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得主卡尼曼和史密斯及其對心理和實驗經濟學的貢獻

2002年度諾獎得主卡尼曼和史密斯及其對心理和實驗經濟學的貢獻 --------------------------------------------------------------------------------發布日期：2005-2-7 來源：[本站] 作者：[胡 懷 國] 瀏覽：[859] 評論：[0] 字體：大 中 小 2002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學院決定將本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丹尼爾·卡尼曼教授（Daniel Kahneman）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弗農·史密斯教授（Vernon Smith），以表彰他們對心理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做出的開創性貢獻。諾獎公告指出，由於卡尼曼「把心理學研究的成果與經濟學融合到了一起，特別是在有關不確定情形下人們如何做出判斷和進行決策方面」、史密斯則「為經濟學的經驗分析、特別是對各種市場機制的研究，建立了一套實驗室試驗方法」，因此本年度的這一崇高榮譽和1000萬瑞典克郎（約合107萬美元）的獎金由卡尼曼和史密斯共同分享。一、引 言「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全稱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科學獎」，是在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建立300周年之際，由當時擔任行長的阿斯布林克（Asbrink）提議，並經瑞典皇家科學院批准而設立的經濟學大獎。自1969年頒發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先後頒發了34屆，共有51名經濟學家獲此殊榮。一位經濟學家能夠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一般意味著：其一，獲獎者的研究成果和相應的研究領域已經得到了經濟學界的普遍承認；獲獎者在相應領域具有奠基性的開創性貢獻。因此，通過跟蹤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獎狀況、了解獲獎者的學術貢獻，我們就能夠更好地理解經濟學的最新進展、把握經濟學的理論前沿和發展趨勢。今年的諾獎得主究竟為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哪些貢獻呢？簡言之，卡尼曼和史密斯分別藉助於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和實驗室的實驗方法，對經濟學極端依賴的假設和核心理論提出了巨大的挑戰或根本性的發展。為了理解他們對經濟學的重要貢獻，我們必須從經濟學的基本性質入手。長期以來，大多數的經濟學家認為，作為社會科學一個分支的經濟學與自然科學有根本的區別：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自然，因而可以通過可以控制的重複實驗對自然界存在的客觀規律進行探討；然而，經濟學則以人的經濟行為作為研究對象，而人的行為則受到歷史、文化、環境、主觀預期等複雜因素的影響，難以通過可控的重複實驗進行研究，經濟學家只能通過對實際經濟活動的觀察做出描述和判斷，所運用的方法主要是嚴格的邏輯推論和現實的檢驗。正是由於經濟學的這種性質，經濟學家通常以經濟個體是理性的、自利的等簡單的假設為出發點，推導經濟個體的經濟行為、進而形成各種經濟理論假說。這些經濟理論是否正確呢？傳統的檢驗工具主要是經濟計量方法。然而，經濟理論賴以建立的基本假設是否成立呢？如果這些假設是不正確的，那麼整個經濟學大廈也就失去了根基。由於不可能對這些假設提供客觀的數據，經濟計量方法不能對這些假設進行檢驗。因此，能否通過某種方法對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提出足夠的證據或有效的檢驗方法，就成為經濟理論能否立得住腳、甚至經濟學能否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的關鍵。卡尼曼和史密斯的貢獻就在於藉助於認知心理學和實驗室實驗方法，分別從兩個不同、但具有密切聯繫的角度，做出了頗具說服力的回答。具體地講，人們在進行經濟決策時，通常會通過這種或那種方式偏離經濟學的標準假設。這種偏離可能有兩種情況：其一，如果人們對理性和自利等假設的偏離取決於每個人的特質，那麼這種偏離就很可能在「加總」的過程中相互抵消（即每個人對標準假設的偏離是非系統性的），從而不會影響經濟理論的現實解釋力。