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摘錄（107）

自近代以來，民主化為各國政治發展的大趨勢。沒有一個國家在討論政治發展時可以迴避民主化問題，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避免民主化的壓力和挑戰，無論是內部的還是外部的 --《文化與中國的政治變革》 鄭永年 民主政治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結合。民主有其共同的特徵，但也有其文化的特殊性。從文化角度來看，民主是一國一個模式。民主最早從西方產生，然後傳播到世界各國。在這一傳播過程中，民主在不同的文化環境中發生各種不同方式的轉型。 --《文化與中國的政治變革》 鄭永年 西方社會儘管經歷了巨大的政治變革，但「分權、參與和妥協」這些民主特點以不同方式延續下來。在漫長的封建時代，「國王」制度是處於分權狀態的，國王要和其屬下的大大小小的諸侯（往往是地方大家族）作談判和妥協。到近代，西方實現了從傳統的「國王」制度，向高度中央集權的君王制度的轉型。有意思的是，儘管這一轉型過程也是國家權力集中的過程，但這個過程的實現則是通過分權和參與的方式來實現的。無論是國家的統一，還是對外戰爭，君王都需要財力。這裡，商人的角色變得非常重要。「納稅人」的概念，就是始於君王向製造財富的商人的徵稅行為。在這一過程中，商人用經濟利益向君王獲取政治權利。議（國）會成為商人或者商人的代理人和君王談判及參與政治的制度機制。商人本來就具有妥協精神，商人進入「政治」領域更強化了近代民主的妥協性精神。 --《文化與中國的政治變革》 鄭永年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實現民主的國家，但日本人絕妙地把自己的文化，和從西方引入的民主形式結合在一起。日本保留了天皇制度，成為國家的象徵。在天皇制度下實行多黨政治，無論什麼黨，都要效忠於天皇。日本在很長歷史時期里能夠實行一黨獨大的制度，和天皇制度分不開。這種制度設計，加上日本民族的單一性，保證了日本民主的運作。日本儘管存在著選舉，但西方式的政治上的妥協精神很少見。自民黨長期執政，是一種內部的權力分配。現在民主黨從自民黨那裡分離出來，執政黨和反對黨之間的妥協儘管不那麼強大，但畢竟在發展。因此有人說，日本民主黨是亞洲第一個歐洲意義上的「忠誠的反對派」。台灣、韓國和其它所有亞洲民主，除了選舉，各黨派都缺少政治妥協精神。各政黨直接訴諸於民眾，民主變成選舉政治，而非西方意義上的民主政治。 --《文化與中國的政治變革》 鄭永年 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問題上，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會增加得很快。在經濟上和國際社會接軌之後，中國也必須考慮政治的接軌問題。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要走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在發展中國家包括亞洲一些國家，西方式的民主並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功。成功的民主政治都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礎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之上的。 --《後奧運會中國的政治改革》 鄭永年 民主的基本意義就是競爭，通過競爭來選拔優秀領導人。 --《後奧運會中國的政治改革》 鄭永年 這些年裡，中共在不同層級進行黨內民主的試驗，但如何規制黨內民主，進行有序競爭仍然是個大問題。制度建設得好，黨內競爭有助於黨內團結；但如果建設得不好，就會增加黨內衝突。 但無論是社會民主還是黨內競爭都需要以憲政民主為依託，也就是法治。憲政是一個國家政治改革和有序民主化的制度基礎。無論是執政黨與社會力量的互動，還是各種社會力量間的互動或者黨內不同成員間的互動都須要以法律為基礎。 --《後奧運會中國的政治改革》 鄭永年 奧運會表明中國現存體制的一些特點，那就是，只要領導層具備足夠的政治意願和意志，就可以動員和集中資源，繞過各種既得利益，促成一個事業的成功。如果政治改革成為了執政黨的一個事業，那麼人們就有很多理由相信這個事業也能成功。 --《後奧運會中國的政治改革》 鄭永年 近年來，中國面臨「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動」的困難局面，因此提出了改革的頂層設計問題。在這個基礎上，人們又更進一步提出了改革的頂頂層設計問題。