判「普世價值」，在不是討論「當代世界有無共同利益」一類國際政治意義上的話題。當我們確認「和平與發展」已成為時代的主題，當我們把「堅持改革開放」作為發展中國的強國之路，就在一定意義上承認了合作共贏的可能性，而其基礎則是某種共同利益。當然，共同利益並不能掩蓋利益的分歧以致對立，但是和平與發展是今天的基調則是無疑的。以上話題能否納入「普世價值」的框架去討論，對上述話題如何解答，肯定見仁見智，但無疑是可以討論的。

我們批判的「普世價值」，有著明確的本質界定。概括起來主要是以下兩點：一是從理論上看，「普世價值」以消解共產主義理想、確立資本主義不可超越為前提，其立腳點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及其制度架構是歷史的終點，人類在這方面將不可能再有真正的進步和突破。鼓吹「歷史的終結」的弗·福山曾經坦言：他和馬克思一樣，都承認歷史有一個終極目標，但這不是馬克思所認為的共產主義，而是今天的資本主義，因此，歷史在這一制度前終結了。「歷史終結並不是說生老病死這一自然循環會終結，也不是說重大事件不會再發生了或者報道重大事件的報紙從此銷聲匿跡了，確切地講，它是指構成歷史的最基本的原則和制度可能不再進步了，原因在於所有真正的大問題都已經得到了解決。」他是對「普世價值」的最好注釋。它以尖銳的方式，從歷史觀這一理論根本上提出的挑戰是，人類社會的美好未來是共產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所揭露和批判的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的內在矛盾是否已不存在?異質於並最終要超越西方民主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否已經破滅?經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導致「國家消亡」及「民主消亡」的歷史趨勢是否已不復存在?等等，在這些根本問題上的任何閃爍其辭，都必將自亂陣腳。

二是從實踐上看，「普世價值」根本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建設，完全割裂中國改革開放中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間的內在聯繫，力圖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引導到「回歸西方文明」的方向，把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引導到西方「民主化」的陷阱。它把體現西方政黨競爭制的「政黨輪替」視為民主的制度前提，根本否定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以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相統一的民主政治方向;它把「三權分立」視為民主的基本制度設計，根本無視其甚至在資本主義國家也並不通用的事實，根本否定在我國行之有效的人民代表大會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它把民主和人許可權制在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因而把民主的實質歸結為個人權利與政府公權力之間的博弈，根本否定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人民意志的存在，從而否認民主更為具體豐富的內容和方式。總之，以「普世價值」為思想武器，按西方(主要是美國)的民主模式全面顛覆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根本改變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社會主義方向，是「普世價值」販賣者堅定而明確的追求。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是批判「普世價值」妨礙了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恰恰是宣揚「普世價值」在干擾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所謂的推進改革，只能是「忽悠」和「折騰」。我們不搞西方式民主，根本原因不在於國情差異，更不是由於目前的條件不具備，而是基於根本不同的民主理念。馬克思主義對於資產階級民主的虛偽性(僅限於某些形式的、表象的平等權利)，及其局限性(保留階級差別和資本特權)的批判，在今天並沒有失效。儘管我們今天在民主的某些形式上還未能高於西方民主(這也是西式民主在我國還有市場的重要原因)，但是我們決不認為歷史只能止步於「擴大中產階級」而不能達到「消滅階級」，決不認為人類只能駐足於「投票的民主」而不能達到「國家消亡」(即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特殊公共權力真正向普通的社會公共權力回歸);儘管社會主義國家在其民主政治建設中出現過嚴重的失誤，遭遇了嚴重的挫折，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開拓，已經向我們展示了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合乎人類文明發展潮流，根本區別於現行西方民主模式的民主政治前景，我們沒有理由改旗易幟。

抽象的人和「普世價值觀」是資產階級社會「抽象化」的產物

敵對勢力之所以青睞於「普世價值」，根本原因就在於它本質上是資產階級實行思想統治和價值滲透的有效方式。馬克思恩格斯在其標誌性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揭示了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進行思想統治的一個趨勢，就是「占統治地位的將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即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雖然任何統治階級都力圖以全社會利益代表的面貌出現，在一定程度上都使用抽象普遍性的思想觀念，然而真正實現了用抽象的普遍觀念作為思想統治形式的卻是資產階級社會。「抽象性」在真正意義上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就經濟過程而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使得勞動抽象化，「勞動一般」正是這種狀況的寫照。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各種勞動組成的一個具體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裡，勞動不僅在範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成了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最現代的存在形式-美國，這種情況最為發達。……所以，這個被現代經濟學提到首位的，表現出一種古老而適用於一切社會形式的關係的最簡單的抽象，只有作為最現代的社會的範疇，才在這種抽象中表現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勞動的抽象化相一致，商品的價值取代了使用價值成為生產的目的，人在這一經濟過程中被物化就在所難免。物化的結果是資本的人格化和工人的非人格化，金錢成為萬能的神，人們只能對它頂禮膜拜，一句話，人的社會性存在被遮蔽了，資本對於勞動的奴役關係被顛倒了，人被抽象化了。「我們的一切發現和進步，似乎結果就是使物質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現代工業、科學與現代貧困、衰頹之間的這種對抗是顯而易見的、不可避免的和無需爭辯的事實。」

馬克思曾把負載著特定生產關係的人稱作該社會的「自然基礎」，毫無疑義，「抽象的個人」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然基礎」。「抽象的個人」是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在喚醒個人、解放個人並使之獲得獨立性的同時，又因「物的依賴關係」而彰顯人的「物性」、隱藏人的社會性，致使個人自我封閉和自我孤立的產物。作為客觀存在，這種個人本能地崇拜「自我」把個人視為人的唯一存在和終極實體，把個人等同於「人」;而作為主觀存在，這種個人本能地崇拜「抽象觀念」，把個人權利視為「人權」，把自我價值視為「普世價值」。自由個人主義就是其典型意識形態。就思維方式而言，由於無法正確地提出和解決「普遍觀念」的形成問題，「抽象個人」只能在「思辨的抽象」和「單純的直觀」這兩個極端徘徊，這也是其無法超越的狹隘眼界。由於是植根於社會主體自身的局限，因而感性和理性、現象和本質、個性和共性的斷裂，在資產階級社會就是一個永遠無法破解的歷史之迷。從「抽象的人」到「現實的人」，從解釋世界到改變世界，從思辨的抽象和單純的直觀到「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這一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不僅是思維方式的轉變，更是歷史主體和階級立場的轉變。不突破資產階級狹隘眼界，不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就不可能超越抽象的人及其思維方式。

因此，當資產階級在其革命時高舉人的解放的旗幟(實際上只是解放市民社會的個人)、打出「自由、平等、博愛」等人類性話語時，雖然也是一切為獲得統治權的階級所必須採取的手段，卻也充分預示了這個行將成為統治階級的階級將採取何種思想統治形式，以及這個正在形成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徵所在。社會關係的普遍化以物化的方式實現，使得抽象普遍性觀念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個人形成中起著重大作用。「個人的這種發展是在歷史地前後相繼的等級和階級的共同生存條件下產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強加於他們的普遍觀念中產生的，如果用哲學的觀點來考察這種發展，當然就很容易設想，在這些個人中，類或人得到了發展，或者這些個人發展了人;這樣設想，是對歷史的莫大侮辱。」如果說，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進行政治統治的「徹底的形式」(恩格斯語)的話，那麼「抽象的個人」和「普世價值」則是資產階級進行思想統治的徹底的形式;如果說，馬克思在政治領域的根本變革是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取代資產階級自由制度的話，那麼他在哲學世界觀上的革命變革，則從根本上說就是實現了從抽象的個人向現實的人的轉變。「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他說明，解決抽象的人的問題，本質上不是認識論問題，而是社會的革命變革問題。

馬克思主義對抽象的人和「普世價值」解構和超越

抽象的個人和抽象的普遍觀念(「普世價值」)之所以成為資產階級思想統治的有效方式，就因為從抽象的人出發，無法做到對現存社會進行批判和超越，人們似乎只能在同樣毫無出路的兩極徘徊：要麼屈從現實，把現存社會關係視為「只能如此」的「自然秩序」，此即訴諸「單純的直觀」的產物;要麼脫離現實，滿足於在自己的「想像中」超越和改變現存的一切，此即訴諸「思辨的抽象」的結果。這就是人道和科學、理想和現實相悖的深層社會背景。也就是說，兩個極端對於現存的態度雖有差異，但其思維方式都是「抽象的」，其結果都是「解釋世界」(即用不同方式承認現存)。說到底，抽象的人把歷史活動主體抽象化(似乎存在著亘古不變的「個人」主體)，把歷史動力抽象化(似乎一切進步根源於普遍觀念和人性訴求)，把歷史任務抽象化(似乎"解放"就是某種抽象觀念的實現)，因而一切變革不僅不超出資產階級統治的範圍，而且資產階級社會本身成為一切變革的範本。歷史在抽象的人中的確是「終結」了。

現在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例如列寧和毛澤東)都是從辯證法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上提出，從辯證法的精髓、矛盾的對立統一上解決個性、共性關係的，而決不是從「常識」或「經驗」上去討論這一問題的。所謂從常識上看問題，就是依賴感性直觀，把個性、共性的統一視為當然的，把「普世價值」的存在視為當然的，以為僅靠經驗和直觀就能解決個性、共性的統一問題。實際上，「常識」眼中的共性，往往只是不同事物最為表象的「共同點」(如男人都有鬍子、女人都有辮子一類)，並沒有涉及問題的實質，即對「普世價值」做具體分析，揭示其存在或不存在的的社會歷史根據。其實，事物的本質往往隱藏在現象的背後，僅靠經驗難以把握;歷史的規律往往隱藏在事實的背後，僅靠經驗難以發現;普遍的觀念往往不能還原為感性存在、僅靠經驗難以證否;如此等等。這充分說明哲學史上唯理論和經驗論的長期爭論不休並非空穴來風，沒有唯物辯證法及其核心對立統一規律的奠立，根本無法超越唯理論和經驗論的爭論。更為根本的是，沒有唯物辯證法，就無法打破「思辨的抽象」和「感性的直觀」這個二律背反，無法衝破資產階級社會「抽象性」思維的桎梏。

列寧曾把「必須具體」概括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求，但是，要做到具體，首先要創立能夠「具體分析」的世界觀、歷史觀和方法論，以及相應的概念、範疇，這就是唯物辯證法、歷史辯證法及其基本範疇，最為主要的是「生產關係」、「工人階級」、「共產黨」等核心範疇。有了生產關係的概念，人類社會的矛盾運動規律才得以發現，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這一社會變革的源泉才得以揭示，對於不同社會形態的區分以及深入每一社會形態的具體分析才得以可能。有了「工人階級」的概念，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解放才有了現實的實踐形式，衝破資產階級社會「抽象性」的具體分析才有了實踐的歷史主體，批判資產階級「普世價值」才有了實質性的具體內容。有了「共產黨」的概念，真正區別於一切舊式政黨的。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最高政治形式才得以確立，工人階級作為自為階級和歷史主體的領導作用才得以實現，足以與資產階級世界觀抗衡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才得以實踐。可見，「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不是任何人、任何思想體系都能做到的，其實質就是實事求是。它是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階級世界觀的特質和活的靈魂，其鋒芒所向，直指資產階級社會的抽象性，根本顛覆了作為「普世價值」的資產階級思想統治。因此，「實事求是，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用工人階級世界觀的具體分析顛覆資產階級世界觀的抽象性中，確立了一個原則，就是用現實的普遍性化解抽象的普遍性。以否定「普世價值」就是背離人類文明大道為由頭指責共產主義，並不是什麼新名堂，早在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初，資產階級思想家就提出「存在著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永恆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恆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相矛盾的。」什麼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形式?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看來，原始社會解體以來，與資產階級蓄意製造的自由正義的普遍性幻覺相比，階級鬥爭要比它更具有普遍性，而且這是歷史真實的普遍性。他們就此而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這種責難歸結為什麼呢?至今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而這種對立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麼樣的形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儘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因此，必須用階級分析取代「普遍正義」的幻覺，用共產主義世界觀取代形形色色的非無產階級世界觀。支配人們頭腦的不是「永恆的自由正義」觀念，而是階級意識和統治意識;推動人們創造歷史的不是「普世價值」理念，而是促使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不斷得以解決的實踐活動，其主體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先進階級。在徹底顛覆唯心史觀製造的關於普遍觀念的幻覺後，問題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提法。

顯然，以唯物史觀為基礎的理想信念和「普世價值」的幻覺是根本對立的。工人階級的解放必須擺脫抽象的普遍觀念的束縛，「讓思想衝破牢籠」，決不是否定理想信念的作用，更不是否定工人階級的解放要求所具有的道義力量，以及其可以獲得最廣泛認同的世界歷史意義，但這不是「普世價值」，而是以科學世界觀為指導的理想信念。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唯物史觀對於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之上，建立在剩餘價值學說對於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科學再現之上，建立在科學社會主義對於工人階級歷史地位及其解放條件的準確把握之上，因而不是虛幻的想像，而是真實歷史必然性的認同。「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造成的生產力和由它創立的財富分配製度，已經和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發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達到了這種程度，以至於如果要避免整個現代社會毀滅，就必須使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發生一個會消除一切階級差別的變革。現代社會主義必獲勝利的信心，正是基於這個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剝削的無產者的頭腦中的、可以感觸到的物質事實，而不是基於某一個蟄居書齋的學者的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觀念。」我們從中不難得出結論，缺乏「真」的道義力量是軟弱甚至有害的，「真」和「善」的統一才能真正贏得群眾，才是真正不可抗拒的力量。

我們在今天如何搶佔「道德制高點」?

