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948年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到底講了些什麼?

1948年10月18日，胡適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邀請來到杭州，下榻在西湖邊熟悉的新新旅館。19日，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後到浙大訪竺可楨，見到竺夫人陳汲等人。竺可楨約他20日中午在家裡吃飯，因為其夫人多次說要在家裡招待胡適。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適雇小船在西湖上盪了一會兒，再到孤山紀念林啟的「林社」，去看輔佐林啟辦學的高嘯桐遺像。在竺可楨家吃中飯時作陪的還有蘇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點鐘，他在浙江大學體育館主講「自由主義」。

胡適日記中記載了他1948年10月在浙江大學演講之事，一共兩則。第一則為：

1948年10月19日。昨來杭州。昨日到錢塘江上看大鐵橋，坐汽車過橋；到蕭山境內，始回北岸。此是茅以升、羅英諸君所造。昨日歸途游六和塔。在湖上小游。今日下雨，到浙江大學，訪竺可楨校長，見竺夫人陳汲女士，見潘淵（企莘）、鄭海宗諸友。傍晚游虎跑。第二則為：1948年10月20日。上午天晴，雇小船在湖上盪了一會兒，到孤山林社，看看高嘯桐遺像。下午兩點在浙大講「自由主義」。下午四點快車回上海。（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卷)，第720～72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這是一次很重要的演講。1958年12月16日，胡適與人談話中提及了當年他在浙江大學演講內容相關的細節，即他與康乃爾大學歷史學教授伯爾（George Lincoln Burr，1857～1938）就「自由與寬容」所進行的一次談話對他的影響。談話中伯爾教授的那句感嘆——「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Tolera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freedom）。這句話三個月後出現在胡適的《容忍與自由》一文（見本文文末附錄）中，這篇文章被殷海光稱為「近四十年來最偉大的思想文獻」。

1961年12月30日，離世前不久胡適，吃晚飯時他還和秘書胡頌平說起竺可楨的第二個太太是陳源的妹妹，「這位陳小姐，面孔圓圓的，長得很甜。我的太太對我說，如果她死了，她勸我娶這位陳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對她的喜歡。勝利之後，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

對於胡適這次在浙江大學演講的內容，胡適日記中沒有詳述，只說演講的題目是「自由主義」。

據浙江大學學生唐為根回憶，當年胡適來浙大講話似乎「不得人心」，「台下學生不斷地出現哄聲四起」。不過，他的記述與當天竺可楨先生的日記不一致，竺可楨校長的日記記述說，聽講的浙大學生、老師有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著聽講的，但一小時二十分，很少有人退場的，「亦可知適之演講之魔力也」。他的日記中還說到胡適演講時流汗，「近來人甚肥碩，但演講時已汗流浹背矣，因下午相當熱也。」竺可楨與胡適都是庚子賠款餘額的留美學生，胡適比竺可楨小一歲。

胡適這次講演沒有留下記錄稿，《國立浙江大學日刊》（1948年10月21日，復刊新58號）「校聞」一欄中有過專門的介紹。只是此日刊後未曾出版，現將這篇報道摘錄如下：

北大胡適之校長昨講「自由主義與中國」

國立北京大學校長鬍適之先生前日來杭，過訪本校竺校長，並參觀本校。本校當邀胡先生於昨日下午二時公開講演，屆時體育館內，師生聽眾，濟濟一堂。首由竺校長介紹，並謂胡先生二十年前，系本校籌備委員之一。繼胡先生於一片掌聲中起立，略謂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決問題，非講主義，今此雖道主義，仍在問題索解。自由為義，在於由自，我國蓋有悠久之傳統。在希臘為自由為字，亦同中國，兼有名辭動詞兩用。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須仰人。浙大三館，紀念陽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陽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訪之錄，與舜水去國，老死日本，皆爭自由之表現。東漢，上虞王充（仲任）當神權之世，撰《論衡》八十餘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虛妄」，亦皆在求自由。綜之，中國史中，自老莊孔墨，中經阮籍、嵇康、范縝、韓愈，以逮宋明諸儒，為爭自由而仗義執言，雖一人而往矣，精神皆至偉大。所惜者已往賢哲，過於漠視政治自由，遂致雖倡君主無為之治，而無術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者，去今不過百年，為政治自由，樹之範疇，於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議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改之憲法，一曰不記名投票。此雖淺近之論，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而明之，自由之義，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訪即夙昔嘗著自由歷史之教師者，行年八十，謂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Tolerance）。而當今之世，實自由與不自由之爭，容忍與不容忍之爭。浙大於陽明、黎洲、舜水爭自由傳統之精神下，對此當前重大問題，應三思之云云。胡先生談笑風生，記取古今中外詩文史事，如數家珍，雜以詼謔，亦諧亦庄，聽之如飲醇醪。凡歷一時有半，掌鳴有如春雷聲中而畢。同學有邀胡先生討論者，胡先生以擬乘四時快車赴滬，約以再來云云。

