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

《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余英時序）

熊天翼先生（以下簡稱「作者」）《海桑集》是一部歷史價值最高的回憶錄，比一般老人晚年自傳或口述歷史更為翔實可信。我說這句話並不是虛詞溢美，而是根據兩重理由。

第一，這部回憶錄的原始材料是作者從一九０七至一九四九年的日記中摘錄出來的；日記為當時之筆，因此所記的「言」與「事」最接近客觀的真實。不但如此，日記是一天一天地積累起來的，不可能事先有任何計畫或構想，因此和自傳的性質完全不同。老年人寫自傳，往往在有意無意之間想把自己的一生呈現為某種定的公共形象；然後再在這一設計下，選擇一生中某些言行作為回憶的重點，去取之間，主觀的要求，有時竟超過了客觀事實的限度。本書作者雖然也有去取選擇，但他的基礎是幾十年的客觀記載，下筆時不可能過於任意，至少主觀的成分已減至最低的程度。本書基本上由日記原文所構成，再加上作者隨時隨地引當時的函電為證，這更為回憶的可信性增添了一重保證。我必須指出，作者所保存的函電，特別是他與蔣介石之間的往來文件，正屬於史學上所謂原始檔案，其價值之高是無與倫比的，必將受到將來史學家的重視。

第二，作者在《敘言》中說，這部回憶錄取材於日記的部分「偏重在國民革命有關之事，即自辛亥革命、護國、護法、北伐、剿匪、抗戰諸役，以及大陸淪陷。凡屬於當時國家軍、政乃至黨務之見聞，皆屬身所經歷者。」作者不但在日記中對上述每一重大事件都保存了忠實的記錄，而且有時還留下了有趣的細節，讀來十分生動。例如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前，他在南京讀陸軍中學，還加入了同盟會；革命爆發後，他和同學們前往漢口，在船上還結識了與孫中山齊名的黃興。臨別時黃興稱許他為「志士」，他事後也寫了兩首七言絕句，紀念在船上高談闊論的情況。日記中這一條描寫，將百年後的讀者帶回了當時的場景，使人彷彿感受到國人對中華民國創建的那種歡欣鼓舞的情緒。作者這時大概祇有十八歲，但政治思想已開始定型；他學的是軍事，卻已具有很好的中國傳統文史的修養。即以少作的兩首詩而言，他已掌握了舊詩的基本格律。回憶錄中還保存了不少其他詩作，其中也不乏警句。這位亦文亦武的少年「志士」為辛亥革命攝下一個快鏡頭，作為《海桑集》的開端，是很可寶貴的。如果從辛亥革命算起，《海桑集》的記事包括了中華民國在大陸上創建以至滅亡的全部歷程。但以記事的深度與廣度而言，作者的回憶其實是從他一九二五年到廣州參加國民革命運動開始的。所以嚴格地說，《海桑集》不折不扣地是一部國民黨政權的興亡史。這部興亡史當然是通過作者個人的觀點寫出來的。但由於作者在國民黨政權中佔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見後），他的觀察完全從內部的最高層次得來（即所謂」the insider』sview」），決不是一般從外面作冷眼旁觀所能企及的。更由於他的觀察建立在親身體驗和日積月累的史料之上，國民黨在這二十多年中的成敗關鍵早已在他的胸中凝聚成一幅確定的整體圖像。我們必須記得，作者根據日記整理出這部回憶錄時（一九六九年），他已退出政壇整整二十年了，而大陸上則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之中。所以這是作者在痛定思痛之餘的一部反思之作；「超以象外」，故能「得其環中」。

善疑的讀者也許會追問：我們如何能確定日記中敘事的真實性呢？我可以很負責地說：就我所讀過的相關記載而言，《海桑集》中的重大事件大致都可以得到印證，最使我驚異的是作者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晚間在華盛頓與胡適大使的四小時長談。日記中詳記胡適揭發宋子文在美國種種爭功弄權的表現，其中每一個細節都是我曾在《胡適日記》中讀過的，分毫不差。由於這一段記述得到百分之百的證實，我對本書敘事的忠實是十分信任的。

