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邊疆、地緣政治和中國的國際關係研究

核心提示：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面臨越來越大的要求，戰略「走出去」，扮演重要的國際角色。就是說，從長遠來看，中國勢必成為國際秩序構架中的一個重大支柱。

一、中國國際關係研究面臨的問題

中國正在崛起成為大國，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至少具有兩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國際關係理論可以用來解釋中國的國際關係實踐。中國具有豐富的國際關係和外交實踐，但這些實踐迄今還沒有提升成為概念和理論。對決策者來說，需要理論來指導外交政策的制定。在沒有國際關係理論的情況下，決策者經常失去方向，不知道如何理解國際事務中所發生的一切，也不知道如何來解決所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另一方面，國際關係理論也可以為外在世界理解中國的國際關係實踐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中國總是在抱怨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不能正確理解中國的國際關係和外交，認為他們的理解在很多場合是誤解甚至曲解，但問題是中國本身沒有提供給外在世界認識中國的方法。方法論很重要。例如，我們在認識美國的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時，就往往採用美國提供給我們的各種方法。美國的國際關係和外交實踐是高度概念化和理論化的。這些概念和理論有助於我們認識美國。所以，每當美國新一屆政府產生的時候，我們總是要研究其會採用什麼樣的國際戰略和外交政策，是現實主義，還是自由主義，或者兩者的結合。中國不能為外在世界提供能夠解釋自身國際關係和外交的概念和理論，外界就很難理解中國。

不過，中國的學術界和政策界也並不是沒有意識到概念和理論建構的重要性。很多人也一直想建構概念和理論。不過，正是在這方面，現狀很令人擔憂。現在主要存在兩種情況。首先是思想、思維「被殖民」的狀況。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尤其是美國的理論完全統治著中國國際關係的研究，甚至思維。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國際關係研究隊伍。不過，國際關係研究大都是簡單複製西方的理論。西方盛行的幾種國際關係理論包括(新)自由主義、(新)現實主義、建構主義等也在中國盛行。西方流行什麼，中國就流行什麼。到現在為止，中國還沒有自己的任何國際關係理論創新。大多數學者只管應用西方理論，而完全忽視了西方的這些理論是如何產生和形成的。他們忘記了西方的這些理論是建立在西方國際關係和外交關係的經驗之上的，它們能夠解釋西方經驗，但不能解釋中國的國際關係和外交經驗。很顯然，中國和西方的國際關係經驗是很不相同的。即使歐洲和美國也有不同的地方，儘管他們在文化方面是類似的。與此相應，歐洲尤其是歐洲大陸的國際關係理論和美國的也是不一樣的。

另外一種情況是，有一些學者意識到西方的理論不能用來解釋中國的國際關係經驗，因此就想在知識領域進行「自主創新」。正如西方學者往往從古希臘城邦國家之間的「國際關係」來尋找思想源泉一樣，中國的一些學者也試圖從中國古代尤其是戰國時代來尋找思想源泉。從春秋時代到近代，中國擁有豐富的處理國家間關係(如果不是國際關係)的經驗。總結中國的經驗很重要。但這不是一個很容易的過程。至少有兩個重大的問題需要解決。其一，當人們去總結中國的歷史經驗的時候，往往還是以西方的思維方式，用西方的思維來解釋中國經驗。有人稱之為「西方概念、中國材料」。中國往往成為驗證或者否定西方概念和理論的一個案例。這種類型的研究很多。這樣的研究表面上看，中國是主體，但實際上形成不了以中國經驗為基礎的中國概念和理論。其二，國際關係是最現實的，現代中國和古代中國所面臨的環境完全不一樣，古代的知識可以有借鑒作用，但很難幫助我們建立能夠解釋現代中國的知識體系。近現代西方學者借鑒古希臘等經驗，主要不是經驗材料，而是探討國際關係的本質，因此他們強調的是權力、思想等具有超時空價值的一些概念。

二、地緣政治決定國際關係

從西方國際關係概念和理論的產生、形成和發展過程來看，地緣政治是一個決定因素。地緣政治既決定了一個國家的國際關係實踐，也決定了這個國家國際關係的概念和理論。在近現代國家產生之前，主導國際關係的是帝國和地方化的政權兩種政權形式。帝國間的國際關係很簡單，主要核心是土地和人口。地方化了的政府更為簡單，對所轄地區(往往很小)提供一種政權形式，往往是象徵性的政權形式。對帝國和地方化的政權形式，理論界並沒有形成概念和理論。在西方，對帝國的研究比較多，但算不上是國際關係理論。國際關係理論是傳統帝國解體之後的事情。

