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張愛玲要不斷重寫同一些人同一些事？｜她的文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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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的文學世界

作者：陳子善 / 止庵等

主編：宋以朗，符立中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年：2012-10

定價：26.00元

本書是對二〇一〇年張愛玲北京紀念研討會的全記錄，共分為「張愛玲的文學視野」、「張愛玲的雙語創作」、「張愛玲與視覺藝術」、「張愛玲的晚期風格」四個部分共十二篇論文，出自兩岸三地最權威的張愛玲研究專家之筆。一年來，與會專家學者對各自的文章做了多次、深度的修訂，編排中插入了現場講解的PPT內容插圖，力求為不能親臨現場的讀者還原研討會的盛況，升華閱讀視角，了解全方位的張愛玲。

本書另有附錄「張愛玲大事記」，以年表形式記錄了張愛玲一生的生命經歷和創作歷程。

張愛玲一直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特別的存在，是文壇上永恆的傳奇。她俘虜了眾多讀者，「張迷」遍布全球；她的才情影響深遠，獨成「張派」一脈；「張學」漸成一門顯學。近年來，隨著《小團圓》等作品的發現、張愛玲新版全集的出版，張愛玲的文學魅力又一次席捲了華文世界，她更已上升成為一種文化符號。

適逢張愛玲冥誕九十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台灣皇冠文化、香港皇冠文化、北京新經典文化和青馬文化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為張愛玲舉辦了盛大的紀念、研討活動。這是大陸地區首次舉辦大規模的、純粹交流研討性質的張愛玲紀念研討會，遍邀海內外張愛玲研究專家，為讀者做深入淺出的講解與導讀，讓大眾真正了解一個妙筆繪世的張愛玲、一個真實的張愛玲、一個全方位的張愛玲。

記得《重訪邊城》有幾句話是這樣的：「越是妙語越是『白扔掉』，不經意地咕噥一聲，幾乎聽不清楚。那一份閑逸我特別欣賞。」完全可信手拈來當作我對張愛玲的讚美。為了這份心意，我和符立中先生編輯出這本張愛玲紀念文集，獻給她的讀者，以及——TheOne And Only 的張愛玲。

——宋以朗

序：我看，看張

宋以朗

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是張愛玲誕辰九十周年紀念；也正是這個九月，張愛玲去世十五周年。我想藉此時機總結一下近年她幾部遺作的出版概況，也分享一些個人感受和觀察。

隨著《重訪邊城》《小團圓》《異鄉記》《張愛玲私語錄》《雷峰塔》和《易經》的問世，張愛玲再一次成為大眾焦點，其人氣之鼎盛甚至比她生前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她的遺稿究竟應否出版呢？到今天依然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簡言之，這裡有兩派互不兼容的意見：一派主張毫無保留地出版她寫過的每一個字，另一派則認為她生前沒有發表的，就應該永不發表。這顯然是一個順得哥情失嫂意的兩難處境。

表面上，兩類意見似乎公婆有理，但只要細心一想，便不難發現兩者隱含的結果是大相徑庭的，因為這不單關乎「出，抑或不出」，還涉及「選擇權屬誰」的問題。把手稿出版，選擇權在你，你喜歡就去讀，不喜歡就不要讀，你有的是自由。若我決定不出，那表示我已經替你做了選擇——誰也不許看，或者我喜歡給誰看就讓誰上我家看個夠。張愛玲在世時，旁人（如出版商、朋友、經理人、「張學專家」、政府機構、讀者等）時常干預她的意願，甚至代她做「不出版」的決定，以至有些作品至今大家都看不到，名字亦不見經傳。我則寧願公之於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選擇權歸還讀者，而不是由我自己越俎代庖地做最後審判。

出版理由不必再絮絮叨叨地複述了，現在我想討論的，是幾部遺作出土後的讀者反應。首先是二○○八年出版的《重訪邊城》。一九六三年，張愛玲在美國發表了一篇英文遊記AReturn To TheFrontier，記述她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間造訪台灣和香港時的見聞，惜反響不大。一九八二年後，她根據這遊記以中文重寫一次，就是這篇《重訪邊城》了。說的儘管是同一件事，但中、英版本卻耐人尋味地有很大差別。對這篇遲來的「譯作」，外界反應不算熱烈，即使寫的就是台灣、香港，但兩地也只有些零星迴響，未免令人失望。是因為作者筆下的六十年代已太遙遠嗎？很難說，但無論如何，我至少提供了一個選擇給大家。

