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文文史隨筆選（1----11）

目錄1，文人的報國情懷 2，名士末路（張岱）3，「人老莫作詩」（附：子川：三讀《人老莫作詩》)4，話說門子（16樓）5，文人的性格（孔融與禰衡）6，文人的節操7，文人的愉悅（袁枚）8，東山猛虎不吃人（龔自珍）9，文人的精神（李清照）10，想像力到哪裡去了？11，文人長壽考　　　　1， 文人的報國情懷　　　　　　 李國文　　公元1290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七年），「八月，癸巳，地大震，武平（內蒙昭烏達盟寧城縣西舊大名城）尤甚」。　　《元史》描寫這次震災的慘狀：「地陷，黑沙水湧出，人死傷數十萬。」餘震一直不斷，持續到九月。元世祖忽必烈「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一個南人，一個降人，而且還是元的敵國前南宋王朝的一個皇室，趙匡胤的第十一世孫，仕元為翰林侍讀學士的趙孟 ，跳將出來。　　趙孟 ，在今人眼中，是位書法家，而宋、元之際，他的名節頗為世人所詬病，所不恥。怎麼說，他貴為大宋王朝的皇族嫡裔，不抵抗，不合作，也許還說得過去，竟然叛祖背宗，變節出仕蒙元王朝。不但宋朝的人看不起，因為他叛宋；而連元朝的人也看不起，因為他降元。南宋的士流百姓痛恨他，蒙元統治集團的民族原教旨分子也藐視他。這就是當漢奸得到「好處」的同時，必須付出的「遺臭萬年」的代價。萬年，倒不至於；但付出一世的罵名不行，還得付出兩世，三世，甚至好多世的罵名，那是可能的。　　不過，這位全天候的才子，還算走運。《元史》評論：「前史官楊載稱，孟 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云。」明、清以後，大家多欣賞他那豐碩肥潤的行、草、真、隸，而不大介意，或者，努力淡忘他的背宋投元的漢奸行徑。可他活著的時候，我相信他絕不輕鬆。因為中國人對於漢奸的反感，是一貫的，歷朝歷代吃過漢奸苦頭最多最大者，莫過於宋。所以，兩宋之人對於漢奸，也最為深惡痛絕。宋·王明清《玉照新志》稱：「（秦）檜既陷此，無以自存，乃日侍於漢奸戚悟室之門。」而清·無名氏《漢奸辨》則分析：「中國漢初，始防邊患，北鄙諸胡，日漸交逼。或與之和親，或與之構兵。由是漢人之名，漢奸之號創焉……所謂真漢奸者，助異種害同種之謂也。」　　本來，中國文人，十之九，多淺薄，一有風吹草動，就耐不住寂寞。而作為一個漢奸文人（或者具有漢奸傾向的知識分子），有一種情不自禁的表演欲。他抓住這次地震的機會，私底下串連一個名叫阿剌渾撒里的忽必烈親信近臣，搞掉另一個名叫桑哥同樣也是忽必烈的親信大臣。趙孟 剛投誠時，初到大都，曾在桑哥的尚書省當差，還曾因細微過失，被桑哥當堂施予鞭刑。眾目睽睽之下，可讓這個前朝王孫公子，飽受皮肉之苦，還丟臉於朝廷上下。作狗被主子踹上兩腳，當然也是活該。正好，發生了這次地震，而且元世祖「詢致災之由」，他就想藉此報一箭之仇。不過他知道，元統治中國，將人分為四等，蒙古人為一等，色目人為二等，漢人為三等，南人為四等。他要單打獨鬥，對這個驕橫跋扈，無法無天，橫徵暴斂，民怨沸騰的桑哥發難，有可能吃不著羊肉，惹一身騷。只有利用蒙古人阿剌渾撒里，才能扳倒色目人桑哥。以夷制夷，坐收漁利，所以，也不能以一個純粹的藝術家來看趙孟 。一般來說，當漢奸者，或具有漢奸傾向的知識分子，都非等閑人物。一場地震，正好給他一次登台獻藝的機會。　　不要以為文人不懂政治，不玩政治，不過文人在政治層面的較量，段級較低，手藝較潮罷了。忽必烈何許人也，如果不是一條目光如炬的沙漠之狼，至少也是一條耳聽八方的草原之狐。兔子老了尚且不好拿，何況他已經做了30年的皇帝，什麼沒經過，什麼沒見過，對這個南朝降臣的地下活動，當然不會一無所知。笛卡兒有句名言，這個世界上有這許許多多的紛擾，就是因為人們不大肯待在自己家裡的緣故。要是這位藝術家，能夠按捺得住，能夠安貧樂道，能夠廝守著愛妻管道升，不在地震期間跳出來趁火打劫，里撅外挑，忽必烈也許就不會找他交流心得了。　　我們在《元史·趙孟 傳》中，看到這位滅宋的大帝與這位降元的文人，有過一段相當戳心窩子的談話：　　「帝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 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民諺有云：當著矮子，別說短話，葉李、留夢炎，和趙孟 ，都是有前科的變節分子。忽必烈與他探討漢奸甲和漢奸乙的孰優孰劣，而眼前這個漢奸丙，豈非十冬臘月喝涼水，點點滴滴在心頭嗎？言外之意，趙孟 再傻也聽得出來，其實是蒙古皇帝給他一個善意的提醒。你從哪裡來，是你做主的事，來了我歡迎；你到哪裡去，是我做主的事，那就由不得你。所以，閣下，第一，別忘了自己是誰！第二，千萬別走得太遠！這年，忽必烈75歲，到底是一位老人家了。趙得感謝人老以後，心腸不那麼鐵石，否則，他的下場不會比桑哥好多少。看到這位如坐針氈的前朝皇族，看到這位頭冒冷汗的文化精英，忽必烈把口氣緩和了下來。「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　　這對才子趙孟 來說，不費吹灰之力，馬屁詩一首，即席呈遞上去。「狀元曾受宋朝恩，目擊權奸不敢言。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孝報皇元。」據宋·周密的《癸辛雜識》說，這首詩讓留夢炎恨他一輩子。此次談話以後，趙孟 便請求外調，做地方官去了。　　忽必烈談話中提到的留夢炎，確是一個死有餘辜的漢奸。文天祥和謝枋得，正是死在他的手中。　　不過，當我寫下「留夢炎」這樣一個怪怪的人名時，我很懷疑，除非那些在歷史沉積物中討生活的專門家，還有誰會曉得南宋末年的這個賣國賊？大概歷史的「可惡」，就在於它篩選存留在歷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時，其選擇的眼光，相當的兩極化。無論忠奸善惡，無論賢愚良莠，只有極好的和極壞的，才能在歷史上留下或深或淺的痕迹。在歷史恥辱柱上受到永遠審判的留夢炎，也許會由於時間的遷延而淡化，但是，只要中國人還記得「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還記得「只願諸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的謝枋得，這個賣國賊想逃脫鞭屍的命運，是不可能的。　　留夢炎，宋元之際，還真是轟轟烈烈過，風風火火過，先是宋朝末年的丞相，後是元朝初年的承旨翰林學士。兩朝為官，位列中樞，也是一條相當了得的變色龍。按其官位以及他的「名聲」，例應有傳，志之才是。可他太臭了，臭到《宋史》和《元史》，都無法為他單獨立傳。元·脫脫編《宋史》，顯然不能將他的同事留夢炎，列入《貳臣傳》中，只好有意忽略。而明·宋濂編《元史》，若為這個叛宋投元的前朝漢奸張目，豈非咄咄怪事。然而，歷史的公道，自在人心。據《樵書》：「孔公天胤曰：『兩浙有夢炎，兩浙之羞也。』歷明朝數百年，凡留氏子孫赴考，責令書一結云：『並非留夢炎子孫。』方許入試。」　　這就是中國式的斬草除根，中國人要是絕對起來，那也是蠻偏激的。宋·宋犖的《筠廊偶筆》感嘆，這兩位愛國志士，竟是同科進士。「寶 四年登科錄，是科一甲第一名文公天祥，二甲第一名謝公枋得，忠節萃於一榜，洵千古美談。」文天祥和謝枋得，可謂中國科舉制度最成功的範例、中國科舉史最出色的代表，因留夢炎的出賣而死，那你留夢炎的子子孫孫，也休想進得考場。　　在清·紀昀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論述這兩人的文學成就時，給予很高的評價：文天祥「平生大節，照耀今古，而著作亦極雄贍，如長江大河，浩瀚無際。其《廷試對策》及上理宗諸書，持論剴直，尤不愧肝膽如鐵石之目。故長谷真逸《農田余話》曰：『宋南渡後，文體破碎，詩體卑弱，故范石湖、陸放翁為平正，至晦庵諸子始欲一變時習，模仿古作，故有神頭鬼面之論。時人漸染既久，莫之或改。及文天祥留意杜詩，所作頓去當時之凡陋。觀《指南前後錄》可見，不獨忠義貫於一時，亦斯文間氣之發見也』。」謝枋得「忠孝大節，炳著史冊，卻聘一書，流傳不朽，雖鄉塾童孺，皆能誦而習之，而其他文章亦博大昌明，具有法度，不愧有本之言。」 　　　　即使從文學史的角度，留夢炎也是罪不可逭。　　這兩位愛國志士都是宋亡以後，矢志不屈而死。歷史上的中國文人，並不只有賣國賊留夢炎，變節者趙孟 之流，其優秀分子，其傑出人物，在家國多難之際，都會迸發出一種高尚的愛國情操。　　道理很簡單，因為這些文人，他們的生命臍帶，繫於這塊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們的血脈律動，與數萬萬炎黃子孫同命運共呼吸。國之安危，民之存亡，無不與這些文人的生命史、創作史息息相關。他們之所以敢於灑熱血，拋頭顱，以身報國，慷慨赴死，如魯迅先生的詩所寫「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那樣義無反顧地不惜犧牲生命。其實，是在我們這個民族的文化精神感召之下，中國文人做出的必然選擇。　　愛國文人用血寫成的篇章，永遠是中國文學史最輝煌的一頁。　　文天祥（1236-1283），號文山，江西吉水人。 山破後，元將「張弘范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可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范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孛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孛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　　「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王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為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就這個賣國賊的這句話，文天祥被押至柴市受刑。「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據清·朱彝尊《日下舊聞考》載趙弼《文信國傳》：「公至柴市，觀者萬人。公問市人，孰為南向，或有指之者，公向南再拜，索紙筆為詩曰：『昔年單舸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皇。天地不容興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神歸嵩岳風雲變，氣入煙嵐草木荒，南望九原何處是，關河暗淡路茫茫。』」　　謝枋得（1226-1289），號疊山，江西弋陽人。「元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一二八八）夏四月，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既而留夢炎亦薦之。」這大概就是漢奸和具有漢奸傾向的知識分子所特有的一種強迫症了。這也是有了漢奸，必有狗腿子，有了賣辦，必有假洋鬼子一樣，賣國求榮者，恨不能中國人都與他一塊同流合污；崇洋媚外者，恨不能中國人都與他一起搖尾乞憐。謝枋得不想陪這個留夢炎作落水狗。「枋得復遺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為人如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　　「元至正二十六年（己丑、一二八九）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 ……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即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採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留夢炎使醫持葯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　　宋亡，為「元至正十五年，宋帝 祥興二年（己卯、一二七九）二月，癸未，（ 山兵敗），陸秀夫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 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　　文天祥之死，為「元至正十九年，（壬午、一二八三）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這時，宋亡四年。　　