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固欣然 死亦無憾：紀念趙朴初居士誕辰110周年

趙朴初

趙朴初（1907—2000），生於安慶。自幼酷愛詩詞及書法，而後從事佛教和社會救濟工作。

1938年後，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理事，中國佛教協會秘書、主任秘書長。

1949年任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總幹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常委、副主席。

1980年後，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中國佛學院院長，中國藏語系高級佛學院顧問，中國宗教和平委員會主席。

他的影響遍及海內外，尤以宗教家為甚。他的書法以行楷書最擅長，脫胎於李北海、蘇東坡，字的體勢向右上方傾斜，結構嚴謹，筆力勁健而又有種雍容寬博的氣度，隱隱透出一種佛家氣象。

世出世法不二

趙朴初的佛緣源遠流長，在母親的影響下，他自幼便對佛教慈悲的情懷充滿敬仰。

不滿十歲時隨母親去家鄉的廨院寺，住持以廟中火神殿為題出一上聯：「火神殿火神菩薩掌管人間災禍」，他當即以廟中觀音閣為題應一下聯：「觀音閣觀音大士保佑黎民平安」。

在他心中觀音的慈悲、智慧、和平是早已紮根的。

1927年他在上海「覺園」養病，「覺園」內有一佛教凈業社，是一個由佛教界上層人士組織的念佛團體，趙朴初對於念佛與「無我」的關係及念佛增強對佛的信念這一方面深有體會。同時，對於與此相關的儀軌乃至唱念也都非常熟悉。

當年的「覺園」又是一個佛教界高僧大德匯聚的佛教活動中心，1929年成立的中國佛教會歷屆大會都在這裡召開。

趙朴初在這裡擔任文牘員、秘書、文書等職務，除認真辦理佛教事務外，與圓瑛、太虛、應慈、關炯之、王一亭、黃涵之等都有交往。

九世班禪在「覺園」成立蒙藏學院，斯里蘭卡的納羅達法師在此講南傳佛教，使他在佛法、教義方面感受到了三大語系的教導。

而這裡佛教圖書館收藏的《大藏經》及諸多佛教經、律、論也使他更深入地認識到佛教的真諦，從而對佛教產生了信仰。

由於種種因緣，一些人對佛教的「出世」精神不理解，以為佛教是交一切「寄託於西天與來世」的信仰。事實上佛教是「世出世法不二」的。

六祖惠能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趙朴初一生提倡「人間佛教」，正出自這樣的信仰基礎。

著名作家王元化曾對我說起，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他與趙朴老就有交往。他看到趙朴初生活中那樣積極進取地辦事，覺得這似乎與佛教「出世」的精神不大符合，便問趙朴老，「你真信佛教嗎？」趙回答：「那當然是的，這怎麼能假。」

趙朴初的回答是絕對懇切的。他曾對我說：「信，先是對佛的信賴，然後是對佛的理解，再將這種理解付諸實行，最後得到證悟。這樣一個信、解、行、證的過程循環往返，日益達到更高的境界。」

信什麼？「緣起性空，如實觀照的認識論；諸行無常，時空無盡的宇宙觀；無我利他，度生無倦的人生觀；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的道德觀。」

對於佛教的認識論、宇宙觀、人生觀、道德觀，他是認真通過閱讀經典向高僧大德求教，去深剡理解的。

通過這樣的信、解過程指導自己的行為，使他在「世出世法不二」這一點上做到了以「出世」的佛法去行「無我利他，度生無倦」的世間法。

當年，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現實，作為一個年輕的佛教徒，趙朴初和廣大信眾一起積極地投入了抗日救亡活動。

在全面抗日救國、救亡圖存的浪潮影響下，本著「報國土恩」、愛國愛教的精神，他接觸進步人士，閱讀進步書籍，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抗日救亡運動。