另外，胡適此次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內容，在當年10月22日的《申報》上亦有簡要報道。報道全文如下：

胡適在浙大演講自由主義與中國

[中央社杭州廿一日電]北大校長鬍適於18日抵杭，廿日應浙大校長竺可楨之邀，假浙大健身房演講，講題為「自由主義與中國」。胡氏首先解釋自由主義為當今世界一種最偉大的運動，繼則詳述中國古代儒者之自由主義思想，自孔孟以下如王充、王安石、朱舜水、黃梨洲等先賢，其遺著中無不富有自由主義思想，故今之所謂「自由主義」者，實為中國之「土產而非舶來品」，惟雖有「自由主義思想」或「自由主義哲學」，而無政治環境上之自由，則社會仍無自由可言，中國即缺乏此種政治上之自由也。然而欲求得政治上之自由，則必須有一種容忍的精神與之相配合。然後自由主義始能有最完美的發揮。故今天中國要求自由主義之勝利，主要在爭取政治上之自由，與培養一般社會之容忍精神。

竺可楨校長的日記也只記載了胡適演講的大致內容（《竺可楨全集》第11卷，上海教育科技出版社，2006年版）。

根據這些記錄，我們可以推測，1948年胡適在浙江大學演講的內容，大致包括了他兩篇文章的內容，即《什麼是自由主義》和《自由與容忍》（參見附件一和附錄二）

在這些演講中，胡適主要談到，自由主義為中國固有產物，明代浙江餘姚出生的三位大師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都提倡自由主義，東漢王充也是自由主義。但他明確指出中國的自由主義缺乏政治的自由，而且缺少容忍的精神，所以自由終不能達到，人民也沒能得到解放。

胡適1948年演講時，中國政局正面臨急劇變化的關鍵時刻。十餘年後，胡適提到他當年演講時的情形： 「勝利之後，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你想，校長住在禮堂的樓上，他的一切行動都被學生監視住，我就曉得他們是出不來了」。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第245頁，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作為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領袖的胡適，這時卻顯得如此「悠閑」，大談「自由主義」，並呼籲當局能夠對不同思想言論表現出大度寬容，其背後究竟潛隱著怎樣的個人與時代的思想暗流呢? （參見段懷清《胡適1948年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及其他》,《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8月上半月期）想了解其此時的心境，可以閱讀歷史學家余英時的大著《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的相關部分。余英時以胡適的日記為依據，還原了胡適的溫情、堅韌、包容與擔當。

而胡適本人，似乎也處於一個重要的人生轉折點。1948年，胡適公開發表《自由主義是什麼》一文。1948年12月4日的日記中，胡適表示了自己可能離開學術界直接投身政治的打算：「晚上公宴錢端升，主人是北大的行政首領居多，故我們大談。我最後說，我過了十二月十七日（五十周年紀念日），我想到政府所在地去做點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長了。不做校長時，我也決不做《哲學史》或《水經注》！至於我能做什麼，我自己也不知道」。（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第7卷)，第726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胡適在浙大演講後的幾個月後，他就將與大陸永遠告別，開始「根株浮滄海」的最後餘生，從自再也沒有回到過大陸。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給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說：「我常望胡適能夠像他30年前一樣，成功卓越地領導一場在自由與民主基礎上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胡也表示，戰後他並沒有將自己的才華回歸到與他相宜的學術領域，對此他後悔莫及。」時間已經不等胡適了，他再也沒有機會了。不過，他選擇離開大陸時，也許根本估計不到當年在北京大學時，被他看輕的那點陣圖書管理員後來會發動了對他的批判風暴。

