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巴威黑牢啟示錄

蹲黑牢，誰也扛不住。進關達警局的六號看守所之前，我的身體還好好的。可是五天後，我皮膚就開裂了。在水泥和鐵條封閉的牢里，我沒有食物，只有一點水喝。現在，我的衣服只能說是掛在身上。被褥上長滿了虱子，沖淋的水管生了銹，惡劣的環境讓我得了嚴重的痢疾。刺眼的燈管二十四小時照射我，能睡著的時間只有幾分鐘。這間房可能關過太多的囚犯，牆上都是他們留下的惡臭，如今通通地吸到我的身上，我臭氣熏天。

辛巴威都在穆加貝掌控下，我入境才22個小時就被捕了。三月二十八日，我飛抵辛巴威的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約省Bulawayo，本想報道穆加貝的災難性政策是如何把辛巴威變成世上最窮、最專制的國家。

按照慣例，津政府是決不允許外國記者入境。所以，我只能以遊客的身份入境。我從布拉瓦約省開車向南，直到大岱克（Great Dyke）的金礦帶。跟著幾萬個辛巴威人前往馬塔貝萊蘭省（Matabeleland）的金礦區。由於當地經濟崩潰，他們希望這些紅山丘，能給他們一線生機。而我的目標就是能親眼目睹今天辛巴威人民的苦難。但是，我卻沒有料到自己離這苦難，居然這麼得近。

作為一名遊客，我原本可以去更安全的在北部地區，也就是運動公園和維多利亞大瀑布附近。可是，馬塔貝萊蘭省是整個辛巴威的縮影。這個地區已有數千平民死於營養不良，幾十萬人靠獵捕野生動物，徒手採礦來維持生計。我去了西尼科爾森（West Nicholson ）的金礦鎮，見了一名當地的礦工，並去了他的家。我們談了十分鐘，他卻離開了好幾次，每次都有一小會兒時間。不久後，我就明白了。等我出來的時候，兩名便衣已經在外面恭候多時了。我就這樣被捕了！

八十年代，在南非洲經濟排名中，辛巴威列列第二位。每年有數百萬的遊客來到這裡看河馬，獅子和維多利亞大瀑布的景觀。辛巴威擁有一千一百萬到一千三百萬人口（沒有人知道確切的數字，可能因為很多人都已經逃離了辛巴威）。津國的黑人曾經享有非洲最好的教育和醫療。但是這二十年來，穆加貝為了穩固自己大權，把津國的經濟搞垮了，整個國家變成了一個警察帝國。失業率達到百分之八十，生活的質量回到一九五三年的水平。據世界衛生組織報道，辛巴威的女性平均壽命才 34歲，男的只有37歲，全世界排名墊底。今年二月（2007年）通貨膨脹達到1792.9%，預計在年底將達到 3700%（按：現在已經8000%），（貨幣出現大幅度的無限止的下跌，我們按照常規項目打個比方來說，現在買一塊磚頭，要比1990年買一套配游泳池的三居室住宅還要貴。）

初到這個國家，你會覺得自己好像流落到一個連時鐘都不轉的地方。一切都停在浩劫過後的日子，路上車輛稀少，道路兩邊欄杆被連根拔去。店鋪里貨架空空如也，虛設商品的報價牌一天三換。電話根本打不通的，供電也停了，黑漆漆的廠房煙囪冒不出煙。街上的人，無所事事，也無處可去，即便有路可以通往那裡。我遇見一個律師，便問他「大家都吃些什麼呢？。」他答道：「問得好！」辛巴威唯一不缺的就是穆加貝同志的頭像。那個戴著金邊眼鏡的傢伙，高懸在鏡框中，彷彿他在視察辛巴威所有的雜貨店和加油站和政府辦公室。

我剛飛到辛巴威時，穆加貝同志話是所有報紙的頭條新聞。他斥責西方世界對他的國家玩弄詭計，誓言要嚴懲反對黨。幾周前，我碰巧在電視上看到了對他的生日專訪。他在自家的別墅里說：「有人說我是獨裁者」，「可是我的人民說我長得很帥！」（這間哈拉雷的豪宅，共有25間卧房，衛生間全用義大利大理石、上海運來的瓷磚裝磺）