謝枋得之死，為「元至正二十六年（己丑、一二八九）夏四月，福建參知政事魏天 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絕食）死之」。這時，宋亡十年。（以上均據明·陳邦瞻撰《宋史紀事本末》）　　對這兩位愛國文人來講，宋早亡了，他們所愛的家園，早就淪為異域，他們所愛的故國，早就山河變色，然而，他們至死也不放棄這一份愛，不割捨這一份精神依託，甘願為這個不存在的故國，為這個失去的家園，走向死亡而無怨無悔。　　要說到中國人的愛國，是和中國人長期以來形成的「國家」概念分不開。在儒家為尊的封建社會中，孔孟之道一直是以《易·繫辭下》：「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和《孟子·離婁上》：「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來釐定局部和整體，個人和集團，小我和大我，細胞和組織的關係。在漢語體系里，「國家」這個詞，是以「國」和「家」這兩個字組成。而這兩個單義的字組合在一起，所產生的相因相系，相輔相成的內涵，在英語的「state」或者「country」等單詞中，是無法體現的。五千年來，正是這種恆定的詮釋和不變的理解，養成我們文化傳統中的獨特稟賦。　　愛國，對中國文人而言，就是基於內心深處的一種對國家的認同感。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中國文人的報國情懷，便成為義不容辭的責任擔當。　　因為我們這個民族遭遇到太多太多的災難，每一次異族入侵，都是大地血洗，生靈塗炭，山河變色，神州陸沉；每一次強敵來犯，都是姦淫燒殺，掠奪洗劫，鐵騎踐踏，赤地千里。當民族矛盾壓倒一切，當生死存亡就在眼前，張揚著愛國情操的中國文人，就會挺身而出，就會前仆後繼，「自古書生多意氣，頭顱擲處血斑斑」，這也就是為什麼宋末、明末，以及上個世紀八年抗日戰爭時期，湧現出來那麼多不屈不撓的愛國文人，演繹出來那麼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道理就在這裡。　　聰明的人可以笑他們痴，笑他們傻，笑他們愚，尤其是那些具有漢奸傾向或洋奴心理的知識分子，更是撇嘴，斜眼，冷笑，搖頭，一百個瞧不上。然而，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片偌大的國土，沒有這樣挺直的脊樑扛著，沒有這樣擔承的肩膀挑著，中國早亡了，中華民族早完了。然而，不幸的是，中國這樣過於聰明的文人太多，以至於聰明到不怎麼像中國人，而像一個置身事外的外國人，更像那些指指戳戳專挑中國不是，專跟中國過不去的西方人。於是，在這班崇洋媚外的精英眼中，愛國，愛國主義，已經成為一個很臭、很爛，很過時的詞語。只要誰提到、講到、引用到，鼓吹到，就像動了他們的先人板板一樣，馬上就會歇斯底里發作，馬上就會祭起亡幡，請出一個名叫塞繆爾·約翰遜（Johnson1 Samuel 1709-1784）英國文人保駕護航。因為此人說過：「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後的避難所。」將「無賴」與「愛國主義」畫上等號，而且是洋大人說的，不是聖旨，也是金科玉律，用來嘲笑，用來敲打，用來惡狠狠地詛咒這種崇高的境界，那是何等的過癮，何等的痛快呵！於是，或一臉洋洋自得，或掩口葫蘆而笑。　　塞繆爾·約翰遜先生，這位英格蘭的文學大師，想不到死後二百多年，竟然會被中國這班西崽們，時不時地將他從九泉之下勾魂過來，扮演鍾馗這個角色，鎮壓中國老百姓。他如果有嘴的話，肯定會反問，先生們，你們究竟是糊塗呢？還是裝糊塗，那是我說了一半的話呀！能不能求你們不要斷章取義？如果有功夫，抽空讀讀我在1774年所寫的一篇短文《愛國者》，那我就不勝感謝了。在這篇文章里，我的意思表達得再清晰不過，「真正愛國者的本質，與那些用不正當手段僭取愛國者頭銜的沽名釣譽之徒的行為恰成對照。」你們應該了解，鄙人是以研究莎士比亞起家併名聞於世的，在莎翁的戲劇中，誰是真正的愛國者，誰是沽名釣譽的愛國者，還不足以識鑒和區分嗎？　　當下這班六國販過駱駝的西崽精英，也算有點閱歷和見識了。但是，邀取功勞，過於心切，領取美金，尤為心切，匆忙做學問之弊病，就是粗糙，知其皮毛，而不知其就裡，遂難免缺失。更何況，任何名人的任何名言，都不能離開時代背景的整體考量。十六世紀的塞繆爾·約翰遜先生，也無法完全悖於他所生活著的那個國家和那個時代的總趨勢。一個喜歡把手伸向世界各地的不列顛帝國，正處於工業革命的全盛時期和向外擴張的黃金時代，絕不會對被殖民地的人民灌輸愛國精神和愛國主義的，那隻能起到礙手礙腳的作用。所以引用這位洋大人話的西崽精英們，不過是難與適變的「膠柱鼓瑟」罷了。 　　　 我忽然想起魯迅先生寫過的《阿金》，此文收於《且介亭雜文》，對挾洋自重的西崽之類，有著深刻真實的寫照。　　這個阿金，「是一個女僕，上海叫娘姨，外國人叫阿媽，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國人。」因為主子是外國人，她也就順勢以租界地里的高等華人自居，很看不起中國人和弄堂里的一切。那班西崽式的精英分子，其實也就是生活在文化圈，新聞界，傳播媒體，網路世界中的阿金，一有洋人撐腰，二有洋人指點，三有洋人鼓掌，四有洋人埋單，與阿金在弄堂里製造噪音，異曲同工，一有大事小情，一有雷聲雨點，就像公元1290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七年）那場地震，按捺不住的趙孟 跳出來搞名堂，是一個道理。必定要說三道四，必定要指桑罵槐，必定要含沙射影，這三個「必定」加在一起，就是血口噴人，抹黑中國。　　由此來看，那個弄堂里的阿金，公開地「在後門口宣布主張：『弗軋姘頭，到上海來做啥呢？……』」以賣身為榮，與西崽精英分子們罔顧事實，吹毛求疵，顛倒黑白，歪曲真象的公然無恥，以換取若干美元的辛苦費，並無本質的不同，只不過一個是在出賣肉體，另一個是在出賣靈魂而已。我不禁懷疑，如果有那麼一天，英法聯軍，或者八國聯軍，又一次躍武揚威於京城地界，這班精英們會不會像滿面堆笑的賽金花那樣，成為聯軍統帥瓦德西的座上客，我想，那大概是准能一睹的好戲。　　　　　　　　　2,名士末路　　　　　　　　 作者：李國文　　　公元1644年，對中國人來說，是不知該朝誰磕頭才好，而惶惶不安的動亂年月。　　在北京城，首善之區，這一年，三月十九日，天下著小雪，朱由檢弔死景山，四月三十日，玉蘭花開得正歡，李自成撤出北京，十月初一，初冬陰霾的天氣里，福臨登基。大約在半年多的時間內，死了一個皇帝，跑了一個皇帝，來了一個皇帝。生活在衚衕里的老百姓，對這走馬燈似的政局，眼睛都嫌不夠用了。　　磕頭，並非中國人的嗜好，而是數千年封建統治的結果。國人這種必須要用磕頭的方式，向登上龍床的陛下，表示子民的效忠，才感到活得踏實的毛病，也是多少年無數經驗總結出來的結晶。因為，老百姓有他的算盤，國不可一日無主，如果無主，勢必人人皆主，而人人皆主，對老百姓所帶來的災難，要比沒有主更禍害，更痛苦。因此，有一個哪怕不是東西的主，戳在紫禁城，也比人人皆主強。所以，京城百姓，在這半年多時間裡，不管三位皇帝，誰先來？誰後到？誰是東西？誰不是東西？都乖乖地山呼萬歲，磕頭連連。　　文人，有點麻煩，麻煩在於他們是這個社會裡有文化的一群。因為有文化，就有思想，因為有思想，就有看法，因為有看法，就有選擇。那麼，他必然自問：第一，磕不磕？第二，向誰磕？所以，在這改朝換代的日子裡，文人們比無知百姓多了一層煩惱，頭是要磕的，可怎麼磕，成了問題。　　即使一家雜貨鋪，半年之中，接連換了三位東家，店裡的夥計能無動於衷嗎？雖然說，誰來都是老闆；雖然說，不管誰來你也是夥計。但是，老東家朱由檢，新東家福臨，半路上插一腿的過渡東家李自成，對當夥計的來說，就產生了疑難，一是感情上的取捨，一是認知上的異同。可想而知，匆匆而去，匆匆而來的三位皇帝，衚衕里的老百姓，只消磕頭就行了。而文人，有的磕得下這個頭，有的磕不下這個頭；還有的，也不說磕，也不說不磕，給你一個背脊，介乎磕和不磕之間。所以說，這一年的北京，做老闆難，做夥計又何嘗不難呢？到了該籠火生爐子的季節，中國文人面對著磕不磕頭的這張試卷，再不做出答案，恐怕日子就不好過了。　　政權就是老闆，文人就是夥計，任何社會都是這樣的一種契約關係。雖然，大家羞於承認這一點，但大家也不否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個道理。事實就是如此，說白了，中國文人，不過是各人用各人的方法和手段，直接或間接地從統治階級那裡討生活罷了。包括那些口頭革命派，包括那些清流名士派，也包括那些不拿人民幣而拿美元和歐元的西化鼓吹派，說到底，都是給人打工的夥計。老闆開腔了，現在我是掌柜的，你要服我的管，聽我的話，如此，你就可以留下來；否則，對不起，我就炒你的魷魚，捲鋪蓋走人。如果真是一家雜貨鋪的老闆，這樣的狠話，也許不必放在心上，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可大清江山，獨此一家，別無分號，你到哪裡去？明末清初，有多少中國文人，想徹底逃脫必須交卷的命運，也就僅有一個朱舜水，浮海去了日本，免除磕頭的煩惱，絕大多數文人無一例外地皆要面對這道難題。　　可憐啊，當時的中國文人，就只好一分為三：第一種人，磕頭的順服者；第二種人，不磕頭的抵抗者；第三種人，讓他磕，不得不磕，能不磕，絕對不磕的既不順服，也不抵抗者。　　　我們知道，大明王朝第一個剃髮磕頭的武人，為吳三桂，準確日期為這年的四月二十二日下午時分，準確的地點為山海關老龍頭軍前。而大明王朝第一個剃髮磕頭的文人是誰呢？好像應該是錢謙益，然而不是。這位領軍文壇的扛鼎人物，這位有頭有臉的大明官員，是在吳三桂剃頭後一年，順治二年五月十五日清軍過江，進入南京城時，將自己頭上的白髮剪掉，以示順服。這位前朝的東林黨人，首輔候選，晚明第一號種子作家，其實是一個不大耐得住寂寞的文人；不過話說回來，又有幾多文人能耐得住寂寞呢？牧齋先生認為自己，既然胡服左衽地降清了，還不如索性豁出去為新朝大幹一場，也算有失有得吧！隨後，順治三年，來到北京，給福臨磕頭來了。立授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充明史館副總裁，著實的滋潤。他這一帶頭，一示範，不打緊，如吳梅村，如龔鼎孳，前有車，後有轍，也一一剃了發，排在後面向新朝磕頭。這樣，凡有奶便是娘的中國文人，凡光棍不吃眼前虧的中國文人，凡在前朝不得煙兒抽的中國文人，都走錢謙益這條路。這第一種人，大約佔了文人的大多數。　　中國文人在非要你買賬，不買賬就要你好看的老闆手下，通常都將磕頭列為首選的生存方式，這絕對是中國文人的聰明了。這聰明來得不易，是以千百年來紛紛落地的人頭為代價而得來的。儘管這是一份苟且的聰明，難堪的聰明，你可以鄙視，你可以看不起，但大多數文人站在老闆面前，這其中包括你、我，想到腦袋沒了，其它一切也跟著完蛋時，會選擇這一份聰明的。　　不過，大多數文人聰明了，不等於所有中國文人都採取這種聰明的活法；還是有不聰明的文人，偏要做不買賬的第二種人。一般情況下，不買賬，說起來容易，實行起來卻難。因為，得罪老闆，至多將你開革，得罪皇帝，那是要砍你腦袋的。但即便如此，如張煌言，如陳子龍，如夏完淳……這班不怕死的硬骨頭，刀橫在脖子上，也絕不下跪；膝蓋不彎，當然也就磕不了頭。他們不但不剃髮留辮，不但不磕頭效忠，還要糾集人馬，舉刀執矛，進行反清復明的抵抗運動，堅決抗爭，決不投降。這第二種人，在中國文人總數中，只佔極小比例，但卻是應該得到格外的敬重，要沒有這些脊梁骨支撐著，中國文人豈不全是軟殼雞蛋了嗎？　　接下來，就是介乎磕和不磕之間的第三種人了，如黃宗羲，如顧炎武，如王夫之……索性隱姓埋名，匿跡銷聲，乾脆遠走他鄉，遁逃山林，在那天高皇帝遠的地方，一方面，自食其力，種田糊口，一方面，苦心研讀，潛心著述。統治者的網羅再密，也有鞭長莫及的死角，於是，也就不用朝誰磕頭。在這個隊列中間，排在第一名者，非張岱莫屬，首先，他年事高於黃、顧、王等人；其次，他文名不亞於錢、吳、龔等人；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的風流倜儻，他的奇情壯采，卻是大江南北，無人不知的大名士。　　在《陶庵夢憶》一書的序言中，他這樣寫道：「今已矣，三十年來，杜門謝客，客亦漸辭老人去。間策杖入市，人有不識其姓氏者，老人輒自喜。」