近代國際關係產生於歐洲。歐洲的地緣政治決定了歐洲的國際關係和國際關係理論。和從前的所有國際關係不同，近代國際關係最主要的特點就是主權概念在歐洲的崛起。主權概念既決定了近代主權國家的內部構造，也決定了它們之間的關係。通過國家間漫長歷史時期的戰爭，歐洲國家尤其是西歐國家的內部構造幾乎相同。從外部來說，歐洲國際關係主張主權國家間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強調法律地位的平等是歐洲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特點。為什麼講平等?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地緣政治。歐洲國家沒有一個超然的大國，主要國家間力量相當，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完全主宰另外一個國家。正是因為事實上的比較平等，歐洲國家才會強調平等，而平等必須體現在法律上。

歐洲國際關係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國家間的聯盟政治和權力平衡原則。國家間的平等原則並不是說它們之間就不存在國際關係上說的「無政府狀態下的安全困境」，即因為不存在主權國家之上的權威，追求私利的主權國家會對另一個國家構成威脅。所以，國家間的結盟成為重要策略，來防止另一個國家或者另一個國家同盟的威脅。只有兩個旗鼓相當的力量集團才能構成互相的制約。

歐洲國家間關係的第三個特點即海洋擴張戰略更和地緣政治相關。為海洋所包圍，熟悉海洋，內部資源又非常有限，這些促成了很多歐洲國家走海洋發展戰略，非常成功。這尤其表現在英國。作為島嶼國家，英國成為大英帝國(海洋帝國)似乎是必然的。

大英帝國衰落之後，美國就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體系的領袖。人們一般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把歐洲和美國歸於一類。但實際上，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和歐洲的相差很大。歐洲國家之間強調權力平衡，對外則實行海洋戰略或者殖民主義。從概念上說，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深受歐洲影響。實際上，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基本上是由從歐洲移民到美國的歐洲學者創立和發展起來的。在冷戰時期，美國也強調權力平衡，主要指的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和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集團之間的平衡。這似乎類似於歐洲的權力平衡，只不過是美蘇之間的平衡範圍更大。但是決定美蘇這兩個世界大國的命運的是地緣政治，而非其他因素。蘇聯集團為什麼會瓦解?這裡當然有很多因素，例如經濟制度、政治體系、意識形態等等。不過，最容易被忽視的就是地緣政治。蘇聯儘管征服了其周邊很多國家，把它們納入了自己的統治體系，但維持這個體系的代價和成本極高，遠遠超出了蘇聯的經濟體所能提供的物質上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蘇聯不得不用其他強權方式(軍事、意識形態等)來維持其統治範圍。這種統治方式不斷激發出集團內部被統治國家的反抗。這是一種惡性的互動。同時，蘇聯的擴張野心不僅僅限於歐洲。如果僅僅限於歐洲，蘇聯集團可能還可以多生存一些時間。問題在於，蘇聯也拚命和美國集團在全世界範圍內競爭空間，結果造成了對經濟資源的更大和更快的消耗。蘇聯集團最後的解體只是時間問題。即使沒有美國集團的推動也會到來，美國的推動只是加速了這一天的早日到來。

美國成為霸權和維持霸權的能力也與其所處的地緣政治密切相關。美國和歐洲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關係，和任何歐洲國家不構成直接的地緣政治競爭。這個因素很重要，它決定了為什麼歐洲能夠集體地接受美國的領導權。很難想像，如果美國處於歐洲，歐洲國家會接受美國的領導。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大戰表明，歐洲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戰略失敗了。權力平衡在一段時間內有效，但很難制度化。同時，歐洲各國之間力量的旗鼓相當也表明很難有一個國家建立絕對的霸權。這表明，歐洲需要一個外在的力量來做領袖。俄羅斯是歐洲國家。不用說是不同的文明傳統和意識形態等因素，光地緣政治這一單一因素就決定了俄羅斯完全不可能成為歐洲領袖。美國很自然成為歐洲的領袖。美國和歐洲屬於同一文化傳統，具有類似的意識形態。大英帝國衰落之後，也沒有什麼問題把權力移交給美國。這些都是有利於美國的領導者角色的。但最主要的因素是地緣政治。