就個人口味來說，我反而對張愛玲的「翻譯」手法更感興趣。一九七三年，我爸爸宋淇曾在《文林》月刊發表一篇《從張愛玲的〈五四遺事〉說起》，文章內仔細比較了StaleMates與其「中譯」《五四遺事》的寫法異同後，竟然得出以下結論：張愛玲做的不是一般意義的翻譯，而是運用原作者的特權和自由來「再創造」。讀《重訪邊城》時，我的取向跟父親可謂不謀而合，更發現《重》文對英語原作的增刪還要比《五四遺事》多得多。

可惜的是，我至今仍未見有評論者對A Return To TheFrontier和《重訪邊城》兩文，做過像我父親那樣的對照研究。現在輪到萬眾矚目的《小團圓》。它在二○○九年一出，立即搶盡風頭，能夠同時雄霸兩岸三地的暢銷書榜首，確實是罕有現象。至於此書出版後的反應，大致可分為「三波」表述。第一波湧現時，即使沒有誰真正讀過此書，很多人卻已迫不及待發表偉論。這些意見的主調就是非議出版，有的更勸人罷買罷看，媒體樂得順水推舟，於是有關評論便由負面看法及偏激情緒主導。

到第二波時，人們終於看書，小報式書評紛紛出籠，趕著考證「誰就是誰」「誰又做過什麼」之類的問題，而滿足小市民的好奇心之餘，自覺嚴肅的論者總不忘苦口婆心提醒大家：「祖師奶奶的作品畢竟新不如舊。」彷彿只要有這麼一句話壓場，娛樂版八卦就會自動升格為文學史點評。至於第一波的負面論調，在這階段註定就要無影無蹤——你既然已反對出版，堅決罷看，還有什麼好說呢？難道要把行動升級為上街抗議？第一波的參與者顯然沒想清楚自己的出路。

第三波的特點，就是以理智為主導的細讀。這階段的評論者不再為《小團圓》的角色對號入座，而是回到文本之上，深入探討作者的文學技巧，具體分析其早晚期風格，以及評估《小團圓》在張愛玲整體著作中的地位等。當然，我不認為一切值討論的都已經討論過了，我還期待著更多評論此書的文章。

但有一個事實擺在眼前：不看白不看，你罷讀《小團圓》，就不可能對張愛玲的作品和生平做任何嚴肅研究，可以說，「張學」的領域從此便沒有你的份兒。

二○一○年才出版的《異鄉記》則是一篇未完稿的散文，它詳細記述了作者一九四六年從上海往溫州找胡蘭成時的途中見聞。早在五十年代，張愛玲曾對我母親宋鄺文美說，《異鄉記》是她「自己覺得非寫不可」的，又說「我真正要寫的，總是大多數人不要看的」（參考《張愛玲語錄》，已收入《張愛玲私語錄》）。是因為別人不要看，所以她才放棄發表？據我猜測，她不出《異鄉記》的理由，很可能是怕它會觸動某些讀者的神經，牽起新一輪針對其「漢奸妻」身份的圍攻。

《異鄉記》在港、台發表以來，反應始終不算熱烈，是讀者對四十年代大陸的農村生活不感興趣嗎？我不敢斷言。《異》已於大陸出版，話題較為熱烈，原因跟《秧歌》有關。在《遙寄張愛玲》中，柯靈批評《秧歌》寫得壞，說其「致命傷在於虛假，描寫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理由是張愛玲「平生足跡未履農村」。也許因為柯靈的一錘定音，《秧歌》在大陸便一直沒有出版。若事實果真如此，那麼《異鄉記》出版便有一重大意義：為《秧歌》平反。為什麼呢？第一，《異》是張愛玲在旅途上的札記，反映了她對農村生活的第一身經驗，柯靈所謂「平生足跡未履農村」顯然不符事實。第二，這許多關於農村的描寫，後來都被作者插入《秧歌》之內，於是《秧歌》便不能說是作者閉門造車的「虛假」之作，柯靈的講法亦因而失去信服力了。《異鄉記》在大陸出版，究竟能否推翻《遙寄張愛玲》的嚴厲批判呢？現在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二○一○年七月，《張愛玲私語錄》率先在港、台出版。這部書收錄了我父母宋淇、鄺文美寫張愛玲的兩篇流傳不廣的舊文，再加上最新增訂的《張愛玲語錄》足本（共三百零一條）和他們三人的書信選輯，共四部分。大概是內容與體裁不夠大眾化——畢竟張愛玲是以小說見稱——迄今讀者的反應也只是不冷不熱而已。