1948年，在南京的一個私人場合，錢昌照當面問胡適對共產黨的看法，他這樣回答：「毛潤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寫信給他，不要打仗。至於共產黨那裡去，我不會。」他又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我願意留在蔣的一邊。」1949年，錢昌照到北京，曾把這些話告訴毛澤東、周恩來二人。周恩來說：「胡就是這樣的人。我們對他並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會轉變的。」（《錢昌照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大陸發起批評胡適的運動，目標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響，當然毛澤東也很清楚胡適不是一無是處。唐弢在《春天的懷念》中回憶說，1956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時這樣說：「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託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複名譽吧。」(轉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頁)

其實1948-1949年，是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普遍的艱難決擇時期。1848年，國民黨節節敗退，而中國共產黨卻看到了提前到來的「革命勝利」的曙光，1949國民黨匆忙收拾殘兵敗將退守台灣。而夾在兩黨之間的知識分子則被迫進行「留」還是「走」的選擇。留下，是主動迎接還是冷眼旁觀？出走，是台灣、香港還是美國？據統計，1948年選出的81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24位選擇了出走，佔全部院士的29.6%，其中10位是人文組院士，佔28位人文組院士的35.7%。很顯然，大多數知識分子選擇了留下。

1949年，胡風寫下長篇政治抒情詩《時間開始了》，喜悅與興奮之情溢於言表：「毛澤東！毛澤東！……你微微俯著身軀/你堅定地望著前方/隨著你抬起的巨人的手勢/大自然的交響湧出了最強音/全人類的希望發出了最強光/……毛澤東！毛澤東！/由於你/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人民/感到了大宇宙的永生的呼吸/受到了全地球的戰鬥的召喚「。

解放前，金岳霖罵參加民主運動的教授說：「共產黨來了沒有自由，中國都是你們這一伙人搞壞的」。解放後，共產黨真的來了，他卻不斷地「發現了奇蹟」。他說：「人家卻真能使自己所夢想的民族翻身變為事實！」「這樣的黨，是中國從前所沒有的！」於是，他對共產黨的態度由疑懼轉為擁護，不僅全面認同馬克思主義，而且積极參与對杜威、羅素、胡適、梁漱溟、章伯鈞等的批判。後來，讀到金岳霖寫的一篇檢討後，身在美國的胡適感到十分不解，他寫道：「是不是毛澤東和他的政權已經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將這一位最倔強的個人主義的中國哲學家的腦給洗乾淨了？還是我們應該向上帝禱告請准許我們的金教授經過了這樣屈辱的坦白以後可以不必再參加『學習會』了。」

附錄一：容忍與自由胡適

　　十七、八年前，我最後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耐兒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George Lincoln urr)。

我們談到英國文學大師阿克頓(Lord Acton)一生準備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沒有寫成他就死了。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我十七歲的時候(一九○八)曾在《競業旬報》上發表幾條《無鬼叢話》，其中有一條是痛罵小說《西遊記》和《封神榜》的，我說：

《王制》有之：「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排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

這是一個小孩子很不容忍的「衛道」態度。我在那時候已是一個無鬼論者、無神論者，所以發出那種摧除迷信的狂論，要實行《王制》（《禮記》的一篇）的「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一條經典！

我在那時候當然沒有夢想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十五年後(一九二三)會很熱心的給《西遊記》作兩萬字的考證！我在那時候當然更沒有想到那個小孩子在二、二十年後還時時留心搜求可以考證《封神榜》的作者的材料！我在那時候也完全沒有想想《王制》那句話的歷史意義。那一段《王制》的全文是這樣的：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我在五十年前，完全沒有懂得這一段話的「誅」正是中國專制政體之下禁止新思想、新學術、新信仰、新藝術的經典的根據。我在那時候抱著「破除迷信」的熱心，所以擁護那「四誅」之中的第四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我當時完全沒有夢到第四誅的「假於鬼神……以疑眾」和第一誅的「執左道以亂政」的兩條罪名都可以用來摧殘宗教信仰的自由。我當時也完全沒有注意到鄭玄注里用了公輸般作「奇技異器」的例子；更沒有注意到孔穎達「正義」里舉了「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的例子來解釋「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故第二誅可以用來禁絕藝術創作的自由，也可以用來「殺」許多發明「奇技異器」的科學家。故第三誅可以用來摧殘思想的自由，言論的自由，著作出版的自由。