地緣政治也決定了美國維持對歐洲的領導和世界霸權的能力，即可持續性。在所有大國中，美國地緣政治是最簡單的，只有兩個鄰國，即加拿大和墨西哥，並且這兩個國家都是小國，無論從哪一個方面都無法對美國構成任何形式的威脅。美國也成功地建立了以其為中心並且意在鞏固其地位的北美經濟區域，使得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經濟高度依賴於美國。同時，美國的政治制度的開放性，有效地減少了這兩個鄰居的被威脅感。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這一做法也延伸到整個南美地區。簡單的地緣政治一方面使得美國維持其在北美的領導地位的成本很低，另一方面使得其有能力來充當世界領袖。如果美國也像俄羅斯和中國那樣，周邊被眾多的國家所包圍，其還能成為世界霸權?

除了地緣政治因素外，美國霸權還有其他兩個重要因素。第一個因素，美國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其所創造出來的財富使得美國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來維持其霸權地位。市場經濟至少有兩方面的意義。首先是市場經濟給美國國內經濟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其次是市場經濟為美國構造了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經濟體系。前蘇聯集團搞的是計劃經濟，沒有市場，因此其集團內部沒有形成一個經濟區域，集團僅僅依靠政治和軍事手段來維持，因此成本非常高。而美國依靠的是市場制度。在冷戰期間，美國與其盟友之間實行「戰略性貿易」，這是一種基於市場之上的戰略同盟。市場不僅整合了美國和其盟友的關係，更是減少了維持和盟友關係的成本。當然，用經濟手段來維持同盟要比用政治和軍事手段顯得「軟」性，更容易為其他小國所接受。不管怎樣，自由市場和民主政治一直是美國用來鞏固其和盟友關係、打壓其敵人的最有效的意識形態武器。

第二個因素是美國作為「稅收」國家這一事實。美國簡單的地緣政治本來就使得其有能力伸展其國際影響力。再進一步，美國也是國際「稅收」國家，即通過向其盟友甚至他國「徵稅」，讓其他國家承擔和分攤維持美國霸權地位的成本。主導世界經濟貿易體制、美元是國際貨幣、消費大國等因素，使得美國具備了這種「徵稅」能力。

很容易理解，現代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反映的是上述這些事實，是對美國的國際現實地位和行為方式的論證(justification)。無論是(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還是這些理論內部的各種變種如霸權穩定論、民主和平論，都是美國國際關係現實的直接反映，並不是如人們所說的國際關係的普遍一般規律。

三、中國傳統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

上面討論了這麼多，主要想說明一個問題，即中國的國際關係概念和理論也必須、必然源自於中國的地緣政治。

傳統上，中國沒有國際關係概念和理論，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處理「國際關係」的政策和經驗。從中國的實際政策來看，可以明確看出，中國的國際行為取決於中國的地緣政治。中國的地緣政治原理和其他所有國家的其實並沒有多少的區別。傳統的地緣政治分陸地地緣政治和海洋地緣政治。隨著技術的進步，今天人們還可以加上太空地緣政治。

中國地緣政治中最主要的因素是邊疆問題。邊疆問題也因此是中國「國際關係」的主體和主題。概括地說，圍繞邊疆問題，中國傳統地緣政治及其對中國外交的影響主要表現出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消極防守。消極防守的方法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長城」了。長城主要是為了防禦外敵的進攻，拒敵人於國門之外。長城也因此成為中國保守國防的象徵。歷史上，中國並沒有發展出像西方那樣的具有擴張性的國家。除了少數民族統治中國時期呈現出擴張趨向，但擴張不是歷史的主流。

第二，與之相關的就是強調陸地國家，限制往海洋發展。中國儘管有很長的海岸線，也很早發展出先進的航海技術，但是並沒有轉化成為發展外部關係的動力。鄭和下西洋非常能夠說明這一點。中國沒有成為一個海洋國家，不是因為其能力，而是因為政府的政策。人們說，中國是一個地鎖國家，但實際上，中國並不是被「地」鎖住的，而是被政策鎖住的。那麼，為什麼要有這樣的政策?這樣的政策並非沒有任何理性。決策者的決策是受地緣政治決定的。中國周邊有那麼多國家這一簡單的事實，決定了中國傾向於實施這樣的政策。

第三，正是因為被眾多的小國家所包圍，為了處理邊疆問題，　周邊外交就變成中國「國際關係」的重點。處理邊疆問題始終是中國傳統「外交」的重點。實際上，中國並不存在近代意義上的國際關係，所謂的外交關係就是處理周邊外交。