但我出版此書，本不志在賣它一百萬本，而是要影響張愛玲的傳記作者。我看過每一本我能買到手的張愛玲傳，它們都不約而同地草草略過她在美國的四十年生活，也忽視了我父母跟她的密切關係。這些作者不一定馬虎了事，也不是要存心作假，他們只是欠缺資料。結果如何？舉一個顯例：名編劇王蕙玲寫電視劇《她從海上來》，以張愛玲的事迹為主題，但全部劇里宋淇就僅僅出現三秒鐘，淪為不折不扣的快閃黨。王蕙玲不是不做功課，而是她參考的傳記和相關文獻都有大量漏洞。《張愛玲私語錄》就是要鍊石補天，相信從今以後，沒有一個認真的張愛玲傳記作者可以無視此書。

現在要談談《雷峰塔》和《易經》。這兩部書原是六十年代時張愛玲用英文寫成的長篇小說，分別題作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The Book of Change。當時沒出，是因為被美國出版社拒絕了。《雷峰塔》寫女主角的童年往事，情節背景類似《私語》《童言無忌》《小團圓》童年部分和《對照記》，但內容更豐富；《易經》主要寫港戰時的大學生涯，可視為《燼餘錄》與《小團圓》港戰部分的加長版。出這兩部小說，不僅為其文學價值，我也考慮到它們作為史料的意義：二書既加深了我們對作者早年生活的了解，也展示了她六○年代初在美國的創作成果。

由於很多讀者不諳英語，中譯是必需的。兩部譯作問世後，翻譯的情況成為討論焦點。這裡有兩個事實值得注意。一，按照張愛玲的一貫作風（請參考她「譯」出來的《五四遺事》和《重訪邊城》），若兩部英文小說是由她親自翻譯，出來的效果恐怕會跟現在的直譯迥然不同，但不要忘記她享有「原作者的特權和自由」，只要她心血來潮，平平無奇的原文也可「譯」得有聲有色。二，你也許可以把某些段落用「張腔」重新翻譯，但那又如何呢？事實是，你到底不是張愛玲。

幾部遺作都分別講完了，可以交代一下以後的出版計劃。其實很簡單：張愛玲的所有重要著作已經出齊，她和我父母的書信全集則正在整理，預計一兩年內可以出版。至於張愛玲留下的其他遺稿，剩下的多是未完成的殘稿：《少帥》（YoungMarshal）是英文小說，有七十六頁，講張學良與趙四小姐的愛情故事，沒有結局，只有開頭。文章未提及「張學良」的名字，都是用少帥來代替。當時張愛玲給賴雅和另一朋友看，他們看了都喊「救命」，因為裡面涉及大量的歷史人物，如張作霖、閻錫山、馮玉祥等。可張愛玲無法修改，要寫少帥張學良無法避開這些人物。

這個小說除了人物複雜外，也有弊端，因為事實無法避免，若將小說人物改成負面，會涉及誹謗。同時，張愛玲希望寫成愛情小說，對她來說，寫作方式是從細節入手，從下面建起來。她寫前，會知道所有事情的發生，比如《小團圓》的每一個細節，可能都是曾經發生過的。可寫《少帥》，她無法知道細節，很多事情不清楚，硬著頭皮來寫很困難，所以就放棄了。

