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學刊】朱曉中：中東歐國家轉型過程中的三重危機

來源：俄羅斯學刊

作者：朱曉中

朱曉中

中東歐國家轉型過程中的

三重危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東歐國家轉型過程中發生了三重危機。首先，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這些國家經歷了轉型危機，2004年日益增多的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之後陷入了加入後危機（改革疲勞症），緊接著經歷了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三重危機應該在三個方面進行描述，即社會經濟領域、社會政治領域和社會文化領域。這是複合型社會歷史的三個側面。三重危機使中東歐國家付出了沉重的社會代價，導致新生民主出現後退或下滑。雖然中東歐國家各自的發展道路不盡相同，但總的發展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對三重危機的分析需要地區視角。

一、本文的研究方法

對中東歐國家三重危機的認識需要在三個方面橫向掃描。從危機發生的次序來看，先是發生社會經濟危機，即轉型性衰退，其次是有爭議的歐洲經濟一體化/適應性危機，接踵而來的是全球競爭力危機。這些危機在政治方面的總體表現是，大量居民遭遇社會政治排斥。而遭遇政治排斥又分為兩個階段，先是導致公民的政治參與度低，在當下民粹主義盛行之時，它又表現為社會政治分散化。在社會文化領域，回歸歐洲的熱情轉變為對歐洲「愛—恨」交加的複雜情感。隨後，全球金融危機引發了各種歐洲懷疑主義。

在這種惡性循環中，社會政治參與危機、歐洲調整危機和全球競爭力危機有機地交織在一起，一環套一環。結果，三重危機結構（是一個具有很強相關性的社會經濟、社會政治和社會文化形式的歷史進程）表現為三對政治現象：包容與排他、鞏固與分散、有效與形式（歐盟）成員國。

轉型1/4世紀之後，中東歐地區的歷史發生了快速和劇烈的變化。中東歐國家的民眾和學界正以不同於以往的態度和方式看待這一進程。為此，急需概念性的突破，以便更好地構建社會發展的整體框架。換句話說，對中東歐國家發展的再思考需要全新的分析框架，既要考慮中東歐國家的歷史延遲性，又要客觀看待複合的社會進程中曲折的追趕過程。在從簡單的政治歷史轉向檢視更深邃和更廣大的社會歷史進程時，新的分析框架須適應急劇的經濟變化後果以及接踵而來的政治和大眾文化的深刻變化。也就是說，新的分析方法必須超越轉型階段，必須關注來自社會方面的挑戰。轉型26年之後，社會經濟裂痕正在加深，社會和地區的不平等在迅速擴大，剝奪性經濟後果在某些國家誘發了政治動蕩。雖然社會（經濟）衰退在21世紀最初十年間一度被遏制住了，但在進入第二個十年之後，它正以新的方式捲土重來。

人們在討論轉型過程中歐盟的外部影響和轉型國家國內因素之間相互關係時應該注意到，在兩個互為因果的趨同過程中，向西方（歐）的趨同是中東歐國家的主流趨勢。然而，在最近幾年中，在中東歐國家趨同的過程中日益顯現出深刻的分歧，因為歐盟新老成員國以不同的方式應對全球危機。這種分歧導致了新的東西歐分野，中東歐國家的若干社會子系統發生了變異，出現了所謂「彈性速度」。

同樣應該注意的是，26年來，中東歐國家大規模的變化並非有機地來自內部，而是來自外部的「社會海嘯」，或是進口的「創造性危機」。在第一個階段，轉型危機源自兩極世界中東西方對抗結束後開始的政治和經濟轉型；在第二個階段，加入歐盟後的調整危機由加入歐盟的進程產生；在第三個階段，競爭性危機源於全球金融危機。中東歐國家在這三個過程中都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應對外部的挑戰，但有些應對措施頗具爭議性。例如，在歐洲一體化的雙元動態中，中東歐國家面對歐盟影響時的措施是單向性的適應，這會導致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利用或濫用歐洲化機制、經濟和社會環境提供的約束和選擇。