由此可知張岱盛時，不但山陰裝不下這位名士，甚至杭城，甚至江南，也都仰其聲名，羨其華腴，慕其文采，效其瀟洒而從者如雲的。那時，資訊極不發達，消息相當閉塞，這位大名士卻有如此眾多粉絲捧場，可見其聲名遐邇。他在《閏中秋》一文中說到他的一次聚會：「崇禎七年閏中秋，仿虎丘故事，會各友於蕺山亭。每友攜斗酒、五簋、十蔬果、紅氈一床，席地鱗次坐。緣山七十餘床，衰童塌妓，無席無之。在席七百餘人，能歌者百餘人，同聲唱《澄湖萬頃》，聲如潮湧，山為雷動。」從他舉辦的這次嘉年華會看，這位大名士之大手筆，之號召力，之能折騰，之出風頭，可想而知。　　做名士，是風光的，可到了老闆更迭，皇帝輪換之際，名士腦袋大，更是明顯的目標。黃宗羲屢戰屢敗，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去了，顧炎武舉事不成，到鄉野間覓室苦讀去了，王夫之知事不可為，隱遁湘西潛心著述去了。而這位江左名士，走又走不了，躲又躲不成，他只有採取這種與新朝既不合作，也不反抗，與當局既不妥協，也不頂牛的龜縮政策。實在無法背過臉去，必須面對這個絕不心悅誠服的皇帝，怎麼辦？或假作磕狀，盡量敷衍；或磕下頭去，卻不認賬。這樣，第一種人覺得他不省時務，不知大勢所趨；第二種人覺得他同流合污，缺乏革命氣節，他自己也很痛苦。所以，他比第一種人，要活得艱難，因為不能不顧及自己的臉面，不能太無恥；他比第二種人，要活得艱險，因為不能不顧及自己的頭顱，別撞到槍口上。於是，閃躲、避讓，免遭沒頂之災，遊離、迴旋，終成漏網之魚。三十多年下來，活得是多麼不易。然而，他居然活下來了，那就更不易；而他又是一位眾所周知的名士，則是尤其不易。　　話說回來，也不是隨便一個阿貓阿狗，張龍趙虎之流，就可以稱得起名士的。《世說新語·任誕》載王恭的一句名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看來，名士在中國，有著長遠的歷史。也許魏晉時的名士，只須有點酒量，背得出幾句《離騷》即可。經過南北朝，經過唐宋元明，名士，就不是隨便拎一個腦袋，可以充數的了。　　第一，你得有真學問，第二，你得有真才情，第三，你得有真名望。有真學問，世人打心眼裡佩服；有真才情，同行不得不心服；有真名望，官府輕易不願拿你是問。你只是寫過幾篇報屁股的罵人文章，你只是出過幾本過眼即忘的爛污小說，你只是喝過洋墨水能講幾句鳥語，你只是在巴掌大的地方上自我封王，對不起，這幫文壇暴發戶，暴走族，想給張岱拾鞋，也是不夠格的。　　公元1644年，按天干地支排，為甲申年，中華大地慘遭一劫，先是李闖王進城稱帝，後是順治帝正式登基，遂徹底改變了社會秩序，打亂了生活節奏。這年，張岱47歲，行將半百，是他一生的轉捩點。「甲申以後，悠悠忽忽，既不能覓死，又不能聊生，白髮婆娑，猶視息人世。」一個從鮮花著錦，烈火烹油的鼎盛巔峰，跌入冰天雪地，四視皆空的萬丈深坑，居然沒自殺，沒上吊，憑一絲弱息而能堅持過來，生存下去，不能不為這位從未吃過苦頭，卻吃了大苦頭的張岱慶幸。　　知識分子最怕的，也是最難規避的事情，莫過於降生到這個世界上，睜眼一看，時間不對，空間也不對，再退回娘胎也不可能，只有淹蹇一生的命運，等待著他，那才是既恨又憾的悲哀啊！而他在30歲至40歲的最佳年齡段，受到過明中葉以後反理學，叛禮教的運動洗禮，正是在思想上有所升華，在文學上大有作為的年紀；城頭頻換大王旗，三個皇帝走馬燈式的轉場，這位算得上明末清初最有才智的文人，掉進兵荒馬亂的動蕩之中，顧命都來不及，焉談文章？老天爺不開眼，你又徒可奈何？　　本來，晚明的這次「思想解放」，是一次連啟蒙都說不上的「運動」，它與差不多同時的歐洲文藝復興，簡直不可同日而語。然而，這種意識形態，恰恰是在明代嘉、隆、萬朝，經濟漸次發達，商業日益繁榮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曾煞有生氣過的。《金瓶梅》的問世，市井文學的興起，商品消費的繁榮，市場經濟的擴大，絕非偶然事件，而是時代在進步之中的必然。張居正的改革，雖然失敗，但他的政策措施，確實使王朝增加了積累。這正是一次應該推進處於萌芽狀態下的資本主義，走向發展的難得機遇。可是，第一，王朝太過腐敗，什麼事情也做不了；第二，文人太過墮落，只想到自己怎麼快活，而坐失與世界同步發展的良機。隨後，更為不幸的是，一個來自關外的，在文化上更加落後的民族，實行了完全倒退的野蠻統治，中國也就只有沉淪一途了。 )　　不過，我們還是看到，即使這樣一個早產而且夭折的「思想解放運動」，在反對傳統的禮教束縛上，在反對程朱「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桎梏上，在被稱為「無恥之尤」的李贄所嘲「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非孔反儒上，在標榜慾望，提倡人性，主張本真，反對矯情，追求個性上，一系列文化批判，思想裂變，對當時文人而言，震動還是很大的。積極的一面，莫過於在張岱身上，所表現出來的離經叛道的革命精神，不隨俯仰的獨立人格，拒絕臣服的自我主義，和傲世嫉俗的內心世界。而消極的一面，也就是放浪形骸，縱情於感官之快，淫 靡放蕩，沉湎於聲色之好。這也是張岱在新的老闆當政之後，不得不手忙腳亂，不得不狼狽應對的緣故，於是，性格決定命運，由於精神上的清高，做不了第一種人，由於物質上的誘惑，也做不成第二種人，遂只有成為第三種人，眾人眼中的另類。　　張岱，生於公元1597年（明萬曆二十五年），逝於公元1689年（清康熙十八年），字宗子，號陶庵，山陰（今浙江紹興）人。在明末清初的文壇上，他不但是一個無所不能，無所不擅的全天候文人，而且還是一個身體力行，將明中葉那種「人情以放蕩為快，世風以侈靡相尚」（張瀚《松窗夢語》）的風氣，推向極致的人物。名士之名，一是能作（口語中的那個作），一是能鬧，不作不鬧，如何能名？張岱就是這樣一位敢大浮華，敢大快活，敢大撒把，敢大癲狂的「敗家子」。　　從他《自為墓志銘》所寫，「少為紈絝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桔虐，書蠹詩魔」；從他《陶庵夢憶》序文所寫， 「大江南北，凡黃冠、劍客、緇衣、伶工，畢聚其廬。且遭時太平，海內晏安，老人家龍阜，有園亭池沼之勝，木奴、秫粳，歲入緡以千計，以故鬥雞、臂鷹、六博、蹴鞠、彈琴、劈阮諸技，老人亦靡不為。」放浪至此，也許只能用「不可救藥」一詞，可以恭維他的了。他應該永遠生活在明朝，那裡才是他的精神家園。然而，他又不能死殉，因為他說他怕殺頭時疼，只好活下來做清朝的人。可想而知，為什麼他始終留戀昨日的浪漫，始終懷念舊朝的風流，始終不肯臣服，始終不向新朝磕頭的原因。　　張岱之不磕頭，固然是他的反潮流精神，但也是他自由的天性，使之然耳。一個人精神世界的種種一切，是由這個人上溯三代的DNA所決定的，不會因時、因事、因人、因意識而改變，這也真是沒有辦法的宿命論。那個李自成手下的大將劉宗敏，大順軍的第二把手，也是甲申年進的北京。來自草根階層的他，進了德勝門後，第一件事，滿北京城找了個遍，要睡吳三桂的愛妾陳圓圓；第二件事，將搜刮來的黃金，鑄成大餅子用騾馬運回家，因為對這位流氓無產階級而言，這就是他朝思暮想的最高境界。而他祖先的祖先，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也許是盡一生之力都奮鬥不到的目標。現在，這位出息了的後代，跟著李自成鬧革命，居然左手摟著名妓，右手抱著金磚，那可真是光宗耀祖了。一般來說，家庭，決定教養，出身，體現素質，這是鐵的法則，小農發財的天性，動物發春的本能，劉宗敏非這樣行事不可。同樣，從世代簪纓的豪門望族中走出來的張岱，就未必像這位農家子弟那樣下作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燕子飛來，不等於尋常百姓，就成為王謝人家。劉宗敏企羨的那些，張岱半拉眼睛都瞧不上，而張岱在意的一切，那位起義農民也根本無法理解。因此，像張岱這樣的名士，空前未必，絕後是可以肯定的了。在當今物質世界裡，一擲千金的豪富，比比皆是，可他們的精神世界，絕對是一個個小癟三。　　更何況，從張岱更早的先輩開始，無不為通儒飽學，著作等身，家學之淵源，根基之紮實，自非等閑。就看他們這書香門第高台階上，出出進進的人物，如徐渭、黃汝亨、陳繼儒、陶望齡、王思任、陳章侯、祁彪佳兄弟等人，哪一個不是文章高手？哪一個不是思想先鋒？這些時賢先進，對張岱產生的影響，是不可低估的。文化這東西，不是饅頭，多吃即胖；學問這東西，也不是老酒，多喝即醉，那是一種緩慢的積累過程，一個漸進的成熟階段。在這樣一個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環境中成長，才分極高的張岱，自然要魚龍變化，而冠絕一時的。　　尤其是這富貴世家，自其祖父那一代開始，即擁有私家戲班，自蓄聲伎小蹊，家境之豪富，門閥之通顯，不同一般。因此，張岱就在文學，在藝術，在歷史，乃至琴棋書畫，笙簫管笛，吹拉彈唱，吃喝玩樂等各個領域，全面覆蓋，達到無不精通熟諳，也無不得心應手的地步。當他早年過著精舍駿馬，鮮衣美食，鬥雞臂鷹，彈琴詠詩的貴公子生活時，凡人間所有的快活，他都由衷地去追求，去享受；凡世下所有的美麗，他都急切地去把握，去擁有。這樣一位得過大自在的文人，即使跌倒，即使趴下，也不會屈下膝來，像奴才似地朝新朝磕頭的。　　至於張岱之文，可以這樣評價，在他之前不曾有，在他之後不會有。晚明文人小品文極多，多著重個人感受，張岱作文只是在摹寫客觀的人，事，物，景，偶涉自己，也是閑中落筆，超然物我。呈現給讀者的，是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以他《湖心亭看雪》一文為例：「霧淞沆碭，天與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上人兩三粒而已。」就其中一連串的「一」，活生生跳入眼帘，烘托出美不勝收的西湖。這些本來極無味，也極無趣的數字，卻起到點石成金的效果。讀他的書，其隨便的筆墨，其任意的文字，其雋短簡約的詞語，其明麗精俏的行文，其興之所至的感想，其情致盎然的興趣，比比皆是，處處可見，極耐玩味，百讀不厭。　　他的這兩部小品文集，一曰《陶庵夢憶》，一曰《西湖夢尋》，書名中的這兩個「夢」字，看得出來是他失去所有一切以後的返思。斯其時也，先生老矣，一瓢米，一把豆，必親自勞作，方得果腹，一畦菜，一圃苗，必跋涉田間，方得收穫，淪落困頓，無以為生，布衣蔬食，常至不繼。也就只有這殘存在記憶里的夢，是他僅有的慰藉了。　　　從他《三世藏書》一文，約略知道他在這動亂年月里，是怎樣走上人生末路的。「余自垂髫聚書四十年，不下三萬卷。乙酉避兵入剡，略攜數簏隨行，而所存者為方兵所據，日裂以炊煙，並舁至江干，籍甲內擋箭彈，四十年所積，亦一日盡失。此吾家書運，亦復誰尤？」然後就是他在《自為墓志銘》中所寫的景況：「年過五十，國破家亡，避跡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而已。」　　不過，他沒有頹喪，也沒有噤縮。清人溫睿臨撰《南疆逸史》，曾讚美其著史立說，晚年刻苦的成就。　　「山陰張岱，字宗子，左諭德元忭曾孫也。長於史學。丙戌後，屏居卧龍山之仙室，短檐頹壁，終日兀坐，輯有明一代紀傳，既成，名曰《石匱藏書》。豐潤谷應泰督學浙江，聞其名，禮聘之，不往。以五百金購其書，慨然曰：『是固當公之，谷君知文獻者，得其人矣！』岱衣冠揖讓，猶見前輩風範。年八十八卒。」　　這部二百二十卷紀傳體明史，五易其稿，九正其訛。清人毛奇齡曰：「先生慷慨亮節，必不欲入仕，而寧窮年厄厄，以究竟此一編者，發皇暢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靈爽在天，所幾經保而護之，式而憑之者也。」至於谷應泰的《明史紀事本末》，是不是就是張岱的《石匱藏書》？說法不一。紀昀的《四庫總目提要》，陸以 的《冷廬雜識》，均持此說。姑置知識產權的爭議不論，張岱以垂暮之年，以衰邁之力，以飢餒之逼，以孤難之境，給他夢中的故國立傳，說明這位大名士的真愛所在，衷情所系，這才是讓我們肅然起敬的。　　也許這就是中國文人最難得的一種精神了。精神在，志彌堅，享米壽，節不墜，名士末路，余馨長存，足矣！　　　　　　　　 3,「人老莫作詩」　　　　　　　　　　　李國文　　 老貓躺在沙發上打呼嚕，曬太陽，正常。小貓在屋子裡跳跳蹦蹦，難得安閑，也正常;反過來，小貓吃了睡，睡了吃，懶得動彈，就不正常。老貓精神百倍，上躥下跳，撞倒瓶子，打翻葫蘆，肯定是不正常而且反常了。因此，一位詩人，一位小說家，活到老，寫到老，還執迷不悟地要去侍弄寫不好的詩?寫不好的小說，真是教人不敢恭維的。　　?作 者?　　　　「人老莫作詩」，出自清代乾隆年間的才子袁枚的詩。　　詩載《小倉山房詩集》卷二十五。　　鶯老莫調舌，人老莫作詩。往往精神衰，重複多繁詞。香山與放翁，此病均不免。