例如，如果人們對某種商品的購買量取決於收入、口味和習慣等各種因素，但除收入之外的因素皆取決於人們的特質，那麼人們對該商品的購買總量就可能是收入的穩定函數，而口味和習慣等因素則在對每個消費者進行加總的過程中相互抵消了。史密斯對市場機制的著名研究，主要是通過實驗室的實驗方法對這種情況進行檢驗。另一方面，如果這種偏離是「系統性」的、即人們的判斷和決策行為普遍偏離經濟學的標準假設，那麼傳統的經濟理論和標準假設就站不住腳了，我們就需要對經濟理論進行重新的修正。卡尼曼教授的研究，主要是針對這種情形，對人們的判斷和決策行為（尤其是不確定情形下）進行了檢驗。雖然他們的研究重點各有不同，但他們都通過實驗方法對傳統經濟理論提出了巨大挑戰，並為人們對經濟學的重新思考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方法。目前，基於認知心理學的行為經濟學和史密斯教授發展的實驗經濟學，已經成為當前經濟理論的一個研究熱點。為了更好地理解卡尼曼和史密斯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貢獻，我們先對他們的生平進行簡要的介紹，然後再在後文中具體地闡述他們的主要學術貢獻。丹尼爾·卡尼曼教授具有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1934年生於以色列的特拉維夫，1954年獲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心理學和數學學士學位，1961年以《語義差別的解析模型》一文獲加利福尼亞大學心理學博士學位。他先後執教於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1961-1966）、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1978-1986）、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1986-1994），並於1993年起任普林斯頓大學心理學教授，是美國藝術與科學研究院、經濟計量協會、美國心理學協會、實驗心理學家協會和加拿大心理學協會等諸多學術組織的成員，曾榮獲美國心理學協會傑出科學貢獻獎、消費心理協會傑出科學貢獻獎和實驗心理學家協會沃倫獎章等多項榮譽。由這些簡介可以看出，丹尼爾·卡尼曼教授的學術生涯更多地與心理學、而不是經濟學有關。事實上，在1979年與特維爾斯基（Tversky）合作發表經典論文《展望理論：風險條件下的決策分析》之前，卡尼曼教授的學術成果大多發表在心理學雜誌上；在此之後，他的研究成果才頻頻出現於經濟學雜誌。值得一提的是，卡尼曼教授的許多研究是與特維爾斯基合作完成的；後者如果不是英年早逝（1996年），也許能夠分享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另一位諾獎得主弗農·史密斯於1927年出生於美國堪薩斯州，曾分別獲得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學士學位（1949）、堪薩斯大學碩士學位（1952）和哈佛大學博士學位（1955），先後執教於珀杜（Purdue）大學（1955-1967）、布朗大學（1967-1968）、麻省大學（1968-1975）和亞利桑那大學（1975-2001），現為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與法學教授，期間還先後在蘭德公司、福特基金會、安德森諮詢等許多實務部門承擔研究工作。史密斯教授是一位勤奮多產的經濟學家，1957-2002年間發表了200多篇論文、寫作或編輯了10餘部著作，是公認的實驗經濟學奠基人和傑出代表人物，1992年曾因在實驗經濟學方面的傑出貢獻獲得了美國經濟協會傑出資深會員稱號。二、丹尼爾·卡尼曼與心理經濟學丹尼爾·卡尼曼教授通過將認知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合進經濟理論的分析，藉助於一系列的實驗和研究，對多方面的經濟理論和經濟學的標準假設提出了挑戰，其貢獻表現在該領域的諸多方面。不過，他對經濟學的最重要貢獻、也是獲得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主要依據，是藉助於心理學和各種實驗對人們在不確定情形的判斷和決策制定的分析，尤其是提出了期望效用理論的替代性理論——展望理論（Prospect Theory）。1. 人們在不確定情形下的判斷。在經濟理論中，經濟學家通常假定人們的經濟行為受物質利益的驅動，每個人在自利（self-interest）和理性（rationality）的基礎上做出符合自身物質利益的判斷（judgment）和決策；但在心理學、尤其是認知心理學中，人們的判斷還取決於直覺、感情、態度和記憶等更為複雜的因素。卡尼曼的研究表明，人們在不確定情形下的判斷通常會「系統地偏離」經濟學的標準假設。