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憲王朝:袁世凱的「自毀遊戲」


編者按

今年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或叫「未遂的王朝」洪憲王朝發生一百周年。1915年8月23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6人成立籌安會,公開支持袁世凱恢復帝制,實行君主立憲。1915年10月16日,籌安會改稱憲政協進會。我們該如何評價這個不光彩的洪憲王朝?中國社科院研究院馬勇老師認為,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要從大的環境來分析他的主觀訴求和客觀效果是什麼,一百年過去了,我們首先應該做到的是心平氣和地追問洪憲王朝、帝制復辟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在過去的30年,我一直比較關注袁世凱的研究。我自己最早講袁世凱的文章是90年代初發表的,主要是討論辛亥革命後為什麼會持續出現帝制復辟思潮,甚至一次又一次出現帝制復辟運動。洪憲王朝是一次。袁世凱失敗之後也沒有完全阻止中國人對帝制的期待,沒有完全阻止帝制復辟。1917年,張勳擁戴清廢帝溥儀復辟。這算是民國初年最後一次影響巨大的復辟事件,儘管時間很短。此後,重回帝制的可能幾乎被完全封死。這是政治上的情形。

至於文化上,思想上,真正將帝制思想從中國人的大腦中逐漸驅逐,讓中國人覺得不可能再恢復帝制,這應該歸功於陳獨秀1915年創辦的《新青年》雜誌。這個雜誌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發生,今年也是一百周年紀念。

而新文化運動發生的直接動因,就是袁世凱的帝制復辟,就是亂糟糟的1915年。

如果歷史主義討論問題,袁世凱帝制自為,可能並不是簡單地恢復一家一姓之天下,而是面對亂局尋找一個解救之道。袁世凱帝制復辟的政治訴求,就是要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這是武昌起義之後,絕大多數人中國人的共同認識。只是袁世凱的做法不太對,因而引起巨大反彈,直至毀滅。

袁世凱之後,張勳之後,尤其是1920年代,中國人向蘇聯學習,找到了「以黨治國」的辦法,帝制復辟徹底消停。如果袁世凱之前知道「以黨治國」這種方法,那麼他斷然也不會稱帝。「以黨治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的事情,袁世凱顯然不可能知道。

從大歷史的觀點看,袁世凱是近代中國轉型期傑出的政治家。我們現在所知的有關他的形象都是片面的、不公平的,原因是什麼呢?這始於1913年的「二次革命」。宋教仁被刺事件發生後,南方的孫中山、黃興組織江西幾省都督起兵反袁。我們過去一直將這個行動叫做「二次革命」。幾年前,我在一個論壇上說,如果我們將這次反袁視為「二次革命」,那麼袁世凱對南方的強力鎮壓就是「反革命」。顯然,這樣的表述是有問題的。那麼應該怎麼準確的來表達呢?這是這麼多年來我們要推動事實本身的研究所在,我們應該有一種超越性的眼光,超越袁世凱和那一代人的恩怨來研究。我們討論的問題都是袁世凱和孫中山之間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用超越的眼光來看他們,就很難看到歷史真相。這種研究的結論,不是為袁世凱翻案也不是批評孫中山。孫中山在袁世凱之前是政治上的少數派,革命黨在袁世凱去世之前二十年發展中,並不是中國政治勢力的中心力量。1894年,興中會成立,一直到1907年才開始大規模暴力革命,一直不是中國政治的主流。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到袁世凱去世這四五年中,孫中山和黃興策動二次革命,失敗後,孫黃的政治困境更加困難,更加不是政治的主流。

袁世凱去世之後,中國政治形勢在慢慢變化。北伐之後,國民黨奪得了政權。在這個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當中,袁世凱被描述成一個我們今天知道的大概形象。

過去講到1894年甲午戰爭,袁世凱所呈現給我們的是負面的形象,因為他在之前的十年統治朝鮮是有問題的,我們今天的研究所得到的結論並不是完全這樣的。1894之前的十年,袁世凱對朝鮮的發展,其貢獻還是正面的,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他在1898年的戊戌變法當中出賣了維新派,我們教材還是在這麼講述的。真實情況是他知道康有為的政變計劃,因為他當時是清朝的副部長,如果去報告也是無可指責的,更何況,袁世凱是「有密未告」,因為他不同意譚嗣同武力奪權計劃,他不同意,就意味著譚嗣同們不可能成事,因而他也就沒有大舌頭似的到處亂說。