他參與並聯合佛教界人士成立「中國佛教徒護國和平會」，任總幹事，他在「上海慈善團體聯合救鄉會」任常委，兼任戰區難民委員會收容股主任。

他夜以繼日地奔走於各處難民收容所，集中青壯年進行抗日救亡教育和軍事訓練；先後組織數批青壯年難民上前線，還通過重重艱難險阻將他們送到新四軍軍部去參加抗戰。

他逝世以後，我聽當年在上海負責地下黨工作的一位領導說：「那時黨要做的，趙朴初也在做，趙朴初做的，也符合黨的需要，在工作實踐中，他的影響越來越大，很多工作自然需要他去做。」

同時，這一切也都是本著佛陀教導而做的。趙朴老告訴我當年的佛教「護國和平會」制過一枚會章，是一頂地藏菩薩的毗盧帽，表示大願之意，而這大願正是護國和平。

佛教凈業社有一個凈業教養院，趙朴初是這個教養院的主要負責人。

教養院所收的成員大都是流浪兒，有的還沾染了許多不勞而獲的陋習。他按佛法進行教育，他說：「佛教的教育，要在行住坐卧四威儀中用功，在言語文字之外著手。」不偏重學知識而強調做人，這是極有精深意義的。

對於這個集體，他強調「六和」：他說：「出家佛教徒的集團，叫做僧伽，僧伽二字有「六和」的意義，即是在這一個集團里，人人都要做到身和、人和、意和、戒和、見和、利和，這六和的道理說淺近一點，正是怎樣做人的道理。」

對於教師，他要求符合佛「隨順眾生種種心性，應機說教」的教法。

對於有過錯的流浪兒童，他要求按佛教重在教他們「發露懺悔從意根上除惡」的作法。

而對於那些存有不勞而獲想法的流浪兒，則要求他們用八正道的「正命」來棄除「邪命」，學一手技能來生活。

他沒有把這些孩子按出家人的要求培養為僧人，而是讓他們成為自食其力、服務於社會的有用之材。因為出家本身要講因緣，而且當時社會確實需要大量的人才。

在他的指導方針下，這裡出了許多人材，有幹部、軍人、作家、工程師、藝術家……前年我曾與其中一些人交談，我發現他們身上都有正義、為人民、慈悲的精神，這也是趙朴老種下的佛緣。

傾全心弘揚人間佛教

趙朴初的言行深得高僧大德的肯定。太虛法師逝世前十日，以電話招趙朴初至玉佛寺相見，送趙一本自己著的《人生佛教》，勉勵他今後努力護法。

50多年後，茗山法師去醫院看趙朴老，二人談起了當年這段往事，茗山法師說：「這是太虛法師把弘揚人間佛教的事託付給你了。」

護法，廣義來說指歸依佛法、護持三寶的神靈，狹義則指窮究密教奧義的高僧，及修行者所驅使的神靈。

但今天來看，它就是「護持正法」之義。一個人認真修學佛法、依教奉行，表現出佛教徒應具備的精神風範，使社會對佛法產生好的觀念，這有利於佛法的存在並得以發揚光大，這便是好的護法。

數十年實踐證明，趙朴老是一個好護法。

新中國建立前夕，為迎接上海解放，各界人士成立上海臨時聯合救濟委員會，趙朴初任總幹事，負責收容難民，維持治安，看管散兵游勇的工作。他組織佛教信眾在玉佛寺舉行座談會，迎接上海解放，保護了寺院和圓瑛法師等高僧大德。

上海解放後，他負責華東生產救災的工作，那時上海有遊民60萬，他在解放軍協助下覓地安置，給以衣食、醫病，提供受教育學技藝的條件，使他們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再一次體現了佛教慈悲精神與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一致。

1950年華東軍政委員會和上海市軍管會決定由趙朴初將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的救濟物資接收過來作救濟之用。