在過去26年間，西方主流理論經常把中東歐國家的轉型描繪為一個進化的歷程，沒有特別關注到這些國家存在的形式上的民主化和失去社會團結之間的映照（形式上的趨同與大量分歧之間的對比）。至少在全球危機全面爆發之前，主流的分析和歐盟的文件一直把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化和歐洲一體化描繪為一個成功的故事，或是一個充滿陽光的敘事。直到現在，他們也沒有發現或理解，社會瓦解是後來政治危機的主要推手。本文試圖在這兩種極端立場之間尋找平衡，即在形式上的趨同和歷史分歧之間尋找平衡。當然，在社會民主化的積極和消極面之間尋找平衡並非易事。同時，隨著對民主化進程的各種評估不斷湧現，有必要更關注中東歐國家近來新出現的社會緊張形勢。這並不是要否定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化和歐洲化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指出這一進程存在的問題，以便能夠解釋中東歐國家目前出現的危機。近年來，評析「民粹主義盛行」的文獻日益增多。

迄今為止，民主轉型尚未完美收官。「預期的」歐洲化和隨之而來的「適應性」歐洲化亦在途中。轉型26年後，對歐洲化和民主化的爭議甚囂塵上。對民主化產生爭議的原因之一源於這樣一個事實，這一地區經歷了重大社會經濟危機，並在三重危機的人。相對輸家是傳統產業中的工人和公務員，他們雖然保住了工作，但工資大幅度減少。贏家是劇變之時掌握各種資源，並在劇變之後依然持有這些資源的人以及在私有化過程中成為企業主的人，這些人在社會中佔1/3。

轉型初期劇烈的社會變化決定了後來中東歐國家的社會結構。20世紀90年代（拉大）和21世紀頭一個十年（縮小）的收入差距大起大落，社會差距在繼續拉大，並培育出了新的社會底層。「新窮人」在城市和鄉村形成所謂的貧困島。在這裡，代際失業成為一個規律，生活在這樣家庭環境中的人繼承了社會—文化赤字。由此產生了大量低於「正常」社會的底層人群，這些人占居民總數的10%—15%。值得慶幸的是，雖然制度轉型的第一個十年中社會不滿情緒隨處可見，但通過「淚谷」（拉爾夫·達倫多夫語）的長征沒有導致嚴重的社會動蕩和大規模的政治無序。

在整個體制轉型過程中，人們對代表制民主的滿意度普遍不高，因而政治精英沒有用激勵手段來動員民眾參與新民主制度建設。這種現象也是民眾表達不滿和困惑的一種形式。民眾對新生民主和市場經濟的不滿引發了擁抱民粹主義心理需求，這為國家和社會的民粹主義出現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三、形式民主轉向參與危機

中東歐國家的政治和政黨體制經歷了外部和內部的歐洲化與民主化過程，並在外部和內部適應性壓力下發展。在這個過程中，外部和內部調節之間的差異逐漸拉大。中東歐國家的政府和政黨體系因這種雙重壓力（外部來自歐盟的趨同壓力，內部來自本國民眾對西方式公共服務標準的高期望值）而發生動蕩。而且，適應外部壓力（應對歐洲化的挑戰）超過了來自國內的挑戰。

中東歐國家的政治轉型要處理三個至關重要的問題：1.政治體系的外部和內部歐洲化對政黨體系的影響；2.政黨的類型和認同；3.政黨動員—非動員進程與參與危機。

首先，外部和內部歐洲化的雙軌進程貫穿中東歐國家政治轉型的整個歷史時期。外部適應對中東歐國家的壓力包括政黨體系的出現和運作。不僅如此，政黨的歐洲化比政治轉型其他領域表現得更突出。找到歐盟夥伴是中東歐國家政黨合法性和保證生存的唯一途徑。有關歐盟對政黨體系影響的主導觀點是「影響有限」。但這種看法有失偏頗，因為它忽視了中東歐國家政黨外部和內部歐洲化之間的關鍵性區別，儘管歐洲化對政黨有直接或「硬」影響，同時也有間接和「軟」影響。