還有一個問題是兩宮死亡。現在的研究,基本可以證明跟袁世凱沒有關係。

武昌起義發生後,袁世凱認為這是反朝廷的事情。在收到清廷召喚後,他又出發了。當時清廷的改革已經裹足不前了,袁世凱希望利用外部壓力推動改革發展。到1911年12月,和平妥協不能實現後,袁世凱接受了部下段祺瑞等將領的「強硬性」建議,放棄了清廷,走向共和。在清末民初很長一段時間,「非袁莫屬」是朝野各界關注中國問題人的一個基本共識。在清末十年,袁世凱有效推動了君主立憲,做了大量工作。進入民國,應該說,袁世凱是一個有限的共和主義者,在走向共和的大勢所趨下,他承擔起了這個責任。但很快袁世凱感受到了當時政治架構的不足。實事求是說,袁世凱做臨時大總統時的《臨時約法》是有問題的,這是因人製法最典型的一個案例。好在《臨時約法》的期限是一年,要求十個月後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制定正式的民國憲法。然而這個臨時憲法在一年之內出現了問題,袁世凱在第一個任期就換了三次內閣,出現的大問題就是總統許可權的不完整,《臨時約法》規定總統發布的重大命令必須由國務院、國務總理或國務員的副署,否則就不生效,所以就沒有給予總統充分的授權。1912年10月,依照《臨時約法》的規定,袁世凱以臨時大總統的身份發布總統令,召集國會,制定國會的選舉辦法,國家選舉氣象大好,大家主動選舉、競爭也很激烈。這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選舉,也有賄選和假票現象,但是均遭到非常嚴格的處理。國民黨通過組合成為了第一大黨,宋教仁當選為理事長,之後便風塵僕僕的到處參加選舉。通過1912-1913年的選舉,中國人的力量都被動員了起來。那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然而,1913年3月20號,發生了宋教仁上海被刺殺案。那時普遍的看法,作為國會大黨領袖,宋教仁將競爭總理,他能威脅到的就是現任國務總理趙秉鈞。換言之,宋教仁此時的風頭不管怎樣強勁,都不是去與袁世凱爭天下,他只能是袁世凱的盟友,而不是袁世凱的政治對手。這一點袁世凱清楚,不可能去殺一個對自己無害的人。宋教仁也清楚,所以他在生命最後時刻依然請黃興代為致電袁世凱,請求袁世凱繼續推動憲政,如期召集國會,為中國制定一部好的憲法。與宋教仁的判斷不同,孫中山覺得袁世凱溢出了共和軌道,所以他就組織國民党進行反袁起義。這時,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事實了,一個合法政府無論如何不會允許境內發生暴力革命,不會容忍用暴力推翻自己。這個道理太簡單了。面對南方革命黨人可能發生的暴力反政府事件,袁世凱在北京向外國記者說:孫黃如果執意暴力起事,政府一定不會放過他們,一定會動用一切力量予以鎮壓。袁世凱認為,正義在他這邊。事實也確實是這樣,孫中山黃興在「二次革命」後威望一落千丈,甚至成為眾矢之的,只好灰溜溜流亡到日本去了。整個國民黨受到了很大質疑。4月8日,宋教仁去世後不久,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正式開會,宋教仁就是要從上海到北京參加這個會議被殺的。國會的目標:一是選舉大總統;二是給中華民國制定一個永久的憲法。如果沒有發生宋教仁案,這兩件事情會有一個圓滿的結果。宋教仁案之後,國會裡國民黨成為了大黨,如果當時參眾兩院在這過程當中好好盡自己的職責,去為國家制定一個永久憲法,再去制定一個好的總統選舉法,應該說中國可以度過宋教仁案引發的危機,宋教仁案就成了一個司法問題。當時參議院和眾議院互選30名議員成立一個憲法委員會來制定憲法。頒布了憲法委員會條令,裡面規定了任何其他力量不得干預憲法委員會的獨立性,兩院的議員可以旁聽沒有發言權。到10月時,憲法草案大致完成。民國元年以及民國二年,政治面臨的困境就是因為最高權威的分裂,大總統沒有最高權力。國會被召集起來制定憲法,然後選擇總統。而宋教仁案後根據特殊國情,各黨協商,國會先選總統再制定憲法,袁世凱是總統的不二人選,於10月10日就職,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

