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當家與管家——北京城的借調生活隨筆之三

06-23

中南海：當家與管家

——北京城的借調生活隨筆之三

華中科技大學現代領導科學與藝術中心教授陳海春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意見》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什麼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不同學科有著各自的不同，而研究領導科學和領導藝術就是要研究我們黨自己的領袖人物，否則就談不上「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因此，我們現代領導科學與藝術中心的研究重點就是我們黨的「三代一屆」領導集體。所謂「三代」，就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所謂「一屆」，就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新一屆領導集體。研究領導集體，有一個很重要的思路，就是要從結構和素質入手，既研究領導者個體，也研究領導者之間的關係，而不研究領導者之間的關係是很難把領導者個體研究透徹的。這是因為，人與人是有差異的，正是這種差異性使得我們社會呈現出豐富多彩的景象；人與人是可以互補的，正是這種互補性使得我們社會呈現出齊心協力的景象。並且，人的差異性和互補性往往是動態的，是不平衡的，人們最感興趣的也是這些不平衡的地方，並根據自己的視角和判斷得出自己的結論。

在我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黨的「八大」確定的「毛劉周朱陳鄧」以及八屆五中全會確定的「毛劉周朱陳林鄧」，都有許多可圈可點的地方，這也是我下功夫研究的重點。不過，我上課時給學員們講我們黨的領袖人物，講的最多的還是毛主席。這不僅源於他的確是那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還源於我是毛主席的忠實信徒和追隨者。我的頭20年是在毛澤東時代成長起來的，世界觀的形成主要是那個時代的事情，我的人生之路也是從那個時代開始的，兩年多的知青生活奠定了我的基本生活方式。可是，我現在的學生是大多數出生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7080」代，他們看問題的角度，看問題的結論，與我們相比有著很大的不同。比如，他們常常問我的一個問題是，您為什麼要講那麼多「毛澤東」，而不大講「周恩來」？對此，我總是這樣回答的，第一，這兩個領導人都是我非常敬重的，其中周總理的人品尤其是值得推崇的，共產黨有今天，連我們的老對手國民黨的領袖蔣介石都不得不佩服我們的周總理。第二，這兩個人之間的關係在大多數時間是很好的，也是人們關注的，雖然人們得出的結論也許未必一致，但有一個詞可以概括，那就是「親者快仇者痛」。第三，從領導學的角度來看，二個人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尤其是建國後，這也可以用一組概念來概括，那就是「當家之人與管家之人」。

1964年初冬，著名儒學大師馬一孚在中南海懷仁堂揮筆寫下兩副詩聯分別贈給毛澤東與周恩來。贈毛澤東的詩聯是：「使有寂粟如水火，能以天下為一家。」贈周恩來的詩聯是：「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體國經野輔世長民。」這兩副詩聯不僅表達了作者毛主席和周總理的敬仰，也反映出了這位理學家對兩位偉人個體特徵和相互關係的深刻認識。的確，毛主席是當家之人，其特點是「小事不管，大權獨攬」，是一個管方向、管路線之人。而周總理是管家之人，其特點是「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操心」，是一個管眼前、管細節之人。但有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他們在大的方向上是高度一致的，他們都忠於自己的信仰，都相信自己所做事業的合法性，都不遺餘力地為著自己早年設定的目標努力奮鬥。只是在具體問題上，在表達方式上，在操作手段上，兩個人的確存在著差異。比如，在社會和經濟改革的時間和速度問題上，有時候毛主張走快一點，而周主張走慢一點；有時候周主張走快一點，而毛主張減緩速度。