就改革來說，頂層設計的概念的重要性是顯然的。無論哪一個國家，改革的動力儘管也往往來自地方和社會，但無論改革政策的制定還是執行，都要涉及到頂層設計問題。實際上，不管是改革還是革命，都需要頂層設計，只是發生在不同的階段。改革是頂層設計，就是要先發制人，通過改革來避免類似革命那樣的激進變化。而革命儘管是要推翻舊的體制，但革命之後仍然會面臨頂層設計問題。 --《中國政治的頂頂層設計問題》 鄭永年 頂頂層設計因此要滿足幾個基本的條件。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確立政治責任制。任何政治制度，無論是傳統的帝國制度和封建制度還是近代以來的專制和民主，最重要的就是要確立最高層的政治責任問題。如果領導層的政治責任不能確立或者不明確，那麼任何一個組織（包括政府）的生存和發展就會成為問題。 第二個相關的條件就是賦予領導者履行其政治責任的制度能力。政治責任確立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履行責任了。政治責任體現為政策，政策的執行需要通過制度來實現。這裡，制度能力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政治層面，沒有足夠強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政治責任就很難轉化成為具體的政策。其二是行政層面，沒有有效的行政執行機構，政策難以執行下去，那麼政治責任也只是空中樓閣。 如果前面這兩個條件適用於歷史上任何政治體制，那麼在近代以來，因為民主化，頂層設計還必須考量到更多的其它條件。至少有兩個條件適用于越來越多的政治制度，包括中國。 第三個條件是如何保障頂層在履行政治責任時考慮體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而非個別領導人的個人利益或者僅僅是領導層本身的利益。傳統政體和近現代政體的區別在於前者所追求的更多的是個人和家庭利益，而後者則是社會整體利益。這是一種觀念上的變化。在傳統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執政者追求個人和家庭利益被視為合理。但近代以來，儘管執政者也追求個人和家庭利益，但如果其不能追求社會整體利益，就會被視為不合理，沒有合法性。 第四個條件更是和民主相關，即如何避免專斷和專制。近代以來，世界各國政治所要解決的就是這樣一對矛盾：既要權力集中，又要防止專制。中央集權制是任何一個近現代國家的主要特徵。沒有權力集中，就沒有政治責任和履行政治責任的能力。但如何保障在權力集中的同時又可以避免類似傳統的個人專制呢？民主制度裡面的分權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當然，也不排除其它的方式來防止個人專制。 --《中國政治的頂頂層設計問題》 鄭永年 從體制運作的經驗來看，有幾個方面的問題特別突出。第一是集體領導體制和政治責任問題。在強人政治之後，黨內的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的重要性凸顯出來。現在集體領導是有了，領導層也有了足夠的互相制衡，但所缺失的是政治責任制度。在任何一個組織內，要領導層集體負責非常困難。在民主社會，多黨輪流執政，如果一個政黨的領導人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人民就會選擇另一個政黨，這算是集體負責，即政黨負責制。但即使在多黨制下，每一個執政黨內部都有領導人個人責任制，不僅對該政黨產生的政府負責，而且也對政黨本身的發展負責。這樣，政黨領導人可以更換，政府和黨的長遠利益則可以得到保證。在一黨執政的情況下，個人責任制尤其顯得重要。集體領導並不是說每一項事情上大家都要一起承擔責任。現在的情況是，內部分工有了，但協調沒有；個別領導人在自己的領域具有了決策權，但並不用承擔個人的責任。如果在某一特定的領域，決策權是個人的，而責任則是集體的；或者決策權是集體的，而責任是個人的，那麼都很難成為集體領導體制。在集體內部，個人決策權和責任不明確的結果會導致集體不負責任的局面。 第二是領導層的長遠利益觀。為了避免強人政治時代所發生的個人專制問題，中國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創新，例如限任制（主要領導人兩個任期）、年齡限制（到了規定的年齡退出領導崗位）和幹部交流（即一個幹部在一個地方任職不能超過規定的期限）等等。這些制度都非常有效。中國儘管是共產黨一黨執政，但能夠有效避免了個人專制、實行領導層世代交替。不過，另一方面，這些新的制度安排也有負面的效應，那就是領導層比較強調的是眼前利益，簡單地說就是自己任期和年齡之內的利益，而較少考慮長遠的利益。 