在中東歐，外部的歐洲化是一個由精英推動的過程。通過歐洲化，中東歐國家的政黨與西歐的政黨以及國際黨派建立接觸（包括加入國際黨組織）。這些黨派形成了西方式政黨的形象或世界觀。與外部歐洲化不同，中東歐國家的國內歐洲化是一個獲得歐盟成員國資格、政黨爭取更多選票以及建立與公民社會關係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國內的黨派組織和民眾的信仰相應地得以改變。不同於外部歐洲化進程，以民眾為基礎的國內歐洲化是一個政黨的基本特徵（黨員和組織）的轉型過程，以便其內部結構（包括黨派的選區與公民社會）更接近西方國家政黨。

回溯來看，中東歐國家的外部歐洲化分兩步（預期和適應）進行。第一階段是「普遍」民主化，第二階段則是「特定的」歐盟式的歐洲化。外部歐洲化只觸及到中東歐國家政黨的表面。歐洲化只表現為建立黨際聯繫和與西歐夥伴黨領導人的非正式會晤。很多黨員（和大量群眾）對有關歐盟左翼和右翼、社會民主黨和基督教民主黨等政黨的情況所知甚少。原因很簡單，中東歐民眾關切的問題與西歐政黨有關第三條道路的話語格格不入。中東歐國家依然主要關注本國問題，尚未跳出所謂「物質陷阱」。全球金融危機和日益增長的經濟發展困難進一步加深了國際和國內政黨之間以及西歐和中東歐國家公共話語之間的鴻溝。嚴格地說，中東歐國家的政黨尚未完全準備好要成為歐盟層面上的政黨。在外部歐洲化水平較低，並與內部歐洲化形成較大反差時，中東歐國家的政黨在國際政策合作和戰略決策方面常常處於無所作為的狀態。當然，這也與今天歐盟政策的複雜性有關。今天，新老成員國的政治精英都必須面對大大增加的政策協調和需要形成戰略思維的挑戰，這對剛入盟不久的中東歐國家的政黨和政府來說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2004年之前，中東歐國家政黨的綱領是要進行民主轉型和加入歐盟。目前，中東歐16國中已有11個國家實現了這兩個目標。如今，載有這兩個目標的政黨綱領已經失去了意義，但這些政黨沒有制定出新的綱領，更沒有向選民提供新的信息。政黨精英整體上步入了社會政治「衰老期」。

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外部—內部歐洲化的雙元性導致中東歐國家政黨沒有清晰的認同感。其表現有三，其一，目前歐盟（老）成員國的政黨正從基於物質觀念和階級差別的工業社會向基於後物質觀念和文化上體現社會差別的後工業服務社會過渡。但是，中東歐國家的政黨體系還掙扎於新老世代的交替途中。其二，黨派性質模糊。歐洲現在至少存有4種黨派：歐洲化的左翼、歐洲化的右翼、國家中心的左翼和國家中心的右翼。中東歐國家的發展危機扭曲了這些政黨類型。歐洲化的右翼和國家中心的左翼消失殆盡，而歐洲化的左翼和國家中心的右翼患上新生民主幼稚病。在中東歐國家，左翼更支持歐洲一體化，但一直因不能接近「社會歐洲」而苦惱。這反過來又被對手質疑其左翼性質。中左政黨則遭遇物質需求和危機管理之危機的陷阱，而中右則不斷為歐洲化不斷強化所累。結果，中東歐國家的右翼政黨比歐盟老成員國中的右翼政黨更民粹、歐洲懷疑主義情緒更濃厚，它比其西歐的姊妹黨更贊成歐盟的民族國家的理念。在中東歐國家，很難找到真正親歐洲的中右政黨屬於歐洲化的右翼。同樣，人們也難以找到明顯以歐洲化為綱領的成熟的和西方化的左翼。我們看到的是模糊和不確定的「左」、「右」認同。因此，人們在中東歐新成員國中可以看到存在親歐洲和反歐洲的兩種力量，他們之間存在日益加大的鴻溝。在多數情況下，中東歐國家的左翼比右翼更親歐洲。其三，模糊的黨派認同源自不同的社會經濟發展。中東歐國家的形式民主為政治參與提供了空間，但民眾沒有利用這一機會，投票率不斷出現新低。社會排斥導致出現某些政治排斥。民主幼稚病意味著社會赤字已經轉變為政治赤字，即民主弱性，包括治理弱性，最終治理弱性催生了社會經濟發展弱性。