這是一筆極為龐大的物資，當「三反」運動開始後，他在運動中經受了上海、華東和中央的三級審查。審查結果，沒有任何問題。

他這次考驗反映了他的道德觀，也顯現了他的修養。周恩來總理讚揚他「一塵不染真是難得」，決定調他進京。開始原想讓他負責慈善救濟工作，他想到自己和佛教的因緣還是希望在宗教界，周恩來總理同意了。

這樣重大的決定當然不是個人的想法，事實證明這是他依佛緣行事的結果。

他堅信佛法面前人人平等，因此不論是被人視為「只知叩頭燒香」的一般信眾，還是「深諳佛學」的學者，只要是尊重佛教，行善止惡的人他都廣結善緣。

因此他人緣極佳，結交的朋友貧、富、老、少都有，為此完成了許多於佛教、於眾生、於社會都有利的大事，在這個基礎上，佛教界的許多事也自然地想到他。

1952年初，中佛協尚未成立，有著悠久歷史在海內外影響深遠的金陵刻經部，因無人過問破落荒蕪，一片凋敝，雜草從生，居士們想到趙朴初，便派人特地趕到上海向趙朴初報告情況。

他知情後立即與圓瑛法師等高僧大德一起組成「金陵刻經處護持委員會」，由他擔任主任委員，恢復了這一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明確規定了宗教信仰自由，老一輩革命家們對於宗教信仰自由這一點不僅堅持而且對宗教界尊重關心。

在大好形勢下，全國廣大佛教徒，都希望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中國佛教協會，而有此殊勝佛緣的趙朴初自然是理當擔此組織重任的。

與廣大信眾一起，他參與發起、組織了中國佛教協會。在中國歷史上，佛教第一次實現了三大語系、各民族、各地區的大團結。

中國佛協創辦了中國佛教最高學府——中國佛學院；恢復和修整了金陵刻經處；編印、發行了會刊《現代佛學》。

為了紀念佛陀涅檗二千五百年，中佛協進行了對《房山石經》的發掘、拓印的浩大工程，使這一部歷經千年、刻在石板上的稀世法寶得以重放光輝；編印了《釋迦牟尼佛像集》、《中國佛教畫集》，精心製作了一批佛像，在各大寺院舉辦了紀念法會。

應斯里蘭卡政府和信眾之請，中國佛教集中全國的佛教專家學者，成立了《中國佛教百科全書》編纂委員會，承擔英文《佛教百科全書》中國部份的編撰與翻譯。

班禪大師等活佛進京，視察內地佛教工作，依法灌頂，加強了漢族佛教界同兄弟民族佛教界的聯繫和團結，佛牙舍利到雲南供各民族信眾朝禮，密切了雲南邊境上座部佛教和內地佛教的關係。

護持佛法 不難不迥

面對寶鏡重光，法炬復燃，像設嚴飾，氣象萬千的大好局面，趙朴初一面和大家一起為佛教事業的建設和發展勇猛精進，一方面他深知由於過去佛教長期的衰落，存在著不少缺點和局限，外界也存在著許多誤解與障礙，對待這一切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當時的現實生活里，宗教工作中「左」的影響確實帶來了不少問題。

趙朴初以戒、定、慧三學，止觀雙修的修養方法來看待複雜的因緣。

首先他要做到持戒謹嚴，那就是本身正。同時他還要有定力，既不為成績沾沾自喜，也不因看到那些有違宗教政策傷害法師、居士的事而產生嗔心。

他知道有些現象除了有些人是對待宗教心懷敵意外，大多數還是出於不理解，這就需要用智慧去啟迪無明。而這離不開止觀雙修的修養方法，讓自己止息一切妄念，貫注特定的事物現象，生起智慧來觀察。

他想起早在1951年，他曾和當時的上海市長陳毅一起觀看《江漢漁歌》，看後他寫清平樂一首，結尾有」收拾千年公案，來聽江漢漁歌」之句，陳市長很幽默地對他說「你們佛教也該收拾千年公案了」。