第四，朝貢制度。最近這些年，人們對朝貢制度的研究比較多，這裡不再敘述。但要說明的一點就是，朝貢制度是中國地緣政治的表現，就是為了穩定周邊環境。如同其他方面的國防和外交一樣，朝貢制度也具有深刻的保守性。

第五，欠缺處理海洋問題的能力。因為不注重海洋地緣，中國儘管有這麼長的海岸線，但沒有足夠的海洋知識。這種局面即使在進入現代之後也並沒有改變。只是隨著改革開放，中國經濟要素的擴張，從資本短缺國家轉型成為資本過剩國家，才開始有向海洋國家轉變的內部動力。但缺失處理海洋問題的知識貯備和能力的局面到現在還沒有改觀。這尤其表現在處理南海問題上仍然面臨種種困難。

不管人們對中國傳統外交如何評論，這種外交維持了數千年。除了很可惜沒有發展成為海洋國家，中國的邊疆、周邊和區域外交(朝貢制度)還是相當成功的。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其他所有形式的帝國都解體了，只有中華「帝國」生存下來了。如何生存下來的?很多人強調文化的因素。文化當然很重要，但問題是如何理解文化因素的作用。離開了地緣政治，文化就很難解釋。中華帝國能夠在長城之內造就一種統一的文化，這一事實本身就和地緣政治相關。在世界歷史上，很多帝國只顧向外擴張，而忽視了帝國內部的文化建設，因此就缺少內聚力。中華「帝國」經過近代的艱苦歷程，得以實現現代轉型。我們現在所擁有的版圖就是清帝國留給我們的遺產。

四、當代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

那麼，現在的情況如何呢?從近年來的經驗來看，中國的邊疆、周邊外交和區域外交等層面都面臨一大堆的問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解決了很多陸地邊界問題，現在只留下和印度的邊界主權糾紛。但陸地邊界的解決並不是說，邊疆問題就解決了。陸地邊界問題的解決只是管理邊疆問題的一個重要條件。很顯然，邊疆問題尤其是新疆、西藏等地區正在變得更加複雜。同時，海洋邊疆問題突然變得重要起來，尤其是東海和南海。邊疆問題馬上就牽涉到周邊外交問題，而周邊外交和區域外交甚至大國外交都密切相關。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這裡的原因當然有很多，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當代中國外交並不是根據中國自身的地緣政治來制定的，或者說，當代中國外交並沒有遵循中國地緣政治所應該遵循的原則。

無論從哪個角度上說，中國的地緣政治的戰略重點應當在亞洲。中國是亞洲國家，亞洲是中國的大後院。現在講中國崛起，但中國的崛起應當首先在亞洲。如果中國要成為世界大國，在世界事務上扮演一個大國所應當扮演的角色，那麼首先不僅要成為亞洲大國，而且有實實在在的能力來處理亞洲問題。對這些，決策者應當不會有太多的疑問。但是，一旦把焦點轉移到中國的實際外交政策、政策行為和政策績效時，就會發現正是在這些方面，中國的外交政策的方向並不十分明確，並且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挑戰。

當代中國外交的戰略重點在哪裡?這個問題不好回答，但人們可通過考察中國的外交行為得到一些答案。從行為看，在很多年裡，中國的外交重點有二，一是大國外交，二是資源外交。大國外交比較清楚，就是中國和主要大國的關係，主要是中美關係。可以說，這方面花費了中國最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大國外交很重要，因為它是整個國際秩序的構架。中國要成為當今國際秩序的一個重要支柱，就必須參與大國外交並且成為重要一員。

其次在資源外交方面，主要是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關係。這些年來，中國的「走出去」戰略在發展中國家主要是這兩個區域。中國在這些區域有大量的投資，主要是國家資本。同時，中國高層也頻繁而高調地訪問這些區域。給西方的感覺是，中國的確崛起了，其影響力已經達到世界的各個角落。當然，這裡人們也看到，中國高層有強烈的意願和這些區域發展更為緊密的關係。但是對很多亞洲國家來說，則是一種捨近求遠的感覺。儘管中國是亞洲國家，並且是最重要的國家，但這些國家並沒有感覺到中國對它們有足夠的關注和幫助。