科學社會主義不僅具有科學性，而且具有道義性，無疑佔據著道德制高點。但是，由於道德的吸引力來自其崇高和完美的理想性，其震撼力來自其超越個人的本能和功利目的的奉獻精神，不是個人經驗所能完全把握的，因而道德和科學二元論的格局，不僅有社會的需求，也有其學理上的依據。崇尚抽象普遍價值的人往往會自認為很崇高，因為他們具有道德批判性和對於超越現狀的追求;而把道德實證化、經驗化的則往往容易陷入對於現存事物的崇拜，成為維護現狀的保守派。這也是今天一些朋友對於批判「普世價值」心裡不踏實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我們還只能在道德理想主義和道德實證主義之間進行選擇，那就說明其本身還沒有達到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高度，因而需要認真領會馬克思主義是如何通過克服科學與道德的二元論而佔領道德制高點的。從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根本顛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話語的成功實踐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顛覆的實質不是簡單否定意識形態(包括其人類性話語體系)的作用，而是要科學闡釋意識形態，揭示意識形態與階級利益訴求的內在一致性，為建立更加真實有效的價值引導體系、歸根到底也是更能贏得最大多數人真正認同的思想體系奠定基礎。馬克思主義對於意識形態的破解，概括起來就是把流行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觀念還原為統治階級意識，並探討人類解放過程中的思想解放的條件。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破除意識形態的普遍性幻覺方面，既不是以幻覺的再製造應對幻覺，也不是簡單否定普遍性觀念、棄用普遍性話語，而是走意識形態和科學相統一之路，用新的階級意識對抗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方面最為重要的發現，就是形成了以「現代無產階級(或工人階級)」概念為核心的新世界觀。

馬克思在其思想形成之初就提出，德國解放的實際可能性「就在於形成一個被戴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一個並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形成一個表明一切等級解體的等級，形成一個由於自己遭受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社會解體的這個結果，就是無產階級這個特殊等級。」他和恩格斯在後來的長期研究和實踐中，越來越清晰地表述了下述思想：「現代的大工業，一方面造成了無產階級，這個階級能夠在歷史上第一次不是要求消滅某個特殊的階級組織或某種特殊的階級特權，而是要求根本消滅階級;這個階級所處的地位，使他們不得不貫徹這一要求，否則就有淪為中國苦力的危險。另一方面，這個大工業造成了資產階級這樣一個階級，它享有全部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壟斷權，但是在每一個狂熱投機的時期和接踵而來的每次崩潰中，都表明它已經無力繼續支配那越出了它的控制力量的生產力;在這個階級的領導下，社會就像司機無力拉開緊閉的安全閥的一輛機車一樣，迅速奔向毀滅。

工人階級這一概念的形成，不僅為科學社會主義提供了實踐力量，而且使這一學說佔據了真正的道德制高點。就理論創新而言，「工人階級」科學性和道義性相結合的典範。毫無疑義，工人階級概念首先是一個科學概念，是充分依據了經驗事實並完全經得起實踐檢驗的科學抽象。工人階級概念依據了以下四大客觀事實：一是工人階級是隨著大工業及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擴張而形成發展的，是體現社會化大生產這一新生產力的新生階級;二是工人階級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與生產資料失去了直接聯繫的階級，因而其「解放」的方式不是直接佔有生產資料，而是以「聯合起來」的方式擁有生產資料，是體現了新生產關係的非傳統意義上的階級;二是工人階級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有文化的勞動者階級，這意味著它可能形成階級意識，擺脫對於統治階級的思想依附，由自在階級成為自為的階級;四是工人階級經歷了異化勞動的嚴酷磨練，不僅是災難深重的社會群體，也是堅忍不拔、紀律嚴明的可組織力量。但是，工人階級概念賴以成立的四大事實都不是「僵硬」的經驗事實，而是過程性的、在歷史中不斷顯現的趨勢，這樣，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就是與歷史進步和一致的正義事業，因而其又具有超越現狀的價值導向性和贏得人心的道義力量。

因此，在今天搶佔道德制高點，關鍵在堅持作為工人階級自我意識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首要的是構建社會主義的核心話語體系。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真正成為挑戰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精神力量，就在於它在立足於揭示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同時，形成了可以指導改變世界的實踐活動的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它能有效地解釋廣大人民所關注的幾乎所有重大問題，使不同階層的人都能從中獲得歷史的方向感。強烈反共的布熱津斯基也不能不承認：「共產主義不僅僅是對人們所深切關注的問題的一種情緒激昂的回答，也不僅僅是自以為是的仇視社會的信條，它還是一種通俗易懂的思想體系，似乎對過去和將來都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見解。……因此，共產主義對於頭腦簡單和頭腦複雜的人都同樣具有吸引力：每一種人都會從它那裡獲得一種方向感，一種滿意的解釋和一種道義的自信。」不難看出，搶佔道德制高點的關鍵是佔領歷史制高點，只有掌握了未來，才能掌握群眾。馬克思在談及這點時曾斷言：「19世紀的社會革命不能從過去，而只能從未來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對過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開始實現自身的任務的。」

就道德震撼力而言，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高於資本主義，就在於其落腳點是高於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其批判鋒芒直指資本主義時弊(兩極分化和人的異化)。這樣，它就能提出比資產階級在其革命時更為徹底、更能抓住人心的口號，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把資產階級消滅封建階級特權的要求，推向了消滅階級本身，使之成為工人階級的自覺追求。「從消滅階級特權的資產階級要求提出的時候起，同時就出現了消滅階級本身的無產階級要求——起初採取宗教的形式，藉助於原始基督教，以後就以資產階級的平等論本身為依據了。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的話柄：平等應當不僅是表面的，不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當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尤其是從法國資產階級自大革命開始把公民的平等提到重要地位以來，法國無產階級就針鋒相對地提出社會的、經濟的平等的要求，這種平等成了法國無產階級所特有的戰鬥口號。」我們今天就某些階段性目標而言，或許也可以說「民主」等是「人類的共同追求」，但是站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更高階段看，民主絕對不是目的，而只能是手段。隨著階級消滅，國家消亡，民主也將消亡。正因為如此，就目前看來在共同追求的某些價值，其實也蘊含著極大的差異，存在著不同的實踐方式和路徑選擇。

站在歷史的制高點上，才能把流行的資產階級話語改造為符合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利益的訴求，才能在流行話語中建立自己的話語權。對於流行的普遍性話語一概排斥不行，無條件接受更不行，唯一可行的是通過自身的核心話語對其重新加以解釋。恩格斯對於資產階級「人權」的修正可視為一個範例。他提出，「消滅階級是我們的基本要求，不消滅階級，消滅階級統治在經濟上就是不可思議的事。我提議不用"為了所有人的平等權利』代之以"為了所有人的平等權利和平等義務』等等。平等義務，對我們來說，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平等權利的一個特別重要的補充，而且使平等權利失去道地資產階級的含義。」可以說，能否對流行的共性話語做出與自身核心話語相一致的解釋，是衡量一個思想體系的創新力和滲透力的重要尺度。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本身就包含著對於共性話語的再解釋。這種再解釋的前提是堅持高於共性話語的自身核心話語，否則，就可能在對共性話語再解釋中被對手所同化。例如，如果離開「消滅階級」去談自由，就無法正確解讀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論斷，就會陷入自由主義的陷阱。在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對「以人為本」等進行再解釋，就是因為我們始終堅持了「人民」、「為人民服務」這些核心話語，否則就會在「話語轉換」中丟失思想陣地。

可見，佔領歷史制高點的關鍵是科學闡釋歷史規律，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話語就是對歷史規律的表述。「普世價值」迷惑人的一點，就是它似乎也有對於未來的某種承諾。在關於兩種未來的鬥爭中，我們不能以幻想應對幻想，而只能以真理打破幻想。工人階級在其早期，也曾藉助各種空想社會主義表達自身的要求，然而建立在幻想超越之上的新社會，終究只能是資本主義的各種翻版。「靠幻想來對共產主義所作的預見，在實際上只能成為對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預見。」需要指出，在當時，是理想主義高揚的年代，人們並不懷疑歷史的未來和進步的趨勢，因而思想分歧就集中在是科學地還是幻想地表達這種歷史規律上。

我們今天處在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今天的特點是世界範圍內的歷史感的模糊並由此而導致的生活意義的喪失，是理想和道德源泉的枯竭。「在晚期現代性的背景下，個人的無意義感，即那種覺得生活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的感受，成為根本性的心理問題。我們應該依據對日常生活所提出的道德問題的壓制來理解這種現象，但它拒絕任何答案，"生存的孤立』並不是個體與他人的分離，而是與實踐一種圓滿愜意的存在經驗所必須的道德源泉的分離。」正是現實中道德源泉的匱乏，使得「普世價值」有可能成為一種替代品，以滿足人們的幻想需要。抽象人性論之所以受到追捧，就在於它能暫時滿足人們的幻想需要。因此，今天的爭論就不僅是科學與幻想之爭，同時還是科學信仰與自我麻醉間的較量。我們在不斷深化對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中，要特別注重總結我國的實踐經驗，用生動豐富的感性事實，激發人們的理想熱情，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共同信念。這才是對「普世價值」作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普世價值」的理論誤區和實踐危害

侯惠勤

把資本主義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終極存在，是「普世價值」熱播者的意識形態前提；把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納入資本主義世界文明的軌道，是他們熱衷傳播「普世價值」的根本目的。因此，我們儘管可以有各種理由來論證「普世價值」的非意識形態性，以及這一討論如何適應了當代人類發展的願景，但事情並不以人們的良好願望為轉移。任何事物都具有多重性，但決定其性質的是其主導方面，通過「普世價值」干預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以期終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結構，是這一討論的核心，因而其在本質上是當代西方話語霸權及其價值滲透方式的表達。這也促使我們去思考，馬克思主義即便談論人類的共同價值，能不能從「普世價值」去提出和回答問題？

一般地說，混淆不同性質事物和問題的界限，利用「此亦一是非」而論證「彼亦一是非」，是任何不敢追求、而只想利用真理的思潮慣用的手法。特殊地說，在改革發展的大政方針已定的當代中國，要改變黨的既定路線的意圖如果不加掩飾，那是註定要破產的，而把這種意圖同那些有一定道理、又看似相關的命題對接，無疑是一種策略選擇。因此，剖析「普世價值」論首先要將其加以混淆的理論進行澄清。

「普世價值」論混淆了認識論價值與價值論價值

時下對於「普世價值」存在的論證，最多的莫過於從個性和共性的關係上著手。既然事物都以個性和共性兩種方式存在，那麼「普世價值」就是表現了事物共性的存在，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呢？況且馬克思不是也使用過「勞動一般」、「價值一般」、「商品一般」甚至是「土地一般」這類話語嗎？的確，不能否定共性的存在，但是要弄清共性的存在是從什麼意義上確定的。無論馬克思還是列寧，談共性、個性關係都是從認識論意義上去把握的，因此，它們的關係只能如列寧在《談談辯證法》中所說，「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個別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個別事物。任何個別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從認識論方面看，一般（共性）只是認識過程中的抽象，但只要這一抽象是合理的，它就反映了事物的存在（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比如男人總長鬍子，血總是熱的一類，就是非常表象化的抽象，但如果不停留於此的話，則也是認識的一個階段，也有價值。而「勞動一般」一類的抽象則不同，它不僅是具體事物的共性，而且是特殊事物的本質，即資本主義勞動的特質。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勞動一般這個抽象，不僅僅是各種勞動組成的一個具體總體的精神結果。對任何種類勞動的同樣看待，適合於這樣一種社會形式，在這種社會形式中，個人很容易從一種勞動轉到另一種勞動，一定種類的勞動對他們說來是偶然的，因而是無差別的。這裡，勞動不僅在範疇上，而且在現實中都成了創造財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種特殊性的個人結合在一起的規定了。在資產階級社會的最現代的存在形式——美國，這種情況最為發達。……所以，這個被現代經濟學提到首位的，表現出一種古老而適用於一切社會形式的關係的最簡單的抽象，只有作為最現代的社會的範疇，才在這種抽象中表現為實際上真實的東西。」無論是表象的還是本質的抽象，都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個方面。因此，認識論意義上的共性，具有非實體的特徵，作為觀念的存在，它可以不需要直接對應的事物做支撐。

並不存在一個虛幻的普遍性領域

作為價值論意義上的共性則不然，它必須要以利益共同體或社會生活共同體為支撐，否則就不能存在。簡單地說，價值論意義上的共性就是指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和直接交往，而在存在著階級對立和僱傭勞動的資本主義社會，就全社會而言不存在這樣的共同體。大家知道，貫穿青年馬克思思想歷程的一個基本矛盾，就是價值論意義上的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為理想提供現實支撐是青年馬克思的基本理論追求。而馬克思之所以與黑格爾（以及後來的費爾巴哈）決裂，就因為黑格爾把國家視為市民社會的「真理」，視為代表了人類理性和共同利益的「普遍性領域」，其最後卻被證明只是「虛幻的普遍性領域」，費爾巴哈訴諸人性的普遍性（「類本質」），也未能走出「虛幻的普遍性領域」。馬克思在他完成了歷史觀的偉大變革後才發現，真正的人類共同體將是取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共產主義社會，這就是「自由個人的聯合體」。「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此之前，我們只能為建立這種聯合體創造條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人類共同體，當然也就談不上「普世價值」。人類性話語和普遍利益的現實表達的唯一可能是通過處在上升時期新階級的階級意識，但這種表達本質上是「普世價值」論所反對的階級性話語。

可見，現下大談「普世價值」的做法，理論上的一個錯誤就是把可以脫離實體而存在的、認識論意義上的抽象普遍性，和必須依託實體而存在的、價值論意義上的現實普遍性混為一談。這一混淆的結果，不僅使原本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可能，也使原本十分清晰的問題變得模糊不清。

「普世價值」論混淆了政治價值與人性價值

論證「普世價值」存在的又一慣用手法就是關於共同人性的設定。看起來，似乎是關於有沒有共同人性之爭（持「普世價值」觀的人也願意把爭論引向這個問題），而實際上問題在於能否用共同人性去解決特定的政治訴求。為什麼抓住共同人性說話，因為這似乎是無法否定的，正所謂「人同此心」嘛。從人的自然性及其與其他物種的區別著眼，說有某種共同的人性也無大錯。但人的真正本質在於其社會性，其價值追求不是其自然性的反映，而是其社會性的表現，因而此種共性一旦具體化，就會出現差異甚至對立。比如孟子所云「人皆有之」的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一旦落實到具體人、具體場景，肯定就不那麼統一了。什麼是可憐、什麼人值得可憐、什麼人能夠去可憐等等，在存在著階級利益對立的社會，根本無法統一。「所謂是非善惡是歷史地發生與發展的，歷史地發展的相對真理與絕對真理的統一，不同階級的不同真理觀，這就是我們的是非論。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把人性分為自然性、社會性兩個側面，並承認自然性是無善無惡的，就給唯心論開了後門。」

從階級性話語出發才能奠定人類性話語的現實基礎

概括地說，馬克思主義不諱言人性，但不訴諸人性。之所以不諱言，就因為科學社會主義不僅具有科學性，而且具有道義性，社會主義在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同時，也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促進人性的不斷完善，而資本主義在不斷製造了社會對立和社會病態的同時，也不斷地造成了人的異化和人性的扭曲。我們在人性問題上並不輸理。但是，歷史的進步，從根本上說不依靠人性的訴求，而依靠從政治上提出和分析問題。只有不迴避現實的矛盾，善於分析和解決通過階級矛盾而表現出的重大社會矛盾，才能真正推動歷史進步。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馬克思對拒絕政治活動，崇拜愛和抽象人性的「真正的社會主義」何以作了以下評價：「他們不代表真實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無產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質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這種人不屬於任何階級，根本不存在於現實界，而只存在於雲霧瀰漫的哲學幻想的太空。」因此，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反對講人性，但有兩個「底線」：一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人性就不是「均勻」地分布在每個個體上，而是在不同的社會群體（包括其中的個體）呈現出不均衡狀態，因此，講人性和階級分析並不對立；二是人性並非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相反，人性的修復和不斷完善，有賴於社會的改造和歷史的發展，因此，講人性必須置於具體的社會歷史過程，不是人性創造歷史，而是歷史改變人性。恩格斯在談到夫權制家庭的起源時，一再申明這不是性愛或人性的要求，而是私有制的產物。「根據我們對古代最文明、最發達的民族所能作的考察，專偶制的起源就是如此。它決不是個人性愛的結果，它同個人性愛絕對沒有關係，因為婚姻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權衡利害的婚姻。專偶制是不以自然條件為基礎，而以經濟條件為基礎，即以私有制對原始的自然產生的公有制的勝利為基礎的第一個家庭形式。」一般地說，大談泛愛主義和「普世價值」，對於被統治階級及其政黨而言是理論上的貧乏和實踐上的軟弱，而對於統治階級及其政黨而言，則純粹是統治伎倆和控制手段。特殊地說，今天我國某些人大談「普世價值」，既表明了其挑戰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而又信心不足的虛弱本質，又表明了其臣服於當代西方強勢話語而又極力加以掩飾的矛盾心態。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普世價值」論不是變革的武器，而只是辯護的工具；依靠它不可能改造世界，而只能粉飾現存的統治秩序。那些希冀通過「普世價值」干預我國改革開放的方向，甚至根本改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人，顯然找錯了武器。