熊式輝1924年攝於日本﹐時年31歲﹐在日本陸軍大學留學。我是最喜歡讀傳記，特別是自傳的人，每讀重要人物的自傳，我首先便注意作者所運用的史料。以我所讀過的西方自傳來說，我發現日記和親友函札幾乎毫無例外地構成了它們的基本材料。讓我舉一個最近的實例。剛剛去世一年的施勒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1917-2007）是美國史學界、文化界和政界的一位重要領袖。一九六一年他暫時棄學從政，成為甘迺迪的「總統特別助理」，參與了美國政府的最高決策，甘迺迪死後，他雖然仍回到教研崗位，但一直在民主黨的政治世界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二０００年他出版了回憶錄上冊（A Life in the20th Century, Innocent Beginnings, 1917-1950）；他在《前言》中說，此書主要取材於日記、備忘錄之類。但由於健康關係，下冊始終未能動筆；二００六年秋天，他的兩個兒子在他的指導下，將六千頁的日記編寫成八百多頁（Arthur M.Schlesinger, Jr., Journals, 1952-2000），算是回憶錄的下冊。《日記》殺青尚未及出版，他已去世了。這部《日記》事實上也是一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美國政治史，生動與可信並不遜於上冊。我覺得熊天翼先生的《海桑集》在很多方面都和施氏的《日記》可以相比。

1927年雙十節攝於上海。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中）與上海市長張群（左）等合影。

現在讓我對本書作者作一點最簡單的介紹，使一般讀者可以進一步認識這部回憶錄的歷史價值。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的讀者今天大概對「熊式輝」這個名字都很陌生，很可能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是因為作者自一九四九年以後便過的是退隱生活，姓名已不再出現在公共媒體上了。但是從一九二六年國民黨在廣州發動「北伐」到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權撤退到台灣為止，這二十五年間作者則一直居於權力核心的位置。早在北伐之始，他已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在江西、福建、浙江等處立下戰功。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軍從南京出發，攻克濟南，他也在蔣的參謀總部之中。他曾在日本陸軍大學進修三年（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年），不但認識日本甚深，而且富有現代知識。所以當日本軍隊在濟南阻撓北伐，造成慘案的嚴重關頭，他臨危受命，以代表身分兩度入日營談判，展現了折衝樽俎的才能。不但如此，在北伐前後，他又不斷運用靈活的政治手腕，為蔣調處了不少黨內外的糾紛和衝突。因此他的重要性逐步從軍事推廣到黨務和政界，終於成為蔣所依賴的少數「智囊」之一。在國民黨的歷史上，他往往被視為所謂「政學系」的一個重要成員，連美國國務院一九四九年所公佈的《白皮書》也是這樣認定的。但作者在回憶錄中卻一再否認「政學系」的存在，他所列舉的理由是相當堅強的。無論真相如何，他在相當長的時期中，曾是蔣所最信任的高層人物之一，則是無可否認的。他時時有機會與蔣單獨談話，並且在重大決策的關頭提出個人的意見。蔣對他自然不能說是言聽計從，但尊重他的看法則是可以肯定的。特別是在抗戰時期的重慶，蔣曾在不同階段交給他種種不同的任務，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領域：第一關於政府和黨內的政治設計和重大人事任命，蔣必特別徵詢他的意見。第二，與其他黨派溝通，如共產黨、民主同盟、民社黨、青年黨等，他是最高負責人，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他和周恩來在張治中寓所進行了三小時的談話，記錄保存在《海桑集》第四編第三章，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周善於解除敵人的防範心理，在談話中表現得十分清楚。）第三，在國際交涉方面，一九四二年三月他率領軍事代表團訪美；一九四五年八月以軍事代表的身分赴蘇，參與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這是軍事外交方面兩個非常重要的任務。綜合以上三點，可知蔣對他的倚重是全方位的；他居於當時的權力中心，毫無可疑，他的回憶錄之所以具有特殊的歷史價值，即在於此。

上面已說過，《海桑集》是一部國民黨政權的興亡史。反過來看，國民黨政權在大陸上興起與滅亡也就是共產黨從二、三十年代的挫敗到一九四九年席捲整個中國大陸的全部過程。本書作者於恰好在共產黨由敗到勝的兩個關鍵時刻都是歷史的積極參與者。因此本書第二編第二章《剿共與國內之牽制》和第五編《抗日勝利與東北禍患之勃發》是最值得細讀的兩個部分。