第三是執行問題。現在很多場合，並非沒有高層決策，而是高層制定的政策推行不下去，就是人們所說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政策執行不下去的原因要不就是決策本身的問題，要不就是官僚機構的執行能力問題。 第四是防止現在的體制再次蛻化成為個人專制的可能性。這個問題現在並不嚴重。現在人們所擔心的是相反的東西，即內部制衡過多，產生不了權威。但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體制的蛻化也是有可能的。中共歷史上也有強調集體領導的時候，在一些歷史時期里，也有集體領導的實踐，但最終還是未能制度化而演變成為毛澤東的個人專制。這裡當然有毛澤東作為政治強人這一重要因素，但更多的是因為制度因素。這一點，鄧小平在世時就講得很清楚，即制度決定人的行為。 --《中國政治的頂頂層設計問題》 鄭永年 不難理解，就頂頂層設計來說，改革就是要克服這些現存體制所面臨的問題。近來人們也在討論如何找到切入可行的方法，來改進體制的運作。例如就高層集體領導體制，人們已經提出了是否減少政治局常委的人數，使得這個集體規模更小一些，責任更明確一些，效率更高一些。當然，也存在著其它可能的辦法。 但是，不管常委規模有多小，只要是一個集體，就會出現責任和效率問題。從一些國家的經驗看，設立委員會制度也很有效。例如可以設立國家政治委員會、國家經濟社會委員會和國家安全委員會等。這方面對中國來說並不難。現在已經有各種領導小組。但領導小組的制度化水平不夠高，它們往往是針對一些特別問題的特別機制安排，並且反映的是個別領導人的個人需要，並不能反映整個體系的需要。可以在領導小組的基礎上發展成為委員會。較之現在一個領導、一個板塊的做法，委員會制度有其巨大的政治優勢。第一，委員會制度在繼續滿足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的需要的同時使得高層權力相對集中，提高決策的效率。第二，委員會制度可以實現高制度水平的常態化和實體化。第三，委員在不同委員會交叉任職，這樣使得各委員超越本板塊的利益而具有整體利益觀，同時也使得各委員之間具有協調功能，克服部門主義，提高政策執行能力。 因為實行內部多元主義，頂頂層設計必須考慮到權力結構的平衡問題。現存的體制，在一些領域，權力過重，而在另一些領域，權力過輕，這導致了不平衡，產生了非常多的問題。例如，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經濟和政治「兩手抓」，也就是說權力大多配置在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這兩塊，大部分權力都是存留在這兩個領域。結果呢？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建設應當放在首位，但這並沒有反映到權力結構上。無論是法律還是其他制度方面，針對社會建設的權力小得可憐，制度建設很落後。在任何國家，權力結構上的既得利益不可避免，有了既得利益才能去追求自身的利益。問題在於在社會工作方面沒有制度層面的既得利益，那麼誰來追求社會利益呢？ 也很顯然，頂頂層設計避免不了頂層設計問題，也避免不了地方和社會的動力問題。道理很簡單，頂頂層只是整體國家治理制度的一部分，因此要解決頂頂層設計問題也需要改革其他國家基本制度（頂層），例如全國人大和政協、黨政關係、中央地方關係、政治任命和公務員分離制度等等。不改革這些，就解決不了頂頂層的決策執行問題，也解決不了如何保障頂頂層考慮體制的長遠利益問題。同時，如果不改革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問題，就很難解決頂層和頂頂層的改革動力問題，解決不了如何保障體制的開放性問題。所有這些方面如何進行制度性改革，還需要很多很深入的研究。 --《中國政治的頂頂層設計問題》 鄭永年 政治改革不是革命。革命是一場自下而上、以推翻一切現行政治制度為首要目的、以你死我活的激烈對抗為基本手段的暴力運動。不破不立，先亂後治，是革命的根本原則。而改革則是一場自上而下、以改造現行政治制度為根本目的、以不斷尋求政治妥協為基本手段的改良運動。不立不破，以漸變而求治圖強，是改革的根本原則。從這個意義上看，改革恰恰是要防止革命的發生。所謂開渠則壩堅，塞渠則壩破。 --《政治改革的挑戰與選擇》 黃培 目前世界上大致有英、美、法、德、日以及西北歐各國等六種類型的成熟的民主政治體制。儘管運作方式各異，所有這些成熟的民主體制都有一個共同的根本點，即公共政治事務運作程序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具體來說，是在三個關鍵領域的「制度化」，以此奠定民主政治體制的基礎。 