客觀地說，不能說中國忽視了亞洲。在中國的外交概念中，周邊外交有特殊的意義，而周邊外交實際上就是亞洲外交。在這方面，中國提出了睦鄰、安鄰和富鄰的政策取向。實際上的行為也不少。例如中國和東盟已經達成自由貿易區，中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和六方會談等多邊組織中起著最為關鍵的作用。在所有這些方面，中國都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但以中國是亞洲最主要大國的角度看，這些成果並不能說是顯著。實際上，中國的亞洲鄰居並不認為中國已經做得足夠多。

可以說，當今世界上的絕大多數熱點問題都發生在中國周邊，其中很多問題和中國直接相關。人們可以列出一長串，主要包括朝鮮半島問題、東海問題(應當包括釣魚島問題)、和東南亞的南海主權糾紛、和南亞印度的邊界問題、阿富汗問題、巴基斯坦問題、緬甸問題等等。

周邊外交問題又很容易轉變成為邊疆問題，例如新疆和西藏問題。前些年，與朝鮮半島也產生了邊疆問題。邊疆問題似乎是中國的內部問題，但導致邊疆問題發生的因素則越來越超出中國本身的控制。同時，邊疆問題儘管發生在中國境內，但很容易變成高度國際化的問題，如西藏問題和新疆的「東突」問題。

應當說，在所有大國當中，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非常特殊。和周邊國家相關的眾多問題，都可以轉化成為重大的危機，稍不注意，就會隨時爆發出來。可以說，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中國除了應付，現在還沒有發展出任何有效的戰略和策略來求得問題的管理和控制，更不用說是解決問題了。

中國不能求得這些問題的解決，但外界則對中國抱有很高的期望。例如在朝鮮核武器危機上，在緬甸問題上，世界本來對中國抱有很大的希望，期待中國能夠下大力氣來解決這些問題，因為這些問題的解決與中國的國家利益也非常吻合。但幾年下來，人們發現中國在這些問題上並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力，並且中國也並沒有強烈的意願來解決這些問題。倒是來自遠方的西方國家在時刻關注著這些問題並施加影響力。中國被視為在這些問題上沒有「盡心儘力」，這更使得西方國家有理由來干預這些問題。西方的干預當然會影響到中國。這是個悖論。你自己不想也沒有能力解決問題，那麼別人就有了充分的理由違背你的意志來解決問題，結果對你不利。

出現這種窘況表明中國在地緣政治戰略上有很大的反思空間。就周邊外交來說，有兩個問題很突出。一是與其他區域相比，對亞洲的人財物力投入不夠。在外界看來，中國往往說得多，說得高調，但做得少。中國的周邊外交中有很多很好的概念，例如睦鄰、安鄰和富鄰，但實現這些目標的行為則很少。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結合自身的國家利益和亞洲的利益，出台了人民幣不貶值等非常有效的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外界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視中國為一個負責任的亞洲國家，並對中國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此後，中國對亞洲外交的投入很少。中國的重點轉移到了和大國打交道，而對國外的投資或者政府援助大多去了非洲和其他地方。中國對亞洲的窮國有援助，但很多年裡，中國的援助並沒有實質性的增多。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周邊外交在執行過程中往往出現很多問題。在同周邊國家的外交中，外交部似乎並非是主角，甚至被邊緣化。地方政府和很多經濟官僚部門則成了主要執行者甚至是決策者。地方政府和經濟部門往往從短期的和物質的利益出發，很難把政策放在國家利益中來執行。在一些地方官那裡，有些錢就覺得很了不起，對周邊國家政府不尊重。也有地方政府大搞公共工程，在境外國家產生了深刻的負面影響。很多年間，周邊國家實際上已經積累了對中國的很多抱怨，只是沒有辦法，需要中國的繼續幫助，沒有發聲罷了。這對中國影響的擴大反而產生負面的影響。中國出了錢和力，但因為執行不當，反而導致很大的抱怨。但有一點很明確，很多國家覺得中國的「錢」很不好用，一旦有機會就去找日本和韓國的幫助。在這一點上，中國有關方面的確需要考量中國的軟力量問題，問一問，花了很多精力，但到底哪些國家是你真正的朋友?