根據卡尼曼的研究，對經濟學標準假設的最常見的系統偏離包括「小數定律」、「典型性」描述的影響、誤認為隨機變數的聯合概率大於各自的概率、可獲得性（availability）造成的系統偏差等。下面就結合簡單的實例，依次予以簡要的介紹。第一，「小數定律」（law of small numbers）。在統計學和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條規律是「大數定律」，即隨機變數在大量重複實驗中呈現出幾乎必然的規律，樣本越大、則對樣本期望值的偏離就越小。例如，拋擲硬幣出現正面的概率或期望值是0.5，但如果僅拋擲一次，則出現正面的概率是0或1（遠遠偏離0.5）。隨著拋擲次數的增加（即樣本的增大），那麼硬幣出現正面的概率就逐漸接近0.5。但根據認知心理學的「小數定律」，人們通常會忽視樣本大小的影響，認為小樣本和大樣本具有同樣的期望值。例如，如果某個廠長連續兩年取得了很好的業績，那麼人們就會認為該廠長的業務能力很強；但實際上，這兩年也許恰好是宏觀經濟比較理想的年份，任何人都會取得好業績。在這裡，人們實際上把小樣本的期望值視為大樣本（即年份較多）才具有的期望值。另一個常見的例子是所謂的「賭徒謬誤」。例如在拋擲硬幣時，人們通常認為下一次出現正面的概率與已經出現正面的次數負相關。如果連續拋擲10次硬幣都是正面，那麼人們會覺得下一次出現反面的可能性很大；實際上，每次拋擲硬幣出現正面或反面的概率都是0.5，它與已經出現過多少次正面沒有關係。大數定律是不確定情形下各種經濟理論的基石，如果人們真的是按照小數定律而非大數定律做出判斷，那麼現有的經濟理論就需要重大的修正了。第二，「典型性」描述（representativeness）的影響。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在一系列出色的實驗中，發現了「典型性」描述對人們的判斷有重要的影響。例如，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1974）曾進行了這樣一個實驗：首先向受實驗者描述了一個律師的典型特徵如「對政治感興趣、喜歡參與辯論、渴望在媒體露面等」，然後讓受實驗者在由律師和工程師組成的樣本中，判斷某個人是律師還是工程師。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受實驗者認為這個人是律師。即使向受實驗者事先說明該樣本由不同比例的律師和工程師組成（例如律師的比例分別為30%和70%），實驗結果仍不受影響，這顯然違背了貝葉斯法則（即人們根據新的信息對原來的估計進行修正）。這些實驗表明，人們在不確定情形下的判斷並不簡單地遵循貝葉斯法則，而是受到「典型性」描述的重要影響，從而會對經濟學的標準假設造成系統的偏離。第三，誤認為隨機變數的聯合概率大於各自的概率。統計學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是，隨機變數的聯合概率不會大於相應的邊緣概率。例如在拋擲硬幣時，出現正面和反面的概率各為50%；如果連續拋擲兩次，那麼分別出現正正、正反、反正或反反的概率都是25%（即50%×50%）。也就是說，兩個介於0和1之間的數字的乘積肯定小於其中的任何一個。然而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在1985年的一個實驗中發現，人們通常會得出相反的結論。例如，他們首先向被實驗者說明：「林達31歲，單身，漂亮且善於言談，學生期間主攻哲學，關注歧視和社會公正，曾參加過反核示威活動」，然後要求被實驗者對關於林達的8種陳述進行選擇，其中包括「林達是一個銀行出納員」和「林達既是一個銀行出納員，又是一個女權主義者」。結果，85%以上的被實驗者選擇了後者。第四，可獲得性（availability）造成的系統偏差。卡尼曼通過一系列的實驗表明，人們在進行判斷時，通常會對顯著的、易於記憶的信息給出較大的權數。例如，如果一個人的同事或朋友在街頭被搶劫，那麼他就更容易判斷這座城市的治安有問題（而不管該市的其它指標遠遠好於其它城市）。一個有意思的應用是中國的古話「眾口鑠金」，如果身邊的朋友和媒體都說經濟形勢一片大好，那麼他在判斷經濟形勢時，就會對好形勢給出更大的權重；如果媒體一再播放某種信息（不管是否正確）、從而使得人們比較容易獲得它，那麼多數人就會逐漸接受這種判斷。當然，卡尼曼的研究並不限於上述幾個方面。下面，我們就結合他所提出的「展望理論」作進一步的討論。一般認為，展望理論是卡尼曼把心理學運用到現代經濟學方面最為成功的嘗試之一，也是獲得本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依據。2. 展望理論：不確定情形下的決策在不確定性情形下，經濟學的一個基礎性概念是「期望效用」，它是經濟學家對人們在不確定情形下的決策行為進行分析的基礎。顧名思義，期望效用實際上是效用的加權平均，其中權數是每種結果發生的可能性（即概率）。例如在賭博中，人們贏的概率是0.01%（可以獲得1000元），輸的概率是0.99%（獲得0元），那麼他從中得到的期望效用就是0.01%乘以從1000元中得到的效用，加上0.99%乘以從0元中得到的效用。