我在西尼科爾森和礦工十分鐘的交談，是我最後的採訪。便衣警察把我帶到西尼科爾森的警局，在那兒過了一晚，第二天又開往北部，我被押到關達的省級警備中心。押送人員指控我要對辛巴威進行負面報道（好像逮捕我就能讓我寫出正面的報道似的）。而且他們帶著西尼科爾森的警察局長寫得一份材料，材料中說我是「一名參與秘密行動的特派記者」。

在關達，幾個探長輪番審問我，他們不許我請律師，不准我打電話。他們一擁而上瞪著我，很激動。一個人說要扁我，其他兩人哈哈大笑。他們在我面前晃來晃去，想嚇唬我。管我案子的探長，報上了自己的名號，墨約（Moyo）。他向我透露一旦罪行確鑿，他就可以嚴刑拷打我。我被押到檢控官的辦公室，被控違反了新聞採訪和隱私保護法的10章27處的 79和80條，所謂「沒有獲得許可證而從事記者工作」，其最大的刑期兩年。

一個警官質問我"你認為，我可以到你的國家，只為了問點事兒，寫點文章么？我回答道「沒人知道我在這裡，沒人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也不知道我犯了什麼錯，我可以打電話么？」墨約沒有搭理我。他的手下見我這麼大膽，氣急敗壞。

除了牆壁和鐵欄杆以外，這間看守所唯一的特色就是地上拴著圓環鐵鐐。看守所里的犯人每天早上必須在警官面前列隊經過。一個挨一個，被審問，被掌摑，被羞辱。有的犯人被捕就是因為他們在林子里獵捕了豪豬，或者販賣了汽油，或者偷了點東西，但多數是為了養家糊口而迫不得已。看守所的牆上有一處塗鴉寫著「停下來，墨約站在這裡。」

不只是犯人活在恐懼中，官銜低的警官幾乎都敢不開口。像墨約這個級別的警官，如果沒有得到上司的許可，也沒權力讓我上廁所和刷牙。「我只不過是一個辦事員」。我聽到警局的局長說，「我的上頭還有人」。看守們都很害怕他們的上司，所以他們更要確定自己是否從囚犯那裡獲得了尊重。墨約認為我請律師是對他的羞辱。他說「我也受過教育，你這是不配合」。他辦公室的四面牆，就能讓你很清楚知道，這裡的制度更多把反對黨視作冒犯而不是威脅。掛在墨約檯子上的罪行清單，其中最嚴重的一條就是「侮辱和危害總統的權威」。

事實上，辛巴威的反對黨很弱小。最大的反對黨MDC（"爭取民主變革運動"）在2002年達到高峰，在那年的總統選舉中，反對黨領袖摩根茨萬吉拉伊（Morgan Tsvangirai）得票率是42% ，而穆加貝得票率56% 。從那以後，由於受到政府脅迫加上黨內爭鬥，反對穆加貝的運動江河日下。穆加貝對反對党進行毒打，逮捕，槍殺。三月十一日，警察襲擊了MDC與基督徒組成的遊行示威。茨萬吉拉伊先生被捕並遭到毒打。自2000年開始，穆加貝又鼓動暴徒闖入白人私有農場（在國內留下來的白人居民有幾萬人，他們主要支持反對黨）。反對黨M.D.C 的基層主要在城鎮的貧民區，穆加貝之所以要搗毀這些貧民區，就是要逼著棚屋區幾百萬民眾背井離鄉，流落街頭。反對黨號召在四月二日舉行全國大罷工，可是默默支持他們的很多人，都在海外，罷工很難有什麼影響。

穆加貝同樣也攻擊一些長期在海外的對手。他說，西方尤其是英美圖謀對辛巴威進行新殖民。他偏執的情緒牽動了國家安全機關各個層級的神經。在墨約探長的辦公室里有張大地圖，其中用紅色標出了「政治活躍地區」，結果紅記號幾乎遍布了所有城鎮或大的村莊。牆上有一條指令，時時提醒墨約：他的任務就是「調查所有政治案子，鎮壓所有平民動亂，收集政治方面的情報」，萬一警局受到襲擊，上面盡然甚至備有詳盡的處理步驟。其字裡行間充斥著恐懼和警惕，而我說的每句話都被他們記錄下來，且一式三份，並讓我按了五次指印。