我在五十年前引用《王制》第四誅，要「殺」《西遊記》《封神榜》的作者。那時候我當然沒有想到十年之後我在北京大學教書時就有一些同樣「衛道」的正人君子也想引用《王制》的第三誅，要「殺」我和我的朋友們。當年我要「殺」人，後來人要「殺」我，動機是一樣的：都只因為動了一點正義的火氣，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

我自己敘述五十年前主張「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的故事，為的是要說明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我到今天還是一個無神論者，我不信有一個有意志的神，我也不信靈魂不朽的說法。但我的無神論與共產黨的無神論有一點根本的不同。我能夠容忍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也能夠容忍一切誠心信仰宗教的人。共產黨自己主張無神論，就要消滅一切有神的信仰，要禁絕一切信仰有神的宗教——這就是我五十年前幼稚而又狂妄的不容忍的態度了。

我自己總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絕大多數人是信神的，居然能有這雅量，能容忍我的無神論，能容忍我這個不信神也不信靈魂不滅的人，能容忍我在國內和國外自由發表我的無神論的思想，從沒有人因此用石頭擲我，把我關在監獄裡，或把我捆在柴堆上用火燒死。我在這個世界裡居然享受了四十多年的容忍與自由。我覺得這個國家，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對我的容忍度量是可愛的，是可以感激的。所以我自己總覺得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所以我自己不信神，但我能誠心的諒解一切信神的人，也能誠心的容忍並且敬重—切信仰有神的宗教。

我要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因為我年紀越大，我越覺得容忍的重要意義。若社會沒有這點容忍的氣度，我決不能享受四十多年大膽懷疑的自由，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

在宗教自由史上，在思想自由史上，在政治自由史上，我們都可以看見容忍的態度是最難得、最稀有的態度。人類的習慣總是喜同而惡異的，總不喜歡和自己不同的信仰、思想、行為。這就是不容忍的根源。不容忍只是不能容忍和我自己不同的新思想和新信仰。一個宗教團體總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宗教信仰必定是錯的，必定是異端，邪教。一個政治團體總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張是對的，是不會錯的，所以它總相信那些和自己不同的政治見解必定是錯的，必定是敵人。一切對異端的迫害，一切對「異己」的摧殘，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論的被壓迫，都由於這一點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心理。因為深信自己是不會錯的，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了。

試看歐洲的宗教革新運動的歷史。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約翰·高爾文(John Calvin)等人起來革新宗教，本來是因為他們不滿意於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種種不自由。但是新教在中歐、北歐勝利之後，新教的領袖們又都漸漸走上了不容忍的路上去，也不容許別人起來批評他們的新教條了。高爾文在日內瓦掌握了宗教大權，居然會把一個敢獨立思想，敢批評高爾文的教條的學者塞維圖斯(Servetus)定了「異端邪說」的罪名，把他用鐵鏈鎖在木樁上，堆起柴來，慢慢的活燒死。這是一五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事。

這個殉道者塞維圖斯的慘史，最值得人們的追念和反省。宗教革新運動原來的目標是要爭取「基督教的人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何以高爾文和他的信徒們居然會把一位獨立思想的新教徒用慢慢的火燒死呢？何以高爾文的門徒(後來繼任高爾文為日內瓦的宗教獨裁者)柏時(deBeze)竟會宣言「良心的自由是魔鬼的教條」呢?