奚況於吾曹，行行當自勉。其奈心感觸，不覺口咿啞。譬如一年春，便有一年花。我意欲矯之，言情不言景。景是眾人同，情乃一人領。　　香山，即唐代的白居易(772-846);放翁，即宋代的陸遊(1125-1210)，兩人都為高齡詩人，同時，還是高產詩人。高齡可以高產，但高產不見得高質，後人對這兩位大師的晚年之作，頗有一些負面評價。若白居易，明人王世貞稱:「極其冗易可厭者。」清人王夫之稱:「一失而為白樂天，本無浩渺之才，如決池水，旋踵而涸。」若陸遊，清人朱彝尊稱:「詩家比喻，六義之一，偶然為之可爾，陸務觀《劍南集》，句法稠疊，讀之終卷，令人生憎。」清人田同之稱:「不免於滑易。」　　袁枚的另一部膾炙人口的《隨園詩話》，卷十四，第五十九節，也說到類似的這層意思。　　詩者，人之精神也;人老則精神衰葸，往往多頹唐浮泛之詞。香山?放翁尚且不免，而況後人乎?故余有句雲:「鶯老莫調舌，人老莫作詩。」　　由此看來，不得不承認，寫詩屬於年輕人的專利，你就看俄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英國的拜倫?雪萊，中國的李白?李賀?李商隱?杜牧等詩人的創作經歷，就知道他們都是在生命史上的黃金時代，寫出一生中最好的詩。休看這些外國的?中國的詩人，壽命都不長，有的甚至等於夭折早殤，但他們卻像蒼穹里一閃即逝的流星，將他們最炫麗，最光彩的一剎那，照亮天際，劃破長空，留下難能磨滅的印象。　　因此，體會袁枚的思路，無妨作如此理解，先生們，女士們，到了談不動戀愛的年紀，最好就不要寫詩了。幹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寫詩，戀愛談不動，詩也寫不好的。　　我們知道詩人寫詩，是一次心血的煎熬，需要熱血沸騰，需要心跳加速，才能迸發出「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詩句，與談戀愛一樣，是很費精神，很用力氣的事情。有人說，詩和愛是孿生兄弟，有人說，詩是愛的副產品，也有人說，愛有多深，詩有多好，道理就在這裡。由此推論，一個文人，老了，見到明眸皓齒，婀娜多姿，青春亮麗，笑靨迷人的小女子，竟然槁木死灰似的無動於衷，竟然心如古井般的波瀾不驚，你還指望他會湧出什麼詩情來呢?　　所以，基本上失去「性」趣的文人，說句不中聽的話，只不過是苟且地活著罷了，既談不上什麼勃勃生機，也談不上什麼創造精神。不但莫作詩，連小說最好也莫作才是。在文學領域裡，詩和小說，純粹是形象思維在起作用的天地。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寫作詩與小說的心路歷程，基本也是這樣的。而達到如此三種境界，而源自本我，始自潛意識的性之趣，愛之情，欲之真，望之切，雖然不是構成文學藝術魅力的全部，但卻是起到關鍵作用的因素，這也是中外古今文學史所佐證了的。　　你已經乾涸了，你已經枯竭了，你已經不再是鮮活的血肉之軀，你已經成為木乃伊狀的文學人，還能寫出什麼愛恨情仇，教讀者為之歌，為之泣，為之吶喊，為之怒吼呢?詩就是要人血液沸騰的，溫吞水的詩叫詩么?小說就是要人精神激動的，看了直打瞌睡的小說叫小說么?我們常說，性情性情，必須有真性情，才是真文學。漢語中的這個辭彙，「性」雖是「性格」的「性」，但從文學創作的角度衡量，這個「性」，其實更接近奧地利那位醫生弗洛伊德所說的「性」。　　在弗洛伊德看來，人的行為?行動?思維?慾望，感情?性格?稟賦?天資，乃至所有一切精神現象，都是體內性激素的衍生品，這種論斷當然過於絕對化，但人的新陳代謝的總規律，大致是符合《紅樓夢》中「護官符」所云的「一榮俱榮，一衰俱衰」的規律。當閣下的頭腦有點糊塗，記憶有點失靈，胃口有點減退，手腳有點遲笨，那也就是說，到了這一天，你老先生的性能力，不可能一枝獨秀，獨領風騷，你老太太的荷爾蒙，還繼續鬥志昂揚，百折不撓。由於到了這把歲數，性之不振，情之式微，心之無力，氣之不繼，那性激素就像散了黃的雞蛋，拿捏不起，動彈不得。因此，靈感也就難以升騰，思路也就不能暢通，風雅也就無從得起，文采也就黯然褪色。在這種狀態下寫出來的詩或小說，肯定就不好看了。所以，「性」趣，可以作為文人自我觀察的一個指標，若是不戰而降，雄風不振，就要考慮是不是還繼續寫詩下去?是不是還繼續寫小說下去?　　所以，袁枚說:「香山與放翁，此病均不免。奚況於吾曹，行行當自勉。」既是當頭棒喝，也是至理名言。這種「人老莫作詩」的提醒，真是太適時的警示。　　每個人在其生命周期里，感性的自己，和理性的自己，總是處於不停適應?磨合?調整?改變之中，這既是一個相輔相成，相生相剋，此消彼長，逐步成熟的過程。也是人在各個年齡段得以充分發揮所長的過程。少年期和青年期，血氣方剛，不平則鳴，衝動?激動?躁動?騷動，適宜於寫詩歌，做小說;中年期和老年期，知性理智，求真務實，沉靜?文靜?安靜?穩重，應該做學問，搞研究。因此，文若河懸，思似泉涌，筆底生花，倚馬可待，是年輕詩人，年輕小說家所擁有的強勢;而埋首書海，剔微鉤陳，鑽研學問，深入堂奧，是那些有了點年歲，有了些識見的文人，所擁有的長處了。　　老貓躺在沙發上打呼嚕，曬太陽，正常。小貓在屋子裡跳跳蹦蹦，難得安閑，也正常;反過來，小貓吃了睡，睡了吃，懶得動彈，就不正常。老貓精神百倍，上躥下跳，撞倒瓶子，打翻葫蘆，肯定是不正常而且反常了。因此，一位詩人，一位小說家，活到老，寫到老，還執迷不悟地要去侍弄寫不好的詩?寫不好的小說，真是教人不敢恭維的。　　在文學世界裡，感情膨脹，血性方盈，天馬行空，無拘無束，是年輕詩人展現才華的大好時光;意氣風發，活力充沛，自由馳騁，浮想萬端，是年輕小說家筆走龍蛇的豐收季節。而上了年紀的文人，深刻思考，是其強項，邏輯推理，是其擅長，知性認識，是其特色，經驗積累，是其財富，這種理性思維應該是適合於非感性，非形象的文體寫作。而對詩和小說而言，固然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但絕非必須的，起決定作用的因素。這就好比做豆腐時，滷水或石膏，是不可少的，但添多了，倒有可能將一鍋豆漿做壞，只好倒進泔水桶里當豬食。這也是當前，好多無性趣之人寫出來的詩，有一股泔水氣味;好多談不動戀愛之人寫的小說，有一種豬食感覺的原因所在。　　話說回來，「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或者，「老夫聊發少年狂」，「將謂偷閑學少年」，這種偶一為之的顛倒差錯，在人的一生中，是難免要發生的。不能因為過去領導潮流，現在還領導潮流，就必須繼續寫詩，領導潮流到底;不能因為曾經名滿天下，現在還名滿天下，就必須繼續寫小說名滿天下到底。這種永遠感覺不到「時差」的文人，自我感覺良好，一首一首地寫，一篇一篇地寫，讓大家知道他活著，實在是夠累的。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但終於遮掩不住「一飯三遺矢」的尷尬。要知道，雄風的零狀態，激素的空洞化，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血液流動的速度放慢，亢奮不起來;必然是感情膨脹的係數降低，激動不起來;必然是形象思維的能力變弱，浪漫不起來。一個老作家，一個大作家，一個名作家，既不亢奮，又不激動，更不浪漫，才氣何在?靈感哪有?能寫出什麼好詩，好小說呢?　　 他忘了，他的文學春天已經是過去式，上帝不會為他創造奇蹟，更不會給他百分百，早把臉掉過去，拿背脊沖著他了。正如秋後拉架的老黃瓜種，與早春頂花帶刺，碧綠鮮嫩，清香撲鼻，露水猶存的當令黃瓜，不可一比的道理相同。一個文人，無論古今，無論中外，到了不再有孩子氣，不再做白日夢，不再心潮澎湃，不再浮想連翩，甚至不再惹事生非，不再君子好逑，不再心猿意馬，不再好色如好德，以至賊心賊膽統統付之闕如的年紀，還要搜索枯腸在那裡「擠詩」?「擠小說」，真是一件對自己，對別人，都是苦不堪言的事情。　　如果我們翻檢一下《魯迅著譯年表》，這位大師的創作經歷，對我們便更有啟發了。　　他活了56歲，早期的文言文寫作略去不記，用白話文寫作，始自1918年，至1936年病逝。　　共18年，前九年，主要是寫小說;　　38歲，作《狂人日記》?《孔乙己》;　　39歲，作《葯》?《一件小事》;　　40歲，作《風波》?《頭髮的故事》;　　41歲，作《故鄉》?《阿Q正傳》;　　42歲，作《端午節》?《白光》?《補天》;　　44歲，作《祝福》?《在酒樓上》?《肥皂》;　　45歲，作《高老夫子》?《傷逝》?《離婚》;　　46歲，作《奔月》。　　後九年，主要是寫雜文。　　47歲，出版《華蓋集》?《墳》;　　48歲，出版《華蓋集續編》?《而已集》;　　52歲，出版《三閑集》?《二心集》;　　53歲，出版《偽自由書》?《南腔北調集》;　　54歲，出版《准風月談》;　　55歲，出版《花邊文學》?《且介亭雜文》?《且介亭雜文二集》?《集外集》。　　雖然，他曾經有過一部長篇小說《楊貴妃》的寫作計劃，甚至為此還到過唐代古都長安去考察過。據他給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裡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劃完全被打破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試著想一想，即使像魯迅這樣的大師，尚有心勞日拙，力不從心之憾，儘管生活之樹常綠，但由於光陰催生華髮，青春不再我有，已經不能心飛神馳地去展開想像的翅膀，還能虛構出什麼精彩呢?他在寫了幾篇歷史小說以後，戛然而止，再也沒有寫過一字小說，完全投入雜文寫作當中去了。　　等而下之的我輩後人，到了這把歲數，感覺遲鈍，神經麻木，腦細胞僵化，審美能力低下，還能給讀者虛構出什麼為之心動的美學形象呢?　　年紀，要緊的就是這個年紀，什麼年紀上該幹什麼，什麼年紀上不該幹什麼，都是有一定之規的。而如果翻翻文學史，巴爾札克，那個債鬼，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個賭棍，卡夫卡，那個肺結核患者，查查他們的創作年表，都是在什麼年歲上，寫出他們最好的小說，恐怕就有更清醒的認識。甚至那些得享高壽的文學大師，如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如雨果的《九三年》?《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也都是盛年期結出的豐碩之果。由此，不能不想到袁才子的這句詩，「人老莫作詩」，確實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對文人而言，要是你不再年輕，寫詩?寫小說，就得謹之慎之了。　　民間有一句諺語，曰「少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表明年齡差別的重要意義。所以不建議年輕人讀《水滸傳》，因為擔心經受不住梁山好漢「大碗喝酒，大塊吃肉，論秤分金銀」的誘惑，而越位造反，而鋌而走險;同樣，也是害怕老年人讀了《三國演義》之後，會被書中之計謀?之盤算?之權術?之弔詭，所吸引，所影響，而心思多端，謀劃成精，老奸巨滑，難以叵測。這句諺語，儘管消極，但也無妨我們作積極的理解，這就是說，人活一輩子，年輕時感情豐富，神氣十足，下筆千言，出口成章，正是寫詩?寫小說的絕佳時期;而老年人，到了「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歲數上，其睿智?成熟，其圓通?豁達，哪怕是只語片言，斷篇殘簡，也是彌足珍貴的經驗之談，恐怕最好寫一些詩和小說以外的東西，量身訂做，自娛自樂，那是再開心不過了。　　《隨園詩話》卷十四，第三十三節，說明袁枚也是老了以後，才悟到理性之長，感性之短，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餘七十以後，過宴飲太飽，夜輒不適。讀黃莘田詩曰:「老似嬰兒防飲食，貧如禁體作文章。」嘆其立言之妙。然不老亦不能知。古漁有句雲:「老似名山到後知。」　　所以，寫了一輩子詩，年過80歲的袁枚，得出「人老莫作詩」的結論，也是體會太深的經驗之談吧?而他在詩中援引的陸放翁，與他同時代的另一位詩人趙翼，對陸的晚年之作，有著相當詳盡的考證。　　放翁萬首詩，遣詞用事，少有重複者。惟晚年家居，寫鄉村景物，或有見於此又見於彼者。《老境》雲:「智士固知窮有命，達人原謂死為歸。」《寓嘆》又雲:「達士共知生是贅，古人嘗謂死為歸。」《晨起》雲:「大事豈堪重破壞，窮人難與共功名。」《客思》又雲:「壯士有心悲老大，窮人無路共功名。」《夜坐》雲:「風生雲盡散，天闊月徐行。」《夜坐》又一首雲:「湖平波不起，天闊月徐行。」《冬夜》雲:「殘燈無焰穴鼠出，槁葉有聲村犬行。」《枕上作》又雲:「孤燈無焰穴鼠出，枯葉有聲村犬行。」