一般地，如果某一經濟決策共有n種可能的結果，每種結果出現的概率是 ，從結果 中得到的效用是 ，那麼他的期望效用就是 。可以看出，期望效用的大小取決於 和 兩個因素。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以人們在不確定情形下的判斷為基礎，認為期望效用理論並不符合人們在不確定情形下的實際決策行為。他們提出的展望理論，對期望效用函數的兩個組成部分均進行了修正：用價值函數 代替效用函數 、用權數函數 代替概率 ，從而得到了同人們在不確定情形下的判斷相一致的、更接近現實情況的風險決策框架。下面，我們就依據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1979），分別通過與傳統經濟理論的比較，對他們提出的價值函數和權數函數進行考察，並結合「阿萊悖論」探討二者對現實情況的解釋力。（1）價值函數和權數函數。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人們的效用水平是財富的絕對水平的（遞減）增函數。例如，假如一個人擁有1元錢的效用是 ，那麼他擁有10元錢肯定具有更大的效用；並且，財富的增加和減少對效用的影響是對稱的。圖1給出了風險規避者（在期望收益相同的情況下，他更喜歡較為確定的收入流）的效用函數的圖形，其中橫軸是財富水平、縱軸是效用水平。 效用 財富圖1：效用函數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1979）提出的價值函數，對上圖中的效用函數提出了兩個重要的修正：第一，他們通過實驗發現，決定人們效用水平的不是財富的絕對水平，而是財富的相對水平、即相對於某一個參照點（通常是現有財富水平）的財富變動。第二，人們對財富的增加和財富的減少具有不同的評價，即對於相同數量的財富變動，財富增加引起的效用增加在數量上要小於財富減少引起的效用降低。圖2給出了價值函數的通常圖形（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1979，第279頁）。 價值 損失 收益圖2：價值函數值得注意的是，圖2中的橫軸是財富的變動、而非財富的絕對水平；財富增加（收益）和財富減少（損失）對價值函數的影響是不對稱的：前者凹向原點（價值隨財富增加而增加的數量是遞減的），後者則凸向原點。此外，在通常情形下，圖2中向下的曲線要比向上的曲線陡峭得多。這種價值函數的現實含義是明顯的，例如人們對相同數量的增加工資和減少工資具有不同程度的感受：前者高興一點點、後者痛苦異常！這也是加薪容易減薪難的原因之一。除了用價值函數代替效用函數外，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還引入了權數函數來代替對概率的直接使用。他們認為，人們對概率的主觀評價與概率本身並不一致，人們通常高估較小的概率、而低估較大的概率，如圖3所示（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1979，第283頁）： 1.0 0 1.0圖3：權數函數圖3的橫軸表示某種結果發生的概率 ，縱軸表示的是權數函數 （即人們對概率的主觀評價）。傳統的經濟理論直接使用 （圖3中的45度虛線）作為計算期望效用的權數；但展望理論則使用圖中的實線，即過高地估計較小的概率、過低地估計較大的概率。這就為說明人們為什麼會從事賭博等高風險的活動提供了更合適的解釋。在一系列的論文中，卡尼曼藉助於出色的實驗證實了展望理論所依據的相關心理學基礎。不少學者依據展望理論，對股票市場、保險市場、賭博、抽彩等不確定情形下的決策行為進行了更符合現實的經濟學解釋。可以這樣說，卡尼曼在認知心理學和實驗基礎上形成的展望理論，將極大地推進經濟學界對不確定情形下的決策行為的分析。下面，我們就結合經濟學界著名的「阿萊悖論」，進一步敘述展望理論對期望效用理論的發展。（2）阿萊悖論。法國經濟學家莫里斯·阿萊因為對市場均衡和資源有效配置理論做出的開創性貢獻，而榮獲了1988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過，大多數人還是通過「阿萊悖論」才知道這位經濟學家的。在1952年的論文中，阿萊曾提出了如下一個例子：假設有A和B兩個可供選擇的方案，其中方案A是以100%的機會得到100萬，方案B是以10%的機會得到500萬、89%的機會得到100萬、1%的機會一無所得；此外，再提出C和D兩個方案供人們選擇，其中方案C有11%的機會得到100萬、89%的機會一無所得，方案D則有10%的機會得到500萬，90%的機會一無所得。根據期望效用理論，如果一個人在第一種情況下選擇方案A，那麼在第二種情況下必然選擇方案C。這是因為，選擇方案A意味著 ，移項並整理得 ，兩邊同時加上 得 ，即方案C嚴格優於方案D。反之，如果一個人在第一種情形下選擇方案B，那麼他在第二種情況下必定選擇方案D。然而，許多實際實驗表明，絕大多數人在第一種情況下選擇方案A，在第二種情況下選擇方案D，這顯然違背了獨立公理假設，也是期望效用理論所不能解釋的，這就是著名的「阿萊悖論」。