一九三０年以後，中共的主力集中在江西瑞金一帶，並正式在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所以在北伐告一段落之後，蔣決定了江西「剿匪」的政策，從一九三０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攻下瑞金為止，一共進行了五次圍剿。本書作者則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自告奮勇，出任江西省主席，為鄉梓效勞。他回江西時正值第三次圍剿期間，但由於「九一八」日本侵佔東北，蔣被迫辭職以謀黨內團結，圍剿的事自然祇有暫時擱下。第四次圍剿始於一九三三年六月，與同年十月所訂的「第五次圍剿計畫」事實上是連續的，不妨合稱之為後期圍剿。本書作者在後期圍剿（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以省主席兼南昌行營辦公室主任的身分承擔了與共產黨正面作戰的任務，吸收了前三次的失敗經驗，這次圍剿採取了軍事與政治雙管齊下的新戰略。當時軍事的要點在碉堡封鎖，政治的要點則在發動民眾。這一新戰略終於奏效，使紅軍無法再在江西存身，祇有突圍向西北流竄，即中共一貫宣傳的所謂「長征」。本書在這一章的敘事雖然稍嫌簡略，但大體的輪廓是相當真實的，毫無自我誇張之處。我為甚麼能說這樣肯定的話呢？這是因為有其他客觀史料可與作者的日記互相印證。青年黨領袖之一李璜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從四川到江西南昌行營訪問，由作者安排他考察了收復地區的實際情況。他證實了組織民眾和碉堡封鎖兩大措施確是逼使毛澤東、朱德的紅軍逃出江西的主要因素，他因此還寫了一本《江西紀遊》的小冊子提供四川當局參考。

作者在本章第四節，論及「匪區的真實情況」，指出共/產/黨雖然以「分田分地」為號召，卻並沒有得到農民的真心支持。這一情況甚至出於作者最初的預想之外。這也是很可靠的實錄，足以打破中共宣傳的神話。關於這一點，更有數不清的史料可以支持作者的觀察。李璜記徐向前紅四軍在四川東北部的情況與江西完全一致。 讓我再舉兩個來自當時江西「蘇維埃」內部的報告來印證本書的敘事。

第一是伊羅生（Harold R. Isaacs）的經典著作：《中國革命的悲劇》。伊羅生是二十年代到中國來推動共產革命的一個人，與第三國際有密切的關係。「革命」失敗以後，他在上海住了很長的一段時期。通過共/產/黨內的劉仁靜，他收集了許多內部文件，特別是江西紅區的報告，他的書便完全建立在這些文件之上。他指出，井崗山的「紅/軍」與農民之間根本格格不入，加入了「紅/軍」的農民不斷逃亡，而農村中人包括農民在內，不但不支持「紅軍」而且還把他們當作「土匪」來攻擊。

第二是追隨毛/澤/東在井崗山「革命」的龔楚（後來是紅七軍軍長），最後因為實在受不了中共在農村的殘殺而脫離了黨。他告訴我們：他當時是組織並策動過「蘇維埃」運動之一人，中/共所吸收的都是農村中的「流氓地痞」，老實的農民根本不肯加入，而「採取躲避觀望的態度」。所以地方蘇維埃的重要幹部和農會、工會的主席都是由這些「流氓地痞」構成的。 這是參與其事者的直接供證，其可信性是很高的。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內部報告說：江西中 共黨組織中的農民包含了許多「幫會」分子，便是一個最有力的旁證。

所以中共黨內批評毛澤東在江西發展的是「農民黨」或西方左派認定中 共領導的是「農民革命」，都是不準確的，經不起分析。這不是否認中 共軍隊中有農民，而是說這些農民是在中 共武裝暴力所到之地被裹脅進來的：中 共早期幹部的成分主要是農村的邊緣分子，即「流氓地痞」。中 共在中國各地流竄了二十多年，都是靠槍桿子再加上從蘇聯移植送來的一套殘酷的組織方法——包括一而再、再而三地殘殺內部的所謂「階級敵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中 共武力所到之處曾得到人民或農民的竭誠擁護。