客觀地說，中東歐國家的黨派與社會的組織聯繫很弱，這些黨派是精英和自上而下的組織，他們靠國家的補貼生存，集中度很高。轉型26年來，中東歐國家政黨政治的行為軌跡較為清晰。在20世紀90年代，諸多的政黨為實現自身的政治利益，進行較為廣泛的群眾政治動員，此後，為使自身變成為社會中唯一或主要的政治角色，政黨又有意識地實施群眾的政治退場，出現了廣泛的社會排斥。而在競選年，政黨又重新對群眾進行再動員，但多數不成功。政黨的這些行為塑造了中東歐國家政黨的幾個鮮明特徵。第一，政黨的社會基礎一直很弱，政黨多為小規模的群眾黨，沒有大量民眾參加，造成很多政黨「有頭無身」，且選民的數量多於黨員人數。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黨員人數進一步減少。第二，很多政黨可以被劃定為「尋找辦公室」的幹部黨，因為為數不多的黨員剛好都可以成為黨的幹部（政治精英）。第三，政黨的結構原則一直基於文化而不是社會分層，以文化傳統和文化「陣營」進行區分。第四，中東歐國家左右翼之間的區別比西歐國家的左右翼政黨區別大，完全排除進行妥協、結盟和達成國家共識的可能性。這些特點又滋生了三個後果：非結構化的政治市場；國家—社會中的民粹主義不斷滋生；許多政黨尚未準備好實施多角色民主。

四、危機管理的危機導致良治下降

中東歐國家政黨的上述行為導致政黨的所謂「表現危機」，雖然入盟後政黨精英學習過程有所加速，但依然跟不上歐盟行走的步伐。

總的來說，中東歐國家已經根據外部歐洲化的邏輯建立起歐洲的外表，但還不是整個建築，外牆裡面沒有歐洲化制度的適當結構。這種形勢誕生了弱國家，沒有政治領導力。中東歐國家不能應對日益增加的公共政策的複雜性，也不能應對強大商業集團的壓力。由於缺乏政治領導力，中東歐國家的政府和黨派一直是在「盲飛」。半吊子政治家和唯意志論政治家是主要政治角色的兩個極端。半吊子政治家假定以民主方式工作，他們因不善管理利益代表而製造了大量混亂。唯意志論政治家登台後聲稱要消除混亂，但無視民主原則，將權力集中在最高層政治家手中，美其名曰創造「秩序」。盲飛也使得中東歐國家基於脆弱的黨派聯盟的政府十分短命（平均不超過1年）。在短暫的執政期間，政府甚至不能進行戰略思考和布局，進而導致「政治打敗政策」。此外，不穩定和流動的投票人對政黨體系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它也是導致催生脆弱和短命政府的一個原因。而且，中東歐國家很少出現重新當選的政府。

在中東歐國家，參與制和代表制悖論的民主赤字十分突出。執政黨政府不允許本國民眾作為多元化的和有組織的公民社會來參與歐洲化和民主化進程。在絕大多數場合下，後者所能發揮的作用只是提供若干無關宏旨的「諮詢」。政府經常因此被批評為缺少社會敏感性和政治反應性。政府和各黨派一直在「盲飛」，中東歐國家的民眾也只能通過選舉作為影響政治精英的唯一手段。這種民主化盲道反映出民主建設中的三個沒有達到：1.中東歐國家完成了法律—形式上的憲法鞏固，但尚未達到通過中間組織的介入進入「代表制鞏固」；2.沒有通過消除反體制運動達到社會（相互作用）鞏固；3.沒有通過具有民主價值觀的民眾參與政治生活達到「態度鞏固」。