1、權力制度化。其根本在於權力的非人格化，權力授予、更替和運作的程序化。因職設權，而絕不因人授權。最高權力屬於憲法。權力的授予及其合法性，權力的更替、運作、分配以及各種權力之間的關聯，都是由制度來界定和規範的，不得隨意更改。 2、政策制定製度化。任何政策的制定，從政策建議到具體政策的形成，都要經過一個固定的、不可擅自更改的程序。政策的合法性，不在於其是否「合理」，而在於其產生是否符合既定的程序。程序不但保證了政策的透明性，而且固定的「遊戲規則」也必然導致 「制衡機制」的產生。 3、政治參與制度化。這是實現民主政治體制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步。所謂多黨制、選舉、聽證、遊說、遊行示威等等，都必須在政治參與制度化的基礎上進行。成熟的公民社會，是政治參與制度化的社會基礎；發達的非政府組織，是協調和規範政治參與的必要方式。 這三個「制度化」，應該是中國通過制度創新而完成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內容。 --《政治改革的挑戰與選擇》 黃培 如果人們參與政治是為了爭取和維護自身的權益，則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和妥協性。這使得政治參與制度化不僅可能，而且必要。畢竟，民主作為一個政治制度，其發展和確立，是要在制度上為社會各階層的不同利益在公共政治事務中，提供一個制度化的妥協機制。 --《政治改革的挑戰與選擇》 黃培 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亞里士多德 刺蝟法則：兩隻睏倦的刺蝟，由於寒冷而擁在一起。可因為各自身上都長著刺，於是它們離開了一段距離，但又冷得受不了，於是湊到一起。幾經折騰，兩隻刺蝟終於找到一個合適的距離：既能互相獲得對方的溫暖而又不至於被扎。 刺蝟法則主要是指人際交往中的「心理距離效應」。 法國總統戴高樂就是一個很會運用刺蝟法則的人。他有一個座右銘：「保持一定的距離」！這也深刻地影響了他和顧問、智囊和參謀們的關係。在他十多年的總統歲月里，他的秘書處、辦公廳和私人參謀部等顧問和智囊機構，沒有什麼人的工作年限能超過兩年以上。他對新上任的辦公廳主任總是這樣說：「我使用你兩年，正如人們不能以參謀部的工作作為自己的職業，你也不能以辦公廳主任作為自己的職業。」這就是戴高樂的規定。這一規定出於兩方面原因：一是在他看來，調動是正常的，而固定是不正常的。這是受部隊做法的影響，因為軍隊是流動的，沒有始終固定在一個地方的軍隊。二是他不想讓「這些人」變成他「離不開的人」。這表明戴高樂是個主要靠自己的思維和決斷而生存的領袖，他不容許身邊有永遠離不開的人。只有調動，才能保持一定距離，而惟有保持一定的距離，才能保證顧問和參謀的思維和決斷具有新鮮感和充滿朝氣，也就可以杜絕年長日久的顧問和參謀們利用總統和政府的名義營私舞弊。 戴高樂的做法是令人深思和敬佩的。沒有距離感，領導決策過分依賴秘書或某幾個人，容易使智囊人員干政，進而使這些人假借領導名義，謀一己之私利，最後拉領導幹部下水，後果是很危險的。兩相比較，還是保持一定距離好。 --《各種管理法則》 破窗理論：一個房子如果窗戶破了，沒有人去修補，隔不久，其它的窗戶也會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牆，如果出現一些塗鴉沒有被清洗掉，很快的，牆上就布滿了亂七八糟、不堪入目的東西；一個很乾凈的地方，人們不好意思丟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現之後，人就會毫不猶疑地拋，絲毫不覺羞愧。 --《各種管理法則》 木桶理論：組成木桶的木板如果長短不齊，那麼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決於最長的那一塊木板，而是取決於最短的那一塊木板。 水桶效應是指一隻水桶想盛滿水，必須每塊木板都一樣平齊且無破損，如果這隻桶的木板中有一塊不齊或者某塊木板下面有破洞，這隻桶就無法盛滿水。是說一隻水桶能盛多少水，並不取決於最長的那塊木板，而是取決於最短的那塊木板。也可稱為短板效應。一個水桶無論有多高，它盛水的高度取決於其中最低的那塊木板。 又稱水桶原理或短板理論，水桶短板管理理論，所謂「水桶理論」也即「水桶定律」，其核心內容為：一隻水桶盛水的多少，並不取決於桶壁上最高的那塊木塊，而恰恰取決於桶壁上最短的那塊。根據這一核心內容，「水桶理論」還有兩個推論：其一，只有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夠高，那水桶才能盛滿水。其二，只要這個水桶里有一塊不夠高度，水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滿的。 --《各種管理法則》 馬太效應：《聖經？馬太福音》中有一句名言：「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 馬太效應，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象，廣泛應用於社會心理學、教育、金融以及科學等眾多領域。其名字來自聖經《新約？馬太福音》中的一則寓言：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餘；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馬太效應」與「平衡之道」相悖，與「二八定則」有相類之處，是十分重要的自然法則。 --《各種管理法則》 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諾斯古德？帕金森通過長期調查研究，寫出一本名叫《帕金森定律》的書。他在書中闡述了機構人員膨脹的原因及後果：一個不稱職的官員，可能有三條出路，第一是申請退職，把位子讓給能幹的人；第二是讓一位能幹的人來協助自己工作；第三是任用兩個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當助手。這第一條路是萬萬走不得的，因為那樣會喪失許多權利；第二條路也不能走，因為那個能幹的人會成為自己的對手；看來只有第三條路最適宜。於是，兩個平庸的助手分擔了他的工作，他自己則高高在上發號施令，他們不會對自己的權利構成威脅。兩個助手既然無能，他們就上行下效，再為自己找兩個更加無能的助手。如此類推，就形成了一個機構臃腫，人浮於事，相互扯皮，效率低下的領導體系。 --《各種管理法則》 我們通常都會相信，我們的愛好與大多數人是一樣的。如果你喜歡玩電腦遊戲，那麼就有可能高估喜歡電腦遊戲的人數。你也通常會高估給自己喜歡的同學投票的人數，高估自己在群體中的威信與領導能力等等。你的這種高估與你的行為及態度有相同特點的人數的傾向性就叫做「虛假同感偏差」。有些因素會影響你的這種虛假同感偏差強度： （1）當外部的歸因強於內部歸因時； （2）當前的行為或事件對某人非常重要時； （3）當你對自己的觀點非常確定或堅信時； （4）當你的地位或正常生活和學習受到某種威脅時； （5）當涉及到某種積極的品質或個性時； （6）當你將其他人看成與自己是相似時。 --《各種管理法則》 與現在的情況相比，人大代表職業化的一個好處是能夠保證代表的素質，優化代表的結構。第二個好處是有利於逐步明確他所代表的利益群體，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議員選出來，應該代表他背後的利益群體。如果議員不代表他背後的利益群體，而代表全社會的利益，這與現在的口號沒有什麼區別，議會中討論的問題與各個利益群體相關的程度不同，通過不同利益群體代表的競爭、辯論、妥協，才能產生真正有效的立法和決定。第三個好處是有利於提高代表的獨立性，我說的獨立性不是獨立於利益群體，而是獨立於政府，如果像現在這樣，代表由官員指定，只能唯政府之命是從，這樣的議會就免不了成為擺設。職業化的另一個重要好處是促進社會分工的發展。現代社會的發展，分工越來越細，政治活動需要有專業人士去搞，一般的人做不了，政治這碗飯也只有政治家去吃，其他人不能吃；當議員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當的。 --《關鍵在於公開化和透明化》 張曙光 在大的框架不變的情況之下，如果沒有公開化，許多事情可能設計得很好，但是結果往往和我們的願望相反，走到另外一個方面去了。所以，在人大代表職業化的問題上，有一件事情必須解決，就是如何把這些職業化的人大代表的活動和言論能夠公開，包括他們在每年人大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能夠全部分開見報。他們講什麼，在會上是如何表演的，其他人我們可以不知道，這些人必須知道。我覺得，現在公開化比什麼都重要，公開化比什麼都能解決問題。當然，公開化就牽扯到了言論自由的問題。我認為，推進政治民主化，首先需要和可能做的是言論自由，是公開化，這是第一個需要突破的東西，是第一步。我覺得，如果這樣搞，人們就可以看到，人大為了通過什麼決定而統一意見，職業代表這時表什麼態，比如說不同意統一意見，且必須把你的意見公布出來，我想這個事情就能進步。說實在的，咱們現在都是暗箱操作，在桌子底下幹事情，這次十六大的代表以及選舉，到了揭鍋才知道，好多人都是黨員，你知道什麼東西，你連知情的權利都沒有。如果規定了公開化這一條，職業代表們的言論和活動能夠讓社會知道，大家也會監督，事情也就好辦了。這個公開化和言論自由是最重要的。其實，這一點也不難做到。 --《關鍵在於公開化和透明化》 張曙光 每次人大開會的時候，都存在跟行政部門邊界不清晰的問題。