《郊行》雲:「民有褲襦知歲樂，亭無桴鼓喜時平。」《寒夜》又雲:「市有歌呼知歲樂，亭無桴鼓喜時平。」《羸疾》雲:「羸疾止還作，已過秋暮時，但當名百葯，那更謁三醫。」《題葯囊》又雲:「殘暑才屬爾，新秋還及茲，真當名百葯，何止謁三醫。」此則未免太復，蓋一時湊用完篇，不及改換耳。(趙翼《甌北詩話》)　　雖然，趙翼說得相當委婉，而且，對這位宋代詩人評價也相當的高，「今合計全集及遺稿，實共一萬餘首。自非才思靈敏，功力精勤，何以得此，信古來詩人未有之奇也。」但活得太老之後，寫得太多之後，氣力不足，用心不夠，就免不了瑕疵，免不了遺憾。　　袁枚，趙翼，還有蔣士銓，統稱之為「江南三才子」或「乾隆三大家」。袁枚生於康熙五十五年(1716)，卒於嘉慶二年(1797)，81歲;趙翼生於雍正五年(1727)，卒於嘉慶十四年(1809)，82歲;蔣士銓生於雍正三年(1725)，卒於乾隆五十年(1785，一說卒於1783年，約60左右歲)，他們三人，既是交往甚得的文友，也是互不買賬的同行。這其中，論快活自在，論滋潤自得，論無拘束無羈絆，論不官不民卻名聞天下者，當數袁枚。加之擅炒作，廣交際，常出遊，好招徠，活躍詩壇60多年。生前有名，死後仍舊有名，生前有人對他不以為然，死後對他也是議論紛紜。　　民國期間，佚名所著《慧因室雜綴》載:　　隨園生前，才名遍海內外，高麗琉球，爭購其詩。其實借名詩話，以結納公卿，招致權貴，頗有一種狡滑手段。當時同輩如趙甌北等，已多詆哄之。及其身後，詬之者猶眾。袁之門生某嘗私刻印:「隨園門下士」。後受輿論攻擊，乃復刻曰:「悔作隨園門下士」。張問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己之詩集曰《推袁集》。袁歿後，更名《船山詩抄》。　　袁枚之被人不屑，是一回事，他的文學觀點，又是一回事;他自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鼎，名人字畫，又好書」。此言此語，此德此行，頗受訾議，是一回事，而他總結人到晚年的作詩得失，提出來「人老莫作詩」一說，則又是別一回事了。　　為什麼中國文人老了以後，會出現這種「往往精神衰，重複多繁詞」的現象呢?《隨園詩話補遺》卷四，第十三節，道出其中真諦。　　引浦柳愚山長雲:詩生於心，而成於手;然以心運手則可，以手代心則不可。今之描詩者，東拉西扯，左枝右梧，都從故紙堆來，不從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　　「以心運手」，從心中「流」出來的詩，是真性情的詩，「以手代心」，系無中生有「擠」出來的詩，永遠也引不起讀者共鳴的。但有的文人為什麼還樂此不疲地「擠」?為什麼要使出吃奶的勁去「擠」?為什麼坐在恭桶上，憋得額頭青筋突出，汗珠直冒，連個屁也放不出來，還要「擠」呢?為什麼哪怕大把大把吃偉哥，也要「雄起」，也要「擠」出一點殘渣呢?　　說到底，原因無非是中國文人最不願意麵對，更不甘心承認「江郎才盡」這個事實。也許客觀地講，有的人並非完全「江郎才盡」，但詩這種東西，小說這種東西，非散文?雜文?隨筆?報告文學?文學評論可比，這個文學領域中，需要靈感，需要激情，需要衝擊力，需要爆發力，需要具象和細節的震撼力，需要虛構和創造的想像力;尤其需要大憎大愛，大熱大冷，欲跳欲蹦，欲叫欲吼，欲上吊?欲尋死?欲打架?欲革命的強烈感情，才能寫出具有震撼力量的作品。對年紀一把，鬍子一把，白髮一把，慢性病一把的詩人，小說家來說，這種奢侈的精神耗費，根本就是力不勝任之事。可是，埋不起單，又不退席，便是中國文人特別戀棧的痼疾了。　　公元前47年，凱撒大帝率領部下，在小亞細亞的吉拉城下，一舉擊潰帕爾納凱斯，給他在羅馬的友人報捷時，只用了三個拉丁詞:「Veni，Vidi，Viei」，譯成英語，為「I came，saw and over-came」，譯成中文，為「我來了，看到了一切，取得了勝利」，這種成就感的極度滿足，也是他一生之高峰。這就是等於告訴我們每個人，你做到了，你完成了，你沒有必要一定東方不敗到底。新陳代謝，人之常態，大江東去，世之常理，這是誰也不能逆轉的。　　立萬世不朽之業的凱撒，曾經是何等了不起的英雄，最後不也終歸要退出歷史嗎?因之，袁枚這句「人老莫作詩」，應該說，是值得大家細細玩味的忠告。4，話說門子李國文　　文有文壇，官有官場。　　文壇的門，沒人看守，可以隨便進出，但不一定有人理會你。官場的門，倒是有人理會你，但你想大搖大擺走進去，那是不成的，肯定要擋駕。所以，文壇臉難看，官場門難進，這句話不無道理。　　文壇的臉難看，因為你雖然進了文壇，但進不了圈子，仍是孤墳野鬼一個。我在文壇也廝混大半輩子了，常常看到圈子裡的人，對於圈子外的人，如果不是抱有排斥情緒，至少也是保持禮貌的距離。你不是那圈子中人，非要往圈子裡擠，所遭遇到那種霜降以後的冷臉，很難讓你有賞心悅目的感受。　　而官場的門難進，並不完全是由於門檻高。高是一個因素，連續的高，讓你像跨欄運動員那樣，才是真難。因為官場的門，其實是長長的，由重重疊疊的門連續組成的通道。進得了第一道門，未必進得了第二道門，哪怕進了第三道門，你也不見得就能登堂入室，拜到要拜的菩薩。　　五千年來的中國人，進過無數次的官場的門以後，總結了一條經驗，最好的入場券，是銀子。用白花花的銀子jqk當然，黃澄澄的金子更佳]，作敲門磚，官場的任何門，無不可以敲開。美利堅合眾國的總統，又如何?那白宮的門又如何?你掏出5000美元，可以在大草坪上同他合影，你甩出10000美元，可以在圓柱大廳與他共進晚餐。所以，民諺「官府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是中外古今的一針見血之論。　　《天方夜譚》里有一則阿里巴巴四十大盜的故事，要想打開他們藏寶的庫門，只消念一句咒語，「芝麻開門」，那庫房的門立刻就打開了。這是神話，而在現實生活中的「芝麻開門」，就是銀子。在封建社會裡，你只要將銀子放到站在官府門口的那位「門子」手裡，這門就讓你進去了。　　現如今，用銀子當敲門磚，逐漸普及，在文壇也能起到作用了。不能不說是時代之進步，思想之解放，創收之多渠道，要錢之如何不要臉皮。於是乎，一篇作品，次好說成上好，1000元，不好說成很好，2000元，能夠上排行榜，3000元，有望獲文學獎，4000元……這幾乎是明碼標價，童叟無欺的。有一位好漢，懷揣十萬大洋，來到京城，逐個擺平江湖，蟾宮折桂，一時傳為「佳話」。因此，不論是座談吹捧，大腕鼓掌，不論是名家推薦，重點評介，只要有起到「門子」作用的文壇掮客，無一不可以用銀子打點。休看文壇中人，悉皆清高自許，假作正經，有時候下作起來，也真是相當相當地沒出息，沒起子，一封紅包jqk含打的費]，一桌酒席jqk有老鴨煲]，就全被拿下，讓他怎麼鼓吹，就怎麼鼓吹，要他怎麼捧場，就怎麼捧場。　　由此看來，無論官場，無論文壇，門子，是非常關鍵的人物。　　而談到門子，不能不先說說這個李十兒。而李十兒又是何許人也?也許大家並不熟悉，他乃是《紅樓夢》第九十九回，「守官箴惡奴同破例」中的一個小人物。　　高鶚續書的後四十回，頗不為某些紅學家所喜歡，個別的甚至深惡痛絕，其實，這些學閥、學霸、學痞、學棍，倒多少有點像坐在紅學門口的李十兒，架著二郎腿，看你順眼不順眼，看你孝敬不孝敬，然後，才決定是否讓你邁進這個門檻。　　這個名叫李十兒的人，原是金陵賈府門口站著的紅頭阿三。誰要想進得榮國府或寧國府，譬如劉姥姥，先得向他打躬作揖。他允許你進，你才可以進，他要不高興讓你進，你就得一邊兒涼快去。為什麼當下出現什麼「草根紅學」這一說，其道理也是如此，就因為凡官方的、半官方的、或獨尊於林下，在忠義堂樹起「替天行道」的紅學權威，或紅學大佬，身邊都有或多或少的李十兒，在擋駕，在起鬨架秧子。紅學成為他們的自留地，成為他們的一樁買賣，成為他們可以喝茶請客，吃飯作東的搖錢樹，結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李十兒之輩自然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劉姥姥想到賈府去打秋風，這位精於世故的老纖婆，我估計她不是絕對的鄉下人，而是在城鄉結合部住著的非農業人口，懂得一點跟這類紅頭阿三打交道的門竅，第一，你得叫他老爺，因為他不是老爺，他聽得入耳；正如文壇上某些人，狗屁不是，你幾乎不知道他曾經寫過什麼，你一口一聲叫他大師，他也會欣然接受的。第二，你得悄悄地打點一番，或紅包，或禮品，當官不打送禮的；正如外地一位美女作家，來到首善之區，不貢獻出令人心動的東西，那些評論家會有好臉么?第三，要一百二十分地表現出虔誠。如果劉姥姥坐著八抬大轎，那就用不著這一套了。李十兒會跑過來給她開車門，還用手護著她的頭。　　這也是如今紅學領域裡，不但有「草根紅學」，還有「捐班紅學」的緣故了。「有錢的老爺炕上坐，沙里紅巴唉！」這首民歌說得有理，我給紅學掏了錢了，我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紅學家。劉姥姥總站在門口，她不是美女作家，李十兒不會用正眼瞧她，她不是有錢的款姐，把紅學老爺都能請去本州本縣，作客開會。見不著正主兒，她當然著急，後來，總算求了一個孩子帶去見太太的陪房周瑞家，她終於被恩准進了賈府的大門。她肯定要對李十兒有所孝敬的，看來，數目不大，所以，高鶚沒寫。　　在中國的民間諺語中，有一句「閻王好見，小鬼難搪」，那就是對他們的最好形容，像李十兒之輩，就是尤其難搪的那一撥人。因此，要想進門，先把這班小鬼安頓住，籠絡住，就等於了成功一半。　　休看這些小人物，卻能起到大作用。　　後來，賈政到外省上任時，李十兒也追隨而去，他在賈府時，門房打雜，當紅頭阿三。到了江西糧道上，仍舊替老爺把門。舊時稱這些把門的衙役為「門子」，很準確，也很形象。先前讀過一部什麼野史，說水泊梁山，所以最後失敗，因為晁天王和宋公明，沒有吸收西門慶和蔣門神兩人入伙的緣故。若是這兩「門」不被武松幹掉，上了山，一個管前門，一個管後門，那肯定固若金湯。　　門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李十兒這個門子，來到江西糧食廳，我猜想，不一定有正式編製，不一定有公餉可支，他對賈政發過牢騷，老爺，我們可是自帶乾糧來侍候您的。所以，這些名義上是老爺跟前的僕從，是一份地位不高，油水卻不見得少的差使。因為，既非公務人員，也非專職衙役，也就無所謂官銜，頂戴，更談不上學問，資歷。正如紅學界的那些李十兒，上有紅學大師罩著，下有紅學粉絲護著，中有「捐班紅學」供著，別看官不官，民不民，吃香喝辣，非常快活。惟其快活，對於威脅其飯碗的人和事，便會一哄而上。李十兒的背後，是那位志大才疏，無能無為，文考不上舉人，武扛不動刀槍的賈政，所以，他坐在門口，很牛皮。　　《紅樓夢》的這一回，寫了門子李十兒的神氣活現：　　只見糧房書辦走來找周二爺。李十兒坐在椅子上，蹺著一隻腿，挺著腰說道：「找他做什麼?」書辦便垂手賠著笑，說道：「本官到了一個多月的任，這些州縣太爺見得本官的告示利害，—知道不好說話，到了這時候，都沒有開倉。若是過了漕，你們太爺們來做什麼的?」李十兒道：「你別混說，老爺是有根蒂的，說到那裡是要辦到那裡。這兩天原要行文催兌，因我說了緩兩天，才歇的。你到底找我們周二爺做什麼?」書辦道：「原為打聽催文的事，沒有別的。」李十兒道：「越發胡說!方才我說催文，你就信嘴胡謅。可別鬼鬼祟祟來講什麼賬，我叫本官打了你，退你!」　　可以想像，這位蹺腿的李十兒，那副狐假虎威，吆五喝六的德行。別看他不過是個門子，但此時此刻，他比老爺還老爺，越不過他去，休想見到賈政辦成事。　　在《紅樓夢》第三回，「金陵城起複賈雨村」中，曹雪芹也寫過一個類似的小人物。無名無姓，先前在寺廟裡當小和尚，後來改行轉業，也干起門子這個行當。曹雪芹是大師，但大師不見得所有的筆墨，都具有不同尋常的大師風采，至少他筆下的小沙彌，比高鶚的李十兒，要遜色一些。你不能不承認，曹雪芹寫金陵那條街上的榮國府、寧國府內的一切，比較拿手，而寫到兩府外的那些人，那些事，就不算太在行了。　　這個小沙彌，是賈雨村原來落魄時，曾經在蘇州的葫蘆廟裡，短期寓居時相識的。廟裡的一個低級僧侶，掃地做飯，提壺倒水，自然也就與借住的賈秀才有了來往。後來，賈雨村考中，離開了葫蘆廟，隨後不久，小沙彌受不了吃齋念經的清苦，也就還了俗。等頭髮長長了，三混兩混，居然在應天府的官衙里，當了個門子。沒料到，這回新上任的府尹，竟是他當年葫蘆廟的老相識。這個小沙彌既然認了出來，當然要套近乎，拉關係，很巴結。我估計，賈雨村比當下那些紅學大師，紅學權威，能端住一點架子，能把住一點尊嚴，不是隨便幾個臭錢，就賞人家一個什麼理事委員噹噹，也不是隨便幾句捧臭腳的話，就暈頭轉向，納入門庭。賈雨村不可能與這樣一個卑微的小人物，引為知己，坐在一起，喝著小酒，暢敘舊情的。　　但是，賈大人一上任就碰上皇親薛蟠搶女殺人的棘手案件。　　這個案子一直沒有結，因為前任府尹都感到難辦，拖了下來。初初，賈雨村調閱卷宗，看到這個薛蟠自恃後台，根本不買賬，從來不曾照面，硬是不把應天府放在眼裡。