在參與制和代表制悖論的民主赤字中，民眾和有組織的利益群體不會輕易接受政府和政黨的觀點和指導。如今，中東歐國家的政黨更多地是作為政黨「卡特爾」，他們不願意放棄對政治的壟斷，不允許政策渠道、有組織利益群體、地區角色和公民社會在歐洲化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他們不能為其選區將歐洲化主題化和具體化。因此，黨派精英的態度成為點燃中東歐國家內部對歐盟偏見或歐盟疲勞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歐盟的中東歐新成員國中，歐盟層面的民主備受推崇，新成員國對歐盟制度的滿意度高於老成員國。這也是推動中東歐國家入盟的動因之一。新成員國的居民歡迎來自歐盟的民主轉移，對歐盟的民主赤字不敏感，因為其本國存在治理赤字。雖然反歐洲的或歐洲懷疑主義政黨輸入了或編織了本國產的反歐盟口號，但民眾對國內民主不滿意依然是主要問題。中東歐國家民眾對本國民主赤字的感覺來自於國家弱性和對政黨的冷漠。民眾的這種政治態度使得新成員國更樂見歐洲的政治制度，而不是本國的政治制度。民眾甚至期望有更多的民主從歐盟轉移過來，以此推動將本國從形式上的成員國轉變為完全有效的成員國。

同歐盟老成員國相比，中東歐國家的新建民主存在明顯的缺陷。這種比較提供了理解中東歐國家政治代表性弱點的關鍵。轉型26年來，中東歐國家因大幅削減公共服務（醫療、教育和社會安全）導致經濟赤字轉變為社會赤字。之後，由於社會排斥和大量民眾的邊緣化，社會赤字又轉變為政治赤字。最後，由於民眾不滿意民主運行的方式，政治赤字又轉變為治理赤字。

這種參與赤字（從總動員到政治退場）導致了中東歐弱國家和政黨體制的總危機。「危機」具有兩方面內涵：第一，執政黨的執政綱領與競選綱領脫節，即競選時說一套，執政後做一套，不能兌現競選時的承諾，導致逐漸失去民眾的支持，引起整個政黨體系的崩潰。第二，失去民眾支持而在大選中失敗的政黨不得不進行政黨和政黨體制的大轉型，因為這些政黨已經不能在競選活動中對退場的群眾進行再動員。

如今，民眾的退場（政治冷淡）已經成為中東歐國家進一步歐洲化和民主化的最大障礙。一般而言，對民主的滿意度大致體現在對制度的民主特徵（政治—程序）和對民主運行或民主治理（政策效率）兩個方面。在西方，這兩個方面可以分開，因為形式標準已經失去了某些意義，人們對政治的興趣越來越與民主的質量有關。中東歐國家的情況是，原則上支持民主與對民主運行的滿意度相脫節。絕大多數民眾依然支持作為整體政治制度的民主，但對本國民主體制的實踐日益失望。

五、競爭力下降和邊緣化的危險

轉型26年來，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後，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化和歐洲化進程暴露出若干問題，無論是在體現社會凝聚的社會經濟方面，還是在表達民主和良治的政治—政策方面都有顯現。有學者認為，雖然「回歸歐洲」是中東歐國家轉型中的主要方面，但回歸歐洲最終在歐盟中間產生了中心—邊緣分裂，換句話說，中東歐國家入盟後，歐盟正在出現新的分裂。全球危機從整體上動搖了歐盟，對中東歐新成員國的衝擊更大。而「危機對東南歐的邊緣國家衝擊最大」。因為，這些國家依然沒有意義深遠的社會鞏固和廣泛的政治參與。人們仔細考察後會發現，在歐洲一體化中，中東歐國家的趨同手段具有共同特徵，即現代化基於外來資本。由於國內儲蓄水平較低，導致這些國家積累了大量外債或內債，並使這一地區易於遭受金融危機衝擊。

中東歐國家遭受全球性金融/經濟危機衝擊的另一個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機與這些國家向歐盟標準趨同同時發生，這些國家還沒有達到「有效的成員國」的水平，還不能抵禦歐盟內部的競爭壓力。因此，他們幾乎沒有抵禦或化解危機的能力。全球危機惡化了中東歐國家已有的調整危機。嚴峻的耐力測試結果表明，中東歐國家的競爭力不佳，在面對歐盟內部和世界體系急劇變化時脆弱性凸顯。同時，日益積聚的社會問題正逐漸成為經濟競爭力和民主行為的主要障礙。因此，中東歐國家面臨的主要挑戰依然是面臨全球經濟下行對生活水平和經濟穩定性的壓力。