有人會問，訴諸階級和訴諸人性為什麼不能兼有，難道無產階級解放不是同時也體現了「人類解放」的訴求嗎？實際上，把人性和階級性截然對立起來，用「普適性話語」排斥階級性話語的，首先是抽象人性的崇拜者。這也揭示了一個真理，即只有從階級性話語出發，才可能奠立人類性話語的現實基礎，從而實現兩種話語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在淡化自己黨性、階級性的前提下談「人類解放」，而是始終旗幟鮮明地堅持無產階級的解放是「人類解放」的政治形式，否則，不是空想，就是騙局。由於階級社會的利益分化（從世界範圍看，我們現在仍然沒有超越這一歷史階段），人類性話語和普遍利益的現實表達只能通過處在上升時期的革命階級的階級意識，「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餘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繫，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係的壓力下還不能夠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階級由於根本區別於以往的任何階級，因而開拓了一種通過工人階級的階級性表達人民性乃至人類性的現實可能。

「普世價值」論混淆了理想價值與空想價值

「普世價值」在今天之所以熱門，與之迎合了人們的某種心態有關。當代生活場景的快速切換，使人們實際上難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因而對夢、對夢想、對夢境就必然寄予厚望。「至少我們還有夢」、「我有一個夢想」、「和夢一起飛」等現今已成為勵志式的流行語，共同表達了一種超越自我、追求美好的奮鬥精神。但是，如果對此作理性的思考，就不能否認，夢想有兩種，一種是理想，另一種是空想，兩者的價值並不相同。兩者的區別在於，理想是現實的可能性，而空想則是不現實的可能性。對於個人而言，對夢想是否作區分似乎不重要，因為重要的不在於其結果、不在於其是否能夠實現，而在於其美好、在於其激勵作用。但是，對於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黨而言，這種區分就大有必要，因為靠空想即便能激發群眾的熱情，但由於不可能長久保持這種熱情，最終必然會失去群眾。

馬克思主義靠科學真理掌握群眾，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以崇高的理想鼓舞人。正如鄧小平指出的：「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鬥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所以，在馬克思主義那裡，科學和理想是高度的統一，科學是以理想追求為要旨的科學，理想是以科學真理為支撐的理想。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主張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僅在於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美好，而且在於不搞社會主義就沒有出路。對於中國而言，概括地說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因此，馬克思主義充分肯定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的價值，更不否定人們通過各種信仰方式超越和完善自我，但是無產階級政黨不能以空想指導實踐。共產主義的力量不僅在於其理想性，更在於其客觀必然性。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偉大貢獻時指出：「法國人和德國人的共產主義，英國人的憲章運動，現在不再像是一種也可能不會發生的偶然現象了。這些運動現在已經被看作現代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的運動，被看作他們反對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上必然的鬥爭的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被看作階級鬥爭的形式，但是這一階級鬥爭和過去一切階級鬥爭不同的一點是：現代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擺脫階級劃分，從而擺脫階級鬥爭，就不能爭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產主義現在已經不再意味著憑空設想一種儘可能完善的社會理想，而是意味著深入理解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鬥爭的性質、條件以及由此產生的一般目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條件的學說。

可見，一方面用千百年來人們追求的某些美好願望註解「普世價值」，另一方面又用「普世價值」去干預現實政治，為推行西方式民主開闢道路，這是嚴重的理論混亂。造成這一混亂的根子在於對西方民主的迷信。在一些人心目中，西方民主的確就是人類千百年來的夢想，是不可超越的神聖力量。正如列寧指出的，「未必還能找到別的問題，會像國家問題那樣，被資產階級的科學家、哲學家、法學家、政治經濟學家和政論家有意無意地弄得這樣混亂不堪。直到現在，往往還有人把這個問題同宗教問題混為一談，不僅宗教學說的代表人物（他們這樣做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自以為沒有宗教偏見的人，也往往把專門的國家問題同宗教問題混為一談，並且企圖建立某種具有一套哲學見解和論據的往往異常複雜的學說，說國家是一種神奇的東西，是一種超自然的東西，是一種人類賴以生存的力量，是賦予或可能賦予人們某種並非來自人本身而來自外界的東西的力量，說國家是上天賦予的力量。必須指出，這個學說同剝削階級——地主資本家的利益有極密切的聯繫，處處為他們的利益服務，深深浸透了資產階級代表先生們的一切習慣、一切觀點和全部科學，因此，你們隨時隨地都會遇見這一學說的殘餘，甚至那些憤慨地否認自己受宗教偏見支配並且深信自己能夠清醒地看待國家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

實際上，民主作為國家的組織形式決定了它和國家一樣，具有結構上的依存性和功能上的有限性。從結構上看，民主和國家一樣，都是屬於社會的上層建築，都是一種歷史現象，因而都服務於一定的階級統治、都隨著階級的消滅而消亡，本質上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從功能上看，民主決不是萬能的工具，而只是有限的手段，它不能鑒別真理、不能提高效率、不能實現事實平等，因而其本身就是一個悖論，當民主存在的時候，它總不能真正實現，而當它真正實現時，民主也就消亡了。恩格斯曾嘲弄地指出，「依靠普選權來治理國家就象繞道合恩角時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樣：他們不研究風向、氣候和使用六分儀，卻用投票來選擇方向，並宣布多數人的決定是不會錯的。」

「普世價值」論混淆了馬克思不同語境中的話語價值

退到最後，「普世價值」論會抬出馬克思。它提出的問題是，馬克思除了講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民主外，有沒有一般的、形式的、共性的民主？它在給出了肯定的答案的同時，一般作了兩個方面的論證：一是大量引證馬克思或恩格斯有關一般民主制的論述，以證明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視野中民主是普適性的；二是大量引證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社會主義民主的舉措在今天西方民主制中得到實現的例證，以證明民主在政治實踐中同樣具有超階級的普適性。

但是這類引證違背了公認的學術規範。無論何種學派，在引用文本或史料時，總要先對其進行考證和鑒別，以確定這些文本的可信度及實際價值。無論如何評價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演進及其變革成果，他們曾經歷了不同的哲學信仰則是學界所公認的，因此，不能不加區分地引證其不同時期的作品就是起碼的要求。「普世價值」論關於馬克思「民主一般」的引證，大體上出自其早期著作，比如馬克思1843年七八月間寫下的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學界公認這是馬克思的「費爾巴哈」時期，關於民主是「類概念」、是「人民的自我規定」等等，都具有濃厚的人本主義印記。如果要最概括地說出馬克思早期思想與其成熟時期思想的差別，那就是馬克思早期是從哲學、倫理學或信仰追求中直接導出政治或社會變革的結論（這也是西方啟蒙學者的通病），而馬克思思想成熟後則始終遵循從現實歷史的矛盾分析中找到社會變革的出路。迄今還沒有關於馬克思成熟時期從「政治一般」去談論民主一類問題的可靠引證，包括一些人熱炒的所謂恩格斯晚年轉向的論證在內，都經不起嚴肅的文本考證。應該說，列寧的下述論斷體現了馬克思關於民主的基本思想：「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附帶說一下，"純粹民主』不僅是既不了解階級鬥爭也不了解國家實質的無知之談，而且是十足的空談，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民主將演變成習慣，消亡下去，但永遠也不會是"純粹的』民主）。」

民主問題（即便是一般意義上）在馬克思那裡和西方一般民主那裡仍有完全不同的性質。當「普世價值」論大講民主需要代表制、民主需要普選制、民主需要社會自治等等這些所謂民主的共性時，它忘記了，這不僅僅是個法律形式或制度形式的問題，而根本上是個社會形態問題。比如，怎麼使代表真正代表人民，從形式上看似乎有普選、有監督、有隨時撤換的制度機制就行，實際上要真正做到這點，必須具備代表無特殊利益可謀（所以巴黎公社要實行代表領取普通工人工資）、選民無特殊條件限制（除了個人意願外，不因時間、信息、生計等限制參與）、社會無根本利益衝突（這是共同價值標準和共同意志的基礎）。所以，在馬克思看來，真正實行了民主制，也就不需要民主制了；所以，民主問題在馬克思那裡，始終是與消滅階級、促使國家消亡相聯繫的，而西方民主制則必然止步於此；所以，斷言當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實踐已經突破了資產階級的局限，具有了人類的共同價值，只能暴露出他們並不認為馬克思關於消滅階級的觀點具有實踐意義。在這一前提下，他們對於馬克思思想的引證自然就是「毫無實事求是之心，唯有斷章取義之用」。

所以，「普世價值」論無論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引證，還是對其思想在當代西方民主制中實踐的詮釋，都是在根本曲解的前提下所為，不能視為是嚴肅的研究結論。

「普世價值」與國際關係中的單邊主義和雙重標準

任何時代的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但在不同的時代統治思想卻有不同的思想表達。就今天而言，在個性化人性化的趨勢下，統治思想越來越採取「軟實力」的方式，「普世價值」就成為其最為理想的選擇，其突出表現就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大力推行的建立在所謂人道理想上的人權觀。

從美國人權觀所宣揚的人道理想本身看，其特點就在於價值觀的單一性和實踐標準的雙重（多重）性。在它看來，滿足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的價值不是多重的，而是單一的；這些價值之間的關係不是矛盾關係，而是簡單一致的關係；實現這些價值不是具體的、歷史的過程，而是超越民族、歷史階段的絕對要求。這樣，當它被付諸實踐時，就必然產生多重人權標準：它必定不能平等地對待各民族，而是將其劃分為「有人權」的和「無人權」的；它必定不能將人權的維護和實現視為各國的平等權利，而是將其劃分為「人權維護國」和「受制裁國」；它必定打著「維護人權」的旗號（比如說「反對民族清洗」）踐踏人權（剝奪一個民族選擇自己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等等。美國等國家的所作所為完全證明了這一分析。它們總以「救世主」、「人權恩賜者」自居，動輒以「人權狀況」制裁甚至侵略他國，而對自己不光彩的人權記錄卻諱莫如深，毫不改悔，甚至極霸道地讓別人閉嘴。給予這種優越性和特權的武器，就是建立在單一價值觀上的所謂「人道理想」。

因此，我們必須堅決拒絕這種美式的「人道理想」。真正維護崇高的道德理想，必定以肯定不同文化、文明及其相應價值觀的平等存在權利為前提，以鼓勵多種價值觀求同存異、互學互補的良性交流為主旨。這樣才能有生動活潑、安寧統一的世界大家庭，才能有人間的公平公正。我們這樣說，內在地包含了人權標準的客觀、普遍、絕對方面，這就是人類不分種族一律平等、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用政治談判的方式解決國家爭端，用民族和解的方式解決民族衝突，用開放和交流的方式解決文化差異等等。總之，體現人道理想的社會，決不是由某個國家充當家長、裁判或警察的社會。

說人權高於主權，首先不符合事實。正如鄧小平所講的：「真正說起來，國權比人權重要得多。」在今天的世界現實中，個人的命運還是直接地、緊緊地同民族的命運連在一起。沒有國格就沒有人格，沒有國權就沒有人權。美國人是人、美國人的命寶貴，不就是因為美國強大嗎？廣大第三世界的人民屢遭強權政治的欺凌，無辜百姓生靈塗炭，不就是國家貧弱嗎？因此，第三世界國家絕不能上美國人權觀一些偽善口號的當，只有專心致志地發展自己，才能真正揚眉吐氣，在世界各國面前挺直腰桿。

說人權高於主權，其實包藏著不可告人的禍心，這就是整垮社會主義中國，制服第三世界國家，確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霸權統治。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是否優越，根本在於它能否有效地提高該國的生產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國家制度的選擇權說到底在該國人民，而不在任何一個外國的權力中心。因此，借口一種制度違反人權、不合理、不合法，而干涉別國內政、損害別國主權，是強權政治的翻版，也是世界不安寧的根源。這種事情之所以屢屢發生，是美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的不合理的國際秩序的現實結果。要根本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大力推動多極化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立。「國際關係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則，應該是不干涉別國的內政，不干涉別國的社會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辦不到的。」由我國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沒有過時。

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當然不能排除人類性話語，不能孤立、抽象和無條件地使用階級性話語，而必須根據歷史發展的具體實際，把階級性話語和人類性話語統一起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更不能拒斥階級性話語，孤立、抽象和無條件地使用人類性話語，糾纏於同資本主義大打「普世」牌，比誰的迷魂湯威力更大，這肯定沒有出路。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的變化，我們必須重視人類性話語的使用，但這是策略層面的、有條件的應變，而不是根本理論的混淆和戰略性改變。只有保持理論上的自覺，才能擁有思想上的領導權。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基礎

侯惠勤

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當代中國加強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創新之舉，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的新發展，是適應新世紀新階段新挑戰的意識形態創新。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應緊密結合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牢牢把握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對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新要求，積極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堅強有力的價值支撐，而不能脫離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講價值需求，脫離世界觀、歷史觀講價值觀，脫離社會基本矛盾講人性法則，甚至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消解在所謂的「普世價值」之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本質體現

從意識形態視角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必須扣住社會主義價值合理性這一關鍵。毫無疑義，從以革命為主題的時代轉向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時代，從一個領導革命、奪取政權的黨轉為領導建設、在完全開放的環境中長期執政的黨，黨的指導思想、建黨理念以及價值合理性資源都必須發生重大變化，否則就會落後於形勢而失去領導的資格。然而這裡的底線就在於其變化無論多麼巨大，都還是「自我完善」，而不是對此前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否定；其思想理論的創新成果無論何其新穎，都還是在繼承基礎上的發展，而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根本超越；就執政的價值合理性而言，無論其如何構建，都是在原有的利益和道義基礎上的拓展，而不是推倒重來，否則就是對原有國家制度的根本顛覆。之所以如此，就在於現代國家的價值合理性類型無論作何種概括，其實質都是以「主義」為制度構建的根據，因此國民對於國家的認同，其實就是對於主義的認同。

主義是現代國家的立國之本，主義的選擇就是國體的選擇。主義之爭，意識形態衝突，從來就不是純粹的思想觀念之爭，而是由誰執政、為誰執政、如何執政的制度選擇，是領導權之爭。不同的主義，就決定了不同的當政者和執政方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近代以來的政治革命，實質上就是通過把握未來的共同理想，凝聚人心、動員群眾，實行以創建新社會制度為追求的社會變革。當然這一變革的深層原因在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衝突，但其實現方式卻是以主義為旗幟的群眾性政治動員。簡單來說，現代國家的價值合理性問題，就是主義獲得認同的程度，就是共同理想的形成並訴諸行動的過程。因而共同理想的吸引力問題，共同理想支配現實社會實踐活動的程度，是現代國家價值合理性的要害。這樣，價值合理性問題就理所當然地歸結為「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為共同理想」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始終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的根本原因所在。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從根本上鞏固了社會主義制度

從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建設看，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是針對新的歷史條件創建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重大成果，是通過理論上的重大創新不斷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體現了我國意識形態的新發展，實現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重大創新。其實質在於，我們既需要根據歷史條件的新變化進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自我完善，加強包括話語轉換在內的理論創新，又要旗幟鮮明，在變革中堅守、在發展中繼承，強化而不是淡化社會主義的身份特徵，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

