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高論（20130228）

一周高論（20130228）2013-03-05 09:57 來源：南方周末　　N0.1土壤污染信息是「國家秘密」？　　《新京報》 2013年2月26日社論　　（原文摘編）據報道，2013年2月24日，董正偉收到了環保部的政府信息公開告知書。令他失望的是，對於他所提出的請求環保部公開「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方法和數據信息」的申請，環保部以「國家秘密」為由拒絕公開。　　媒體沒有披露環保部門依據什麼標準，來認定全國土壤污染狀況屬於「國家秘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國家秘密屬於不公開的例外。　　但「國家秘密」不是什麼都能裝。保守國家秘密法及其實施細則，規定了國家秘密的範圍和密級，同時也規定，法律、行政法規規定公開的事項，應當依法公開。　　具體到土壤污染狀況，信息關乎每位公民的切身利益。如2006年7月，蘇州一家化工企業搬遷後留下20畝毒地，導致六名築路工人挖土時昏迷。若有一張詳盡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地圖，類似的悲劇將大減。而且，國務院有「未治理毒地不能建住宅」的規定，只有土地污染信息的全面發布，民眾才能知曉規定是否落實。　　土壤污染還在更多層面威脅著民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比如，很多被重金屬污染的土地仍在生產稻米等，土壤污染通過農作物種植以及食品傳播，對更大範圍的民眾造成了健康損害。　　「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方法和數據信息」是基於一場耗資巨大的摸底調查。花費了納稅人龐大的一筆調查資金，卻不公布最終的調查結果，如何能取信於民？希望有關部門對民眾的訴求做出更明晰的回應。　　【推薦理由】全國土壤污染情況真的是「國家秘密」嗎？如果是，為什麼「泄密」的官方機構那麼多呢？如2013年1月社會科學院發布《2012年城鄉一體化藍皮書》，稱農業部門近5年農業環境質量定位監測的結果表明，湘江流域農產品產地受重金屬污染的面積已逾118萬畝。又有媒體報道，國土資源部統計，目前全國耕地面積的10%以上已受重金屬污染。是不是社科院、農業部和國土資源部等部門「泄密」了呢？　　N0.2 奶粉限購讓香港內地受傷　　騰訊《今日話題》 2013年2月25日　　（原文摘編）日前，香港宣布，為打擊水貨客帶走大批奶粉，政府將修訂《進出口規例》，規定個人限帶1.8公斤（約兩罐奶粉）離境，而若違規則需面臨最高被罰款200萬及監禁7年的刑罰。新法將於2013年3月1日生效。　　對此，不少香港市民認為此舉將有效緩解香港的奶粉荒，但奶粉銷量猛增而導致本地奶粉被「掃光」的情況在香港並不存在。香港本身不是奶源地，也沒有關稅。對香港市場來說，需求量增加就會拉動進口量增加，整體上不可能出現奶粉荒。2008年香港進口奶粉1.51萬噸，到了2012年上漲了194%，達到了4.44萬噸，對需求的反應很靈敏。　　業內人士港九藥房總商會理事長劉愛國就曾表示：「香港大多數品牌奶粉都是有貨的，只是少數幾款嬰兒奶粉供貨不足。」對業界的說法，香港官員也是首肯的。　　在自由市場中，政府究竟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上屆香港特首曾蔭權的一段話可供參考，在回答「要不要限制內地人涌港買樓以平抑樓價」時，他說：「樓市不能限制內地和海外買家，否則會扭曲自由市場，也可能違反國際條約。」　　香港科技大學雷鼎鳴曾這樣評價奶粉限購：有種說法是香港的奶粉市場已被龐大的來自內地的需求扭曲了，市場機制不能正常運作，所以必要政府介入。這個論述十分荒謬，在全球一體化下，世界早已進行著大規模的分工，一個富士康就可以提供滿足整個世界需求的蘋果產品。奶粉沒有理由是特例，更何況奶粉荒本就不存在。　　香港「奶粉荒」之說夾雜著民粹主義和排外情緒，「限購」是主動浪費掉香港品牌所帶來的商機，給香港「自由市場」和「購物天堂」的招牌抹了黑，長期是對香港核心競爭力的疏遠。　　【推薦理由】市場經濟是消費者主權的經濟，有錢有需求就不愁買不著東西，內地家長對高質量嬰幼兒奶粉的強勁需求，那不是商家夢寐以求的嗎？有哪個商家會擔心顧客買太多而不願意多賣的？生意人夢裡碰到這樣的情況，笑都要笑醒了。當務之急，內地奶粉廠家要爭氣，用過硬的質量把人心和需求逐步贏回來；政府也可以大幅度降低乃至取消進口奶粉關稅了，高質量奶粉事關祖國未來的健康快樂成長，難道不是最大的民生嗎？　　N0.3 大部制改革必須真正轉變政府職能　　《東方早報》 2013年2月25日鄧聿文　　（原文摘編）提交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二中全會審議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草案）》稿，把政府職能轉變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繼續簡政放權、推進機構改革、提高行政效能。　　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政府管理體制尚未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表現在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和微觀管制過多過細，行政角色突出，服務功能不足等；體現在政府機構的設置上，就是分工過細、性質趨同、職責交叉、機構臃腫。　　行政職能的錯位和交叉，不僅會造成部門之間的扯皮，過多經濟資源被行政機構自身消耗掉；也無法履行社會管理等職能，無法提供合格的公共服務。