賈雨村新官上任三把火，很想來個下馬威，驚堂木拿起來，按律判刑，殺人抵命，還有什麼好說的。當他簽發逮捕令時，他見到一邊的小沙彌，向他使眼色，高高的驚堂木，便輕輕地放下來。遂暫時休庭，退堂時，對小沙彌說：「隨我來。」　　「是，老爺，聽你吩咐!」　　到了後堂，見左右無人，便問：「究竟因為什麼，你不讓我發籤?」　　小沙彌早打聽出賈雨村的來歷，他之再次發跡，他之得到重用，很大程度上得力於賈府，尤其是那個賈政的援引。　　「老爺有所不知……」這個小沙彌，這才將金陵城裡，薛王賈史四大家族，這個貴族集團，其樹大根深，其無比威力，其「一榮俱榮，一枯皆枯」的互相保護，其背景後台，上下合力的彼此關照，是萬萬得罪不了的。不是你的前任官比你低能，而是老爺你根本不曉得「護官符」，就休想在應天府立足的大問題。這一下，讓賈雨村躊躇了。在密室里，小沙彌附耳過來，向他獻計獻策。「老爺，您能謀得這份差使，虧了金陵賈府。這正是一個討好的機會，您老怎麼能秉公辦事呢?」於是，賈雨村豁然大悟，將薛蟠的故意殺人罪，改成一氣之下，失手誤傷，以過失傷人致死罪，從輕發落。然後，給薛蟠的姨丈賈政寫了封信，表示此事已了，不必掛牽，順便也請向八省提督，約相等於大軍區司令的王子騰王老爺致意，這一切，都包在晚生身上了。　　後來，賈雨村提拔進京，任京兆尹，沒準走的是王司令員的門路。　　據說，毛澤東讀《紅樓夢》，最欣賞這個護官符的細節，認為體現出封建社會中統治階層盤根錯節的黑暗本質。後來，賈雨村覺得這個熟知其底細的小沙彌，留在身邊，終非好事。第一，揭底怕老鄉，他了解自己卑微的過去；第二，這門子頗熟悉官場奧秘和為官訣竅，是個危險人物，早晚會對其不利，便借了個名目，將他遠遠打發了。　　曹雪芹筆下的小沙彌，是一個頭腦靈活，抓尖賣快，投機取巧，迫不及待的人物，高鶚筆下的李十兒，應該說是更典型，也更深刻的文學形象，這些在領導身邊做事的小人物，可以用「地位不高，影響很大，名分稍差，權力很大」四句話來形容。李十兒，不學無術，缺德少才，狗屁不是，奸詐小人，別看他什麼也不是，最後，他用慢功，磨得賈政不能不聽他的擺布，這就是聰明外露的小沙彌所不及的地方了。　　行行出狀元，李十兒就是門子中的佼佼者。　　小沙彌，其實有些傻。也可能，倒不一定是小沙彌傻，而是寫小沙彌的曹雪芹先生有點傻。在熟悉官場的黑暗，烏七八糟，暗箱操作這一點上，曹大師的感性知識，遠不如高鶚，因為不在官場滾，不可能有真情實感的體驗。高大師當過小官，也當過大官，既當過京官，也當過外省的官，對於吏治，對於行政，對於其中許許多多的貓膩，要比連個小組長也沒當過的曹雪芹，在行得多。了解姐姐妹妹，是曹的強項，高的弱項，熟悉大官小官，卻是高之所長，曹之所短。　　高大師寫的門子，能拿住主子，曹大師寫的門子，終於被主子拿住，這說明文學藝術歸根結底，在於作家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理解，表現，形象的能力上。　　我從來主張，對高續的後四十回，並非一無是處，對曹著的前八十回，也不是毫無瑕疵。至少，高鶚把那個蹺起一隻腳，挺著腰板的李十兒，寫得活靈活現，最後連賈政也拿他沒法辦。他組織的一次官府工作人員的怠工行動，一個個在堂上沒精打采，一個個在底下唉聲嘆氣，叫誰誰不應，喚誰誰不來，連飯也開不出來，茶也送不到手，賈政只有放任，任他們胡作非為，直到最後被人蔘奏下台。　　這就是門子的厲害之處。也是廣義上所說的，所有在領導身邊的人的可怕之處。　　因為他們擁有著得天獨厚的資源，與所侍候的官員，全天候地保持著零距離的接觸，老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時刻在他的視野之內，了如指掌。老爺的興趣愛好，生性脾氣，也在他腦子裡裝著，什麼時候該說什麼話，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絕對恰如其分，絕對投其所好。要是老爺覺得不順心，不順手，不周到，不懂事，就會將其打發走了。一個得力的，有用的門子，既是老爺的耳目，又是老爺的膀臂。門子與老爺的密切程度，也許僅次於老爺與妻子、情人、子女。如果說，家庭成員是官員的第一道包圍圈，那麼，門子，包括跟班，長隨，秘書，參謀，則是家庭以外，公堂之上的第二道包圍圈。　　因此，門子門子，真像一扇門那樣，讓你進來，你才能進來，不讓你進來，你還真是敲不開。由於門子能在第一時間內，獲得老爺的第一手信息，在這個老爺管治下的大小官吏，辦事衙役，工匠商人，黎民百姓，還真得視門子的臉色行事。如果是一個正直的官，邪不壓正，反之，如果不是一個正直的官，正不壓邪的話，那就必然是一個不堪設想的後果。　　在曹雪芹筆下，這個小沙彌似乎相當伶俐，似乎懂得官場，其實，第一，他也不思量今天的賈雨村，已非當日的窮秀才了。他還挺天真地認為老友重逢，引為知己。不要說在等級分明的封建社會裡，任何僭越，都會視作大逆不道。即使當今，講民主，講平等，上下級之間，領導與被領導之間，也是存有一定的間距。領導和你打成一片，可以，你認為你和領導也要打成一片，稱兄道弟，不分彼此，就有可能被保安，被警衛，出來干預，禮貌地請你止步。　　第二，他不知賈的深淺，不明賈的好惡，沒有任何戒懼，便出謀劃策，便和盤托出。儘管他出的主意，很及時，很高明，賈雨村也受益匪淺，但小沙彌毫不明白，他採納了你的主意，而這個主意出自一個門子，一個下人，那是有損他的自尊；如果再傳聞出去，更有損於他的形象。因此，這個沒有頭腦，沒有城府，不識好歹，不知進退的小沙彌，在應天府，絕對不會待長的。　　如果，小沙彌有李十兒那一手，反話正說，正話反說，用示意的方法，用啟發的方式，用消極的逼你就範的方式，用甚至不需老爺親自動手，把事情先妥辦了的方式，然後歸功於賈老爺天縱聰明，是您的英明指示，是您的正確決策，是您早想到，早看到，早就有過考慮，只是我們這些下屬，跟不上，領會慢，行動遲緩，學習不夠……等等等等，不是他的主意，成為他的主意，而成為他的主意之後，你必須馬上讚頌其料在事先，未雨綢繆，高瞻遠矚，光榮正確，小沙彌能有這點自知之明，吹捧之術，馬屁之道，溜舔之功，說不定賈雨村還會重用他咧!　　門子和門子不同，官和官也不一樣。賈政原來在京城的工部為郎中，是職能部門的高級公務員，決策者在他上面，做事者在他下面，上傳下達，工作清閑。現在外派到地方為糧道，也就是一省的糧食廳長，就必須連踢帶打，文武全才，方方面面，都要能拿得起來放得下，才能應付複雜局面。清代，最肥的缺，首推漕政和鹽政，其次，就是糧政了。本來，賈政作京官就勉強，既無才幹，也無能力，皇帝念他女兒曾在宮裡為妃的情分上，賞他這個肥差。在封建社會裡，這類皇親國戚為官者，通常都是無能，無德，加之無才的三無幹部。所以，門子，就是他的手，他的腿，有時甚至還是他的臉，他的嘴，成為二老爺。　　這類門子，其威風不亞於老爺。　　還有一等官吏，就是賈雨村這樣幹練的行政官僚，能力是有的，才幹也是有的，甚至詩文書法，都有一手。但這些封建社會裡的官吏，清廉者少，貪黷者多；公正者少，枉法者多；愛民者少，苛政者多；乾淨者少，骯髒者多，因此，當他們任職一個地方，一個部門，想要達到個人目的時，門子，或者擴而大之，起到門子作用的人員，如師爺，幕賓，文秘，參謀，助手，親信，家院，府丁，門房，傳達，聽差，役夫，都有可能被選中為撈錢的夥伴，為抄肥的幫手，為共同作弊的搭檔，為權錢交易的掮客。在中國，只要存在著腐敗現象，渾水中必有門子，魚小能掀大浪。只要存在著貪贓枉法的官僚，這個組合體中，沒有門子還運作不起來的。　　這類門子，大都不顯山不露水，但助紂為虐時，手之黑，為虎作倀時，心之毒，也是令人髮指的。　　《紅樓夢》是一部小說，但文學從來都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當紅學成為一門「紅眼學」時，不也看到那些例屬清流的文化人，不也把官場運作的這一套，攪進文壇中來。　　所以把《紅樓夢》稱之為不朽之作，稱之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就在於它簡直無所不包地寫出了那個時代的眾生相，以及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一共寫了將近600個人物，男女各一半，至少十分之一，是活生生的，至少六分之一，是有影有形的，至少有二分之一，是說得上名字和身份的。　　甚至像門子這樣無足輕重的人物，有他不多，無他不少的人物，也沒有被《紅樓夢》遺忘，而在其中有一席之地，真是令我們這些後來者，想學也學不成的。寫過長篇小說的人都知道，寫到10個或15個以上人物，還不手忙腳亂，尚能遊刃有餘，操縱自如者，可謂絕無僅有。　　休看當代長篇小說，如山洪暴發地那麼多，但也如泥石流那般不可收拾地令人堵心和掃興，我總覺得這是近年來開放養狗政策的餘波所及。在這些作家的鴻篇巨製中，人物表倒可能有長長一串，還在扉頁上印出來。不過，這些有名有姓，無血無肉的乾癟符號，開列再多，也等於白搭。所以，主要人物都寫不活，焉談次要人物?次要人物都難以顧及，像「門子」這樣的小人物，肯定沒有露面機會。　　因為談到「門子」，就不禁想起《紅樓夢》前八十回和後四十回中的兩個「門子」，儘管是小得不能再小的人物，所佔篇幅短得不能再短的人物，但在兩位大師手下，寥寥數筆，寫出了小人嘴臉，寫出了官場卑污，順便也照亮了文壇上的那些幫襯之下三爛，那些篾片的無恥相。　　面對巨匠，真讓我們這一代寫不出好小說的無能之輩，深夜捫心，多少要感到汗顏呢!　　　　　　　5, 文人的性格　　　　　　　　　　　　 李國文　　凡文人，其性格特徵之一的狂，最為非文人所關切。　　但大多數非文人，通常都能接受這個現實，好像文人的狂，是理所應當的。魯迅先生對於魏晉時期文人的狂狷，持一種很寬容，甚至讚賞的態度，尤其對於帶頭狂狷的阮籍和嵇康，抱有好感。所以，這世界上的文人，狂者多；不狂者少，絕對不狂心如止水者，幾乎沒有。因此，狂，也就成了文人的標誌特色。　　不過，在中國，太過正經的道學先生，對於這種文人的性格特徵，反感，抵觸，看不慣，很惱火的。其實，大多數文人的狂，不妨礙別人，也則罷了。因為狂是文人膨脹的結果，是成就感難以抑制的發泄，只要對別人不構成觀瞻上的不舒服，感覺上的不自在，心理上的不抵觸，精神上的不討厭，我們沒有理由不允許人家自我感覺良好。因為良好，而狂一下，狂兩下，第一，無傷大雅，第二，無可厚非。不必馬上把眼睛立起來，麵皮緊起來，像灶王爺那樣嚴肅無比。　　中國有著數千年的封建社會史，湧現出來許多優秀的文人，同時，也產生出來更多的灶王爺。這些道學先生，有點像日本農民種西瓜那樣，為了運輸裝載的便利，非要把本來圓形的西瓜，硬憋在方形的盒子里，讓它長得方方正正，整齊劃一。一代一代，一朝一朝，就將文人的「精氣神」桎梏如方西瓜似的，自斂，自鎖，自囿，自封。想來想去，數千年來，孔夫子《論語·顏淵》所說過的「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四勿」，是把中國人，尤其中國文人的思想和行為捆綁起來的戒條。　　因此之故，我對於提倡小孩子讀經，非常反感。我不禁想，那些先行者們幹嗎要進行一次「五四」運動呢？　　對文人而言，若篤信孔夫子的「四勿」，成天子曰詩云，只能寫八股文。小說、詩歌、散文、隨筆，想也別想，即使寫出來，絕對有一股木乃伊味。而木乃伊，大概是最具代表性的「四勿」樣板。文人在這種盒子里，去圓就方，循規蹈矩，削足適履，按部就班，恐怕也就無以為文了。其實孔夫子的原意，並不要求大家做木乃伊。他的學生顏回問他：如何才能做到「克己復禮」？老夫子才想到形而上的東西，對這些晚輩來講，大概難以把握真諦，但是，端肅自己的言行，制約個人的慾望，總是能夠逐漸做起來的吧？於是，顏回拍拍腦袋，說，老師，我明白了，實施「四勿」，方可「克己復禮」，是不是？老夫子很高興，覺得孺子可教。這種本質上屬於師生之間道德修養的方法探討，到了歷代封建統治者手裡，卻成了鉗制老百姓思想的得力工具。在中國，什麼事情就怕絕對，就怕極端，就怕過頭，就怕大張旗鼓，加上道學先生拿住這「四勿」，所謂「拉大旗作虎皮」來對付知識分子，就起到了使西瓜由圓成方的成長盒作用。　　這也是覺悟的中國知識分子，發起「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的原因。因此，如今再拾儒學，張揚孔孟，會不會又把封建禮教，程朱理學的沉渣，重新泛濫上來？真是很令人感到寒慄不已的。　　大概在「五四」運動以後不久，1925年，在湖南的毛澤東，那年他32歲，寫了《沁園春》一詞。這首早年的詞，很有振臂一呼，吶喊自由的浪漫主義色彩。其中「書生意氣，揮斥方遒」一句，更道出知識分子奮鬥追求的緊迫感。「方遒」，用白話來說，就是「來勁」，按詩意推論，「方遒」對意氣風發的「書生」而言，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那麼，文人的「方遒」，也就是「來勁」，則更屬理所當然了。文人的來勁，在非文人看來，就屬於「狂」了。