當然，如果「阿萊悖論」只是精心設計的例外，那麼它似乎還不足以推翻期望效用理論的分析框架。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阿萊的進一步研究表明約有53%的實證研究均出現了「阿萊悖論」，這意味著期望效用理論不能對超過半數的不確定情形的決策做出正確的預測。對於展望理論來說，解答這個悖論則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人們之所以選擇A和D，不過是高估較小概率和低估較大概率的結果。由於現實經濟生活中的絕大多數決策是在不確定情形下做出的，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對期望效用理論的批評和改進具有深遠的現實價值和學術意義。正如卡尼曼和特維爾斯基所指出的：期望效用理論是對理性行為的描述，展望理論則是對實際行為的描述；儘管期望效用理論可以對某些簡單的決策問題做出正確的分析，但現實生活中的絕大多數決策行為卻複雜得多，因而需要諸如展望理論之類的具有更豐富的心理行為基礎的經濟模型。三、弗農·史密斯與實驗經濟學我們在引言中已經敘及，經濟學所具有的不可實驗性質，極大地限制了經濟學家對經濟理論的檢驗和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目前最主要的檢驗工具是經濟計量方法，2000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授予了對經濟計量和樣本選擇做出突出貢獻的美國經濟學家赫克曼和麥克法登，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學界對檢驗方法的渴求和急切心情。但是，由於經濟計量方法主要是在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建立數學模型、並進一步轉化為能夠通過經濟計量方法進行檢驗的形式，況且不論經濟計量方法本身所存在的諸多局限，僅許多經濟變數難以進行模型化、數學化或定量化就大大限制了該方法的應用。然而，以弗農·史密斯為代表的實驗經濟學的興起，極大地改進了經濟學的這種困境。實驗經濟學家通過設計可以控制和重複進行的實驗室實驗，對市場和其它經濟活動進行了模仿和研究，提供了檢驗和發展經濟理論的可供選擇的重要方法。史密斯對實驗經濟學的主要貢獻表現為：其一，他是實驗經濟學的奠基者，並做出了實驗經濟學早期階段的大多數重要貢獻；其二，他提出並發展了實驗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方法，對市場機制、拍賣理論等重要問題進行了出色的實驗和成功的研究；其三，他的研究和他所主持的研究實驗室，培育了一大批投身於實驗經濟學研究的經濟學家。下面，我們就結合史密斯對市場機制、拍賣理論的檢驗和價值誘導方法的分析，對史密斯的學術思想作「以點窺面」的介紹。1. 對市場機制的檢驗一般認為，史密斯對市場機制進行檢驗的論文《競爭市場行為的實驗研究》（1962年），是實驗經濟學的肇端和里程碑式作品。該文主要是在美國經濟學家張伯倫的課堂實驗的啟發下，在數百次實驗的基礎上完成的。以不完全競爭理論聞名於世的張伯倫教授，曾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進行過這樣的實驗，即讓學生扮作成對的購買者和售賣者，對虛構的商品進行買賣。在此基礎上，張伯倫於1948年發表了《一個不完全市場的實驗》一文，認為新古典的完全競爭市場模型不符合市場交易的實際情況。史密斯深受張伯倫課堂實驗的啟發，並認為如果使得被實驗者的處境更接近市場交易的實際情形，就能夠得出更有說服力的結論。在珀杜大學任職期間，史密斯在對張伯倫的課堂實驗進行了重要改進的基礎上，先後在11個班級進行了一系列的實驗。史密斯的改進主要包括：其一，按照類似於股票市場的交易方式，採用「雙向式口頭拍賣」的交易方式（採用出價、要價和交易價的公開化）；其二，受實驗者能夠通過交易獲取真實的收入（像實際市場交易一樣）。這些實驗得出了穩定的、但令人吃驚的結論：儘管被實驗者並不知道均衡市場價格，但交易會逐漸逼近競爭性市場的均衡價格。也就是說，史密斯進行實驗的初衷是試圖找到否定完全競爭理論的理由，但實驗結果卻基本證實了實驗與理論的一致（與張伯倫的結果相反）。為了進一步檢驗這種一致是否是一個巧合，史密斯進行了一系列實驗，均證實了最初的實驗結論。在1978年與普洛特（Plott）合作的實驗中，史密斯仍得到了同樣的結論，不過要加上另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市場制度（Market Institutions）：在允許受實驗者在交易期間連續調整價格的實驗中，交易價格會很快地收斂於均衡價格；但在受實驗者在交易期間不能連續調整交易價格的實驗中，收斂速度會大大下降。2. 價值誘導理論幾乎在任何經濟學實驗中，都需要了解受實驗者的偏好。由於受實驗者的偏好一般是不能直接觀察的，因此對經濟學實驗造成了極大的障礙。