基本的原因還是那一點深信我自己是「不會錯的」的心理。像高爾文那樣虔誠的宗教改革家，他自己深信他的良心確是代表上帝的命令，他的口和他的筆確是代表上帝的意志，那末他的意見還會錯嗎？他還有錯誤的可能嗎？在塞維圖斯被燒死之後，高爾文曾受到不少人的批評。一五五四年，高爾文發表一篇文字為他自己辯護，他毫不遲疑的說：「嚴厲懲治邪說者的權威是無可疑的，因為這就是上帝自己說話。……這工作是為上帝的光榮戰鬥。」

上帝自己說話，還會錯嗎？為上帝的光榮作戰，還會錯嗎？這一點「我不會錯」的心理，就是一切不容忍的根苗。深信我自己的信念沒有錯誤的可能(infallible)，我的意見就是「正義」，反對我的人當然都是「邪說」了。我的意見代表上帝的意旨，反對我的人的意見當然都是「魔鬼的教條」了。這是宗教自由史給我們的教訓：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異己」的雅量，就不會承認「異己」的宗教信仰可以享受自由。但因為不容忍的態度是基於「我的信念不會錯」的心理習慣，所以容忍「異己」是最難得，最不容易養成的雅量。

在政治思想上，在社會問題的討論上，我們同樣的感覺到不容忍是常見的，而容忍總是很稀有的。我試舉一個死了的老朋友的故事作例子。四十多年前，我們在《新青年》雜誌上開始提倡白話文學的運動，我曾從美國寄信給陳獨秀，我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各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獨秀在《新青年》上答我道：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為學術發達之原則，獨於改良中國文學當以白話為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我當時看了就覺得這是很武斷的態度。現在在四十多年之後，我還忘不了獨秀這一句話，我還覺得這種「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的態度是很不容忍的態度，是最容易引起別人的惡感，是最容易引起反對的。

我曾說過，我應該用容忍的態度來報答社會對我的容忍。我現在常常想我們還得戒律自己：我們著想別人容忍諒解我們的見解，我們必須先養成能夠容忍諒解別人的見解的度量。至少至少我們應該戒約自己決不可「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我們受過實驗主義的訓練的人，本來就不承認有「絕對之是」，更不可以「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