他和陳市長關係不同一般，不僅在工作中十分密切，個人交往也很融洽，但這句話還是使他認真地作了思考。他知道長時期來由於種種因緣，對宗教的「消滅論」、「鴉片論」在社會上還是很有影響的，陳市長也難免。

他又想到毛澤東主席和他討論《金剛經》中「說是趙朴初即非趙朴初是名趙朴初的」內容時，毛說：「先嘛肯定，後嘛否定。」

他說：「不，是同時肯定，同時否定。」毛澤東表示「很難理解」。

趙朴初明白「緣起性空，如實觀照」的佛教教義不是那樣容易理解的。要當好護法絕不能簡單化地對待這些牽涉到多種因緣的事。

他熟諳因緣不成熟不刻意強求的佛理，耐心細緻地為護持佛法長期地工作。「萬法因緣起，緣謝法還滅」，護法就是要護緣。

他寫《佛教常識答問》本著講事實，不渲染的精神，用人們能接受的常識答問形式深入淺出地把佛理表述出來，使人們對佛教進一步理解。

這本書開始發表時用「飲水」作筆名，這具有生動而含蓄的用意，禪宗說：「如人飲水，冷暖自如」，說明對佛法的理解是要在行、證中去體會的。

周恩來總理根據日本及廣大亞洲國家多信奉佛教的習俗，囑咐趙朴初通過佛教交流增進國與國之間人民的友誼。

這是廣結善緣利國利教利眾生的大好事，作為「佛教大使」，他通過佛教交往推動了民間友好和文化交流。

佛牙舍利到緬甸、錫蘭巡行；邀請十個國家和地區佛教界人士參加紀念玄奘法師逝世一千三百周年的大會；中日佛教界衝破重重阻力發起紀念鑒真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的活動，掀起了加強日中友好、促進兩國邦交正常化的群眾性熱潮。

這些都在人們心中種下了佛教徒愛國愛教的善因。

而對當時社會政治運動的衝擊和影響下，佛教工作中出現的失誤，佛教事業經受的曲折和挫折的考驗，他都以「難忍能忍，難行能行」的佛理儘可能地予以護持。

這是極為複雜的，許多事情直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才得到逐漸解決。

念誦《心經》是趙朴初日常的功課，這是他「信、解、行、證」中重要一環，因此在「文革」中他能做到「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恐怖，遠離顛倒夢想」。面對劫難，他仍儘可能地護持佛法，不亂說自己，不亂說別人。

作為中國佛教協會主要負責人在靠邊、勞動、「閉門思過」的日子裡，趙朴初關心的仍是國家與佛教的命運。

1969年，在家靠邊接受審查，他想到佛教信仰不僅對穩定社會、教化人心有很好的作用，而就文化含意來說其影響早已深入人心。這是不可忽視的。

他認為語言是一種最普遍最直接的文化，我們日常流行的許多用語，如世界、如實、實際、平等、現行、剎那、清規戒律、相對、絕對等都來自佛教語彙。

當時他就打算將源自佛教經論的日常用語收集起來，出一本小冊子，名日《俗語佛源》，讓人們理解佛教的教義與影響。1993年，在他的指示下，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出版了這本書。

只要有可能，不論多困難，他照樣運用智慧努力護持正法。

「文革」中，南京金陵刻經處未能幸免於難，幾乎淪為一個「大雜院」。1973年，南京金陵刻經處創始人楊仁山的孫女楊步偉、孫婿趙元任夫婦從美國來訪周總理，談及金剛陵刻經處的事情。周總理說，趕快把趙朴老請來。

趙朴初介紹了有關情況，並特意說，當年魯迅先生曾經出資在那裡刻印《百喻經》。在那個年代魯迅先生幾乎是唯一沒人敢批判的大旗，周恩來一聽，完全明白了，馬上將恢復刻經處的任務交給佛教協會趙朴初辦理。