還有一個張愛玲的小說《相見歡》（Visiting），我覺得出英文版沒意思。《華麗緣》是《小團圓》的第九章，寫一個人在鄉下看大戲，英文小說與中文沒得比。《色，戒》（SpyRing）中文版與英文版的情節中間是不一樣的，英文版沒有銷路，賣不出，就放下了。多年後，她離開加州大學，在一九七四年開始想重寫《色，戒》，就寫信給我爸爸說出她的想法，將第一稿寄給我爸爸看，我爸爸覺得不行，因為把女主角寫成是國民黨特務的話，文章一定無法發表。何況，當時台灣認為國民黨特務不可能會失敗的。張愛玲同意我爸爸的觀點，便將王佳芝寫成女大學生，在第一稿的開頭加了很多情節。

還有些不太有意義的小說沒出版。比如《我的香港妻子》，涉及另一個作者麥卡錫，所以還不能出版。小說裡面校對的字跡，是張愛玲的。

最後，我想回應一個很多人都曾經提出的問題：為什麼張愛玲要不斷重寫同一些人同一些事？難道她江郎才盡，唯有老調重彈？不妨舉些實例來說明，有一段文字廣為傳誦，曾以不同形式在張愛玲筆下出現，是這樣的：

一個人死了，可能還活在同他親近愛他的人的心—等到這些人也死了，就完全沒有了。

——《張愛玲語錄》，一九五五

祖父母卻不會丟下她，因為他們過世了。不反對，也不生氣，就靜靜躺在她的血液中，在她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易經》，一九六五

她愛他們。他們不干涉她，只靜靜的躺在她血液里，在她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小團圓》，一九七六

我沒趕上看見他們，所以跟他們的關係僅只是屬於彼此，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他們只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

我愛他們。

——《對照記》，一九九三

不錯，張愛玲是在不斷寫同一件事，但這算老調重彈嗎？

我們首先要想一想她寫作時的情景。第一次其實是跟我母親的對話，或她寫在私人筆記上，再由我母親抄錄，原意可不是用來發表的。第二次見於被出版社拒絕的《易經》，第三次則見於她為了政治因素而放棄出版的《小團圓》。長此下去，用她的口吻來說，「這些句子就只靜靜地躺在她的腦子裡，等她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所以「出版要趁早呀」——在一九九三年，亦即她死前兩年，這些句子終於趕得上在《對照記》中開花結果。儘管是第四次寫，但當時全世界都是第一次看，這算老調重彈嗎？

我希望大家還留意另一個事實：她的「重寫」其實是重新寫，而不是重複寫，每一次重寫都是漸次前進而非原地踏步。看上面的第一例，作者是抽離、冷靜的，語調像驗屍報告般客觀，又像警世諺語般超然。第二例漸趨個人，且引入了祖父母和他們的態度（不反對，也不生氣）。到第三例，作者更進一步表白「她愛他們」，點出了自己的感受。第四例則完全揭示了她和祖父母之間那最重要和最動人的關係：「一種沉默的無條件的支持，看似無用，無效，卻是我最需要的。」

無論在思想或情感上，每一次重寫都透深一層，那顯然是作者有意識地進行的靈魂探索，在穿越千迴百轉的幽深洞穴之後，終於豁然開朗，抵達了太古的桃花源。正因為明白了這些往往藏著重大啟示的細節，閱讀和重讀張愛玲才一直帶給我無窮樂趣。記得《重訪邊城》有幾句話是這樣的：「越是妙語越是白扔掉』，不經意地咕噥一聲，幾乎聽不清楚。那一份閑逸我特別欣賞。」完全可信手拈來當作我對張愛玲的讚美。為了這份意，我和符立中先生編輯出這本張愛玲紀念文集，獻給她的讀者，以及——The One And Only的張愛玲。

宋以朗：

張愛玲畢生摯友、翻譯家宋淇與宋鄺文美之子，現為張愛玲文學遺產執行人，致力於張愛玲文學遺產的保護與整理。

符立中：

樂評人，從事張愛玲、白先勇影劇作品研究。著有《絕世歌聲的傳奇》《張愛玲與白先勇的上海神話》《歌劇派》《黑須馬偕：一部歌劇的誕生》。

陳子善：

學者。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文學資料與研究中心主任。長期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致力於張愛玲等重要作家的遺作發掘、整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