全球危機對中東歐國家產生了明顯的政治影響。在很多中東歐國家中，形式—法律民主只是一個空殼，民主文化根基淺，導致產生了脆弱的民主制度和政府。這是一種迫在眉睫的危險，因為在脆弱的民主中，如果它導致濃厚的社會經濟緊張情緒，民主出現下滑便成為可能。嚴重的衰退可能通過日益增多的社會動蕩來威脅民主。客觀地說，絕大多數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形式已經到位，但實質民主，包括基於信任和政治參與的政治文化尚未形成，政治參與水平低，對國家機構的信任程度不高。全球危機強化了人們業已存在的對轉型的不滿。對生活滿意度、對市場和民主的支持進一步下降……這似乎反映當代政治體制的筋疲力盡以及人們對政治的冷漠。與此同時，在大選年，那些不滿現狀的選舉人更願意將選票投給聲稱挑戰現狀、承諾給選民帶來新生活的被選舉人。

全球危機也對中東歐國家產生了社會影響。在危機的第一階段，受影響最重的是處於較下層的中產階級；在危機的第二階段，傳統上的窮人受到衝擊，因為政府實施的緊縮措施一般意味著減少社會福利、教育和醫療項目的支出。受影響的第三個群體是大學畢業沒有找到工作的青年人。受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影響，即使在轉型中的相對贏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衝擊。危機對中產階級是一個腐蝕，先是受教育較少的中產階級，之後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階級。因此，本次危機最顯著的特點是，中產階級出現解構和去階層化趨勢，社會鞏固正在消失。

第三代輸家的社會危機對民眾產生了廣泛、雙重的再動員效應。一方面，出現了社會波動和民粹主義。在年輕一代的絕對輸家中出現了反民主和反歐盟的社會抵制運動。絕對輸家以憤怒和暴力回應社會排斥，導致法制和社會秩序惡化以及以極端右翼民粹主義運動形式表現的歐洲懷疑主義。另一方面，中產階級的各階層出現民主的再動員。雖然許多相對輸家對政治已經十分冷漠，但他們中的大部分在公共生活中卻十分積極。受過教育的相對輸家比絕對輸家有更大的動員和代表能力，因此，在社會政治史的第三階段，後金融危機時代，公民組織作為積極角色重新出現在政治舞台上，同時，某些中東歐國家也出現了大規模民主運動。

六、三重危機和民主辯論

圍繞中東歐國家的三重危機，國際政治學界展開了三次有關民主的辯論。這些辯論有助於人們理解中東歐國家的發展，通過對民主榜樣的重新界定，人們的關注點從簡單和狹隘的政治層面轉向複合的民主化和更廣泛的社會史層面。

第一次有關民主的辯論發生在20 世紀90 年代。人們在較為樂觀的情緒中描述民主化進程中的地區差異性。當時人們假設，民主轉型會導致準備加入歐盟的中東歐國家鞏固其民主制度，並會帶來新的社會制度的同質化，而令人生疑的「東歐」民主化只會產生半民主制度。由此，人們在中東歐國家產生的新民主和東歐的半威權體制之間划出一道分界線。

在第一次有關民主辯論中，人們討論的焦點是民主的法律—形式的制度化問題。而在第二次有關民主的辯論中，人們開始用更多的社會和政治指標對民主進行更複合的分析。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間開始的第三次辯論中，人們開始以審慎的眼光考察中東歐國家的進化的或線性發展，並在許多領域對其進行質疑。顯然，此間部分國家的民主鞏固明顯受到干擾並出現某種後退。人們將中東歐國家出現的政治現象稱為「赤字民主」。人們用經濟、政治和社會轉型的異質性和非同步性作為描述21 世紀最初十年間中東歐國家發展的最佳概念性框架。與此同時，人們用民主和專制的混雜性來解釋東歐國家新現實。人們在討論時使用了所謂達倫多夫悖論，即新民主中的政體、經濟和社會三個領域不是以平行或同步的方式轉型，而一直呈現出轉型的非同步性，甚至相互干擾。