1948年3月12日晨 　

　（本文選自《胡適文集》第11冊823—82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胡適

孫中山先生曾引一句外國成語：「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不知那一種是真的。」其實「自由主義」也可以有種種說法，人人都可以說他的說法是真的，今天我說的「自由主義」，當然只是我的看法，請大家指教。自由主義最淺顯的意思是強調的尊重自由，現在有些人否認自由的價值。同時又自稱是自由主義者。自由主義里沒有自由，就好像長板坡里沒有趙子龍，空城計里沒有諸葛亮，總有點叫不順口罷！據我的拙見，自由主義就是人類歷史上那個提倡自由，崇拜自由，爭取自由，充實並推廣自由的大運動。「自由」在中國古文里的意思是：「由於自己」，就是不由於外力，是「自己作主」。在歐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從外力裁製之下解放出來，才能「自己作主」。在中國古代思想里，「自由」就等於自然，「自然」是「自己如此」，「自由」是「由於自己」，都有不由於外力拘束的意思。陶淵明的詩：「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這裡「自然」二字可以說是完全同「自由」一樣。王安石的詩：「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這就是說，這片瓦的行動是被風吹動的，不是由於自己的力量。中國古人太看重「自由」，「自然」自「字，所以往往看輕外面的拘束力量，也許是故意看不起外面的壓迫，故意迴向自己內心去求安慰，求自由。這種迴向自己求內心的自由，有幾種方式，一種是隱遁的生活——逃避外力的壓迫，一種是夢想神仙的生活——行動自由，變化自由——正如莊子說，列子御風而行，最高的生活是事人無待於外，道教的神仙，佛教的西天凈土，都含有由自己內心去尋求最高的自由的意義。我們現在講的」自由「，不是那種內心境界，我們現在說的」自由「，是不受外力拘束壓迫的權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縛的權利。在宗教信仰方面不受外力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出版方面，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這些自由都不是天生的，不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是一些先進民族用長期的奮鬥努力爭出來的。人類歷史上那個自由主義大運動實在是一大串解放的努力。宗教信仰自由只是解除某個某個宗教威權的束縛，思想自由只是解除某派某派主流思想威權的束縛。在這些方面……在信仰與思想的方面，東方歷史上也有很大膽的批評者與反抗者。從墨翟，楊朱，到桓譚，王充，從范縝，傅奕，韓愈，到李贄，顏元，李恭，都可以說是為信仰思想自由奮鬥的東方豪傑之士，很可以同他們的許多西方同志齊名比美，我們中國歷史上雖然沒有抬出」爭自由「的大旗子來做宗教運動，思想運動，或政治運動，但中國思想史與社會政治史的每一個時代都可以說含有爭取某種解放的意義。我們的思想史的第一個開山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代——就有爭取思想自由的意義。古代思想的第一位大師老子，就是一位大膽批評政府的人。他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同時的鄧析是批評政~府而被殺的。另一位更偉大的人就是孔子，他也是一位偏向左的「中間派」，他對於當時的宗教與政治，都有大膽的批評，他的最大恆的思想是在教育方面：有教無類，「類」是門類，是階級民族，「有教無類」，是說：「有了教育，就沒有階級民族了。」從老子孔子打開了自由思想的風氣，二千多年的中國思想史，宗教史，時時有爭自由的急先鋒，有時還有犧牲生命的殉道者。孟子的政治思想可以說是全世界的自由主義的最早一個倡導者。孟子提出的「大丈夫」是「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這是中國經典里自由主義的理想人物。在二千多年歷史上，每到了宗教與思想走進了太黑暗的時代，總有大思想家起來奮鬥，批評，政革。漢朝的儒教太黑暗了，就有桓譚，王充，張衡起來，作大膽的批評。後來佛教勢力太大了，就有齊梁之間的范縝，唐朝初年的傅弈，唐朝後期的韓愈出來，大膽的批評佛教，攻擊那在當時氣焰熏天的佛教。大家都還記得韓愈攻擊佛教的結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佛教衰落之後，在理學極盛時代，也曾有多少次批評正統思想或反抗正統思想的運動。王陽明的運動就是反抗朱子的正統思想的。李卓吾是為了反抗一切正宗而被拘捕下獄，他在監獄裡自殺的，他死在北京，葬在通州，這個七十六歲的殉道者的墳墓，至今存在，他的書經過多少次禁止，但至今還是很流行的。北方的顏李學派，也是反對正統的程朱思想的，當時，這個了不得的學派很受正統思想的壓迫，甚至於不能公開的傳授。這三百年的漢學運動，也是一種爭取宗~教自由思想自由的運動。漢學是抬出漢朝的書做招牌，來掩護一個批評宋學的大運動。這就等於歐洲人抬出聖經來反對教會的權威。但是東方自由主義運動始終沒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終沒有走上建設民主政治的路子。西方的自由主義絕大貢獻正在這一點，他們覺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方才能夠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義的政治意義是強調的擁護民主，一個國家的統治權必須放在多數人民手裡，近代民主政治制度是安格羅撒克遜民族的貢獻居多，代議制度是英國人的貢獻，成文而可以修改的憲法是英美人的創製，無記名投票是澳洲人的發明，這就是政治的自由主義應該包含的意義。