《海桑集》關於江西圍剿的一編固然是重要的實錄，第五編有關戰後中國政府接受東北的詳細記錄更為史學家提供了不少極為珍貴的史料，尤其是他與蔣介石之間的往來函電。國民黨政權何以在抗戰勝利後四年之內便全面崩潰？中 共又為甚麼能在同一短時間內奪取大陸？我們在這一編中都可以找到解答的線索。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後，作者被任命為東北行營主任，理論上是黨、政、軍的最高長官，負責接收整個東北。這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務。但他交涉的對象不是日本或偽滿洲國，而是蘇聯。一九四五年一月至二月，美、蘇、英三國元首在克里米亞的雅爾達（Yalta）舉行會議，訂下了一個秘密協定。美、英要求斯大林出兵攻打日本而同意蘇聯租借旅順、大連，並共同管理東北的主要鐵路幹線，同時也充許外蒙古獨立。這個協定涉及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如此深遠，但事前竟完全沒有讓中國政府與聞其事，直到一個多月後美國政府才通過中國駐美大使把協定的內容傳達給重慶當局。 八月六日美國在廣島投下了第一顆原子彈，日本投降已迫在眉睫，蘇聯才在兩天後對日宣戰，出兵佔領東北。六天以後（八月十四日）日本便投降了。所以蘇聯以雅爾達協定為護符，未開一槍，便將整個東北置於它的武力控制之下。根據八月十四日斯大林和宋子文共同簽署的雙方會議記錄，進佔東北的蘇軍當於三星期內開始撤退，最多三個月必完成撤退。本書作者即以此項記錄為指導原則，於十月十二日飛抵長春，與蘇方統帥馬林諾夫斯基（Malinovsky）商談接收事宜。作者在十三日的日記中寫道：十三日午後一時為禮貌上的拜訪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於舊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彼以戰勝國對佔領地的態度，作無恥的傲慢，未來回拜，即約午後三時至六時在彼司令部會談。

1943年，熊式輝與馬歇爾將軍合影。 祇讀這一條日記，作者當時所受的屈辱及其憤怒已躍然紙上，談判不可能有任何結果，也可以推想而知。詳細的情況讀者可細閱原書，這裡祇能略作概括。首先，蘇方對於三個月內撤離東北的承諾，一而再，再而三地失信拖延，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底蘇軍才完全退出東北。在蘇軍佔領的八、九個月中，他們做了下面三件大事：一、將日本在東北建置的重工業設備幾乎全部拆卸，運回蘇聯。二、儘量阻止國軍進入東北，無論海、陸、空都強予封鎖。三、除全力幫助中 共在東北各地發展地下武力與組織外，同時也大量運中 共軍隊進入東北以對抗未來的國軍力量。作者有一段簡要的敘述，足以說明當時的形勢：

東北共軍，在日本投降以前，僅熱河南部有李運昌部約三千餘人。卅四年（一九四五）十月上旬，林彪、張學思、李運昌、聶榮臻、呂正操等，始先後由蘇軍空運達東北，組織民眾，當時各地所謂非法武力，不過二萬餘人。其後用強制手段，壓迫民間武力參加，及在蘇軍支援之下，至十一月底即增加至十五萬餘人。及十二月國軍出關開始接收，彼又積極擴充，由山東、熱河方面潛運兵員，由蘇軍接濟武器及掩護。截至卅五年（一九四六）二月止，已約有四十五萬餘人。

這段敘述當是綜合當時的情報而成，以作者東北行營主任的身分而言，是絕對有權威性的。由此可知，國軍尚未出關，蘇聯早已先讓中 共接收了東北。到一九四六年三、四月間蘇軍撤出瀋陽、四平街、長春等大城市時，中 共已有四十五萬兵力遍佈東北各地，對於出關的國軍已處於「以逸待勞」的絕對優勢了。中 共在戰後與國民黨爭天下，以東北為始點，所以「遼瀋戰役」之後才有「平津戰役」，最後則是「淮海戰役」。《海桑集》第五編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中 共由敗轉勝的關鍵全在蘇聯的直接扶持。從作者所提供的一切證據，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如果不是雅爾達協定賦予斯大林以進兵東北的特權，中 共至少不可能在短短四年之內席捲整個大陸。中 共最後戰勝國民黨既不是因為它早已為民心所歸，也不是由於它代表了「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在兩黨相爭的二十多年中，許多偶然的歷史因素在其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一九五０年九月六日胡適給傅斯年夫婦的一封信說：

夏間發憤寫了一篇長文給Foreign Affairs十月號發表，題為」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國的崩潰不是像Acheson等人說的毛澤東從山洞裡出來，蔣介石的軍隊就不戰而潰了。我要人知道這是經過廿五年苦鬥以後的失敗。這段廿五年的故事是值得提綱挈領說一次的。我要人知道在這廿五年的鬥爭裡，最初二十多年處處是共 產 黨失敗，蔣介石勝利。第一個大轉捩是西安事變，斯達林命令不得傷害蔣介石，主張和平解決。（《白皮書》頁四七，又頁七一至七二）此舉決定了抗日戰爭，保全了紅軍，並且給了紅軍無限的發展機會。第二個大轉捩是耶爾達（Yalta）的密約，斯達林騙了羅斯福，搶得滿洲、朝鮮，使紅軍有個與蘇俄接壤，並且在蘇俄控制下的「基地」。「耶爾達密約」決定了滿、韓的命運，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也許決定了整個亞洲的命運。