一個明顯的狀況是，政治轉型開始之後不久， 社會體制的變化便開始變得可持續勁頭不足。進入21 世紀之後，社會體制的變化依然遠未滿足人們的期望。這種失效產生了廣泛的公眾不滿，並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人們對民主的支持。雖然第二代理論依然堅持認為，中東歐國家內嵌式的或赤字民主與東歐國家「有缺陷的」民主或（半）威權體制之間存在根本性的差異。但人們在民主後退這個更大的範疇內討論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弱性時顯得十分悲觀。實際上，真正的「維謝格拉德病」出現於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肆虐時期，當時， 人們大多對本國的經濟形勢持負面看法。

有關民主討論的第三階段醞釀於20世紀90年代末期，但其轉折點與全球金融危機同步。雖然此次討論並非由全球金融危機引起，但討論的進一步發展深受金融危機的推動。在第三階段討論中，出現了新的可持續範式。民主的質量（或政府的質量）成為討論的核心，併產生了民主的延展的、複合的意義（包括良治、可持續的社會/ 環境）。在有關民主最廣泛的概念框架中，民主的複合意義等同於民主的可持續性。一些國際組織確立了有關民主質量的複合指標並對其進行評估。這些分析和評估分析結合了歐盟各機構對每個成員國全球競爭力的評估。在歐盟層面，由於面臨民主的挑戰，歐盟內部也出現了有關如何重塑對歐盟民主信心的討論。同時，不少國家爆發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活動，抗議「當代資本主義」和本國經濟緊縮措施。這些抗議活動迫使人們重新思考民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在這個更寬泛的概念和地理框架中，有關民主的第三階段討論既發現了歐盟中東歐成員國的某些共同特徵，也發現了這些國家基本的弱點。其中一個重要發現是，中東歐國家的政治精英像以往一樣，不能夠面對現實。他們試圖誇大全球危機對本國家金融和經濟的影響，縮小甚至忽略國內原因帶來的嚴重社會和政治後果。面對危機，政治精英環顧左右而言他，而他們的御用專家則醉心於對危機細部畫面的精雕細琢，不對總危機的制度性原因進行考察。

這三個階段有關民主的討論顯示出明顯的進步，有關民主資料庫中的概念和指標不斷增多。同樣，隨著經典資料庫從經濟增長延伸到可持續競爭力，經濟學中的進步亦清晰可見。在法律研究方面，人們的關注點從憲法法律和人權轉向有效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少數民族權益。但是，最大的延展出現在社會學中，許多新的社會指標和民意調查作為有關社會資本、生活滿意度、福利水平和認同的數據。當然，對社會發展進行衡量的真正革命是可持續性指標，但這些依然處在初級階段，尚不穩定，整個資料庫體系聚焦在國內生產總值等數據方面。

在對民主的評析過程中，20世紀70—80年代出現了人權數據。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開始開發有關民主和良治的資料庫。在90 年代，從單純的社會經濟數據轉向了新的、有關神聖的民主、人權和治理三位一體的社會政治複合數據。到21 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末期，民主、治理和可持續性三方體系指標已經到位。雖然這一複合型體系尚不足以完全衡量全球化社會，但基於這一指標體系的新範式被廣為關注。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性對歐盟而言也是新範式，它們代表社會進步和社會凝聚力。

實際上，國際組織的各種排行榜都試圖構建一種複合的方法，只是角度不同而已。這些不同的側面被開發成為所謂的「可持續性」，可持續性指數成為一個非常時髦的指標，並成為對所有國家最具挑戰性的問題。國際排名機構一直努力將可持續性整合進它們的複合指標中去。在這當中，瑞士的研究機構、洛桑國際管理髮展學院（IMD）和世界經濟論壇（WEF）發揮了先導作用，它們通過複合指標來呈現全球競爭力（GCI）。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制定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以及歐洲生活質量調查（EQLS）都是重要的參考指標。此外，萊格圖姆繁榮指數（Legatum Index）和幸福星球指數（the Happy Planet Index）都開發了專門對幸福進行複合衡量的專項指標。對中東歐國家而言，可持續指數所強調的哲學至關重要，因為這些數據不僅可以在全球性金融危機背景中探索中東歐國家弱點，也可以利用可持續指標展示歐盟新老成員國之間的發展差距。