我們古代也曾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為邦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主思想。我們也曾在二千年前就廢除了封建制度，做到了大一統的國家，在這個大一統的帝國里，我們也曾建立一種全世界最久的文官考試製度，使全國才智之士有參加政府的平等制度。但，我們始終沒有法可以解決君主專制的問題，始終沒有建立一個制度來限制君主的專制大權，世界只有安格羅撒克遜民族在七百年中逐漸發展出好幾種民主政治的方式與制度，這些制度可以用在小國，也可以用在大國。(1)代議政治，起源很早，但史家指一二九五年為正式起始。(2)成文憲，最早的一二一五年的大憲章，近代的是美國憲法(一七八七）。(3）無記名投票(政府預備選舉票，票上印各黨候選人的姓名，選民秘密填記)是一八五六年SouthAustralia最早採用的。自由主義在這兩百年的演進史上，還有一個特殊的，空前的政治意義，就是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自由權利。向來政治鬥爭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是西風壓了東風，被壓的人是沒有好日子過的，但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卻漸漸養成了一種容忍異己的度量與風氣。因為政權是多數人民授予的，在朝執政權的黨一旦失去了多數人民的支持，就成了在野黨了，所以執政權的人都得準備下台時坐冷板凳的生活，而個個少數黨都有逐漸變成多數黨的可能，甚至於極少數人的信仰與主張，「好像一粒芥子，在各種種子里是頂小的，等到他生長起來，卻比各種菜蔬都大，竟成了小樹，空中的飛鳥可以來停在他的枝上。」（《新約·馬大福音》十四章，聖地的芥菜可以高到十英尺。)人們能這樣想，就不能不存容忍別人的態度了，就不能不尊重少數人的基本自由了。在近代民主國家裡，容忍反對黨，保障少數人的權利，久已成了當然的政治作風，這是近代自由主義里最可愛慕而又最基本的一個方面。我做駐美大使的時期，有一天我到費城去看我的一個史學老師白爾教授，他平生最注意人類爭自由的歷史，這時候他已八十歲了。他對我說：「我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這句話我至今不忘記。為什麼容忍比自由還更要緊呢？因為容忍就是自由的根源，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可說了。至少在現代，自由的保障全靠一種互相容忍的精神，無論是東風壓了西風，是西風壓了東風，都是不容忍，都是摧殘自由。多數人若不能容忍少數人的思想信仰，少數人當然不會有思想信仰的自由，反過來說，少數人也得容忍多數人的思想信仰，因為少數人要時常懷著「有朝一日權在手，殺盡異教方罷休」的心理，多數人也就不能不行「斬草除根」的算計了。最後我要指出，現代的自由主義，還含有「和平改革」的意思。和平改革有兩個意義，第一就是和平的轉移政權，第二就是用立法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做具體改革，一點一滴的求進步。容忍反對黨。尊重少數人權利，正是和平的政治社會改革的唯一基礎。反對黨的對立，第一是為政府樹立最嚴格的批評監督機關，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選擇的機會，使國家可以用法定的和平方式來轉移政權，嚴格的批評監督，和平的改換政權，都是現代民主國家做到和平革新的大路。近代最重大的政治變遷，莫過於英國工黨的執掌政權，英國工黨在五十多年前，只能選擇出十幾個議員，三十年後，工黨兩次執政，但還站不長久，到了戰爭勝利之年(一九四五)，工黨得到了絕對多數的選舉票，故這次工黨的政權，是鞏固的，在五年之內，誰都不能推翻他們，他們可以放手改革英國的工商業，可以放手改革英國的經濟制度，這樣重大的變化，——從資本主義的英國變到社會主義的英國，——不用流一滴血，不用武裝革命，只靠一張無記名的選舉票，這種和平的革命基礎，只是那容忍反對黨的雅量，只是那保障少數人自由權利的政治制度，頂頂小的芥子不曾受摧殘，在五十年後居然變成大樹了。自由主義在歷史上有解除束縛的作用，故有時不能避免流血的革命，但自由主義的運動，在最近百年中最大成績，例如英國自從一八三二年以來的政治革薪，直到今日的工黨政府，都是不流血的和平革新，所以在許多人的心目中自由主義竟成了「和平改革主義」的別名，有些人反對自由主義說它是「不革命主義」，也正是如此。我們承認現代的自由主義正應該有「和平改革」的含義，因為在民主政治已上了軌道的國家裡，自由與容忍鋪下了和平改革的大路，自由主義者也就不覺得有暴力革命的必要了。這最後一點，有許多沒有忍耐心的年青人也許聽了不滿意，他們要「澈底改革」，不要那一點一滴的立法，他們要暴力革命，不要和平演進。我要很誠懇的指出，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歷史，很清楚的指示我們，凡主張澈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沒有一個不走上絕對專制的路，這是很自然的，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權可以剷除一切反對黨，消滅一切阻力，也只有絕對的專制政治可以不擇手段，不惜代價，用最殘酷的方法做到他們認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們不承認他們的見解會有錯誤，他們也不能承認反對的人會有值得考慮的理由，所以他們絕對不能容忍異己，也絕對不能容許自由的思想與言論。所以我很坦白地說，自由主義為了尊重自由與容忍，當然反對暴力革命，與暴力革命必然引起來的暴力專制政治。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