我認為在人大代表的資格上應該是有所劃定--人大代表和行政官員不能重疊。他們所履行的職責不一樣，如果重疊的話，會產生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之間應當互相制衡，如果都是一個人，就沒法制衡了。這也可以用公司治理結構來說明：企業的獨立董事，就不能是企業管理層的人。另一個問題就是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的界限劃得不清楚，反映了我們的行政部門過度膨脹的一種態勢。行政部門的人在人大裡面發言的聲音越大，他們的行為越不能得到應有的界定。這樣的一個人大實際上是行政部門主導的，行政部門履行職責的過程當中擴張性地做了很多本該人大做的事情。 --《人大代表是否應當走向職業化是一個可爭論的話題》 盛洪 任何政權都不會推行促成其本身垮台並危及國家穩定的政治改革。根據不同階段的經濟發展需要，穩健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僅符合指導理論，也有利於中國的長治久安。 --佚名 如果清廉的幹部佔了絕大多數，他會公布。現在是腐敗的官員佔了相當的比例。具體的比例是多高，我們當然不知道，但是比例相當的高。那麼他們怎麼可能公布呢。好事不背人，背人無好事。如果動不動就保密，你琢磨琢磨他能幹好事嗎？如果這些幹部中90%多都是清廉的幹部，那麼他們幹嘛不公布？ --周孝正 中國的官場現在是系統性的腐敗。為了確保權力正確行使，必須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要保證老百姓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可是中國恰恰沒有新聞法。知情權這一點就沒有絲毫的保障。所以即使官員們公布了所謂的個人資產，中國的民眾根本無從核實。 --周孝正 正如我們長大成人以後，再不能穿兒時的衣服一樣，那麼我們國家的制度、政府的制度，也要不斷地創新，才能符合時代發展的一個需要。 --美國總統傑斐遜 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合溝通，才能真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 --錢穆 試問哪裡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箇建立得起來的？ --錢穆 將中國改造為現代國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外國人應該靜待中國人自行解決。如果任其自由發展，最終必然會有一種適合於他們性格的解決辦法，我們不應該越俎代庖。只有他們自己慢慢摸索出的解決辦法才是長久之計，而外部勢力在時機尚未成熟的情況下強加給他們的必然是不自然的，因而也不會是長久的。 --英國思想家伯特蘭？羅素 西方現代民主制度自英國誕生之後，其政改主要體現在投票權的逐步擴大，直至實現全民普選。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傳統簡而言之就是只有一個政治中心。而一旦社會出現多個政治中心，必是國家分裂、大亂和民不聊生之時。這種慘痛的歷史記憶已成為全民集體無意識。所以中國未來的政改成功與否，取決於是否遵守這個政治傳統。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西方文明從誕生初期就存在著皇權和教權的二元博弈，並最終產生其競爭性的多黨民主制度。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從人類歷史來看，一個國家向民主轉型往往是代價極為高昂甚至是生死攸關的跨越。全球第一個代議制民主國家英國，經歷了兩場殘酷的內戰，一次軍事獨裁（克倫威爾）、一次復辟和一次光榮革命。儘管如此，相對來說，英國付出的代價還是相當小的。法國 200年來經歷了五次共和、兩次復辟、兩次帝制、一次君主立憲，還有一個短暫的巴黎公社。整個國家幾乎每 20年就出現一次血腥的大波動。其他發達國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這種宿命。德國一戰後雖然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好的憲法--魏瑪憲法，但卻成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日本明治維新的第一個 10年就發生 150多次農民暴動，後來還發生了內戰，死亡數萬人。二戰末期，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被原子彈轟炸的國家。