毛主席是當家之人。毛作為當家之人的最大的特點就是他自始至終善於「抓大事，攬全局」。毛是一個典型的「路線型」的領導者，他從來都是把具有自己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看成是比天還大的大事。正是在這點上，毛不僅比他所領導的人民群眾站得高、看得遠，也遠比他大多數同事站得高、看得遠。毛的領袖地位既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他總是敢於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方略，他說：「任何國家在任何時候只靠舊黃曆是行不通的。」這個新東西來自何方，只能是來自新的社會實踐，而不是某些經典著作。他曾經告訴過參加某次會議的同志們：如果一個人盡相信書本里說的，還不如什麼書都不讀好。他非常喜歡說，一個人「書讀的越多越愚蠢。」當家之人就要敢於做甩手掌柜，拿的起，放的下。當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為了某些國際問題的細節請教於毛主席，毛主席客氣而又堅定地回答：這些問題不是在我這裡談的，這些問題應該同周總理去談。我只談哲學問題。當家之人就不要怕人家評論，甚至是罵娘，但又要聽得進去意見，善於總結經驗。毛最常說的一句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他還說過：「我是靠總結經驗吃飯的」。毛主席作為當家之人必須對1949—1976年我們黨和我們國家的歷史負責。他老人家這個家當得好的時間有之，當得不好的時間也有之。作為一個小人物，作為一個老人家的崇拜者，我是同意他晚年對自己錯誤和成績「三七開」說法的。何況中國這麼大，要當好一個家談何容易。對此，既不要傻到高舉「兩個凡是」之旗，不敢越毛雷池一步；更不要學文革後某些酸臭文人對毛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全面否定的做法。其實，毛要不死，你他媽的敢打？

周總理是管家之人。周作為管家之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會和事、會辦事」。周是一個典型的「事務型」的領導者，他從來都是把毛的指示落實、把方方面面揉到一起來、把具體事情辦成，看成是比天還大的大事。自從1949年10月1日共和國成立，周恩來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從此以後「周總理」這個詞就享譽國內外。他使對立各派調和起來的技巧，為他贏得了「和事宰相」的雅號。周總理處理問題一是周到，二是迅捷。大文學家郭沫若這樣評價周總理：「思考事物的周密有如水銀瀉地，處理問題的敏捷有如電火行空。」黨內外名人學者喜歡將周恩來比之為西周時的輔政大臣周公旦，尊稱為「周公」，並常常這樣稱頌周恩來：「周到、周到，周公一到，一切周到。」毛澤東也曾用「周公」尊稱周恩來。1949年12月2日，他在致柳亞子的信中寫道：「周公確有吐握之勞」。這充分體現了毛對周總管一切、日理萬機的才能與政績的肯定。美國記者斯諾也認為，「周喜歡抓每個計劃的具體執行，問題越複雜越好，而毛則對此感到厭煩。」管家之人就要會算帳，周恩來歷來重視算帳。他曾說國家大，這個家不好當；領導者必須注意算帳。周總理的「加減乘除」是出了名的。他把乘法和除法用在產生和消費上，把加法和減法用在資源和人口上。他說，中國有兩件事情，一件是除法，一件是乘法。「生產」一用除法，分攤到每個人的就不多，而「消費」一用乘法，全面總消費就多了。他還說，我國的資源有兩個很大的弱點，一是耕地少，二是森林覆蓋面積少，因此要注意節約資源，同時我們國家人口增長太快，因此要搞計劃生育。一位財政部老部長回憶道：「周恩來的記憶力非常好，對每年預算中各個大項目的開支，例如國防費、行政費、文教費、基本建設費、對外援助費是多少，他都記得很清楚，有時候還有意識地考考我們。周總理要求，搞財政工作的人，要訓練自己對數字的記憶能力，國家財政預算的重要數字，一般都要能記住兩三年的。」