其實，這首詞中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在當年的道學先生眼裡，肯定是百分之百的「狂」了。　　魯迅先生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葯及酒之關係》一文中，講到在中國文學史上這個狂狷時代，「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非常可笑了。……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什麼便說什麼的文章。更因思想通脫之後，廢除固執，遂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自曹操起，到曹丕，曹植，曹睿，魯迅先生總結成為一個「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他認為：「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大概文學運動的發展規律，也是循著「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的原則。曹操的「尚通脫」，與他以前以後的統治者，讓圓西瓜長成方西瓜，出發點不同，結果當然也就不同。試想，任何一個蠻正常，蠻自然的中國文人，其稟賦，其脾胃，其意趣，其蘊涵，在盒子里，被拘束，被收縮，被制約，被扭偏；不在盒子里，能延展，能舒放，能開拓，能自在，肯定會有迥然相異的差別。這差別，表現在文章之外，便是魏晉文人的狂狷。　　狂狷，有兩種，一是可以接受的狂狷，在太正經的人看來，或可謂之「輕狂」，「張狂」的狂狷；一是不可以接受的狂狷，屬於的的確確的「傻狂」，「猖狂」，在統治者眼裡劃入「瘋狂」，「喪心病狂」的狂狷。說到這裡，你不能不感慨曹操的厲害，魯迅就很崇拜他，他聲明：「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因為這位統治者，既能把狂狷從魔瓶里釋放出來，也有辦法將文人的這種性格，收拾得乾淨徹底。　　典型的例子，便是禰衡和孔融兩位「狂」得可以的文人。　　漢末，平原德州的禰衡，史稱他「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尚氣」，亢奮浮躁，「剛傲」，盛氣凌人，「矯時」，針砭是非，「慢物」，剛愎自用，這當然不是什麼好的評價。一個人養成這樣難以恭維的毛病，便不大容易得到別人的尊敬了。這位年輕才子，自視甚高。「建安初，來游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無刺字漫滅。」　　古代的「刺」，即今日之名片。漢代造紙業處於始創階段，極精貴，禰衡懷裡揣著的這「刺」，其實就是一塊刻有自己名姓、籍貫、學業、履歷的竹簡。但是，有得狂的狂，或許還會為人所重，無得狂的狂，便不會有人買賬了。他到處送「刺」，可沒有人接受。這塊竹簡，老是派不上用場，也就休想在當時許都的政府機關，文教團體，給他安排一個位置了。可「刺」老是在口袋裡磨來磨去，刻上去的字跡，都快光禿到辨別不出來了。這位年輕人既很失落，很鬱悶，長時間的失落和鬱悶，就憋出一肚子火氣。　　有火，就要發作，而且是大發作，擊鼓罵曹，這是中國文人史的惟一。只此一例，再無第二。　　如果在唐朝，還是這個禰衡的話，頂多對聖明的天子，發出「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的「怨而不怒」的呻吟，打死他也不敢擊鼓。　　如果在清朝，如果仍舊是這個禰衡，只能「臣罪當誅兮」地誠惶誠恐跪在丹墀之下，磕頭如搗蒜口呼「吾皇萬歲萬萬歲」，別說擊鼓，連想都不敢想的。　　嗚呼，五千年來，中國文人的性格，在孔夫子的「四勿」調教下，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基本上都成為循規蹈矩的方西瓜矣！這也只能說是歷史的進步，文人的進化了。　　禰衡若在今天，很可能在省市作協有份固定收入，外加出書版稅，日子應該過得去，不算殷實，但絕不至有凍餒之虞。可在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民生凋零，他的家鄉遍地餓殍，哪裡養得起一個作家，便來到天子腳步下，謀份差使，混個公職，有朝廷俸祿可吃。雖然要求也並不高，但當時曹操政權，剛剛創建，百廢待興，雖然也在網羅文人雅士，可他屬於無名小輩，誰知道他是老幾啊，有關部門不一定好好安排接待，到處碰壁，這火也就越憋越大。　　魯迅在文章里說過：「曹操是一個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統統搜羅起來，省得他們跑到外面給他搗亂。所以他帷幄裡面，方士文士就特別地多。」「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然而，百密一疏，曹操竟把這一個有點刺兒頭的禰衡給疏忽了，於是惹出一場麻煩。當時，有人向禰衡建議，你以為你是誰？你以為首都文藝界會列隊出來歡迎你嗎？你既然得不到曹公的羅致，那你就去投奔陳群、司馬朗這樣的大人物，庶幾能在許都政界，謀一份立足之地。　　他眼睛一翻，陳群是誰，司馬朗是誰，我在許都能看得上的人，只有兩個，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口氣之大，出言之壯，讓人咋舌，這就是曹操那個時代不以為奇的狂而且妄的現象了。年輕文人通常缺乏自控能力，輕則失衡，重則顛狂。於是，給人留下來的印象，就剩下一個字，狂。這也是稍稍有點子本錢的文人，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而且不僅僅局限於年輕朋友，什麼年齡段的人都可能頭腦發熱，都可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地跳將出來的。那些上了點歲數的老者，自我感覺特別良好的，那些有把子年紀的前輩，認為自己怪不錯怪有能耐的，也難以倖免「老夫聊發少年狂」的表演一番。在文壇上，這班老少兩類狂徒，可謂屢見不鮮，層出不窮。老的，以老大自居，口含天憲，作領袖狀；少的，以才子身份，口發狂言，作霸主狀。主席台，雄踞其上，麥克風，搶在手中，發言時，口吐飛沫，走路時，目中無人。當然，文壇沒有他們不熱鬧，有了他們，那熱鬧也真教人受不了的。　　於是，禰衡與孔融一拍即合。魯迅說：「七子之中，特別是孔融，他專喜歡和曹操搗亂。曹丕《典論》里有論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進『建安七子』一塊兒去。其實不對，很兩樣的。不過在當時，他的名聲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譏諷的筆調，曹丕很不滿意他。孔融的文章現在傳世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來，我們可以瞧出他並不大對別人譏諷，只對曹操。」禰衡的文學水準較高，這是他狂的資本，政治水平極低，遂釀成他掉腦袋的悲劇。他根本不了解曹操之整肅孔融，孔融之抗衡曹操，是皇族、貴族、士族、名士，與挾天子以令諸侯的丞相所代表的寒族，草根，平民，市井之輩的復辟與反覆辟的決戰。近代學者陳寅恪先生說：「夫曹孟德者，曠世之梟傑也。其在漢末，欲取劉氏之皇統而代之，則必先摧破其勁敵士大夫階級精神上之堡壘，即漢代儒家思想。」所以，他殺崔琰，殺孔融，殺楊修，殺禰衡，處置董承衣帶詔案，吉平下毒案，都是著眼於「摧破其勁敵」，也就是以儒家思想為精神基礎的士大夫階級這個大目標，是半點也不溫柔的。　　正好出現禰衡這個憤青，就煽動他跳出來與曹操作對。如果沒有孔融這位大名士，將他吹捧，給他撐膽，他也未必會跳出來擊鼓罵曹。第一，他楞頭青，一拱火，就敢上。第二，他不經捧，一叫好，就來勁。第三，他正氣不打一處來，那根磨成光板的「刺」，記錄著他這些天在許都飽嘗到的冷落，恥笑，侮辱，和閉門羹，於是，不知所以，傻狂起來。於是，就有了出曹操丑的擊鼓罵曹。這一舉，他出了名，也送了命。　　這就是年輕人少不經事，被人利用的毛病了。　　他也真夠狂的，脫光衣裳，光著膀子，掄起鼓槌，將曹操罵了個狗血噴頭。這一次，大家十分奇怪，曹操居然沒有發火，既沒有下令殺他，也沒有下令關他，而是派了兩個人，牽來三匹馬，把他架在馬上，兩位公安人員客客氣氣地挾扶住這位才子，禮送出境。臨行這一刻，曹操搞了一次歡送會，在許都東門為他餞行，讓當時的文人俊士，都來和他辭別。這個很隆重，也很莫名其妙的場面，頗有點黑色幽默。禰衡當然不想走，可被人挾得緊緊的，哪怕申請下馬去衛生間一趟也不準。再回頭看那位老文人孔融，小文人楊修，都戴著玳瑁邊的墨鏡，像黑道老大似的，站在路邊，保持著難堪的沉默。不是這兩位不救他一把，第一，他們說話根本不管用，何況從來也不曾管用過。第二，這小青年才氣是有的，勇氣是可嘉的，然而這種二百五的狂，用過一次也就廢了，無再利用的價值。於是，跟他揮手，拜拜再見。　　這時禰衡明白也晚了，給人家當槍使，替孔融等保皇派罵了曹操，自己卻被押解出境了。　　到了荊州，劉表不傻，也不願擔殺知識分子的罪名，又把禰衡恭恭敬敬地送到江夏黃祖處。結果，這位青年作家還是因那張罵人的嘴，掉了腦袋。如果，他不擊鼓罵曹，也不在告別許都的那場送別會上，意氣風發地糞土了在場全部名流，如果，他不傻狂，不知天多高，地多厚的話，也不至於死在江夏，埋葬在鸚鵡洲。「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估計這位狂得可以的文人，到死也不懂得他為什麼送了命的。　　擊鼓罵曹，固然痛快淋漓，但孤注一擲的戰鬥，從此成為絕唱，這就是書生意氣的知識分子，既勇敢又脆弱，有膽量無謀慮的弊病了。後世人把這筆賬，仍舊算在曹操頭上，這當然也不怎麼冤枉借刀殺人的曹操。　　２４歲的禰衡，前程遠大，好好寫你的文章得了，何必貪圖文章以外的聲名呢？而孔融、楊修正抓住了他的自負，自以為了不起的弱點，蠱惑得他口出狂言。如果他不表現得那樣躁狂的話，也許不至於如此下場。凡過分狂妄自負的人，無不錯誤地看輕對手，而把自己估價得過高，結果碰了個頭破血流。但文學史只承認文學，卻不買他擊鼓罵曹的賬，至今人們都記得住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詩句，可禰衡的《鸚鵡賦》，幾乎很少有人讀過。　　傻狂，終究不過是傻狂而已。　　孔融的狂，結果也並不比禰衡更好，不過，他一是孔子之後，士族精神的象徵，二是現任建築工程部長，前任地方諸侯，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他是文化人的領袖，漢末時期眾多名士的一號人物，所以曹操盡量不去動他，不想動他，某種程度上還不敢動他這位大名士。名士，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被統治者用來當招牌的，一種是未當成招牌而與統治者彆扭的，孔融屬於後者。當時，名義上的皇帝是劉協，這位漢獻帝，說好了，是傀儡，說不好，就是高級俘虜，用鍍金牢籠關起來的囚犯。在許都，曹操說了算，他挾天子以令諸侯，擁有予取予奪的最高權力。孔融認為自己在給獻帝做事，不買曹阿瞞的賬，總是跟他不合作。　　從曹操下定決心討伐袁紹起，孔融就與曹操意見相左，在大政方針上與曹操公開唱反調。與被監視的漢獻帝過往甚密，動不動就上表，也很遭曹操的忌。有一回曹操禁酒，他反對曹操的極端做法，說：「堯正因為喝酒，才成為聖賢，桀紂雖然以色亡國，但也不能為了防範，不許此後的男女婚姻呀！」 讓曹操很下不了台。袁紹失敗以後，他給曹操寫了封信，說：「武王伐紂，把妲己賜給了周公。」曹操犯了一次傻，問他：「典從何出？」他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因為曹操打下冀州時，把袁紹那位漂亮的兒媳婦甄氏，給了自己兒子曹丕。於是，可想而知，曹操對他多麼惱火了。　　孔融此人，學問很大，政治上並不十分成熟，勇氣不小，鬥爭經驗相當缺乏。過於自信，對時局估計錯誤，小看曹操，進行無謂的挑釁，書生意氣，鬧得有點過頭，組織自由論壇，作為抗衡力量。他哪裡知道，當政權安危受到威脅時，文學家曹操的浪漫感情，是要讓位於政治家曹操的。而且，禰衡罵了一通，曹操竟然沒有操刀，也在鼓勵著他。結果，便不自量力地，向曹操發動正面進攻。其實，曹操的容忍，自然是有限度的，只是當時，軍事上的強敵袁紹未滅，江山不穩，才不敢對孔融下手罷了。一個統治者，可以不理會與當局不合作的知識分子，但不合作而且狂得出格的知識分子，就不會輕輕放過的了，不過時間早晚罷了。　　《後漢書》載：有一次，孔融把國舅何進得罪了，何進手下的人「私遣劍客欲追殺融。