當代中國意識形態建構有三大基本價值取向：一是世界眼光（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二是時代潮流（現代化建設），三是中國特色（前兩者在當代中國的結合）。其中，「中國特色」這一價值取向成為我國意識形態核心理念及其更新的依據，是當代中國最具標誌性的形象。這一理念表明，一切是非曲直、一切價值評價，都必須以是否有利於中國的現代化為尺度，沒有什麼抽象的價值尺度，因而不能離開這一具體尺度搞抽象的爭論。所以，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充分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有效地提升我國生產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形成社會思想意識日益多元多樣多變形勢下的共同理想，有效地整合日益複雜的社會多元利益，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既不能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只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就話語創新而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突出了以愛國主義為內核進行話語重組，以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續高揚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旗幟。應該看到，我們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既不是背離當代世界文明潮流的民粹主義或民族沙文主義，也不是淡化意識形態界限的實用主義，而是以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利益和最大利益為目的的新型愛國主義。它承繼中華文明優良傳統和長期革命傳統，立足「一國兩制」以及國家主體部分實現社會主義的事實，放眼各種文明共存交融的未來，擔負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對人類做出更大貢獻的使命，因而富有時代氣息和生命活力。以這種愛國主義為內核重組意識形態話語，既尊重歷史，又面對現實；既體現鮮明的價值取向和原則立場，又突出國家整體利益和求真務實理念。鄧小平在分別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鍾士元時明確提出港人治港的界線和標準，即港人治港「必須由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尊重自己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內核重組意識形態話語的最好說明。從表面上看，鄧小平對於愛國主義的界定絲毫沒有提及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鮮明的話語，但不難發現其中高揚的社會主義旗幟。歷史證明，只有在用馬克思主義武裝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人民才真正站了起來，並以世界大家庭平等的一員，以充滿自尊、自信、自強的新形象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正如鄧小平所言：「中國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軍閥、也不是蔣氏父子創造出來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改變了中國的形象。」因此，當代中國的愛國者，必須具有民族自豪感，必須崇敬中國革命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自我更新和自我發展，保持了核心價值的連貫性，即始終堅持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始終體現社會主義的制度特徵。這不僅是穩定大局的策略需要，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得以鞏固和發展的根基。概括來看，這種價值的連貫性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堅持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不許干擾經濟建設和現代化建設這個中心。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是當代中國必須牢牢把握的方針原則。因此，必須堅持穩定壓倒一切，必須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鄧小平對此有一個明確的表態：「我們搞現代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不排除動亂的干擾，一切無從談起。中國在意識形態建設方面的努力，都是為了穩定大局，都是為改革和發展凝聚力量。

第二，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從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明確地將「四項基本原則」定位為立國之本，使之成為黨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中國之所以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除了上述維護國內外穩定大局的需要，還是培育民族精神、形成共同理想、增強國家凝聚力的需要。中國共產黨把社會主義對於中國的價值概括為「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能夠發展中國」。其中關於發展中國之價值，不僅指的是經濟持續增長，還包括培育「四有新人」、協調先富後富、形成共同理想，以確保人民團結、社會和諧和科學發展。因此，社會主義不僅是發展的保障，也是發展的原則和方向。

第三，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西方國家不要指望控制中國。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在一個特殊的國際背景下展開的。一方面，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使得中國爭取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成為可能，另一方面，世界社會主義的低潮和現行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又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面臨著重大的風險。這種風險主要來自世界霸權主義。它總是力圖左右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總是不斷地為中國的發展設置障礙。對於這種企圖，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明確指出：「任何外國不要指望中國做他們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國吞下損害我國利益的苦果。」中國的歷史、文化和現實都不允許我國按照西方設計的方式實現現代化，而必須堅持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發展道路。否則，將不僅對於中國是一場大災難，對於世界也是一幅難以想像的圖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不斷開拓，本身就是對於人類文明和世界和平發展的偉大貢獻。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對社會主義根本價值的繼承和發展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觀察思考中國的命運，繼承了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關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理念，同時又根據新形勢有所突破。這就是說，強調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與中華民族精神的統一性，與現代人類文明發展趨勢相一致。

毛澤東的意識形態理論，可以說核心是「兩破兩立」：即不斷打破那種以為近代以來的中國可以成為獨立自主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幻想，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不斷打破資本主義文明就是當代人類文明的幻覺，立只有社會主義文明才是當代人類文明的真正出路。因此，我們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別的什麼國家。而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世界歷史表明，資本主義在其全球化的擴張中，必然不斷地製造發達和不發達、中心和邊緣兩極；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永遠成為資本主義的附庸；中華民族的復興如果寄希望於搞資本主義，必定是一場災難一場夢。毛澤東對此有過這樣經典的描述：「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麼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後春筍，努力學習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麼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毛澤東所表達的上述核心理念，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的共識，也日益成為全中國人民的共識；不僅是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共識，也是改革開放以來凝聚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的共識。

堅持改革開放和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

侯惠勤

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不斷推進改革開放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極大地增強了黨的凝聚力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影響力。在集中精力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同時，一刻也不放鬆意識形態工作，是對黨的工作的根本要求。但是，黨內外對於堅持改革開放和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間的有機聯繫並不都很了解，相反，把兩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的傾向仍然突出。近日，《馬克思主義研究》特約記者對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委書記侯惠勤教授進行了專訪，侯教授就上述相關問題作了深入的闡述。

記者：侯教授，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已經整整30年了，黨的十七大對改革開放有一個非常重大的判斷，即「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個判斷充分肯定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的內在一致性，但是，在國內外，把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同社會主義加以割裂的現象仍很常見，既有從改旗易幟上去談改革開放創新性的，也有從固守老路上去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在30年改革開放與中國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上，我們應當如何認識這種認知上的不一致現象？

侯惠勤：你提的這個問題確實存在。我認為理論的力量就在於正視人們的現實困惑，能在重大問題上起釋疑解惑的作用。對改革開放的評價必須統一到黨的十七大的精神上，通過深入學習領會黨的最新理論創新成果加以解決。十七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關鍵在於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因此，如何把握時代特徵的變化和中國的具體實際，就是認識這一問題的關鍵。結束「文革」以後，中國存不存在一個「向何處去」的道路選擇問題，如果存在，又是從什麼意義上去加以界定的。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存在著兩種偏向：一是根本否定文革前的十七年，把改革開放視為另起爐灶、改弦更張，實際上是向資本主義回歸；二是滿足於十七年的成就，把撥亂反正視為簡單地回到「十七年」，看不到必須探索一條沒有任何現成答案的新路。這裡的關鍵是科學地評價十七年。從歷史的觀點看，十七年的成就是主要的，它所奠定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是我們一切探索的出發點；從發展的觀點看，十七年的探索並沒有真正解決「以蘇為戒」、走自己的路這樣一個中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問題。如果孤立地抓住前者，就會否定改革開放、固守老路；而如果孤立地抓住後者，就會割斷歷史、走上邪路。因此，不承認改革開放對於當代中國的決定性、革命性意義，就會走已被實踐證明是走不通的僵化封閉的老路；而不承認十七年探索所奠定的社會主義基礎，就會走已被歷史證明是走不通的資本主義化的邪路。兩者都是在根本道路問題上的迷失。從黨在當代的指導思想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堅持改革開放是同義語，沒有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和沒有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都是死路一條。面對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種種新情況，只有堅持改革開放、發展社會主義的方向才能加以應對。

進一步看，對於「文革」前十七年評價的分歧，又源於如何看待這期間所發生的「左」的錯誤。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重大歷史問題的決議作出這樣的判斷，一是「左」的錯誤在這期間不佔主導地位，二是有些錯誤是在社會主義探索過程中難以完全避免的。這後一種情況，就與時代新特徵的顯現相關，因為任何認識都不可能超越時代條件的限制。鄧小平在談論毛澤東錯誤及回顧中蘇論戰的歷史有許多發人深省的話，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是做得對的，但是有曲折，有錯誤。責任不只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我們這些人也有責任。我們要實事求是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為什麼大家都會犯同樣的錯誤（當然責任不一樣）？小平思考的結論是：「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後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要不講空話、不僵化教條、不脫離實際，首先要準確跟蹤時代主題和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並據此調整自己的認識和行動，前提是變化了的歷史條件已經出現。這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發生在1978年，不僅由於「文革」的錯誤促成了人心思發展、人心思改革開放的局面，而且當時具備了從時代特徵變化的高度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說到底，改革開放是在這樣一個重大的歷史關口作出的重大抉擇：我國當時面對的歷史任務不僅是結束「文革」內亂，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且要面對正在逐漸顯露出來的時代新特徵，即鄧小平後來概括的以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特徵，從世界歷史的大趨勢上思考社會主義的命運和出路。這表明，鄧小平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課題的提出，不僅建立在對於「文革」這一全局性失誤的思考上，同時還建立在科學地總結「十月革命」以來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核心問題是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今天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當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正在成為時代的主題時，意味著必須對十月革命以來社會主義實踐的戰略思路作根本性調整。

記者：您把問題提得很鮮明，要從對時代特徵變化的科學把握上切入，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繼承性和創新性。借口時代的變化而背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或者無視時代特徵的變化而僵化教條，都會葬送社會主義事業。您能再深入談談如何科學把握時代特徵的變化嗎？

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是一個大時代，這其間隨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不同表現而呈現出歷史的階段性。時代特徵就是具體歷史階段下社會基本矛盾的集中表達。「十月革命」是回應戰爭與和平、戰爭與革命的時代主題的重大創新成果。它開創了從資本主義最薄弱點打開缺口的「一國首先勝利」式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並成為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誕生的主要方式。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社會主義的希望只能在「資本主義發達民族的同時行動」，此即「共同勝利」式的世界社會主義變革。雖然馬克思也有過俄國可能通過其「農村公社」制度的變革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的設想，但這一設想的實現無疑是有條件的，即有效抵禦資本主義入侵，從而解除公社被解體的危險。事實證明，俄國村社沒能抵擋住資本主義的侵蝕，到十九世紀末，俄國已不可遏制地走向了資本主義。這樣，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問題，就變成了在資本主義世界範圍內的革命變革問題。東方社會在自身發展中所出現的一些新社會因素要得以釋放，也有賴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轉向。世界社會主義變革在資本主義發達地區「同時勝利」的引導格局沒有改變。

當歷史進入20世紀以後，資本主義完成了向帝國主義的轉變，其重要特徵之一是「把世界領土瓜分完畢」。在資本主義一統天下中形成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大階級、帝國主義宗主國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兩大民族的基本矛盾。於是，出現了帝國主義世界鏈條的「薄弱點」和「焦點」，出現了「先進的亞洲和落後的歐洲」歷史新特點，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從「預備」進入了「可能」。列寧正是據此捕捉到了時代特徵的新變化，做出了「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新概括，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可能在一國首先獲得成功」的新結論，並干成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此後幾十年，這種從資本主義最薄弱點打開缺口的「一國首先勝利」，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主要形式，由此掀起了波瀾壯闊的社會主義運動高潮，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的面貌。

但是，這種「一國首先勝利」的社會主義變革方式，其所回應的時代主題是革命與戰爭，其所關注的焦點是社會制度和生產關係的變革，其所促成的目標是儘快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因此，儘管先後建立的各社會主義國家也抓建設，也大力發展生產力，但其根本目的是通過自身的建設成就，促成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的「革命危機」，從根本上扭轉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局面。簡言之，這是以推動世界革命為最高追求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其立足點不是始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本國的事情辦好，而是以切斷與資本主義的聯繫、相對封閉的方式促成資本主義的總崩潰。在這樣一種世界大背景下，即使沒有「左」的思潮泛濫，也很難真正突破戰爭與和平的總格局、總思路，「文革」不過是把這一思路推向了極致。這樣的道路要走得通，前提是資本主義在不斷地被切斷了與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剝削關係後，已無力再進行自我調整。

然而當代資本主義進一步演變的新特徵，恰恰在於其減少了對於外圍地區進行硬性資本輸出的依賴，而主要通過科技創新上的支配、金融和信息以及話語權的壟斷、國際遊戲規則的操縱等軟控制，維護資本的活力。這樣，通過資本主義外圍的政治獨立以致隨後經濟獨立的方式，已不可能直接導致資本主義的總危機，根本動搖資本主義的全球統治。這就是說，由於「二戰」後資本主義的新變化，其在經濟科技上的優勢地位並未喪失，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主戰場已從政治轉向經濟、從革命轉向發展，相應地，時代特徵也就從革命與戰爭轉向和平與發展。如果繼續固守自我封閉的老路，社會主義將喪失發展空間和生機活力，而結合新的時代特徵和歷史條件，把和平與發展作為主題，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生長點和創新源泉。一系列新情況、新問題要求我們首先有個觀念上的轉變，概括起來就是需要從滿足於社會主義的抽象優越性中回到現實，把立足點從引導世界歷史潮流轉到把中國自己的事情做好，認真思考在與資本主義的長期共存中，如何利用資本主義來發展社會主義，真正把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擺在第一位，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新道路的探索理所當然地把改革開放提到了關鍵點上，因為只有實行改革開放、不再走封閉式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才能真正發展生產力。「要發展生產力，就要實行改革和開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不開放不行。過去二十多年的封閉狀況必須改變。我們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家意見都是一致的，這一點要歸"功』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這個災難的教訓太深刻了。」鄧小平還針對一些同志的擔心，強調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有辦法克服，而不改革開放則沒有出路，「歷史經驗教訓說明，不開放不行。開放傷害不了我們。我們的同志就是怕引來壞的東西，最擔心的是會不會變成資本主義。恐怕我們有些老同志有這個擔心。搞了一輩子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忽然鑽出個資本主義來，這個受不了，怕。影響不了的，影響不了的。肯定會帶來一些消極因素，要意識到這一點，但不難克服，有辦法克服。你不開放，再來個閉關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經濟發達國家水平，肯定不可能。」鄧小平從一開始就說得很清楚，怕社會主義走邪路而不開放，就不可能發展社會主義；而意識不到開放可能帶來的消極因素（最根本的就是「西化」、「分化」的後果）並加以克服，就不是我們所說的改革開放。正是堅持了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我們經過30年的努力，才成功開拓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記者：理解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命運的關係，一個關鍵點是中國國情，中國國情決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進程和理論特質。今天，我們當代如何判斷國情、如何理解改革開放與中國國情的關係呢？

侯惠勤：改革開放是中國國情所決定的發展社會主義必由之路，這個國情是同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特點聯繫在一起的。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的外圍首先發展起來，這和馬克思等人關於未來社會主義革命的設想是不一致的。雖然歷史地來看，當時具體的國際國內環境具備了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社會主義革命在資本主義最薄弱的鏈條上發生是有其客觀歷史根據的，認為社會主義是「早產兒」、甚至是「歷史的怪胎」的觀點是根本錯誤的。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為科學回答這一問題奠定了基礎。但是，由於社會主義革命在資本主義最薄弱的鏈條上首先發生，尤其是戰後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和時代特徵的新變化，使得革命取得勝利後的社會主義國家要面對三個「繞不開」。

首先是和資本主義長期共存的問題。因為革命首先是在資本主義相對薄弱甚至很薄弱的外圍地區爆發，對於資本主義的核心地區不能產生根本動搖，不能產生「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映。這表明，不可能通過一系列不間斷的暴力革命來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必須要長期與資本主義共存，並努力在建設的環境中實現競爭，積累力量以超越資本主義，這必然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二是市場經濟繞不開，兩種社會制度要長期共存，必須進行經濟交往。由於社會主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經濟上比資本主義落後，不可能主導世界經濟發展，因而必須進入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市場，才能獲得發展的空間和活力，搞市場經濟就繞不開。三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開放繞不開。從發展的角度看，在相對落後的區域搞社會主義，自我封閉沒有出路。而要進入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市場，沒有別的方式，只有通過對外開放和對內改革，才能打開國門搞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唯一的出路。「三個繞不開」說明，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處在一個全新的歷史條件下，沒有現成的路可走；不努力面對並迎接挑戰，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擺脫被動、走出低谷。