袁世凱當選後就職後,憲法還在制定中,當時的方案有沒有解決之前遇到的問題。而且有一些人意在遏制袁的權利。因此袁世凱已經成為總統了,憲法還沒制定完,袁提出了一個方案:總統公布憲法權,未來行政架構中,總統擁有絕對權,只對國會負責,而不是讓國務院、國務總理分享權力,分割權力。

憲法起草委員會對袁世凱的建議案不予討論,而是堅定不移地公布了他們制定的憲法草案。由於這個憲法草案在天壇的一個會所制定的,因而歷史上習慣稱之為「天壇憲草」

「天壇憲草」是一個很不成功的憲法草案,沒有根據民國建立兩年來的實踐對《臨時約法》進行修正,而是堅守了《臨時約法》的權力構架,繼續讓議會、國務院、國務總理分割大總統的權力。假如袁世凱接受這樣的憲法,那麼在他的任期內,其施政情形與民國元年、二年沒有多大差異。換言之,就是什麼事情也別想干成,中央政府將陷入無休止的政治衝突中。

袁世凱無法接受「天壇憲草」,但他確實不該向各省都督、民政長呼籲,將各省軍政民強勢人物引進來一起爭論,討論天壇憲草。各省都督、民政長原本就對民元以來省議會專政非常不滿,因而他們隨聲附和,異口同聲反對「天壇憲草」,要求袁世凱解散國會,收繳國民黨議員的證書徽章,處置參與南方革命黨人反袁起義的國會議員,從而引發一場嚴重的「國會危機」。

國民黨議員的離開,國會無法繼續履行職責。袁世凱在幕僚們的建議下,以政治會議行使國會功能,制定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這部憲法在歷史上被稱為「袁記約法」,其含義就是太過於遷就總統的利益與權力了。「袁記約法」緩解了民國初年部分的政治緊張,但緊接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中國選擇了中立,而德國、英國、俄國諸大國都是參戰國,他們的一個戰場就在中國土地上。日本以「英日同盟」的理由介入了戰爭,把山東的膠州灣從德國手中接管了。1915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條》,在之前的二十年,中日關係發展很親密,1898至1915年的中國變革得到日本很大的幫助。《二十一條》第一條是山東的問題,日本要求享有中國之前給予德國在山東的特權。第二條是滿蒙問題。俄國之前租借的鐵路怎麼能夠轉移到日本手中。第三條是漢冶萍公司問題。日本成為中日合辦公司。第四條和第五條對中國有傷害,這是從國家利益角度出發的結論。日本要求中國警察制度的改革多聽聽日本意見。日本人在中國內地有旅遊等特權。日本沒有很好的表達這個意思,讓袁世凱覺得日本要滅了中國。於是袁把條約內容向其他大國有意識地泄露了,爭取他們的同情,儘管之前日本要求這些內容是保密的。袁世凱也是想通過這種方式喚迴流失的人心。四月底因為世界輿論對日本不利,於是給中國發了一份最後通牒。袁世凱於5月9日答應了日本的很大一部分要求,並悲情透露這是一個國恥。中日談判將近結束的時候,楊度上了一個內參,「君憲救國論」。中國要想強大,不被別國欺負,必須重走君主立憲的路。袁世凱很欣賞這篇文章,於是一些人士開始朝著君主立憲方向運作。楊度找嚴復講,中國目前的形勢很是嚴峻,究其原因是大總統的權力受到各方面制衡,無法發揮。中國不應該走共和體制,而是應該維護君主架構。嚴復從來就不是一個共和主義者,他在武昌起義發生後始終認為中國應該堅持君主立憲體制,假如大家都覺得小皇帝不合適的話,那麼可以考慮重新選舉一個成年皇帝,也可以廢止攝政王的權利。嚴復認為,蒙古、新疆、西藏這些新開闢的土地所臣服的是滿洲皇帝,如果中國現在廢除帝制,讓滿洲皇帝退位,那麼這些邊地遲早會脫離中國。嚴復的預感迅速得到驗證,蒙古宣布獨立,甚至比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還早了一天。基於這樣的認識,嚴復自然不會反對楊度的「君憲救國論」。楊度從嚴復的談論中獲取了動力,緊接著,他又找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劉師培等人討論,並進而組織什麼「籌安會」。籌安會的出現,是一個很嚴重的事件,但這個事件一方面迎合了袁世凱的心理,另一方面確實屬於民國政治的自由權利,無法從法律層面予以禁止。但是這樣的公開討論、鼓吹影響很壞,進而在知識界、政界形成了一個復辟帝制的風潮。以至於馮國璋見到袁世凱當面就問你是不是想做皇帝?袁世凱講這是外界的謠傳,表白他自己從臨時大總統誓詞開始,已經不再認同帝制了。有人認為袁世凱是在欺騙馮國璋,其實不然,如果他要做皇帝,應該跟這些好哥們講清楚爭取他們的支持,這說明袁當時還未稱帝想法。這是1915年的六月份。