胡適的整體觀察是很有說服力的，這部《海桑集》則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實了這一觀察。

限於時間和篇幅，我對本書的評介不得不止於此。但是我必須指出，本書的歷史價值遠遠超出我所討論的範圍。讀者如果想瞭解國民黨政權為甚麼會崩潰得那麼快，必須細讀本書從抗戰末期以後，關於每一階段的詳細紀錄。「木必先腐，然後蟲生」，國民黨的失敗自有其深刻的內在根源，不能片面地歸罪於外在因素。

最後，我願意表達一點個人的讀後感受，在閱讀全程（特別是第五、第六兩編）的過程中，我心中深藏已久的記憶忽然復活了。作者一九四六年坐鎮東北的時期，我恰好也住在瀋陽。他的回憶錄好像一部時間機器一樣，把我送回六十二年前，重新遊歷了一次當時的生活世界。因此我在情感上也發生了一次波動，久久不能平息。這篇序文是在心漸寧靜以後才動筆的。我在本書發現了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的一條紀事：

十四日余協中請示學生遊行，反對蘇京三外長會議，莫洛託夫提議以中國問題列入議程，應否勸止，答應聽之。

這是先父為了學生反蘇示威進行的事向作者請示，居然也從日記中搬進了《海桑集》。先父當時主持東北中正大學，東北人民對蘇軍佔領時期的各種暴行深惡痛絕，所以，青年學生反蘇情緒高昂，與關內學生的左傾心態完全不同。我從來沒有見過作者，但先父曾說過，作者不但對文人學者很能尊重，而且也關心東北的文化建設。這一點在本書中有很清楚的記載。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他和青年黨領袖曾琦談話便說道：「余望有大學者坐在東北來講學十年，現在徵集本地忠孝節義史實，以備編製歌謠戲劇。」這是他的真實想法，並非門面話。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一日他記道：廿一日金靜庵（按即：金毓黻，一八八七至一九六二年）來見，詢其所主辦史地學會情形，並囑其工作注重：(1) 刊物發行；(2) 戲劇編導；(3) 歌曲編製；(4) 古蹟修整。

這便是七個月前文化建設構想的實踐。金毓黻是東北著名的史學老輩，當時負責瀋陽的東北博物院，所以作者將這一重要任務託付給他。金的《日記》恰好也留下了紀錄：熊公天翼邀余過談，囑辦東北史地學會，其主旨在編印書報，項目有四：一為東北史地讀本，二為通俗戲劇，三為民間歌謠，四為古蹟名勝。余以無暇謝之，熊公不允，且以大義相督責，使余無辭可借。

兩相對照，內容完全一致，不過詳略不同而已。至於時間相差一天，我相信也許是作者轉抄日記入回憶錄時的筆誤。上面我屢說本書的記載可信，在此又得到一次具體的印證。金毓黻並且記下了第二天（四月二十三日）的活動：熊主任邀午餐於行轅第二招待所，座有楊威伯、高晉生、卞宗孟、王階平、余協中、傅維本、馮獨慎、溫晉城、王孝魚等二十餘人，討論史地學會事。

先父也參與「東北史地學會」的創建，我當時並無印象，讀了這條日記才知道的。可見先父與作者當時頗有過從。金的兩條日記都證明作者對東北文化建設的熱心，他顯然是史學會的原動力(「Prime mover」)。這天恰好是陰曆三月三日，即「上巳節」，因此金氏還寫了一首七古，題作《丁亥上巳熊上將軍招宴官邸以當修禊即事為詩》。此詩對作者「振導史地學」恭維備至，將來如有人為作者寫傳記，金氏的日記是應當收入的。作者何以能在干戈擾攘之際還有餘暇來推動文化建設呢？這是因為他在名義上雖是黨政軍的最高長官，事實上黨、政、軍又都各有專人負責，他的權力已被架空了。國民黨體制的僵化和蔣介石的無效獨裁都在這裡充分暴露出來了。回首前塵，不禁為之擲筆一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