當家不易，管家亦不易。這個不易，既包括他們自己承擔好自身角色的不易，也包括他們處理好彼此的關係的不易。毛和周的關係可以說是當家人和管家人之間關係的經典。周和毛的關係既是歷史形成的也是禁得起歷史檢驗的。這首先源於毛對周的信任。有人觀察過這樣的細節，毛主席與他人交注中，直接而簡便地呼姓或完全以職務代稱是極少見的，但他對周恩來的稱呼就多種多樣：有時見面親切地稱呼「恩來」；有時在急件上直呼「周」，而有時又稱「總理」。這個細節反映出二者的關係：信賴中透出自然，尊重中透出親近。他們之間相處不必拘泥禮儀。一位法國人士回憶毛主席接見過他，周總理坐在旁邊一把椅子上，閑散地一頁一頁地閱讀一份報紙，顯然對他們的談話絲毫沒有注意。這位訪問者評論說，「你想想會有什麼人坐在戴高樂身邊看報紙！」其次，這也與周對自己的定位有關，他為了讓毛主席讓毛澤東集中精力思考戰略性的和理論上的重大問題，常常有意識地使自己主要扮演執行者、管理有的角色。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來身邊工作多年的同志問他：您為什麼這樣做？周恩來嚴肅地說，你怎麼也講這個話?我們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有那麼多具體的事，總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這類事，就可以讓毛主席有更多的時間去考慮—些更大的問題。一般情況下，周作為管家之人不僅為毛的事業錦上添花，也替毛的事業身背「罵名」。不過，周也不是對毛在任何時候都能保持一致的，在1958年的大躍進後，周同主席發生了直接的爭論。他對這一政策在經濟上的不明智感覺如此強烈，因而一反常態，導演了一場來自各個方面的反對，使其同心協力到這樣的方式使毛不得不讓步了。毛暫時退到了二線，直到幾年後高舉「階級鬥爭」的金箍棒重新打將過來。但這並沒有影響到兩個人的關係，毛始終認為周是在幫他，這與毛和劉少奇的關係截然不同，也許正如一位外國人的評價：「如果毛是光輝的、反覆無常的航海家，周則是耐心的水手長，他保持引擎不斷前進，使水手們勒奮工作，供應不斷得到補充。」

我非常贊同英國人迪克·威爾遜的觀點，他既寫了《毛澤東傳》也寫了《周恩來傳》。他發現在毛和周的關係中有一些潛規則：其一，似乎是周同毛有一個很好的工作關係，但是他必須同它的追隨者講和言好。其二，雖然他可以同主席爭論得面紅耳赤，甚至於在中央委員會裡不同意他的意見，但是他絕對不會組織一個反對他的派別。（也就是說周只做發言人，不做代言人，我在《中南海：發言人與代言人》一文中會詳細闡述）雖然周自己也有一批追隨者，但是周只讓自己成為精神領袖而不是政治領袖，而在那個時代只有毛主席既是精神領袖又是政治領袖。再次，周從來沒有犯過把政策置於原則之上的錯誤，在他習慣的思想意識里，個人的成敗是無足輕重的，他發揮了一種藝術去調動和發揮別人的力量來達到他的理想。周的兩個角色層超凡入勝的：政策決定之前他是顧問，政策決定之後，他是執行者，這兩個角色都是「公僕的作用」。可以說，這是做高級幕僚最需要的心理品質，「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正是如此，在黨的領導層里，地位曾經高於毛的所有人中，只有周繼續不斷地留在毛的一班人中。當然毛與周的關係，不僅是源於他們之間的情趣相投，更是源於他們之間的相互需要。對周而言，他接受這樣一種看法，即中國共產主義的生命力應該來自一個農村的、懂得農民怎樣生活、怎樣思想的領袖。從毛這方面來說，他需要一位在世界上代表這一運動的外交家。周恩來逝世後，美國合眾國際社曾這樣評論：周恩來是中國「總管一切的人」。是一位有高度才智和驚人精力的人物。共產黨主席毛澤東為「新中國」制定主要的方針政策，但是他必須依靠周加以貫徹執行。

早年周曾經是毛的上級，在1935年的遵義，周做了戲劇性的轉變，從毛的上級和批評者轉變為他的追隨者和支持者。這也是國內外研究周總理的學者最困惑的一件事，有人從周小時候過繼數次的經歷來解釋，有所謂「個性說」；有人從周留學歐洲數年，其在國外經歷的長度超過政治局同事的總和，深受歐洲人「紳士風度」的影響，有所謂「西方影響」說；有人從周祖籍浙江紹興多出謀士少出帥才，有所謂「師爺說」；有人從周在中國共產黨半個多世紀的領導中，他一貫地幫助別人升到頂端，而自己卻拒絕達頂摘冠的經歷來解釋，有所謂「權謀說」；也有人從周全心全意以黨的事業為重，不考慮自己的得失，有所謂「使命說」。不過從歷史學來看，「史料派」和「史論派」從來就互不買帳，史料派講求歷史的真實性，關心的是歷史上發生了什麼事；史論派講求歷史的合理性，關心的是為什麼在歷史上會發生這些事。我是傾向於將「史料派」和「史論派」結合起來的人，且偏重後者，而論一個人往往與當事人沒有太大關係，與論述者本身的政治傾向、學術功底和為人品格倒關係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