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思想周報｜2016是糟糕的一年嗎？

歐盟政治家哈維爾·索拉納(Javier Solana)在Project Syndicate上表達了他的憂心：隨著2016年的結束，2017年的前景被不確定性所籠罩，中東緊張局勢正在加劇，歐洲和美國出現了民粹主義運動。他問：這是標誌著時代終結的一年嗎？有幾個歐洲國家將在2017年舉行大選，孤立主義者、反歐洲民粹運動或將在此期間表現強勢。對歐盟而言，失去像英國這樣在軍事和經濟上都很重要的國家無疑是一種打擊；但失去法國這樣的創始成員國或將釀成悲劇性的後果。

2016年，先是英國退歐公投，而後是唐納德·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中的獲勝標誌著西方民粹主義勢力抬頭。但現在，特朗普正在徵召寡頭和前軍人進入其內閣，有理由質疑他是否會履行自己擺脫華盛頓「建制派」進行治理的承諾。在索拉納看來，特朗普即將執政的新內閣充滿了未知數，但毫無疑問他對多邊機構的抗拒會危及合作解決全球最嚴重問題的工作。這必將對美國-歐盟關係構成威脅。過去幾年，巴黎氣候協議及伊朗核協議曾為這個遠離多邊主義的世界帶來一線曙光。而在未來幾年，這樣的曙光會變得越來越稀有。《金融時報》總編輯萊昂內爾·巴伯也對這一年世界民主的動向做了一個詳盡的回顧。這是見證了許多不可想像之事的一年，自由社會和民主政治的基石已被撬動，現有的秩序正在毀滅。美國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Dean Acheson)在回憶錄《創世親歷記》(Present at the Creation，1969)中，描述了二戰後他和其他「賢士」(Wise Men)如何幫助美國總統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建立了基於規則之上的自由主義新秩序。這一秩序建立在多個機構的基礎之上：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北約聯盟。2016年，在特朗普將北約斥為「過時」、他的軍師紐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將愛沙尼亞形容為聖彼得堡的郊區以後，巴伯感覺人們正在親歷這個世界的毀滅。艾奇遜是東海岸建制派的典型代表。他生前曾當過外交官、律師和學者——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專家。這一年來，建制派潰不成軍，專家垂頭喪氣。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沒有預料到英國退歐。許多人曾聲稱特朗普不可能勝利。英國主要退歐派人士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抓住了公眾的心態：「這個國家的人民已經受夠了專家。」

英國退歐和特朗普勝選標誌著一個革命性時刻。和1789年不太一樣，但肯定是對現狀驚雷般的否定。一些人嗅到了上世紀30年代的味道，將特朗普描述為一個剛剛露出苗頭的法西斯主義者。對於強人領袖，這是一個好年頭：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土耳其的雷傑普·塔伊普·埃爾多安。但對煽動者而言，這更是一個好年頭——他們依靠情緒和偏見過活，取悅和煽動烏合之眾。在煽動者當道的這一年，有幾個角逐了第一把交椅：英國退歐教父、特朗普的擁躉、英國獨立黨(UKIP)領袖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以及不斷地驚嘆於自己的追隨者之多的特朗普本人。然而，將眼下類比為上世紀30年代在很多方面都是不恰當的。大蕭條遠非近在眼前。美國經濟正接近實現充分就業。在退歐之前，英國實現了自2010年以來就業增長略多於200萬。信貸充足。企業利潤在上升。問題在於，一部分人群（往往是居住在大城市以外的那些人），沒有感受到經濟的復甦。從奧地利、英格蘭、法國、德國、匈牙利到荷蘭（波蘭也日益如此），保守或基督教民主黨中右翼的狀態沒那麼糟糕，但他們也依然面臨來自反移民的民族主義邊緣群體的壓力。2016年，見證了「第四條道路」的誕生，即一種奉行本土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新型政治，沐浴在文化懷舊情懷之中——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起來」就是這種情懷的體現。另一種動向是西方民主國家中廣泛存在的對全球化的幻滅感。興起於戰後的全球化以三股趨勢為標誌：里根和撒切爾主政下「咆哮的80年代」的去監管化、1994年烏拉圭回合達成的全球貿易自由化協定、中國市場經濟的開放。對資本、商品、服務和勞動力的控制逐步放開——歐洲單一市場和單一貨幣就是這一進程的縮影——在2007年夏天達到了頂峰。最終，在2016年，我們看到這個可稱為全球化2.0的時期結束了。人員自由流動也面臨質疑。歐洲經歷了自上世紀40年代末以來從未見過的大規模移民。2016年，由於一項由德國斡旋達成的與土耳其的協議，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難民流從一端被遏制，但創紀錄數量的難民踏上了從地中海中央登陸義大利的危險旅途（許多人在途中葬身大海）。（特別是發生在法國的）恐怖襲擊加劇了公眾對移民的不安全感。人們感覺到，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喪失了對國境和民族認同的控制。2016年，全球意識到了「虛假新聞」，贊助這些新聞不僅有政治激進主義者，還有越來越多的國家行為人及其代理人。美國中情局(CIA)指控俄羅斯是美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郵件泄露的背後推手——這起郵件泄露事件是一次令人震驚和厚顏無恥的嘗試，其目標是干預美國總統大選。特朗普斥責中情局的說法是荒謬的，他的支持者也持這種態度。在這輪政治周期中，很多人似乎生活在一個平行宇宙里，在那裡，事實完全屈服於觀點。這是一個後事實的政治世界，這個世界由智能手機等技術提供強勁動力。只需一部智能手機，個人就能在Facebook、谷歌(Google)和Twitter上實時發表未經過濾的新聞和（經常帶有極大黨派之見）的觀點。在此次美國大選中，曾經被視為最後一道過濾器、受到一定信賴的記者們，被起鬨或在Twitter上被視為「噁心」或「遜」。然而作者查爾斯·內文(Charles Nevin)在《紐約時報》提醒人們，也不必過於強調2016的糟糕，他舉了歷史上的例子。事實上每個時代的人都有理由相信，最好的時光已經遠離他們，剩下的只有衰落和絕望——就像公元前63年西塞羅說的：「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不過，這位演說家不是在表達普遍的哀傷，而是在嚴厲批評他那個時代的腐敗，它集中體現在一個人身上——企圖攫取羅馬權力的陰謀策劃者喀提林(Catiline)。史學家薩盧斯特(Sallust)說喀提林「魯莽、狡猾、背信棄義，擅於進行各種偽裝或掩飾。覬覦他人的財產，同時揮霍自己的財產；他的熱情充滿暴力。他有些辯才，但毫無分寸。他混亂的頭腦始終渴望那些醜惡的、不可思議的、龐大的東西」。內文認為史學家有時候真是雞蛋裡挑骨頭，他相信喀提林想讓羅馬恢復榮光。還有一些內文眼中更糟糕的歲月，奧利弗·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統治下的英聯邦：大道理很多，樂趣很少，五朔節花柱和尋常的嬉戲會引起強烈不滿。他們甚至試圖取消聖誕節。所以說2016是有史以來最糟是值得商榷的。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