後來，在盟國佔領之下以及冷戰的出現，它們才完成了民主轉型。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對於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或者仍處於危險的轉型中，或者轉型過後仍然處於落後狀態。泰國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憲制已達七十多年，但國家至今仍處于軍變和民變交替上演的狀態下。亞洲其他國家緬甸、印尼、馬來西亞、寮國、柬埔寨、菲律賓等國大同小異：不是軍事政變就是持久的內戰。不僅如此，民主制度總算穩定下來的菲律賓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貧窮和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德國透明國際腐敗排名：印尼 110位、菲律賓 134位。中國是 72位），所以這兩國的民主前景仍然非常暗淡。因為歷史已經一再證明，經濟越發達，民主越穩定。而貧窮、落後和腐敗則往往令民主極為脆弱。 和亞洲不同的是，拉美各國大都是由原宗主國的殖民者的後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傳統上有著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下獨立後，從 1824年到 1848年發生了 250次政變和叛亂，更換了 31位總統。後來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奧？迪亞斯長時期的獨裁統治。 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發。但卻又發生內鬥，讓墨西哥在長達 20年的時間裡陷入內戰。革命結束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獲得了政權，並且一黨獨大統治墨西哥，直到 20世紀末。 2000年墨西哥出現第一次政黨輪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轉型。拉美其他國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魯均有著類似的慘痛經歷。 顯然，假設我們仍然要把西方的制度模式作為政改的方向，中國這種超大規模的國家所付出的代價是無法想像的。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國家都是在當代全球化之前實現的，而在今天一年的進步相當於過去 10年的進步的情況下，這樣轉型的後果則是中國遠遠地被世界拋於身後。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從現實看，在一個國家還沒有產生牢固的民族認同的時候，實行民主，極易導致國家分裂。不僅如此，就是已經建立起穩定和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西方國家，也同樣找不到有效的方式解決國家統一的挑戰。前者有蘇聯、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後來的印尼。後者則有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庫爾德）、英國對愛爾蘭共和軍、法國對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除加拿大一直是和平對抗的方式外，其他各個國家都是依靠武力維持國家統一。 中國基本上是到了 20世紀才成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也還是上世紀初由梁啟超提出的。客觀來說，「中華民族」還沒有成為各民族的共識。這也是為什麼今天仍然存在疆獨、藏獨和台獨勢力的原因。這也同樣是為什麼疆獨、藏獨和台獨勢力都希望中國民主化的原因。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西方是通過漸進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可以說是從種子長成大樹。如果以 1688年的「光榮革命」成功為起點，英國從出現政黨到最終實現普選用了兩百多年的時間。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也基本如此。