進入21世紀後，中東歐國家的入盟後危機被界定為歐盟的適應性危機。在全球性危機的背景下，以前存在的不穩定和不鞏固狀況趨於惡化，在標準更高和可持續民主指標框架中，中東歐國家的民主和治理赤字進一步突顯。同時，在社會方面，即便是對像波蘭和斯洛伐克這樣「成功的」國家而言，2008—2012年這段時間也是「失去的年代」。因為同「正常」年份相比，經濟進步不大，且在其他方面的下降十分明顯。在這一時期，中東歐國家以不同方式經歷了可持續民主被腐蝕的過程。

有關民主的三個標題性指標——人權、良治和可持續的民主不可拆分且應相互依存。如果沒有人權和良治，任何民主的概念都將是空殼。反之，它將是一個可持續的社會。應該指出的是，國際組織和智庫創造的一些資料庫、排行榜或指數具有參考意義，可以使人們回溯出中東歐國家的主要變化，勾勒出中東歐地區未來若干年的前景。但也應該注意到，有時不同資料庫對同一事物給出的數據並不一致，甚至相互衝突。同時，這些標題性指標所表達的概念也經常受到質疑，這些不同的概念反映各種價值體系，而且主要反映的是美國和歐盟在世界上推動民主過程中所使用的不同理念。

七、結束語

歐盟和中東歐國家之間趨同和多樣化的孿生現象出現在全球危機時期，在屬於外部歐洲化的某些政策領域，中東歐成員國與核心歐洲有類似的某些趨同。但在屬於成員國能力的某些政策領域（如人力和社會公共服務），中東歐成員國與歐盟主流趨勢脫節的現象日益增多。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之後，許多中東歐國家步入了深刻的社會危機階段，出現了背離歐洲發展主流的現象或趨勢，民主化的「回落」已經成為一個新的趨勢。中東歐國家在歐洲化和民主化方面都出現嚴重的下降，倒退不僅僅發生在經濟領域，也發生在政治和政策領域。如果用新的複合型社會進步指標來衡量，中東歐國家均處於落後狀態。

中東歐國家的所有問題都可以歸結為複合的民主赤字。雖然在不同的國家表現形式不同，但「來自上面的民粹主義」是中東歐國家中的共同點。中東歐國家的這一消極趨勢已經變成為歐盟需要解決的當務之急。因為，在危機的背景下，威脅到歐盟民主原則和價值觀的「偶發」事件日益增多……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最近的政治事件清晰地表明，已經取得的民主成就可以逆轉。

現在是歐盟對此做出恰當反應的時候了。因為，這些趨勢已經從一國傳染到另一國，這些現象正在消除歐洲一體化的成果和未來。必須儘快遏制這種趨勢，必須在歐盟層面上做出更多規範，以保證和監督加入歐盟並享受各種利益的成員國符合民主標準和履行民主義務。歐盟必須正視歐洲民主功能中緩慢顯現的缺陷，並要把解決這些問題視為與解決歐元區/經濟危機一樣重要。

2012年，巴羅佐說：「最近幾個月中，我們看到我們的某些歐洲國家的法律和民主機體受到威脅。歐洲議會和歐盟委員會率先發出警告，並在監督這些令人擔憂的現象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但這些形勢也顯示出我們制度安排中的某些局限性。我們需要開發一套更好的工具來解決這一問題。」

歐盟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歐盟如何捍衛民主和制止非民主的現象在中東歐成員國中蔓延。另一方面，歐盟的中東歐成員國的未來有賴於歐洲凝聚力的提升，因為分裂的歐洲將導致系統性的動蕩、歐洲懷疑主義泛濫和出現反民主現象甚至運動。同時，中東歐國家必須啟動內部和外部的重新一體化進程，以（歐盟內的）外部重新一體化來幫助中東歐國家的內部一體化。

面對民主化過程中「遲到的危險」，如果不能立刻採取有效的措施，對中東歐國家和整個歐盟而言，危險就在眼前。當然，從創造性危機的觀點看，危機將催生「某些好的東西出現」（讓·莫奈語）。

（責任編輯 靳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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