改革開放之所以成為煥發社會主義生機活力的源泉，就在於它以一系列嶄新的矛盾關係推進了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創新。一是社會主義的多樣性和國際性矛盾關係。改革開放是獨立思考、走符合本國國情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端。「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從自己的實際出發來制定政策。因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樣的事，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來，列寧的本本上也找不出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情況，各自的經歷也不同，所以要獨立思考。」社會主義要特色化，馬克思主義要中國化,能否成功解決這一課題，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命運。但是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國際性、世界性事業。之所以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就因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超越和代替資本主義，就在於只有社會主義才代表了人類文明的未來走向，代表了世界歷史的發展方向。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兩面作戰：既反對用社會主義的國際性抹殺「中國特色」，又反對用現實社會主義的多樣性、民族特色抹殺「社會主義」。兩者的有機結合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這一矛盾關係的不斷解決，形成了我國改革開放的一條基本經驗，就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

二是向資本主義學習和批判抵制資本主義的矛盾關係。我們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低水平的社會主義，必須善於向世界上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所有國家學習，而如何在這一過程中不被「西化」、「分化」，則是社會主義面臨的又一大挑戰。「我們要有計劃、有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和其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但是我們決不學習和引進資本主義制度，決不學習和引進各種醜惡頹廢的東西。」從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經驗看，要善於利用資本主義發展壯大社會主義，而不是引進資本主義瓦解社會主義，一方面要以我為主，漸進式改革，有序地擴大開放，另一方面必須堅守社會主義的「底線」。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堅守的三大「底線」是：一，基本價值不認同。我們學習資本主義，主要是在工具理性層面，一般不涉及價值理性層面，尤其是核心價值方面。我們必須在改革開放的全過程，不斷建設和完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弘揚「為人民服務」和艱苦奮鬥的精神，批判抵制資產階級核心價值觀及其生活方式，反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二，基本制度不照搬。中國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在這一過程中，我們決不照搬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不斷沿著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奠定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繼續前進。經過3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我們已經大體上完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構建，這就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為依託的主流意識形態，以四大制度（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為基礎的政治制度，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為特徵的基本經濟制度等。三，發展道路不重複。中國共產黨人對於發展問題有一個基本的判斷，即中國的發展和民族的偉大復興離不開現代化，但是，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僅代價巨大、發展遲緩、痛苦和災難深重，而且會導致民族分裂、國家衰亡，因而行不通。我們之所以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就是要避免西方走過的那種通過製造社會嚴重階級對立、激化社會矛盾、犧牲社會和諧的發展道路，避免西方走過的那種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扭曲人性、犧牲環境和人的全面發展的發展模式，落實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總之，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相結合，是我國改革開放的又一基本經驗。

三是共產主義理想科學性和激勵性的矛盾關係。由於現實社會主義的發展程度遠低於發達資本主義，因而它與馬克思在《哥達綱領》中的設想不同，並不直接就成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是一個相對獨立、相當漫長的歷史階段，需要幾代、十幾代甚至幾十代人的努力，才能為實現共產主義奠定基礎。我們過去長期存在的一個錯誤，就是產生了共產主義的急躁情緒，總是過高地估計了社會主義的現實發展階段。黨的十七大關於「我國仍然處在並將長期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使得我們對於共產主義的實現有了更為科學的認識。但是，對於共產主義的科學把握並不能自然轉化為理想信念上的堅定，相反，共產主義實現的長期性客觀上沖淡了其作為理想的現實激勵作用。這樣，我們在需要不斷克服急躁情緒的同時，又面臨著如何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考驗。因此，我們必須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充分闡發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現實基礎和價值依據，共產主義的最終實現不過是這一現實基礎的歷史展開和必然結果。改革開放30年的歷史證明，只有在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努力培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才可能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總之，通過改革開放應對時代新挑戰，才能激發社會主義的生機活力、走出一條真正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

記者：對改革開放與社會主義命運的認識，歸結起來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創性和繼承性關係的準確把握問題。您覺得準確把握這一關係的難點在哪裡？

侯惠勤：難點在於如何做到兩個「充分估計」的統一，即既充分估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創性，又充分估計其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的繼承性，而做到兩者統一的關鍵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搞抽象的肯定或否定。現實地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創性估計不足，就容易走「老路」。毫無疑義，最早提出「以蘇為鑒」、開始獨立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取得寶貴經驗的是毛澤東，但是，從時代主題、國情判斷、基本道路及發展大思路等等看，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重大課題並沒有得到解決。正如鄧小平指出的：「坦率地說，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為什麼很早發現而沒有解決好？這不僅因為蘇聯是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革命是「以俄為師」的產物，因而很自然地會產生一種「路徑依賴」，更重要的是新的時代特徵沒有充分顯現，無法從總體上突破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大陣營對壘的世界革命圖式。這樣，黨的工作重點就無法真正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黨的執政基礎就無法真正建立在以發展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義上，黨的思想基礎就無法真正達到解放思想、求真務實，而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如何建設黨，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發展和如何發展這些重大問題就始終不是很清楚。因此，必須要從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徵相結合的角度，從對於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以及共產黨執政規律新認識、新發展的高度，才能真正深刻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確實是從鄧小平理論才真正開創的。而「左」和右的錯誤思潮之所以發生了共同的誤判，就在於它們都以某種現成模式（「蘇聯模式」或「瑞典模式」）為參照系來評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繼承性估計不足，就容易割斷歷史而陷入「西化」的邪路。我們在堅定地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同時，必須深刻地認識到其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而不是所謂的「發展主義歷史觀」。兩者的根本區別在於：發展主義意識形態把「發展」歸結為經濟增長和科學技術的運用，否定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選擇的意義，實際上把資本主義以至某國資本主義（例如美國）的道路視為人類的共同道路，通過「發展」和現代化維持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而我國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決不認為社會進步是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的自然結果，相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從政治上思考和觀察問題的結果，沒有一個善於從政治上提出和解決問題的政黨，就不可能面對並解決「後發展」國家的眾多社會矛盾，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科技進步也就難以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就更是無從談起。鄧小平非常明確地指出，他所提出的包括改革開放、「三步走」發展戰略等，都是從政治上思考的結果。「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今天談這個問題，我也是從政治角度來談。」

記者：在今天，要切實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一個重要的實踐和認識問題是如何使改革開放的實際成果轉化為廣大人民群眾對社會主義的認同。不知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侯惠勤：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我覺得使改革開放的實際成果轉化為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從政治層面上說，我們必須充分闡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基本屬性。在這方面，有兩個說法需特別加以澄清。一是把黨領導的改革開放片面歸結為排除「左」的干擾，提出所謂「三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不斷排除"左』的干擾的過程」的斷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是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統一，而根本區別於那些導致社會主義制度瓦解、共產黨執政地位喪失甚至國家解體的「改革」。因此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包含著對於自由化思潮干擾的排除。正如鄧小平在平息「八九」風波時明確指出：「肯定的一點是，不論工人也好，農民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學生也好，還是希望改革的。這次什麼口號都出來了，但是沒有打倒改革的口號。不過，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黨的十七大將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寶貴經驗概括為「十個結合」，即「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改革開放結合起來，把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同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結合起來」等，充分表明把改革開放片面歸結為反「左」，本身就是對於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堅持改革開放的干擾。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是一條嶄新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它雖然是在毛澤東等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開拓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新探索，卻不是原先道路的簡單重複，更不是照搬任何現成社會主義模式。至於對資本主義的學習借鑒，對於我們而言，從來就不是從道路和發展方向上的意義說的。這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決不走「回頭路」（即不回到任何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方式上）和決不走「邪路」（即不照搬西方、搞「全盤西化」）的實質。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拓過程，就必然是不斷地排除「左」和右的錯誤干擾的過程。從習慣和感情偏好上說，黨內容易認同老路，因此「左」始終是干擾改革開放的一大障礙；但是，由於西方在當代世界的優勢地位和西化、分化我國的圖謀始終存在，力圖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化的傾向也就始終存在。因此，鄧小平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後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黃克誠同志講，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贊成他的意見。對"左』對右，都要做具體分析。」今天和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時相比，「左」和右的表現都更具典型性。恩格斯曾說過「兩極相通」，歷史一再印證了這點。「左」和右都驚人地一致把以改革開放為特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視為搞資本主義，都極其相似地割裂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今天講堅持改革開放、繼續解放思想，同樣也要既反「左」，又反右，同樣要做具體分析。

另一說法就是今天在關於「斯大林模式」、「蘇聯模式」問題的討論上，有一個被一些人一直視為至寶的假命題，即「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對"斯大林模式』、"蘇聯模式』的根本突破」。這是一個製造混亂而又包藏禍心的提法。我們姑且不談「斯大林模式」這一提法的可疑，單就「根本突破」而言，就是一個含混的、「怎麼都可以」、因而可以任人自由發揮的空間。它擺出一副捍衛中國改革開放的原創性的架勢（其陷阱也在這裡，誰否定這一提法，誰就是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貶低，就可以將其一棍打死，或者將其拖入一場曠日持久的筆墨官司），蓄意把爭論的焦點引導到如何評價中國的改革開放上，在掩蓋真實意圖的同時，使自己披上了「改革的捍衛者」的唬人外衣。實際上，從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照搬任何現成的外國模式的意義上，這是常識和共識，不算什麼有創見的觀點，也不存在什麼大的爭議。況且眾所周知，不僅中國的改革是這樣，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整個革命和建設的道路都是這樣。難道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不是對於任何國外革命（包括十月革命）模式的突破嗎？難道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的道路不是對於所有現成的社會主義模式的突破嗎？對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其它重大原創性成果一概沒有興趣，單挑出改革來一說，起碼說明論者關注的並不是中國改革的已有成果，而是中國改革的何去何從；說明問題爭論的實質不在於對過去的評價，而在於對未來的把握。

這樣，對「中國改革是對斯大林模式的突破」論的進一步解讀，必然使人們提出以下追問，即中國的改革固然是對蘇聯模式的突破，難道不更是對於當今「瑞典模式」、「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根本突破嗎？為什麼單找一個蘇聯來說事呢？可見該命題實際上是有破有立，破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有機聯繫，立的是企圖把中國改革開放與民主社會主義以及資本主義扯在一起。毫無疑義，由於時代主題和歷史條件的變化，原先那種封閉起來搞社會主義的道路已經是一條死路，社會主義只有在改革開放中才能闖出一條活路。從這個意義上說，以改革開放為特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全新的探索，其創新性無論無論怎麼估計都不為過。但是，通過改革開放搞社會主義，其前提是不走資本主義道路，不與資本主義趨同。因此，以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為指導，以共產黨的領導和1956年後基本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為基礎，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而這一點，恰恰是那些想通過改革開放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的人們所力圖抹煞的。繞那麼大的一個彎子，本意是要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定向，板子卻打在蘇聯和斯大林身上，可謂是避重就輕、聲東擊西。其良苦用心不外乎試圖繞過它不這樣就根本無法繞過的「釘子」。

說到底，一些人之所以要捨近求遠、曲里拐彎，就因為有難言之隱、有難以擺脫的「緊箍咒」，這就是鄧小平從改革開放一開始就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就是鄧小平及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判斷。1985年，鄧小平對中國的改革作了一個結論性的判斷，這就是「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範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所以堪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他同時非常鮮明地指出：「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　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我們黨提出了要區分兩種改革開放觀的問題。「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

這就是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第一姓「社」不姓「資」，正如小平所說：「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四個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一個補充。」第二這個「社」不是重起爐灶的「社」，更不是改弦更張向民主社會主義（實質是資本主義）看齊的「社」，而是始於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帶領全國人民所開拓的社會主義，是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的社會主義，是黨的幾代領導集體不斷開拓和探索的社會主義。正因為這一問題是如此的簡單明了，沒有任何可以借題發揮的空間，因而別有用心的人就必須選擇其它的突破口。於是，「斯大林模式」及其相關的假命題就理所當然地被當成了這樣的突破口。在一些人看來，斯大林儘管與中國革命和建設有著密切關係，但對於他的評價畢竟沒有直接對中國自身經歷的評價那樣敏感，況且斯大林領導的蘇聯畢竟已經解體，其本身又存在著許多歷史的懸案，留下了足夠的「六經注我」的空間，因而是借刀殺人的絕好把柄。有鑒於此，我們對於一些人蓄意歪曲蘇聯歷史和斯大林作為的偽造當然還要繼續地予以揭露，從事實上學術上證明其無稽和無知，但不能糾纏於此。因為這一討論本質上不是學術之爭，而是政見之爭，因而就不能單純訴諸學術，而必須訴諸政治分析。

因此，我們必須緊緊地抓住這樣一個重大問題追問，即中國的改革究竟是在基本制度不變前提下的變革，是在體制層面和局部範圍內的制度層面的變革，還是在社會制度層面的全面的革命性變革？換言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意識形態，以人民代表大會制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為根基的國家政治制度，以公有製為主體、各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國家經濟制度，是通過不斷的改革加以完善，還是從根本上推倒？在改革開放的全過程，是根本在黨、關鍵在黨、因而必須加強和完善黨的領導，還是通過改革開放，最終終結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就是關於改革的全部問題的關鍵和要害所在。不能籠統地講「改革無罪」，關鍵在於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還是什麼別的「改革」，關鍵在於改革依靠誰、為了誰、利於誰。正如錦濤同志一再強調的，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科學發展，中國的改革開放毫無疑義也是如此。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落實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其落腳點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離開了這一點，一切就無從談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不斷發展，必將越來越充分地展示出科學社會主義的生命力和真理性光輝。

記者：近年來，您在意識理論研究方面建樹頗多，這些研究也是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到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方面，這是因為您的研究很有說服力。在您的研究中提出了工具性可為和目的性可為這兩個概念，請您介紹一下好嗎？

侯惠勤：好的，我認為堅守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立場的關鍵是要區分工具性可為和目的性可為。毫無疑義，我們今天講意識形態的變革和話語轉換，其實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回答新形勢下中國的實踐新課題，是在確定的前提下討論新話題、說新話。所謂立場，就是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就是中國最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立場；所謂觀點，就是共產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所謂方法，就是唯物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這一前提意味著我們的立場是開放的，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都毫不拒斥地為我所用，一切有利於廣大人民群眾的事情都不遺餘力地推動促成；這一前提又意味著我們的立場是有堅定原則的，不僅嚴格區分「可為」（順應和引領歷史潮流）和「不可為」（倒行逆施），而且在「可為」中還區分「工具意義上」的可為和「目的意義上」的可為。對於「工具意義上」的可為，我們視其為「必要的惡」，它只能利用、不能作為價值導向。為什麼不能把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一些傳統理論找不到或推不出的事情（例如以公有製為主體下的包括私有經濟在內的各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主下的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等），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對立起來，就是因為它並沒有根本突破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換言之，我們常說的如果馬克思或列寧活到今天，他們也會這樣做，就證明了這點。但是，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傳統相容不等於說這些事物當然具有社會主義屬性，相反，如果不把這些事情視為「必要的陣痛」、黑格爾意義上的發展過程中的異化而加以全盤肯定，甚至認為是「天然如此」，那麼它就必然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否定馬克思主義的許多觀點就根源於此）。這正是當今許多爭論的問題癥結所在。