美國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權，瑞士1971年才實現普選。這個過程經過漫長的充分發育和演變，是伴隨著經濟市場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國家民族化、社會公民化、法制化等發展起來的。但是，自從西方徹底完成民主化後，這種情況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所有轉型國家都是採用瞬間突變甚至是休克方式完成的。這個原因可用一句話作為總結：高級民主一旦產生，就不會再提供低級的合理性。但激進式的民主化所需的代價也極為高昂。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人情社會，廣大農村更是一個宗法社會，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會為基礎的權、責、利清晰的法治社會。經過三十多年的市場化改革，各個層面都已經結成了以利益為基礎的關係網，也就是今天俗稱的利益集團。打破這種網路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權力。但假設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個層面的利益集團利用所控制的資源，將任何能夠挑戰它們的力量通過選票排斥在外，並通過選票將它們的利益合法化。而最高政治權力為獲得選票，同樣需要地方上的利益集團的支持，最高政治權力不但不能如同過去制約各種利益集團反而需要向他們俯首。在這樣的狀態下，社會公正將更加遠離中國。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從三十多年的事實出發，從全球經濟危機各國的表現來看，客觀來講，中國的現行政治制度總體上適合生產力發展、並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歷史性的推動作用。如果從更理想的角度出發，中國的政改一是應從逐步增加決策的透明度、逐步擴大民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權著手，其核心是加強對權力的監督。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這需要進一步增加執政黨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環顧世界，有兩個國家的經驗值得借鑒：華人為主的新加坡和來自西方的瑞士。新加坡執政黨之所以能夠長期執政，很重要的原因是成功地吸納社會各個層面的精英和成功人士。瑞士的另一個異曲同工的做法則是由各黨聯合執政，整個國家沒有反對黨。這一點和中國的國情非常近似，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初，頗有今日瑞士之風範。中國政改從這裡入手，並非難事。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由於司法代表著社會公正，司法領域的改革可以先行。從結果正義出發，一要減少法律的彈性，法條量化。二要判決書規範化、公開化。目前，第一條正逐漸成為現實。第二條在中國已在部分地區試點，如將判決書在網上公布，但尚未成為制度。由於這兩條可有效地減少法官在案件所起的主觀作用，應可有效地遏制司法腐敗。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由於中國正在進行著一場人類歷史從未有過的大膽嘗試和創新，對中國的政改進行細節上的預測是不現實的。但從中國實用理性的傳統出發，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何推進的唯一尺度是實踐，衡量中國政治改革正確與否的標準也仍然只有實踐。 --《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沒有榜樣》 宋魯鄭 在複雜的世界上，堅持單純是愚蠢的。 --沃克米爾 心靈上的疾病比身體上的疾病更危險。 --西塞羅 只有使人看清他自己的為人，他才能變得更好。 --契柯夫 思考是或者應該是冷靜沉著的；而我們可憐的心怦怦跳，可憐的腦子總是興奮，使我們不能思考。 --梅爾維爾 權力越大，濫用職權的危險就越大。 --埃德蒙 政客是政府的人，管理政府需要政客，政治家是已死去十至十五年的政客。 --杜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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