而他的大兒子袁克定此時弄了一個報紙,不斷登一些諸如外界人士希望袁稱帝的消息,以致使袁世凱誤判了當時的形勢。同時當時所聘請的一些憲法顧問古德諾、有賀長雄也認為當時的中國走共之路有些早了,重回帝制不失為一個好辦法。當時,1915年,小皇帝還在宮中,這種環境之下,重回帝制也不是不可以。

袁世凱長子袁克定

各方面輿論推動著民粹,希望袁世凱稱帝的請願書絡繹不絕飛至他的面前,寫請願書的人包括後來被稱為反袁英雄的蔡鍔、唐繼堯。這讓袁世凱以為大家都期盼他稱帝,袁世凱後來崩潰的原因也在於此。在籌備洪憲王朝時袁世凱要封他的親家黎元洪為親王時,被黎元洪拒絕了。這沒有引起袁的重視。段祺瑞對袁世凱忠心耿耿,看到袁世凱被蒙蔽卻聽不進去建議,便請病假隱去了。嚴修是袁世凱的家庭教師,之前常常來見袁世凱,在袁籌備帝制期間卻再不登門,這件事也沒有引起袁世凱的注意。徐世昌看到這個形勢也回家寫字、編書去了,不攙和這個事情。當一切籌備妥當,袁世凱1915年底宣布明年改元「洪憲」,洪憲王朝進入成立前的倒計時。讓袁世凱無論如何想不到的是,就在這時,最先贊成重回帝制的蔡鍔,卻與唐繼堯、梁啟超等人宣布反對帝制復辟,宣布討伐袁世凱,宣布護國。好在袁世凱並沒有一意孤行,他發現不僅國內政治家反對帝制復辟,列強實際上也很少贊同中國重建帝國。於是,袁世凱讓一切稱帝活動停了下來,將當這件事沒有發生,他既然沒有稱帝,沒有登基,那麼他理所當然還是共和國的大總統。袁世凱的打算引發了南方的不滿,此時的袁世凱陷入了困境中。是成為一個老百姓呢,還是繼續處理此事呢?在這樣的一個狀態下,慢慢找到了退位的方法。但是到袁世凱去世為止,仍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今天很公平的說,如果當時袁世凱什麼都不管了,那麼必然會引發更大規模的內戰。假如袁世凱當時沒有去世,他不當選總統了,但是要選出另一位新總統,那麼他的威望才重新會回來。但是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有一個傳聞講,袁世凱家族的人壽命都較短,用喜事沖一衝會好一些,但是沒有成功。我分析,袁世凱臨死前對自己所作所為是極為後悔的,他一生很少做錯事,卻在老年做出了這樣的荒唐事。袁世凱本有希望做中國的「華盛頓」,大家對他的期望也是很大。1912年,袁世凱發通電講,我不會做中國的拿破崙,即使我做不成中國的華盛頓。大歷史的局限下,他無法把握自己。

袁世凱最後的結局是一個悲劇,而洪憲王朝給中國的教訓也是很深刻的。有人講中國人民沒有憲政的能力、民主的能力。這個說法可能並不對。事實上,自1901年開始的新政改革,中國人的民主憲政能力就已經發揮的很好了。評價一個歷史人物,要從大的環境來分析他的主觀訴求和客觀效果是什麼,有哪些偶然因素影響著他。(來自作者在鄭州「紙的時代書店」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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