必須指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實際上把歷史事物分為三類（即「可為」－有前途的事物、表達著新興歷史主體的要求，「不可為」－腐朽沒落的事物、體現著行將退出歷史舞台的歷史主體的意志和「作為工具的可為」－具有依附性的兩重性事物），為我們掌握意識形態的話語權指明了方向。第三類事物往往是依附著占統治地位的事物，不具有歷史主體的屬性，因而一般地不具有價值的內生性。將此類事物同日益腐朽的統治力量加以「剝離」，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強大滲透力和靈活性。但是，歷史的教訓是，這種「剝離」不能僅限於把第三類事物看成完全中性的，以為一旦其和第一或第二類事物相結合，就變成「完全的善」或「完全的惡」。其實，第三類事物作為「必要的惡」，即便和第一類事物相結合，也只能是「有限的善」、仍然具有兩重性，因為從根本上說，它是依附第二類事物出現的（例如市場經濟），其所謂「固有的」屬性，實際上是第二類事物賦予的，而並非其自身「內生」的。因此，對於第三類事物的利用，就不能聽從其「自發性」擺布，而必須突出第一類事物對其的價值滲透和導引。否認這點，不僅在實踐中會走入歧途，而且在理論上將丟失根基，在意識形態上被消解。鼓吹「工具性可為」事物的自然合理性，是當代西方意識形態消解馬克思主義話語權、建立自身話語霸權的主要方式。

更為深入地看，任何歷史事物（包括第三類事物）都有一個歷史合理性的發生、發展和喪失的過程，因而也就存在著不同性質的兩重性。第一類事物體現著歷史的趨勢、因而也就負載著歷史進步的價值，其兩重性主要表現為「概念」（理想）和「經驗」（現實）的矛盾；第二類事物已經喪失了歷史合理性、因而就成為革命變革的主要對象，其兩重性大體上表現為「虛幻性」（不斷製造幻覺）和實在性（繼續追求既得利益）的交織；第三類事物處於歷史合理性的臨界點上、因而其理想價值已告終結，其兩重性就主要表現為「工具理性」（局部性創新）和「價值理性」（整體性迷失）的衝突。忽視第三類事物的工具性價值所負載的自發價值取向的局限性，必然導致理論上的「失足」和實踐上的失誤。

最為值得記取的歷史教訓就是如何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待國家權力。大家知道，馬克思恩格斯是通過批判黑格爾而轉向唯物主義的，對其國家觀的批判是關鍵一環。黑格爾的最大失誤之一，就是視國家為具有主體性的、可以有價值內生性的「現實的倫理觀念」及「理性的形象和現實」。馬克思恩格斯則發現國家歸根到底服務於世俗利益，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因而將其納入批判的視野。而且，他們後來的研究表明，國家本質上是一種「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特殊公共權力」（也就是不可能真正為全民所有的公共權力），因而斷言「國家消亡」：「階級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們從前不可避免地產生一樣。隨著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雖然如此，國家作為統治階級的工具，也必然要為上升為統治階級的工人階級所用，這就是在「砸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基礎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馬克思恩格斯一再強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國家，而是「半國家」、是「自行消亡」的國家（亦即正在向社會公共權力回歸的權力）。但是，歷史表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並不「天然」就是人民的政權，如果不堅持不懈地按照無產階級的面貌對其進行改造，它仍然可能成為「凌駕於社會之上」的特殊權力。看不到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兩重性，在實踐中可能孵化出官僚特權階層，在理論上則必然陷入黑格爾式的國家崇拜。這可能也是蘇聯社會主義實踐最為重大的失誤之一吧？

鄧小平對於市場和市場經濟的觀點也是我們需要認真討論的問題。他指出，「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他的意思是清楚的，從工具的意義上市場可以為社會主義所用，可以和社會主義相容；但是，他也提出了市場的雙重屬性問題，提出了根本在為誰「服務」的問題。有一點是明確的，市場的社會主義屬性來自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核心價值觀，並不是其自身內生的，因此，在「市場經濟」前面加上「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正是在同一篇講話，鄧小平強調指出：「要申明四個堅持的必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必要，改革開放的必要，在理論上講得更加明白。」改革開放當然要付出代價，要允許失敗，但是不能有道路上的失誤，不能背離社會主義，因此，在整個改革開放中都必須嚴格區分兩種改革觀，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下的改革開放。總之，不能妄言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就不能有「市場經濟」、「按生產要素分配」等，但是，沿襲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肯定不會陷入「市場崇拜」和「私有產權崇拜」，這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思想解放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區別。

記者：我們讀您的文章，感到其中滲透了辯證法的力量，因而很解渴，比如您在闡發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體系的同時，也揭示了在這一基礎上面對的新挑戰。您能談談這方面的想法嗎？

侯惠勤：我認為，唯物辯證法不僅是方法論，而且首先是世界觀。這是一個否定一切靜止的、孤立的、絕對的存在的世界觀，並奠定了其認識論、歷史觀和價值觀的前提。所以我們看待一切事物，都要有辯證的眼光，包括我們的成功經驗和理論創新，都要從內在矛盾和變化發展中去把握。在當今世界，一方面「再意識形態化」有所表現，另一方面意識形態以「非意識形態化」的方式發揮著重大作用的傾向有所增強。適應意識形態的這種變化而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不僅是有效發揮主流意識形態自身作用的需要，更是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落實科學發展的需要。這樣，我們就必須深入到意識形態的一些基本矛盾關係中，在理論上才能有所突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擺在突出的位置，並明確提出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信念為主題、以改革創新為特徵的時代精神和以愛國主義為內核的民族精神為精髓以及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基礎的「四位一體」的價值體系，在探索意識形態的內在矛盾關係上取得了突破。我把這個突破概括為四個方面，即在意識形態的排他性和包容性關係，意識形態的理性認知和情感認同關係，意識形態的階級性、集團性話語和全民性、個體性話語關係，意識形態的先進性和大眾性關係上的突破，但是，突破本身又面臨著新挑戰。

比如，我們糾正了過去那種把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簡單地等同於馬克思主義、甚至是「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的做法，認識到一般地說，包容多樣不僅是社會和諧的需要，也是現代社會精神發展所必需的文化生態，因而也是主流意識形態自身真正發揮作用的需要；特殊地說，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能是自我封閉的僵化體系，它不僅要從實踐中不斷加以豐富，同時也必須從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中吸取營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向時代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擴展，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這一發展趨勢。

但是在這一新認識基礎上，我們又必須面對兩大新挑戰：一是在涵蓋全部優秀文化成果的龐大體系中如何體現「核心」價值？我們必須從中提煉出與人類文明同進步、與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同根源、與科學社會主義同命運的核心價值觀，通過不懈的努力使之成為人民大眾的自覺追求，才能真正凝聚人心和引領社會思潮。具體地說，文明既不能完全排斥自由、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發展中形成的價值理念，因為它們確實有兩重性，在一定意義上表達了人類一定時期的共同追求，但決不能照搬。這不僅因為這些口號總是同資本主義的制度架構相聯繫，因而具有局限性以及一定的欺騙性而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斷揭露，更因為社會主義作為必然要最終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生事物，不僅要逐漸創造出高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而且要不斷創造出更能體現人類文明發展要求的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核心價值理念。正是出於這一思考，我嘗試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概括為以下五點：一、勞動優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概括為「勞動的解放與復歸」，這也是全部人類文明發展的起點和歸宿；二、人民至上，「人民」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價值觀特有的辭彙，「人民至上」的價值觀是由我們的國體、我們黨的性質等根本制度決定的，同時也體現了高於資本主義的價值追求和人性關切；三，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最為吸引人的口號之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目的，也是其高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具體體現；四、公平正義，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之所以超越了資本主義的形式公平，就在於其不僅保留了並改進了形式平等，又增添了後者所沒有的具有豐富內容的事實平等。五、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自由而全面、階段性和終極性相統一、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相一致，使得每一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不僅區別於、而且高於資本主義的「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

二是當我們把「尊重差異」、「包容多樣」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個原則時，其批判性原則就必然遭遇新挑戰。我們今天隨時可以看到挑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現象，從各種「左」右政治思潮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屬性，到社會生活中各種根本顛覆真善美和假惡丑價值取向的現象，有的已經非常嚴重，令人憂慮。然而問題還不在於此，錯誤思潮和不良社會現象的存在不是新情況，現在的問題在於當「寬容」成為一個社會共識時，「批判」就必須為自身的存在尋求辯護。「誰有資格批判」往往成為一切批判的前置性條件，當人們無法理直氣壯麵對這一質疑時，一切批判就無從談起。我們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等待各種過錯者的「良心發現」，或者是等待其自生自滅。這就是今天許多正常的政治批評、學術批評無法展開的深層次原因，也是我們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多樣性社會思潮所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

記者：正當我們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時候，近年來有人竭力推銷所謂的「普世價值」，造成了很多思想上的混亂。您能否談談認清「普世價值」理論的方法論問題？

侯惠勤：首先，我們要看到，把資本主義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終極存在，是「普世價值」熱播者的意識形態前提；把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納入資本主義世界文明的軌道，是他們熱衷傳播「普世價值」的根本目的。但是，他們又不便明說，因而拋出了「普世價值」這樣一個極易加以混淆的概念。我們不能跟著他們攪渾的水跑，而要將其加以混淆的理論進行澄清。我認為「普世價值」論在方法論上至少有四個「混淆」：

「普世價值」論混淆了認識論價值與存在論價值。時下對於「普世價值」存在的論證，最多的莫過於從個性和共性的關係上著手。既然事物都以個性和共性兩種方式存在，那麼「普世價值」就是表現了事物共性的存在，有什麼可以指責的呢？無論是表象的還是本質的抽象，都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它的一個方面。因此，認識論意義上的共性，具有非實體的特徵，作為觀念的存在，它可以不需要直接對應的事物做支撐。作為存在論意義上的共性則不然，它必須要以利益共同體或社會生活共同體為支撐，否則就不能存在。簡單地說，存在論意義上的共性就是指共同利益、共同需求和直接交往，而在存在著階級對立和僱傭勞動的資本主義社會，就全社會而言不存在這樣的共同體。人類性話語和普遍利益的現實表達的唯一可能是通過處在上升時期新階級的階級意識，但這種表達本質上是「普世價值」論所反對的階級性話語。可見，現下大談「普世價值」的做法，理論上的一個錯誤就是把可以脫離實體而存在的、認識論意義上的抽象普遍性，和必須依託實體而存在的、存在論意義上的現實普遍性混為一談。這一混淆的結果，不僅使原本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可能，也使原本十分清晰的問題變得模糊不清。

「普世價值」論混淆了政治價值與人性價值。論證「普世價值」存在的又一慣用手法就是關於共同人性的設定。看起來，似乎是關於有沒有共同人性之爭（持「普世價值」觀的人也願意把爭論引向這個問題），而實際上問題在於能否用共同人性去解決特定的政治訴求。為什麼抓住共同人性說話，因為這似乎是無法否定的，正所謂「人同此心」嘛。從人的自然性及其與其他物種的區別著眼，說有某種共同的人性也無大錯。但人的真正本質在於其社會性，其價值追求不是其自然性的反映，而是其社會性的表現，因而此種共性一旦具體化，就會出現差異甚至對立。比如孟子所云「人皆有之」的惻隱、羞惡、是非、恭敬之心，一旦落實到具體人、具體場景，肯定就不那麼統一了。什麼是可憐、什麼人值得可憐、什麼人能夠去可憐等等，在存在著階級利益對立的社會，根本無法統一。概括地說，馬克思主義不諱言人性，但不訴諸人性。之所以不諱言，就因為科學社會主義不僅具有科學性，而且具有道義性，社會主義在推動社會全面進步的同時，也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促進人性的不斷完善，而資本主義在不斷製造了社會對立和社會病態的同時，也不斷地造成了人的異化和人性的扭曲。我們在人性問題上並不輸理。但是，歷史的進步，從根本上說不依靠人性的訴求，而依靠從政治上提出和分析問題。只有不迴避現實的矛盾，善於分析和解決通過階級矛盾而表現出的重大社會矛盾，才能真正推動歷史進步。有人會問，訴諸階級和訴諸人性為什麼不能兼有，難道無產階級解放不是同時也體現了「人類解放」的訴求嗎？實際上，把人性和階級性截然對立起來，用「普適性話語」排斥階級性話語的，首先是抽象人性的崇拜者。這也揭示了一個真理，即只有從階級性話語出發，才可能奠立人類性話語的現實基礎，從而實現兩種話語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在淡化自己黨性、階級性的前提下談「人類解放」，而是始終旗幟鮮明地堅持無產階級的解放是「人類解放」的政治形式，否則，不是空想，就是騙局。由於階級社會的利益分化（從世界範圍看，我們現在仍然沒有超越這一歷史階段），人類性話語和普遍利益的現實表達只能通過處在上升時期的革命階級的階級意識，「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餘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繫，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係的壓力下還不能夠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階級由於根本區別於以往的任何階級，因而開拓了一種通過工人階級的階級性表達人民性乃至人類性的現實可能。

「普世價值」論混淆了理想價值與空想價值。「普世價值」在今天之所以熱門，與之迎合了人們的某種心態有關。當代生活場景的快速切換，使人們實際上難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因而對夢、對夢想、對夢境就必然寄予厚望。「至少我們還有夢」、「我有一個夢想」、「和夢一起飛」等現今已成為勵志式的流行語，共同表達了一種超越自我、追求美好的奮鬥精神。但是，如果對此作理性的思考，就不能否認，夢想有兩種，一種是理想，另一種是空想，兩者的價值並不相同。兩者的區別在於，理想是現實的可能性，而空想則是不現實的可能性。對於個人而言，對夢想是否作區分似乎不重要，因為重要的不在於其結果、不在於其是否能夠實現，而在於其美好、在於其激勵作用。但是，對於一個對人民負責的政黨而言，這種區分就大有必要，因為靠空想即便能激發群眾的熱情，但由於不可能長久保持這種熱情，最終必然會失去群眾。馬克思主義靠科學真理掌握群眾，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以崇高的理想鼓舞人。在馬克思主義那裡，科學和理想是高度的統一，科學是以理想追求為要旨的科學，理想是以科學真理為支撐的理想。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主張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僅在於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美好，而且在於不搞社會主義就沒有出路。對於中國而言，概括地說就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因此，馬克思主義充分肯定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的價值，更不否定人們通過各種信仰方式超越和完善自我，但是無產階級政黨不能以空想指導實踐。共產主義的力量不僅在於其理想性，更在於其客觀必然性。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偉大貢獻時指出：「法國人和德國人的共產主義，英國人的憲章運動，現在不再像是一種也可能不會發生的偶然現象了。這些運動現在已經被看作現代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的運動，被看作他們反對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的歷史上必然的鬥爭的或多或少發展了的形式，被看作階級鬥爭的形式，但是這一階級鬥爭和過去一切階級鬥爭不同的一點是：現代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擺脫階級劃分，從而擺脫階級鬥爭，就不能爭得自身的解放。因此，共產主義現在已經不再意味著憑空設想一種儘可能完善的社會理想，而是意味著深入理解無產階級所進行的鬥爭的性質、條件以及由此產生的一般目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是關於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的條件的學說。