在周總理的支持下，趙朴初頂著「左」的干擾，為恢復刻經處而九下南京奔忙。浩劫之中，金陵刻經處又一次起死回生。

1975年10月，中國邀請國外佛教巡禮團訪華，趙朴初全程陪同，為國際友人導遊，表現了一個正信的佛教徒堅定的信念。

他說：「中國有十億人口，其中一定會出現復興中國佛教的人才。我對中國佛教的未來毫不悲觀。」他的態度使聽者十分感動。

對堅持宗教信仰自由，護持正信的領導人，不論在什麼情況下他都敢於直言肯定他們的精神與人格。

在陳毅副總理的追悼會上，他不顧當時的險惡環境，拿出態度鮮明、辭嚴義正的悼詩送給陳毅夫人。他表示，尊重陳毅為國家的貢獻、對人民大眾的功德。他的公開發言，體現了佛教徒無私無畏的精神。

生固欣然 死亦無憾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佛教進入了恢復與振興的新的歷史時期。經過對「左」的思潮的批判，人們對宗教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更加深入人心，誤解與障礙大大消除了。

新一代的領導人在繼承老一輩革命家的傳統基礎上，對長期與黨和政府肝膽相照、患難相共的宗教界人士備加倚重。經歷了長期的考驗，趙朴初的佛緣更深，影響更大了。

他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會長。在新的形勢下，中國佛教協會掀開了新的一頁。

他提出弘揚佛法離不開場所，為此，佛協協助黨和政府制定文件明確寺院管理體制，確定全國重點寺院名單，恢復、收回和修整了一大批著名寺院。

他強調在宗教信仰自由這一外緣具足的情況下，佛教自身建設的好環是決定佛教興衰存亡的根本內因。

當他看到在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佛教界有相當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馳、追名逐利，為防止這種風氣侵蝕佛教的機體，他要求加強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首先是要求寺院僧尼具足正信、勤信三學、遵守戒規、嚴肅道風。他親自樹立樣板，表彰道風好、修行好的寺院。

中佛協恢復了中國佛學院，對僧教育提出了「學修一體化，學僧生活叢林化」等方針和措施。

他提出人才第一重要，這是關係中國佛教命運的頭等大事，是我國佛教事業建設與發展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為此他不拘一格在年輕僧人中選拔人材，在他指導支持下舉辦了數期執事訓練班。

為護持正法，在大力加強佛教自身建設、提高四眾素質的同時，他協助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深入調查研究，認真負責地參加有關法律政策性問題的協商，反映情況。

這些都得到了領導人的肯定，認為他敢於突破禁區，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積極獻策進言，確實是共產黨的摯友、諍友。

為了使更多的人理解佛教，他聯合了一批教內外的專家學者，成立了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他要求佛教文化研究以信仰作本位，以文化為載體，弘揚佛教在哲學、文學藝術、倫理道德、自然科學、生命科學等領域內所積累的豐碩成果，要讓這一筆人類文明寶貴財富，在東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放射異彩。

他老了，因病長期住院。他以諸行無常、時空無盡的宇宙觀，無我利他、度生無盡的人生觀面對生、老、病、死。在病中他仍堅持工作，曾口佔一詩：一息尚存日，何敢怠微躬。眾生恩不盡，世世報無窮。

1996年他寫下遺言：「生固欣然，死亦無憾。」是啊！人身難得，佛法難聞，一生中能接觸到那麼多善知，和他們一起為護持正法做了那麼多的事，難道還不欣然嗎？而眼看種下去的善因結了果實，後繼有人，還有什麼遺憾可言？

「我兮何有，誰與安息。」他明白諸法無我，殊勝的佛緣是眾生的成就。萬法皆空，因果不空。

「清風明月，不勞尋覓。」只有佛緣留在人間，有待後人發揚光大。

關注騰訊佛學 長享智慧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