還有一個重大的方面就是在一些問題上過分迷信多邊主義，而無意中忽視了雙邊關係，而在另一些問題上過分迷信雙邊主義，而忽視多邊主義。多邊和雙邊關係有個發展過程。中國從前只相信雙邊，不相信多邊。在很長時間裡，中國拒絕接受多邊主義。但經過這麼多年的轉型，中國現在更重視多邊。在亞洲，中國不但參與和加入現有多邊組織，而且更是積極地組織多邊關係，例如上述的上海合作組織和六方會談。但實際上，很多問題不能通過多邊主義而還是要通過雙邊關係來解決的。中國和周邊國家之間的大多數問題需要通過雙邊關係得到管理或者解決，如領土糾紛問題。即使在經貿領域，因為周邊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也需要中國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雙邊關係。多邊關係是個基礎，必須在多邊關係的基礎上在雙邊關係上多做文章。國家間的信任更需要雙邊關係的推進。和其他區域相比，中國沒有把足夠的精力放在和本區域國家間的元首外交關係上面。令人迷惑的是，傳統上中國本來在亞洲具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正是在亞洲，中國的軟力量嚴重缺失。

不過，很不可思議的是，中國既然在那麼多方面強調多邊主義，但就其本質上來說是多邊主義的南海糾紛，中國則堅守傳統的雙邊主義。南海島礁的糾紛是多邊的，中國和東盟的關係更是多邊的。傳統的雙邊主義因此很不適用。如果能夠從傳統的雙邊主義轉型成為新形式的雙邊主義，就是在多邊構架內的雙邊主義，那麼就會出現一種全新的局面。中國能否實現這種轉型，還要拭目以待。

同樣，中國也要轉變邊疆戰略。傳統上，邊疆一直被視為軍事和戰略要塞。這種傳統到當代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轉型。暴力和控制手段的重要性是很顯然的，但是，這並不是最有效的戰略，成本極高。很多年來，中國開始要把邊疆轉化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領域，讓經濟社會發展成為各種族、各宗教人民的互動平台。但能否把軍事和戰略要塞轉型成為經濟要塞呢?這方面並不很清楚。歐盟、北美有做得相當成功的邊疆政策，中國的一些邊疆地區做得也不錯。發展經濟很重要。中國邊疆面臨著分離、恐怖主義和其他種種極端勢力的挑戰。並不是說經濟發展就可以完全解決這些問題，但經濟發展可以大大減少極端勢力可以動員的社會力量。在世界任何地方，貧窮是極端主義的基礎，而經濟社會發展是理性的基礎。

把邊疆轉型成為經濟社會要塞並不是要放棄軍事和戰略鬥爭。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並不意味著極端勢力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相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會刺激宗教、種族、民族認同等意識的覺醒，一些人會變得極端。對付極端分子，暴力還要繼續發揮作用。軍事和戰略方面甚至會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得到強化。不過，暴力必須處於第二位置，或者隱性的位置，作為最後的安全保障。走在前線的必須是經濟和社會。

五、根據地緣政治調整外交戰略

很長時間以來，因為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大國外交上，中國的外交思維過於美國化，重大國，而忽視小國。中國的戰略和外交必須考慮到中國周邊的特殊環境。即使美國，其小國外交也是有深刻的教訓的。美國並沒有在大國那裡吃虧多少。冷戰期間和蘇聯對峙，美國沒有吃虧。冷戰後，中國和美國合作，美國更是有利可圖。美國的外交和戰略危機大都來自小國，在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都是如此。考慮到周邊特殊的地緣政治環境，中國的危機更容易來自小國。大國關係很重要，也不會被人忽視。但與小國的關係則不然，會不知不覺中被忽視。現在中國的實力還沒有容許中國的影響力到達世界各地，但中國似乎已經成了西方富國的「救星」。這種過分捲入已經使中國力不從心。

根據中國的地緣政治因素，外交政策和策略的重點還是要根據邊疆、周邊、區域和國際化這一等級秩序來決定。很多問題需要國際合作，比如反恐，但基點仍然是邊疆和周邊。需要國際合作是因為恐怖主義的全球化。這一點中國也已經意識到。上海合作組織的一個重點是反恐方面的多邊合作。不過，國際和區域合作並不能取代有效的邊疆政策。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面臨越來越大的要求，戰略「走出去」，扮演重要的國際角色。就是說，從長遠來看，中國勢必成為國際秩序構架中的一個重大支柱。很顯然，要成為這樣一個支柱，中國就必須首先把戰略重點放在邊疆、周邊和亞洲。一旦這些領域發生重大危機，或者中國和亞洲的關係出現重大危機，那麼就會導致中國國際秩序的解體。亞洲是中國的根基，根基不穩，談何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