「普世價值」論混淆了馬克思不同語境中的話語價值。退到最後，「普世價值」論會抬出馬克思。它提出的問題是，馬克思除了講具體的、歷史的、階級的民主外，有沒有一般的、形式的、共性的民主？它在給出了肯定的答案的同時，一般作了兩個方面的論證：一是大量引證馬克思或恩格斯有關一般民主制的論述，以證明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視野中民主是普適性的；二是大量引證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社會主義民主的舉措在今天西方民主制中得到實現的例證，以證明民主在政治實踐中同樣具有超階級的普適性。但是這類引證違背了公認的學術規範。無論何種學派，在引用文本或史料時，總要先對其進行考證和鑒別，以確定這些文本的可信度及實際價值。無論如何評價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演進及其變革成果，他們曾經歷了不同的哲學信仰則是學界所公認的，因此，不能不加區分地引證其不同時期的作品就是起碼的要求。「普世價值」論關於馬克思「民主一般」的引證，大體上出自其早期著作，比如馬克思1843年七八月間寫下的手稿《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學界公認這是馬克思的「費爾巴哈」時期，關於民主是「類概念」、是「人民的自我規定」等等，都具有濃厚的人本主義印記。如果要最概括地說出馬克思早期思想與其成熟時期思想的差別，那就是馬克思早期是從哲學、倫理學或信仰追求中直接導出政治或社會變革的結論（這也是西方啟蒙學者的通病），而馬克思思想成熟後則始終遵循從現實歷史的矛盾分析中找到社會變革的出路。迄今還沒有關於馬克思成熟時期從「政治一般」去談論民主一類問題的可靠引證，包括一些人熱炒的所謂恩格斯晚年轉向的論證在內，都經不起嚴肅的文本考證。應該說，列寧的下述論斷體現了馬克思關於民主的基本思想：「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附帶說一下，"純粹民主』不僅是既不了解階級鬥爭也不了解國家實質的無知之談，而且是十足的空談，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民主將演變成習慣，消亡下去，但永遠也不會是"純粹的』民主）。」所以，「普世價值」論無論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引證，還是對其思想在當代西方民主制中實踐的詮釋，都是在根本曲解的前提下所為，不能視為是嚴肅的研究結論。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當然不能排除人類性話語，不能孤立、抽象和無條件地使用階級性話語，而必須根據歷史發展的具體實際，把階級性話語和人類性話語統一起來。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更不能拒斥階級性話語，孤立、抽象和無條件地使用人類性話語，糾纏於同資本主義大打「普世」牌，比誰的迷魂湯威力更大，這肯定沒有出路。適應新的歷史條件的變化，我們必須重視人類性話語的使用，但這是策略層面的、有條件的應變，而不是根本理論的混淆和戰略性改變。只有保持理論上的自覺，才能擁有思想上的領導權。

記者：您談到的這個現象很有意思，即以「非意識形態化」方式進行意識形態的滲透。這種現象就我國學界而言有什麼突出的表現呢？

侯惠勤：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製造意識形態和學術（知識）、世界觀（方法論）和具體研究方法之間的鴻溝，在摒棄意識形態的心態下有意無意地接受了當下流行的、往往是西方強勢話語翻版的思潮。實際上，如果把世界觀視為意識形態的話，那麼由於任何學者都不可能在世界觀真空的狀況下從事研究，這就意味著他們都要從一定的意識形態語境出發。因此，把馬克思主義作為意識形態話語加以消解的同時，其本身也就使用了另一種意識形態話語，而所謂的從政治性話語向學術性話語「轉換」，不過是用另類意識形態語境取代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比如，當前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一個思想障礙，就是對科學發展觀做純工具理性的解讀，從而得出「少談主義、多研究問題」的結論，有意無意地迎合了西方「西化、分化」中國的圖謀。實際上，不能把科學發展觀視為無黨性、超主義的口號。黨的十七大對於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屬性和黨性特徵作了如下論斷：「科學發展觀，是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這裡說得很清楚，科學發展觀和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以及幾代共產黨人的實踐探索和思想創新密不可分，必須從黨的指導思想的高度加以把握。儘管科學發展觀也有對於國外發展經驗的借鑒，但是絕不能將其混同於服務於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各種發展理論。西方的各種發展理論儘管千差萬別，但核心思想是把「發展」歸結為經濟增長和科學技術的運用，否定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選擇的意義，實際上把資本主義以至某國資本主義（例如美國）的道路視為人類的共同道路，通過「發展」和現代化維持資本主義的一統天下，並以此作為向我進行價值觀滲透的重要方式，圖謀把中國的發展納入回歸資本主義文明的軌道。在這樣一種思想氛圍中，有什麼好事（例如汶川「抗震救災」的出色組織），都與社會主義制度無關，而是諸如「國際慈善救援行動」和「人類普世價值」的勝利；而有什麼弊端，例如某些群體性事件或腐敗等，則必定是社會主義、尤其是共產黨領導的制度性缺陷。因此，學習和實踐科學發展觀，在回答「需要什麼樣的發展、如何發展」這一重大課題時，必須把握其基本精神是「發展依靠人民、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其根本在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增強社會主義認同感。此外，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只有從世界觀、方法論的高度才能真正把握。「發展是第一要義」只有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中才能得到正確的解讀；「以人為本是核心」只有從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為人民服務這一根本立場上才能掃清各種迷霧；「全面、協調、可持續是基本要求」只有從堅持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上才能獲得立足點；「統籌兼顧是根本方法」只有掌握唯物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才能真正實行。因此，用科學發展觀武裝頭腦要在世界觀、方法論上下工夫。要把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轉化為推動科學發展的思路、破解發展難題、轉變發展方式、實現又好又快發展，關鍵在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而這些都是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路線層面的要求，是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為基礎的，因此，「要把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與掌握科學的思想方法緊密結合起來。」而我們今天存在的一些與中央精神不一致、妨礙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錯誤認識，根本還在於世界觀方法論上出了問題。

記者：通過您的解讀，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一致性，就在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是馬克思主義指導的；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在指導思想上的一元化地位，決定了堅持改革開放和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內在一致性。那麼，為什麼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不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呢？

侯惠勤：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而不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寶貴經驗。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只有馬克思主義、而沒有別的主義能夠成為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

一、藉助馬克思主義，現代無產階級才第一次具有了階級意識，從而成為自己解放自己的歷史主體。　包括科學社會主義實踐在內的歷史活動，本質上是群眾的事業。但是，人民群眾要真正成為歷史主體、自己解放自己，只是在現代無產階級出現後才成為可能。這不但是因為這個時候才具備了實現解放的客觀歷史條件，而且只有現代無產階級才具備了認識本階級地位和解放條件的歷史主體條件。但是無產階級也並非天生就能做到這點，它只是依賴馬克思主義，才獲得了本階級的階級意識，由自在階級上升為自為階級。原因在於，任何少數剝削者統治多數人的國家，必然利用其自身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優勢地位，使被統治者處在「自發」狀態、使其成為政治上經濟上思想上的附庸，從而認同這種統治。尤其在資產階級民主形式下，「有產階級是直接通過普選制來統治的。只要被壓迫階級——在我們這裡就是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到能夠自己解放自己，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就仍將承認現存的社會秩序是唯一可行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為資本家階級的尾巴，構成它的極左翼。」　因此，要自己解放自己，必須「讓思想衝破牢籠」，提出不同於剝削階級的階級要求，這就需要接受先進理論武裝。恩格斯在談到馬克思的偉大功績時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　鄧小平在談到必須堅持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時重申了恩格斯的觀點，他強調：「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經驗的結晶。這正如馬克思的情況一樣。恩格斯在評價馬克思的時候說，現代無產階級只是依賴馬克思才第一次意識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識到本身的解放條件。」

二、只有馬克思主義、而沒有別的什麼主義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指導思想。是否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是無產階級政黨區別於其他階級政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區別於其他國家意識形態的顯著標志。列寧認為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理論鬥爭是和政治、經濟鬥爭相平列的無產階級政黨三大任務之一，「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先進戰士的作用。」毛澤東把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相提並論，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鄧小平在其著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更是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視為「配套工程」。黨的十七大把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寶貴經驗概括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在黨、根本在黨」，而「思想理論建設是黨的根本建設」，「黨的理論創新引領各方面創新」。一切否定共產黨領導地位的思潮，必定同時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從伯恩施坦提出「社會主義運動並不依賴任何理論」，到今天有人提出「先進思想資源並不限於馬克思主義」，其目的都是搞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其結果都是搞垮共產黨。必須明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才能真正充分有效地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不根本改變現狀的「解釋世界」的理論和實踐可以搞多元化，而以「改變」世界為目的的社會主義實踐則必須在認識歷史規律的基礎上統一思想，因而不能搞指導思想上的多元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列寧一再強調，「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恰如胡錦濤指出的：「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是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根本思想保證。」

三、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都是第一位重要的問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關鍵在於搞清楚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把黨的思想路線看作「學風」，其實質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問題。他指出，「學風問題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的問題」。他大力倡導的是「有的放矢」、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學風。鄧小平完全繼承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這句話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兩個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結合本國實際。我們歷來認為丟開任何一面都不行。」胡錦濤在科學總結改革開放30年的寶貴經驗時，在充分闡發了10個「結合」後指出，「30年的歷史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只有在與實踐的結合中，在指導實踐發展的同時不斷發展自身中才能實現。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被共產主義代替的歷史規律，但是對於人類社會這一發展規律的具體認識還有待於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深化；馬克思主義指明了實現共產主義的歷史根據和政治形式，但是發展社會主義的具體道路還有待於我們在實踐中探索；馬克思主義給了我們把民族命運放在世界歷史背景下重新審視的世界眼光，但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還要靠我們創造性的實踐去開拓。在我們成功地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同時，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得到不斷發展的馬克思主義，也更好地發揮了其指導作用。總之，「馬克思主義只有同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緊密結合，才能更好發揮指導實踐的作用。」

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我國意識形態建設的第二次飛躍

侯惠勤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表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重要內容，也是當前中國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強大動力。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提出，是繼鄧小平在中國步入改革開放新時期，對於我國意識形態發展進行戰略調整後，又一次重大的戰略調整。它標誌著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規律的認識，實現了又一次新的飛躍。

一

意識形態對於國家安全具有特殊重要性。毛澤東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初，就從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著眼進行意識形態建設的定位。他指出，我國在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以後，「除了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的這種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以外，還有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又相適應又相矛盾的情況。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和法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這些上層建築對於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勞動組織的建立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它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但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存在，國家機構中某些官僚主義作風的存在，國家制度中某些環節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矛盾的。我們今後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繼續解決上述的各種矛盾。」在這一定位上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完全必要。

但是，毛澤東由於將其兩個富有創新性的觀點推向了極端，致使其在意識形態的把握上出現了重大的偏差：一是他正確地看到輿論是革命的先導，取得政權是新生產關係大規模發展從而推動生產力大發展的條件，但是，當他把這一觀點無條件地推向整個社會主義社會時，就無疑地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無疑地脫離了社會的現實和歷史的真實。他指出：「首先製造輿論，奪取政權，然後解決所有制問題，再大大發展生產力，這是一般規律。在無產階級革命奪取政權以前，不存在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而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在封建社會中已經初步成長起來。在這點上，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有所不同。但是，這個一般規律，對無產階級革命和資產階級革命都是適用的，基本上是一致的。」「一切革命的歷史都證明，並不是先有充分發展的新生產力，然後才改造落後的生產關係，而是要首先造成輿論，進行革命，奪取政權，才有可能消滅舊的生產關係。消滅了舊的生產關係，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這樣就為新的生產力的發展開闢了道路。」這一概括基本上符合近代以來的社會變革的歷史實際，但需要明確的是，意識形態（輿論、觀念、思想等）之所以能夠發揮這樣的作用，根本在於它執行了生產力的囑託，而這一點是有條件的。這些條件大致是：意識形態和政治作為社會基本矛盾的集中體現是有時效性的，主要在社會革命變動時期，並非通常如此；即使意識形態等轉化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矛盾主要方面，而必須始終圍繞為之服務的經濟基礎和生產力，否則必然遭受挫折；一旦進入社會和平發展階段，必須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統籌兼顧各方面的建設；等等。如果忽視了這些前提性條件，把意識形態始終視為引領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就會迷失前進的方向。

二是他正確地看到，在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後，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主要表現在意識形態領域，因此必須牢牢把握思想領域鬥爭的主動權。「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建立。我們已經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勝利，但是在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方面，我們還沒有完全取得勝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誰勝誰負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我們同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還要進行長期的鬥爭。不了解這種情況，放棄思想鬥爭，那就是錯誤的。」不但如此，由於意識形態領域「誰勝誰負」的問題沒有真正解決，可能會成為資本主義復辟的前哨陣地，從而危及革命成果的全局。「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毫無疑問，如果孤立地著眼於「誰勝誰負」的鬥爭，就難免置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於壓倒一切的位置，因為這似乎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最後的鬥爭和關鍵之戰。然而如果著眼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具體實際，就會看到階級鬥爭畢竟已經是局部的、次要的社會矛盾，意識形態的鬥爭必須服從於和服務於經濟建設的大局。說到底，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最終解決，也有賴於創造出高於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社會全面發展，孤立地抓意識形態的鬥爭是沒有出路的。毛澤東正是沒有從階級鬥爭思維中轉變，因而在其晚年片面誇大階級鬥爭的同時，也必然片面誇大了意識形態的作用。

二

在毛澤東以後，鄧小平面對的歷史任務不僅是結束「文化大革命」，撥正中國社會主義航船的航向，而且要面對正在逐漸顯露出來的新的時代特徵，這就是後來鄧小平概括的以和平和發展為主題的特徵。「冷戰」逐漸淡出歷史舞台的中心，意味著戰爭與和平、革命與戰爭的世界總格局正在改變，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正在成為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也成為不同社會制度競爭的重點。這實際上表明從十月革命以來利用資本主義危機通過一連串不間斷的革命方式，促使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發生了重大的轉變。相應的，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發生了第一次戰略性飛躍。

意識形態問題實質上就是黨和國家的「形象」問題，是其能否得到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問題。因此，適應時代的變化，正視時代的挑戰，表達時代的呼聲，是意識形態能夠成為社會的「水泥」和「黏合劑」的先決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意識形態就是執政黨的精神狀態和思想路線。鄧小平正是這樣提出和解決問題的。他在談及「文化大革命」教訓時，突出強調實事求是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丟棄和背離這一精神，勢必「給黨的事業帶來很大的危害，使國家遭受到很大的災難，使黨和國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損害」。因此，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不僅是面對實際的需要，也是重塑黨的形象的首要環節。在他當時看來，圍繞著「形象」問題所進行的意識形態變革主要有三大課題：第一，提煉能夠體現時代要求、足以打動人心、把握政治大局的核心理念，奠立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意識形態的基調。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的推動下，鄧小平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題的著名報告，可視為這一課題的重大突破。第二，解決傳統和當代的平穩對接，保持意識形態的連貫性以及形象上的統一性。這裡的關鍵在於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實事求是地看待歷史，總結歷史經驗。鄧小平明確指出，科學地評價毛澤東，不僅「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他特彆強調，「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 因此，黨的形象的重塑實際上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第三，圍繞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以四個現代化為中心進行價值重組，努力體現當代中國的創業新形象。他為此呼籲廣大文藝工作者努力「塑造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創業者，表現他們那種有革命理想和科學態度、有高尚情操和創造能力、有寬闊眼界和求實精神的嶄新面貌。要通過這些新人的形象，來激發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推動他們從事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性創造活動。」以上幾個方面雖然隨著實踐的深化而不斷有所拓展，卻體現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變革的基本格局。但是，這一次意識形態的戰略調整，主要在意識形態的整體定位上，意識形態自身的諸多矛盾關係及其新變化，並沒有真正涉及。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擺在突出的位置，並明確提出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信念為主題、以改革創新為特徵的時代精神和以愛國主義為內核的民族精神為精髓以及以社會主義榮辱觀為基礎的「四位一體」的價值體系。從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發展的視角看，此舉傳遞了我國意識形態理論和實踐的若干重大創新信息，是繼「文化大革命」以後鄧小平把意識形態工作納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全局後又一重大戰略性轉變。這一轉變是在深刻把握新的時代特徵和歷史條件，以及認真吸取國內外意識形態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實現的。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的發展所面臨的新的歷史起點和新的階段性特徵日漸清晰，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機遇大於挑戰的總形勢日趨明朗。在這樣的歷史大格局下，意識形態領域正在發生三大新變化：一是意識形態的感性化趨勢。文化要素越來越成為意識形態的主要組成部分，意識形態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逐步由主要通過政治方式，向以文化為主要表現力的綜合方式轉變。作為意識形態內核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綱領日益與文化結緣，更多地藉助文化和道德力量獲得更加廣泛而卓有成效的傳播，逐步內化到人們的生活世界之中。二是意識形態的學術化趨勢。當前意識形態作為政治標籤的剛性特徵正在逐漸被學術研究的理性話語所替代，意識形態日益滲透到學術研究之中，通過學術思潮、學術話語等加以表達，通過學科建設和國民教育體系紮根，二者日益融合。三是意識形態的日常生活化趨勢。各種意識形態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價值符號，以長期潛移默化的功能作用於人們的現實生活中。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越來越多地體現著意識形態的價值追求。