史密斯在《實驗經濟學：價值誘導理論》（1967年）一文中提出的價值誘導理論（Induced Value Theory），則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出了可行的方法，現已成為實驗經濟學的標準工具。具體來說，實驗者並不知道受實驗者的效用函數 ，那麼如何保證受實驗者表現出某種需求函數呢？史密斯的方法是提供一個報酬函數。例如對於購買者，實驗者對以價格p購買數量q的受實驗者提供數量為 的報酬，那麼受實驗者的收益就是 。根據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受實驗者為了最大化效用 ，必定選擇適當的數量q，以使得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即 。顯然， 描述了價格與數量的對應關係，且都是實驗者可以觀察到的，由此可以了解受實驗者的需求函數。也就是說，史密斯通過引入報酬函數，輕鬆地避開對人們的偏好進行測量的問題。價值誘導方法是實驗經濟學的基本方法，也是同心理經濟學和其它非實驗經濟學的重要區別。其核心是把受實驗者放置在同真實市場交易相似的環境，為受實驗者提供真實的物質激勵，並通過合適的實驗機制設計，考察受實驗者在物質激勵下的經濟行為（而將非經濟方面的影響減小到最低的程度）。3. 對拍賣理論的檢驗史密斯通過實驗方法對經濟理論進行檢驗的一個比較成功和著名的例子，是對拍賣理論的實驗檢驗。拍賣活動是一種具有重要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經濟行為，在諸如政府採購、國債發售、國有資產定價、國有股減持、國有土地使用權的估價等重要活動中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尤其是土地國有、國有資產占相當比重和急需建立公共財政的社會主義中國）。在經濟學中，隨著微觀經濟學和博奕論的發展，拍賣理論自60年代起有了巨大的發展，維克里更是據此獲得了1996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史密斯的貢獻在於，他用可控的實驗室實驗作為「風洞」（Wind Tunnel），對拍賣機制設計理論進行了大量的實驗，並得出了許多新穎的結論。人們一般按照維克里的分類方式，將拍賣分為如下四類：（1）英式拍賣，即買方從低到高進行競價、出最高價格者獲得拍賣品；（2）荷式拍賣，即拍賣商從一個高於任何買者意願支付的高價開始，以固定時間間隔和固定減價幅度向下喊價，直到有一個買主喊「我的」時，此人即為拍賣品購買者；（3）第一價格密封拍賣，即所有買主以密封的信封形式投標，出價最高者以自己的出價購得拍賣品；（4）第二價格密封拍賣，即所有買主以密封的信封形式投標，出價最高者以僅次於他的第二高價格購得拍賣品。顯然，前兩種拍賣都是口頭拍賣，後兩種拍賣方式屬於書面投標拍賣。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從哪個買主能夠獲得拍賣品和賣方的收益大小的角度來看：（1）如果每個人都是理性的，那麼英式拍賣和第二價格密封拍賣是等價的；（2）如果每個人都是理性的、且每個人之間具有一致的預期，那麼荷式拍賣和第一價格密封拍賣是等價的；（3）如果每個人都是風險中性的，那麼這四種拍賣方式都是等價的。史密斯通過一系列出色的實驗對上述理論預測進行了檢驗，他的主要結論是：第一，英式拍賣和第二價格密封拍賣基本是等價的，這符合經濟理論的預測；第二，荷式拍賣和第一價格密封拍賣是不等價的，明顯地不同於傳統理論；第三，每個人都是「風險中性的」假設不能成立。史密斯通過實驗發現，一般說來，英式拍賣和第二價格密封拍賣這兩種拍賣方法能夠得到更高的拍賣價格，其次是第一價格密封拍賣，荷式拍賣的拍賣價格最低。史密斯對此提供了兩種解釋：其一，在荷式拍賣中，人們的效用不僅取決於貨幣收益，還受到「對等待的擔憂」的影響；其二，競價者在荷式拍賣中低估了同「等待」相聯繫的遞增風險。不過，儘管荷式拍賣的價格較低，但史密斯在為《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撰寫的「拍賣」詞條中指出，荷式拍賣能夠更有效地防止串謀的發生。四、簡要評述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儘管以史密斯為首的實驗經濟學和卡尼曼等人的心理經濟學都大量地通過實驗進行研究，但二者之間還是存在重要的區別：第一，就實驗設計而言，實驗經濟學更符合經濟學的研究傳統，重視為彌補被實驗者決策成本的損失而向被實驗者提供充分的物質激勵的重要性；而心理經濟學的實驗則強調受實驗者基於人類本性的判斷和行為決策。第二，心理經濟學更多地研究人們的非理性行為，並以此對經濟理論的標準假設提出挑戰；而實驗經濟學則更多地在經濟學的框架內對理性行為進行分析，並以此檢驗各具體的經濟理論。可以說，對於經濟學而言，心理經濟學重在「批判」、實驗經濟學則重在「建設」，前者試圖檢驗經濟學是否「根正苗紅」、它的根基是否可靠，後者則試圖在經濟學已有的根基上進行修正和補充，並為經濟研究提供新的、傳統經濟理論難以進行的檢驗方法。