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東林：江湖最後一個老粗(南方都市報 2009-12-27)

就任大總統時的袁世凱。

《晚清有個袁世凱》，趙焰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12月版，28.00元。

《袁世凱與中華民國》，白蕉著，中華書局2007年6月版，24.00元。

林東林

□出版社編輯，上海

近現代以來，無論廟堂還是坊間，都對袁世凱言必惡聲。在他的蓋棺論定中，亦總少不了三大罪名：戊戌告密、背叛民國和洪憲復辟。其中尤以戊戌年間，袁世凱出賣譚嗣同向榮祿告密，以戊戌六君子的一腔熱血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這一節為世人所津津樂道。

然而歷史不過是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且也如柯林武德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所以，我們所謂的歷史公道，有時候也不乏是一時一地的偏見、成見與異見。近些年，曹操所背負的歷史罵名一再被正名，以及民間寫史的興起，也說明我們一再被灌輸的歷史定見，是靠不住或者說有立足未穩之處的。那麼對距今不過百年的袁大總統，當也應作如是觀。

晚清民初的中國，實在是「三千年來一大變局」，其波折詭譎不啻於戰亂的三國，且與三國相比，這個古老的帝國還要應付垂涎欲滴的環嗣列強。在這樣的背景下，袁世凱想不出頭都不行，更何況他的生平志業和天賦性情亦正在於此。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荒於詩書的大老粗和精於詩文的建安雅士，倒是不乏相似之處，即都可堪任「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而事實上，以袁世凱的權變和才幹、處變不驚和處驚會變，他亦早晚會是曹操第二了。

在晚清政壇，張之洞和袁世凱也堪稱一個鮮明的對照，一個被稱為「有學無術」，一個被稱為「不學有術」。在李鴻章與八國聯軍的談判中，張之洞對議和大綱指手畫腳，李鴻章即毫不客氣地直言，「不料張督在外多年，稍有閱歷，仍是二十年前在京書生之習」，甚至告誡他珍惜四錢銀子一個字的電報資費，不要動輒「屠財」，亂髮空洞無物的電報長文了。

對這個慈禧朝的文膽、當代文宗、雙料宰相，袁世凱當然是看不上，他甚至曾說出「張之洞是講學問的，我袁某是辦事情的」這樣的狂言，而在這個波端百出、愁雲慘淡的晚清政壇，恐怕也只有袁世凱這個理繁治亂之才能有所勝任，卻到底非清流黨人所能制衡了。

而與他的師父李鴻章、師祖曾國藩相比，袁世凱更像一個實用主義者，因為不讀詩書，沒有文化人的酸腐之氣，他倒少了許多牽絆和掛礙，好處壞處他都瞭然於胸，曾國藩雖然也會文人將兵，但他更多的是做學問和談心性，處處以王陽明為師，且政局的巨變，晚清民初的帝國山河日下，外有列強，內有革命黨，亦使袁世凱不得不考慮中華帝國的新局面。

曾國藩當然有實力稱帝，但他卻不會恣意妄為，他由一介草民，學而優則仕，十年寒窗苦練內功，內聖外王，他是要做聖人的。而對尚權謀、握兵柄的袁世凱來說，他至始至終都未想做聖人，所以拒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對他來說太難太難。論道德論操守，李鴻章不如曾國藩，袁世凱又不如李鴻章，一門三師徒，看來人格也是遞減的。

在中國歷史上，開國之君歷來多是草莽之輩，劉邦如此，朱元璋亦如此，成吉思汗更是如此，偏偏是草莽勝了權貴和讀書人，到底還是應了毛主席那句話，老粗出人物。而袁氏這個大老粗之所以稱帝不成，非他無帝王之資，而是彼時非稱帝之機。此外，他的氣度與學養、機智與權詐，一勝一負，在他坐大後兩兩相抵，也註定他能成大業，而不能成大器。

稱帝乍敗後，袁世凱曾對張一麟吐露真言：「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縱觀袁氏一生，他與讀書人的張弛，貫穿了晚清始終，真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臨到頭了他才明白今生今世的成敗所在，但他到底也不委罪於他人，而是知恥近乎勇。

還是胡蘭成說得好：「五四時代是個分水嶺，從此軍閥要過時，國會的花要謝，從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幕府以來的士，從袁世凱訓練下來的新兵，都要讓給新的知識分子與北伐革命軍了。五四時代是中華民國要發生無數大事之前，釀花天氣風風雨雨的豪華。」

中國是五千年的天下，到了這個帝國不再的年月，終於要換一換節氣了，而老粗的時代，是從此不再了，亦仍復回歸於「宰相須用讀書人」，無數的民國海龜們要等著登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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