總之，在當今世界，一方面「再意識形態化」有所表現，另一方面意識形態以「非意識形態化」的方式發揮著重大作用的傾向有所增強。適應意識形態的這種變化，不僅是有效發揮意識形態自身作用的需要，更是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促進中國科學發展的需要。這樣，我們就必須深入到意識形態的一些基本矛盾關係中，把握其變化規律。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提出的現實針對性來看，可以提出至少三個「兩點論」及其具體關聯性判斷：一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迅速提升，但國家「軟實力」的建設相對滯後；二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標誌的黨的理論創新生氣勃勃，但這一理論創新成果的大眾化、普及化以及國際化相對薄弱；三是文化建設有了很大發展，但人民群眾文化需求的增長更為迅速，文化供給（尤其是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相對不足。這三個「相對」，是我們把握這一問題的著眼點。因此，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可以視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於意識形態基本矛盾關係認識的一個重大飛躍，同時又提出了需要面對的新課題。

三

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基本方式，是通過不斷地對是非、善惡、美醜進行涇渭分明的區分，使自身的價值得以彰顯，從而獲得廣泛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說，旗幟鮮明理所當然，模糊界限就意味著消亡。但是，在這一嚴格的劃界過程中，是不斷地「擴容」，還是不斷的自我窄化？我們的教訓之一，就是片面著眼於「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造成主流意識形態的日漸萎縮與僵化。必須看到，一般地說，包容多樣不僅是社會和諧的需要，也是現代社會精神發展所必需的文化生態，因而也是主流意識形態自身真正發揮作用的需要。特殊地說，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不能是自我封閉的僵化體系，它不僅要從實踐中不斷加以豐富，同時也必須從人類一切優秀文化成果中吸取營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向時代精神、民族精神和道德精神擴展，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建設的發展趨勢。

在這一新認識基礎上，我們又必須面對兩大新挑戰：一是在涵蓋全部優秀文化成果的龐大體系中如何體現「核心」價值？我們必須從中提煉出與人類文明同進步、與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同根源、與科學社會主義同命運的核心價值觀，通過不懈的努力使之成為人民大眾的自覺追求，才能真正凝聚人心和引領社會思潮。具體地說，文明既不能完全排斥自由、民主、人權等資本主義發展中形成的價值理念，因為它們確實有兩重性，在一定意義上表達了人類一定時期的共同追求，但決不能照搬。這不僅因為這些口號總是同資本主義的制度架構相聯繫，因而具有局限性以及一定的欺騙性而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斷揭露，更因為社會主義作為必然要最終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生事物，不僅要逐漸創造出高於資本主義的勞動生產率，而且要不斷創造出更能體現人類文明發展要求的思想文化成果，尤其是核心價值理念。正是出於這一思考，我嘗試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概括為以下五點：第一，勞動優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精神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概括為「勞動的解放與復歸」，這也是全部人類文明發展的起點和歸宿；第二，人民至上，「人民」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價值觀特有的辭彙，「人民至上」的價值觀是由我們的國體、我們黨的性質等根本制度決定的，同時也體現了高於資本主義的價值追求和人性關切；第三，共同富裕，作為社會主義最為吸引人的口號之一，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目的，也是其高於資本主義文明的具體體現；第四，公平正義，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之所以超越了資本主義的形式公平，就在於其不僅保留了並改進了形式平等，又增添了後者所沒有的具有豐富內容的事實平等。第五，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自由而全面、階段性和終極性相統一、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相一致，使得每個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不僅區別於而且高於資本主義的「個性解放」和「個人自由」。

二是當我們把「尊重差異」、「包容多樣」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個原則時，其批判性原則就必然遭遇新挑戰。我們今天隨時可以看到挑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現象，從各種「左」和右政治思潮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屬性，到社會生活中各種根本顛覆真善美和假惡丑價值取向的現象，有的已經非常嚴重，令人憂慮。然而問題還不在於此，錯誤思潮和不良社會現象的存在不是新情況，現在的問題在於當「寬容」成為一個社會共識時，「批判」就必須為自身的存在尋求辯護。「誰有資格批判」往往成為一切批判的前置性條件，當人們無法理直氣壯麵對這一質疑時，一切批判就無從談起。我們唯一能做的，似乎就是等待各種過錯者的「良心發現」，或者是等待其自生自滅。這就是今天許多正常的政治批評、學術批評無法展開的深層次原因，也是我們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多樣性社會思潮所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

四

雖然關於意識形態和科學的統一在今天受到種種質疑，然而毫無疑義，意識形態區別於宗教的顯著之處，就在於它依託的是「科學」，而不是「心靈」。所以，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建設歷來凸顯其科學性特徵，強調依靠理論的徹底性說服人，依靠真理的力量打動人。正如毛澤東指出的：「在我們國家裡，馬克思主義已經被大多數人承認為指導思想，那末，能不能對它加以批評呢?當然可以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真理，它是不怕批評的。如果馬克思主義害怕批評，如果可以批評倒，那末馬克思主義就沒有用了。」但是，意識形態作為制度化體系化的思想，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因而作用機理本質上是情感認同，真理性認識也要通過調動激情的方式才能奏效。換言之，通過很感性的方式表達很理性的觀念，是意識形態進入大眾「頭腦」的通道。在今天，意識形態感性化的趨勢十分明顯，增強意識形態吸引力、說服力的挑戰十分突出，這就要求我們在更加註重理論徹底性的同時，尤其要注重實踐方式的創建。雖然理論學習、思想教育是我們的傳統優勢，但其如何進行更貼近生活和群眾的改進，已成為形勢所迫。此外，我們還必須大力拓展其他可以負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方式，尤其在與群眾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消費領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把愛國主義、榮辱觀這些本質上是道德情感的內容包含其中，表明我們在應對當代意識形態新變化上已經掌握了主動權。其突出建設的要求，預留了實踐創新的廣闊空間。

我們在這方面遭遇的新情況，主要是由當代意識形態的重大變化所引發出的「非意識形態化」傾向，導致政治意識和政治覺悟的消解，從而為西方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滲透打開缺口。在今天，政治厭倦甚至是政治虛無的情緒比較突出：許多人不僅躲避政治，而且妖魔化政治；一些人習慣地用「非意識形態化」的觀點解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認其根本屬性就在於「不問姓社姓資」；文藝界的一些名人公然聲稱文藝作品只有「好看」和「不好看」，而沒有什麼「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等等。「非意識形態化」的結果是抽象人性論的泛濫。把社會矛盾的最終解決歸結為抽象人性（良知、愛、同情心、容忍等），把人性不僅視為超階級、民族、歷史階段的抽象存在，而且視為可以創造一切「奇蹟」的神奇力量（例如可以改變物種本性，使「狼愛上羊」一類），是今天許多文藝作品（包括一些被認為是較優秀的作品）的通病。馬克思主義從來不反對講人性，但有兩個「底線」：一是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來，人性就不是「均勻」地分布在每個個體上，而是在不同的社會群體呈現出不均衡狀態，因此，講人性和階級分析並不對立；二是人性並非社會問題的癥結所在，相反，人性的修復和不斷完善，有賴於社會的改造和歷史的發展，因此，講人性必須置於具體的社會歷史過程，不是人性創造歷史，而是歷史改變人性。

抽象人性論的泛濫必然伴隨著個人主義的張揚。現在確實存在一種傾向，即把「以人為本」、「生命最寶貴」等現代社會的價值共識引導到「個人本位」以至個人主義價值觀，使之與「人民利益高於一切」相對立。實際上，即使以「個人為本」，也有一個如何看「個人」的問題，不是必然地就會得出個人主義價值觀的結論。比如，德國古典哲學家費爾巴哈就得出結論，個人的最小構成不是「一」，而是「二」，因而個人的最高價值不是「自我」，而是「類」，即體現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相統一的社會主義。從個人主義價值觀出發，就得不出「自我犧牲」，也形成不了高於合理利己主義（在此基礎上只有所謂的「交叉共識」或「重疊共識」）的共同理想，而這兩條恰恰是我們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所必須大力倡導的。事實上，正是「犧牲」精神構成了「汶川抗震救災」十幾萬人民解放軍官兵的精神之魂，而高於合理利己主義的共同理想則是我們事業順利發展的根本保障。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要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要實現四個現代化，沒有理想是不行的，沒有紀律也是不行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

五

意識形態本質上是集團性話語，它並非個人從生活實踐中自發形成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其本質確實是「灌輸」。但是，最佳的「灌輸」是使國家的需要轉化為公民個人的追求。「國家，不管哪個階級是統治階級，均要以力量與和諧作為支柱。和諧達到足夠水平的那種狀態，葛蘭西稱之為領導權。領導權並非凝固的、一朝達到就永遠不變的狀態，而是一個細緻的、動態的、不間斷的過程。同時，"國家是罩上強制的裝甲鋼板的領導權』。換言之，強制只是裝甲鋼板，而其內容才更加重要。不僅如此，領導權所要求的，不是一般的和諧，而是友善的（積極的）和諧，在這種狀態下，公民所希望的，正是統治階級所要求的。」反思我們過去的意識形態「灌輸」，教育和支配的目的性太明顯。如果說這一方式在需要高度統一意志的革命年代還能奏效的話，那麼在個人和個性問題非常突出的現代社會，國家意志必須轉化為個人意志並通過個人意志發揮作用，才是最有效的選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把本質上屬於個人道德自律的榮辱觀納入其中，表明我們意識形態建設的落腳點已經從偏重「外部」灌輸轉向注重「內外共生」。

另一方面，意識形態雖然實際上是一定利益集團的觀念表達，然而其最具滲透力和影響力的方式卻是讓思想穿上「普遍性」外衣，才能獲得更廣泛的認同。人類性、全民性訴求形式下的集團性思想和利益表達，是意識形態的基本特徵。「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當然不能排除人類性話語，不能孤立、抽象和無條件地使用階級性話語，而必須根據歷史發展的具體實際，把階級性話語和人類性話語統一起來。另一方面，當然也不能拒斥階級性話語，孤立、抽象和無條件地使用人類性話語，糾纏於同資本主義大打「普世」牌，比誰的迷魂湯威力更大，這肯定沒有出路。

我們今天所必須面對的一個挑戰，就是如何看待「普世價值」？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以下三點是基本點：一是馬克思主義並不籠統地否定「普世價值」的存在，但指明它的基礎在於人類共同利益，如果缺乏共同利益的支撐，「普世價值」只能作為一種美好的願望或幻想而存在（例如關於「世界大同」及各種烏托邦的追求），不具有真正的意義。二是由於階級社會的利益分化（從世界範圍看，我們現在仍然沒有超越這一歷史階段），人類性話語和普遍利益的現實表達只能通過處在上升時期新階級的階級意識，「它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它的利益在開始時的確同其餘一切非統治階級的共同利益還有更多的聯繫，在當時存在的那些關係的壓力下還不能夠發展為特殊階級的特殊利益。」而工人階級由於根本區別於以往的任何階級，因而開拓了一種通過工人階級的階級性表達人民性乃至人類性的現實可能。三是在今天，通過否定階級性話語而抽象地談論「普世價值」，本質上是西方話語霸權的表達，是其「西化」、「分化」我國圖謀的具體方式，也是當代中國產生價值混亂的一個根源，其目的是割斷當代中國的發展成就與社會主義的聯繫。例如，我們把奪取這次特大抗震救災的偉大階段性勝利首先歸結於「制度優越」，因而要唱響「六好」（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人民軍隊好、人民群眾好、偉大祖國好），可是就有那麼一種力量，努力把抗震救災的勝利抽象化為國際社會慈善行動的勝利、尊重生命和個人價值的人性勝利，擺脫了一切主義糾纏的「普世價值」的勝利等，就是避而不談社會主義制度。今天我國意識形態建設面臨的嚴峻挑戰確實就在於如何把我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及時充分有效地轉化為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認同。雖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今天更多地遇到了人類性話語的挑戰，但我們還是必須堅持階級性、人民性以至人類性的統一前提下應對，而不能通過淡化階級性大談抽象的普世價值。可見，在「四位一體」（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榮辱觀）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中，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始終是靈魂。因此，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首先要加強對於這個「體系之魂」的認識。

六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適應人民群眾對於先進文化的需求而提出的，目的在有效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因而它必須體現時代潮流、時代精神和時代發展，體現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先進性。同時，意識形態要滲透到社會生活，成為社會的「黏合劑」和「混凝土」，必須具有大眾性和廣泛性。以往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引導性方面的一個缺陷，就是所謂的「曲高和寡」，可操作性不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通過「擴容」和「分層」的方式，取得了先進性和大眾性相結合的大突破。「四位一體」不僅是「擴容」，同時也是分層：馬克思主義指導作為這一價值體系的靈魂，不僅是內核，而且其主要對象是共產黨員，每一個共產黨員必須自覺地用馬克思主義武裝頭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共同理想，不僅是全國人民的共同政治基礎，也是全國人民最大的價值共識；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不僅為國內人民所認同，也被海外華僑廣泛認同；以改革創新為特徵的時代精神為當代人類所認同，實現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與世界文明潮流的對接；以「八榮八恥」為主要內容的榮辱觀，主要對象是個人，目的在於增進每一個人的道德自律。這種層層遞進、「分層」實施、各有側重而又點面結合的價值體系，具有很強的操作性。

分層實施從其挑戰性後果看，就是可能使「分層」變成「分割」、造成主流價值觀自身的「多元」、「多樣」、「多變」，從而消解馬克思主義。不難理解，離開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可以作「西化」或「儒化」的解讀；不與社會主義中國相聯繫，愛國主義就會窄化演變為狹隘民族主義，或者泛化演變為復古主義；不與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相聯繫，改革創新就會演變為割斷歷史的虛無主義，或者演變為「全盤西化」的洋奴哲學。這樣看來，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多樣化社會思潮，實際上就包含著雙重引領：就其內部而言，如何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能有效整合這一核心價值體系各組成部分，使其真正成為整個價值體系之魂，並使整個價值體系成為有機整體，而不是鬆散的「板塊」；就其外部而言，如何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這一當代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本質體現，有效整合多元、多樣、多變的社會思潮，使整個社會精神生活在多元文化生態中健康向上、充滿生機活力。前一引領主要是「體系構建」，後一引領主要是「功能發揮」，兩者各有側重，又相輔相成，表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建設是一個互動的開放過程，從而成為社會主義文化良性發展的強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