此外，心理經濟學是後來才逐漸滲透到經濟學領域的，而實驗經濟學則是經濟學內部所孕育並快速成長起來的學科分支。然而，儘管存在這些不同，二者在目前卻逐漸出現了合流的趨勢。正如諾貝爾獎百年論壇針對「心理與實驗經濟學」所指出的，「經濟學中的實驗研究和經濟決策的心理學研究以非常不同的傳統開始，但近年來正相互接近，合流成為當今心理和實驗經濟學的浪潮」，這也是今年把心理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放在一起授獎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不論是批評還是建設，心理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的進展無疑大大促進了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毫無疑問，經濟學是研究人們的經濟行為以及人們在經濟活動中所形成的各種關係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人類的經濟行為越來越受到各種經濟的、非經濟的因素的影響，心理經濟學的貢獻在於為經濟研究打開了另一扇大門，實驗經濟學則為領域廣闊（包括經濟和非經濟）的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更符合科學精神的方法。在二者的共同作用，相信經濟學不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均會有重大的進展，也必然會使得經濟學更接近人們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行為。最近幾十年來，我們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信息化、網路化和國際化等），這必將對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人們產生巨大的影響；對於以現實世界中的人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來說，必須跟上這種變化。隨著博奕論、產業組織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的興起和完善，尤其是計算機技術和網路技術的發展，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問題更適合於用實驗的方法進行分析，另一方面，經濟學家通過實驗進行研究的成本會越來越低。大量的學術機構、企業和政府可以通過便利的實驗軟體和互聯網，藉助於方便快捷、成本低廉的網路實驗進行研究和決策，這必將極大地促進實驗經濟學的推廣、經濟理論的完善和決策的合理。參 考 文 獻[1] 卡尼曼和史密斯的簡歷（Curriculum Vitae）及關於諾獎的網站，如www.nobel.se 和www.gmu.edu等。[2] Kahneman D. and A. Tversky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 Risk」, Economtrica 47, pp. 267-291.[3] Smith, V.L. (1962),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mpetitive Market Behavio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0, pp. 111-137.[4] Smith, V.L. (1976), 「Experimental Economics: Induced Value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6, pp. 274-279.[5] Smith, V.L. (1982), 「Microeconomic Systems as an Experimental Sc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pp. 923-955.[6] Tversky, A. and Kahneman, D. (1971), 「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 pp. 105-110.[7] Tversky, A. and Kahneman, D. (1974),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pp. 1124-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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