因此，必須對現有政府機構進行有效整合，通過減少機構數量，使政府運作更有效率，更符合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角色定位。　　因而，即將開始的國務院機構改革，就不能僅僅是機構的合併，而必須將職能轉換放在更突出位置。任何偏離這一任務的機構改革，都很難保證它不會像之前的機構改革一樣，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而一旦出現這樣的結果，產生的危害更大，因為政府手中的權力並沒有變，會把過去分散的部門利益，積聚為集中的部門利益。　　【推薦理由】轉變政府職能，只要不折不扣履行「新兩個凡是」的原則就行了：「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夠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採用事後監管和間接管理方式的事項，一律不設前置審批。」這樣才能遏制住部門利用行政審批和行政許可設租尋租的衝動，蓄養自發秩序。　　N0.4 勞動人口下降，人口政策亟須調整　　《南方都市報》 2013年2月25日社論　　（原文摘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2年統計公報指出，2012年中國15-59歲的勞動人口數量為9.37億人，比上年末減少345萬人，下降幅度為0.6個百分點。　　我國當前，一方面勞動人口下降，一方面老年人口比重持續攀升，公報顯示，2012年我國大陸60周歲及以上人口19390萬人，佔總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個百分點。意味著我國已進入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而人口撫養比率升高的時期，且由於生育管制的存在，這一狀況將長期保持甚至擴大。　　人口拐點的到來，帶來了養老和經濟持續發展等諸多問題。　　日前中國社科院《社會保障綠皮書》顯示，月養老金低於2615元平均水平的佔到總人數的77.3%。由於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一對夫妻養四個老人的狀況並不罕見。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針對勞動人口的首次下降，「研究適當的科學的人口政策也是很必要的」。　　人口政策的調整，長遠看有助於勞動力資源補充，減緩老齡化的衝擊，但其滯後性決定了無法解決眼下即將面臨的經濟困境，因此還需要別的招，如在勞動人口絕對數量下降之時，可通過戶籍制度改革等方式挖掘潛在的人力資本，以打破壟斷、減少審批等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等。　　是的，當中國站在人口拐點處，人口政策與公共治理等均需調整轉向，方能消弭對經濟社會的種種衝擊，托起一個更有希望的未來。　　【推薦理由】1980年，中共中央發表《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說，「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3年距這一公開信發表已32周年。又根據2012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只有1.18，為全世界最低，對人口政策的反思和調整勢在必行。　　N0.5 奧爾森的政府起源學說　　《新世紀》周刊 2013年2月25日梁文道　　（原文摘編）政府恍似天然，自有永有，其實大家又都不曉得怎樣去闡明它的來歷才好。於是學者便為它想出了不少故事，例如，以研究集體行動聞名的政治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Lloyd Olson），他的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很久以前，在政府還不存在的年代，一幫社團四處打家劫舍，掠奪百姓的收穫。不過他們漸漸發現這麼搞下去效益很低，因民不聊生，他們自己也所得不豐。於是他們由流寇變成坐寇，每年在固定時間收取一定比例的收成。如此，老百姓勉強安居樂業，而社團的收入也有保證。　　社團現在還明確了地盤觀念，曉得保護百姓，不讓來自其他地方的匪徒侵入，不使肥水外流。久而久之，坐寇成了政府，保護費成了稅收，地盤變成國土，防止對手分羹就叫做國防了。　　正如其他一切類似的故事，奧爾森的「坐寇理論」意不在歷史的真實，而在於突出政府的某種性質。延續了把政府視為掠奪者的思路（而非把政府看成保護者的傳統）。　　政府（「坐寇」）也有內在結構的問題，隨著其規模擴大，這些內在問題也會愈形激烈。有些學者便用類似的模型，去理解部分非洲國家老是治不好腐敗並且越治越動蕩的情況。　　問題是社團規模的擴大傾向，正如一切官僚機構皆有其不可遏止的膨脹傾向一樣。社團一旦擴張到某個規模，重擔就會都壓到生產者頭上。到最後，這些被剝奪者要不是找路外逃，就是無心工作。於是那些國家的經濟就開始凋敗。這是為什麼必須限制政府規模的原因。　　【推薦理由】關於政府起源的學說，除了大家較不熟悉的奧爾森流寇—坐寇論，還有耳熟能詳的社會契約論：一群人互相訂立契約，把保護生命財產的權利和報復權不可逆地讓渡給政府。這種學說認為政府收的稅是其所提供服務的「價格」，意在突出政府的合法性來源。而在奧爾森看來，政府稅收是強制性的，同其提供服務與否沒有關係，意在突出政府的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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