墨約有點意識到我是不好對付的人。一天，他說：「這個國家被毀了」。恥辱加深了他對「尊重」的需要。令他困擾的是，可能將來某天他要為自己濫用暴力查案付出代價。他會說：「你不能說反對我的話」，穆加貝最主要的伎倆就是確保大多數人怕他甚至超過恨他，超過互相仇恨。」

對辛巴威來說，最苦的莫過於穆加貝的統治還不會很快結束。我被關的第一天，在坦尚尼亞召開了南非洲開發區的政府元首高峰會。這些元首過去的身份都是反抗殖民主義的老戰士，例如南非總統塔博-姆貝基，其中許多反殖民的支持者都贊同穆加貝把西方國家妖魔化為「種族主義者」。儘管世界各地都在譴責穆加貝所作所為。

但是這個大會，人們拒絕批評穆加貝，而且要支持「辛巴威有權不受外來干涉」。當姆貝基被要求作為辛巴威政府和反對黨之間的調解人時，姆貝基卻告訴《金融時報》「我們是不是做得到，關鍵還要看辛巴威的領導人，在這個地區，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有實力去強迫辛巴威的人民去接受。」。次日，辛巴威的執政黨Zanu-PF推舉穆加貝為總統候選人參選 2008年總統。

為了找到逃往南非或波札那的路線，我研究過墨約牆上的地圖。我是有信心的，因為我不是第一個逃出辛巴威的人。到底有多少原住民離開了辛巴威，至今還沒有一個很可靠的數字，一些人說兩百萬到四百萬。據南非的統計，他們接待了一百萬到兩百萬辛巴威的難民。非洲大陸遍布著名為「小哈拉雷"」或是「辛鎮」的城外棚戶鎮。鎮上的老百姓說，他們為了逃離辛巴威，鋌而走險，不顧林波波河（Limpopo River）有鱷魚，（南非的）克魯格國家公園內有獅子。他們想說自己在玩命。他們還解釋，為什麼辛巴威經濟復甦這麼慢「人才都跑光了，辛巴威大主教匹爾斯-恩庫伯Pius Ncube（布拉瓦約省一位著名的政府批評人士）說「有文化的人，醫生，律師，教師，都走了」。獄警擱著鐵欄杆，悄悄地問我，是不是能在倫敦幫他們找份工作。

我開始同情逮捕我的人以及迫害我的人。他們同樣也制度的受害者，其中很多人都沒有拿到過薪水。他們開車到布拉瓦約省，表面上是幫我找旅館，其實是為了他們自己的購物。五名警官縮在小車子里，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他們在路邊各個攤頭上找便宜的土豆，又在加油站和提款機前面排隊，再去找鄉下有信譽的肉店老闆，「不瞞你說，情況就這麼糟糕。」，墨約說，「你自己都看見了」。

被囚的第五天，我被送上了法庭。途中，墨約帶我進了一家咖啡館，請我吃了被抓以來的第一頓飯。我很震驚，居然有英式早餐：臘腸，雞蛋，吐司，咖啡。我快餓死了，點好早餐，就找了一個與墨約的飯桌緊連著的位子，坐了下來。我對他打招呼，但他低頭迴避了。後來，又來了一個人要和我共餐桌，他作了自我介紹。他是「世界展望會」（一個基督教救助組織）的一個主管。我問他，今年秋收的情況。他說「收成為零」，「沒有農作物，有幾百萬人正在挨餓，只能靠我們的袋裝玉米來維持。」

上法庭只用了十分鐘，我被判有罪。被罰100辛巴威幣，按照目前的價值來算，算是半個美分吧。庭外，有兩個西裝革履，戴墨鏡的人，大概是特務吧。他們看著我離開，儘管當地政府釋放了我，但不保證我不再遭到穆加貝秘密警察的審問。我跳上租來的車，心想當局肯定以為我會朝南前往南非，或向西去波札那，但我驅車朝北，開了三百七十三里去了尚比亞。一路上，車聲隆隆。我回頭望去，遠處月光之下，那銀白皎潔的維多利亞大瀑布已然嵌在峭壁中間，我終於可以脫身了。

周日是我在看守所的最後一夜。我睡在地上，水泥牆壁傳來隔壁牢房，一曲低沉且和諧的旋律。有男低音，有男高音，還有打拍子的聲音。接下來兩個小時，囚犯們的歌聲響徹整個看守所。這些歌都是苦難和忍受之歌，也是美好和不滅的靈魂之曲。

作者:Alex Perry 翻譯:魯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