有客言於進曰『孔文舉有重名，將軍若造怨此人，則四方之士皆引領而去矣。莫如因而禮之，可以示廣於天下。』進然之，既拜而辟融舉高第」。由此，可見孔融具有顯赫的地位和人望了。知識分子的毛病，就是有了一點資本之後，自我感覺馬上就特別的好起來，好得不知好歹，好到不知冷熱，好到暈暈乎乎，不知天高地厚。《後漢書》載他和禰衡的一段對話：「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一個成了孔子，一個成了顏回，可以看到他們互相吹捧的熱烈程度。正如今日文壇上，某些評家吹作家作品不朽，作家吹評家文章蓋世的現象一樣，那臭腳捧得相當肉麻而有趣的。這位大名士，不由得不狂。無論其門閥地位，士族資歷，官僚職務，聲名學問，在漢末，都稱得上眾望所歸，舉足輕重。有資格看不起曹操：「你算老幾？」於是，這位自以為士族豪門的代表，自認為知識分子的領袖，就在曹操的眼皮子底下，公然將他的府邸成為反曹操的各種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樂部」。 這時，中原已定，袁紹覆滅，曹操這時就不管你的文章寫得多好，和兒時讓梨的美德了，對不起，找了一個叫路粹的文人，在作家隊伍中的這種敗類，還不俯拾即是，寫了封密告信，檢舉孔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雲，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市。據說，他的兩個兒子，也知道他早晚要倒霉，所以，軍吏來逮捕孔融時，這兩兄弟正在下棋，別人勸他們趕快躲一躲，他們說：「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連小孩子都知道處境危殆，孔融還要當反曹的領袖，這就是狂得他實在不知道天高地厚，東南西北了。　　按說，孔融的言論，嚴重程度也未超過禰衡，但曹操不殺禰衡的頭，為什麼對孔融卻不肯輕饒呢？如果說孔融是大文人，曹操同樣是大文人，由於文人相輕，嫉妒才華，才要置孔融於死地的話，那麼陳琳在文章里，指著鼻子罵曹操，也不曾掉腦袋。那為什麼要將孔融棄市呢？　　我們在曹操賜死崔琰令中，有一句話，值得深思。「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由此可以了解曹操最忌畏的，是反對派結成一股政治勢力。他之不殺禰衡，因他不過是一個幼稚的狂放青年罷了，勢單力孤，一條小泥鰍，翻不出大浪。不殺陳琳，因他不過是一個寫作工具，而且已經認輸降服，不可能有多大蹦頭。而孔融則非如此，「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家中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成為當時許都城裡一股離心力量的領袖人物，這是曹操最深惡痛絕的，無法容忍的，所以，狂妄到了頭，只有伏刑一道。　　伏了刑，曹操還不罷休。在露布全國的文告中，說這個孔融不孝無道，竟在大庭廣眾中宣傳，說一個人，與他父母不應承擔什麼責任，母親嘛，不過是個瓶罐，你曾經寄養在那裡面而已。而父親，如果遇上災年，大家餓肚子，你有一口飯，假使他不怎麼樣的話，你也不必一定給他吃，寧可去養活別人。這樣一來，曹操不僅把孔融打倒，還把他徹底搞臭了。老實說，文學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學，都有點票友性質，是不能正式登場的。在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像曹操這樣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學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沒有出過政治家玩文學玩不好的鬧劇，也沒有出過文學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劇。　　千古以來，這位大人物在迫害文化人方面的名聲，是不算甚好的。但是也要看到孔融、楊修、禰衡、崔琰這些文人，對自己的成就、實力的過高估計，對自己影響、名聲的過大評價，對自己意志、勇氣的過度膨脹，而作出不切實際的挑釁行為，都是由於這種有得狂也狂，無得狂也狂的文人性格，而招致以卵擊石的悲劇。在那首《沁園春》的詞中：有一句「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說得極其透徹，在這個世界上，人與人，人與物，人與事，人與這個社會，人與這個自然，甚至人與自己的性格，都存在著一種契約的平衡關係，這才能得到一種相對的自由。然後，經過積累，經過量變到質變，才能實現新的平衡。所以，書生意氣，掌握適度，揮斥方遒，自臻佳境，這自是最好的狀態了。當然，偶而一狂，也無大礙，反過來說，若無一點點狂，成了方形西瓜的文人，還能寫出錦心繡口的絕妙文章嗎？不過，狂過了頭，必貽後患，狂大發了，難以收拾，這就需要及時的警醒。　　因之，意氣伴之以聰明，言行隨之以睿智，眼界常放之長遠，視野當盡量開闊，方能在為人為文中立於不敗之地。　　　　　　　　　　 三讀《人老莫作詩》　　　　　　　　　　　　　 子　川　　《文學自由談》是一本老牌雜誌，我是一個新讀者。「老牌」用在這裡不完全是一個時間概念，即以雜誌創刊時間的長短來決定，更多取決於雜誌的品質，有招牌叫得響的意思。李國文先生文章中引用了「老似名山到後知」的句子，雜誌也是那樣，讀以後，方知是不是貨真價實。早些年，也曾翻看過《文學自由談》，潦草的印象里，寫文章的人好像有點氣急語嗆，更像一個茶吧或酒座，由一群喜好「語不驚人死不休」的人聚集而成。當然不是說《文學自由談》內容的全部，只是某些文章的讀後印象，這印象以偏概全了，妨礙我正經八百地訂閱它。　　認真閱讀《文學自由談》緣於讀李美皆文章。不完全是因為這小李與我同城，而是因為一個好友的推薦。他大約與李美皆見過面，也喜歡她的文章，三番兩次薦我讀她。於是，從他書架上取下《文學自由談》一讀，然後借一摞回家，再讀。一讀，再讀，卻被老李給抓住了(這裡有點冒昧把國文先生稱之為老李)，由小李到老李，《文學自由談》從此成了我案上與枕上的讀物。李國文先生算是《文學自由談》專欄作家。每期《文學自由談》頭題位置，有個特約欄目，由他「特」寫。寫專欄的作家都知道專欄特別難寫，難的不是寫出好文章，而是連篇累牘都是好文章。從這個意義上，李先生堪稱寫專欄聖手，我讀過的他的特約文章，幾乎篇篇都是好文章。　　也許是年齡的緣故，初讀李國文的《人老莫作詩》，很受震動，尤其讀到李先生的兩個「所以」。先生說:「所以，基本上失去『性』趣的文人，說句不中聽的話，只不過是苟且地活著罷了，既談不上勃勃生機，也談不上什麼創造精神。不但莫作詩，連小說最好也莫作才是。」先生又說:「所以，『性』趣可以作為文人自我觀察的一個指標，若是不戰而降，雄風不振，就要考慮是不是還繼續寫詩下去?是不是還繼續寫小說下去?」這兩個「所以」讀下來，確乎有點聞雷驚筴的感覺。我生於上世紀50年代，雖不敢稱老，卻一天天往老的地方去。我雖然算不上文人，卻也喜歡寫一些名不見經傳的文字亦即先生筆下的詩或小說一類，人免不了俗，心底里總愛把自己往文人邊上靠。看到先生的兩個「所以」，想起老文人的處境，有一種瘦子為胖子發愁的感慨。自然也會想著一旦我也到了那一天，我這個沾「邊」文人，隨著「利比多」的不斷流失，「性」趣不再盎然，用先生的話「不戰而降，雄風不再」，奶擠不出，水也擠不出，這該如何是好?　　再讀時，卻多了讀文章?受啟迪的感受，因之萌生出幾分謝意。無論李先生引用的袁枚夫子，還是李先生自己，以年齡去衡量都是老人者也。我輩尚無緣得識的「名山」，二位把自己的經驗之談精妙傳出，對後來者，尤其對我這將老未老，旦夕即老的沾「邊」文人來說，實在是受益匪淺。首先，讓人徹悟到，老來對文人而言，有雙重的殘酷。後生們呀，你可得抓緊再抓緊，「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人有惰性，常常把想做的事情往後拖延，指望明天去做。李先生的文章，把人叱醒:歲月將老，老之無奈，何來明天?其次，人必須有自省意識(當然並非只有老人需要)，老人尤其需要常自省。好漢不提當年勇，別老把陳黃曆當作新紀元，雖說人要挑戰極限，但千萬別以為世界紀錄是一個人創造出來的，自己是紀錄的永遠保持者，百歲不倒，則紀錄長在。李先生說「他忘了，他的文學春天已經是過去式，上帝不會為他創造奇蹟，更不會給他百分百，早把臉掉過去，拿脊背朝著他了」。再次，做自己能做的事，莫勉力而為。從年齡角度，任何年齡段自有它的長處與不足，少年的狂妄與鋒銳之氣，是寶劍的雙刃。老年人呢，沒有少年人的鋒銳，「其睿智?成熟，其圓通?豁達」應當為青年人所缺，即如國文老先生寫出這樣令人徹悟的文章，年過80的袁枚得出「人老莫作詩」的結論，都證明老人能做出年輕人未必能做的事情吧。　　寫到這裡，忽然來了疑問，或者說，發現了一個悖論。寫出「人老莫作詩」 詩句的袁枚已經年過80歲了，用先生的「老文人」概念來衡量，袁枚夫子要算是一個足夠老?足夠文的人了吧。袁夫子這首詩寫得到底如何?舊學不深的我，不敢妄評。然而，該詩為李先生看中，並因之生髮感慨，寫成文章，令晚生袁枚夫子兩百來年的人今天讀來，仍不無啟迪，足見詩寫得不差。那麼，一個80歲的老人寫出「人老莫作詩」的詩，是說老人不能寫詩呢，還是用行為證明老人也能寫詩並寫出好詩來呢?曾有一個意義與此全不相干的悖論:有人在雪白的牆上用墨筆醒目寫著「請勿亂塗」四個大字，旁邊，另有人用小字添寫「你也在亂塗」，又有人寫「他塗你莫塗」，再有人「你正在塗」……結果一目了然，這堵雪白粉牆成了塗滿黑墨的牆，而這些玷污粉牆的內容竟都是從防止玷污出發。這有點像笑話，其實不是，至少不止是一個笑話。　　從這一角度出發，三讀李先生的文章，竟也發現某些斷語下得有點生硬，甚至難以自圓其說，包括他對袁枚的理解:「體會袁枚的思路，無妨作如此理解，先生們，女士們，到了談不動戀愛的年紀，最好就不要寫詩了。幹什麼都可以，就是不要寫詩，戀愛談不動，詩也寫不好的。」可是，恰恰正是袁枚80歲以後寫的詩，令先生你嘆服，並因之寫成這篇讓我讀了頗受啟迪的文章，如果袁枚真的如他自己所悟「人老莫作詩」，先生怎能讀到他的詩?我們怎麼能讀到先生的大作，又從哪裡受到啟迪?　　還有，李先生斷言，文人老了，詩與小說斷然不可再寫。先生搬出俄國的普希金?萊蒙托夫，英國的拜倫?雪萊等世界級大詩人的創作經歷，舉例說明「他們都是在生命史上的黃金時期，寫出一生中最好的詩」。先生說到這裡大約意識到這些詩人的壽命大都不長，用「生命史上的黃金時期」和「寫出一生中最好的詩」來說事，有點經不起推敲，在後面又補敘了一段文字。其實，補敘與不補敘意義不大，也無任何益處，援用這些沒有經歷過老年就過早離開世界的詩人，來證明人老了就一定寫不出好作品，是沒有說服力的。假如普希金38歲時沒有因決鬥身亡，焉知他「生命史上的黃金時期」不再，焉知「一生中最好的詩」就一定已在38歲以前寫完?　　李先生還舉了魯迅的例子，來證明人老了，就不宜再寫詩與小說。從年齡角度，用魯迅舉例顯然要比普希金他們來得恰當。先生根據魯迅年表資料，說起一代大家魯迅自46歲作《奔月》後，即「主要寫雜文」去了。說實在的，用魯迅這樣的大家來取譬，還不大容易找到恰當的比照對象。好在先生引用資料時原是不拘中外古今的，我這裡就以一個前蘇聯的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來作比較，雖然從匹配的角度，我選擇的這個對象未必合適。在世界文學史範疇，帕氏首先以詩名，1946年他57歲時，開始著手寫小說《日爾戈醫生》，一寫就是9年，到1955年他66歲那年書成，由於前蘇聯的文藝路線?政策，該書幾經周折終不能在境內出版，延宕至1957年11月《日爾戈醫生》義大利文版才在米蘭問世，接著又出了俄文版，並被譯成20多種文字，在短時間內遍及全世界。次年，1958年10月瑞典文學院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以表彰他「在現代抒情詩和偉大的俄羅斯敘事文學領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再兩年後，1960年5月30日晚11時20分，帕斯捷爾納克與世長辭。57歲到66歲，不知道屬不屬於李先生所說「老文人」的範疇，不過，由於前面舉了魯迅的例子，這裡也只能找一個與其年齡相仿?文學史地位相匹配的人來做比較。《日爾戈醫生》這部長篇小說中包含小說主人公的25首詩(當然是作者代擬的)，倒是一個極好的反證的例子，既有詩，也有小說，作者也並不符合李先生列舉的「欲叫欲吼，欲上吊?欲尋死?欲打架?欲革命的強烈感情，才能寫出具有震撼力量的作品」的必要條件。而帕氏的詩想必不是先生所說「無性趣之人寫出來的詩，有一股泔水味」，《日爾戈醫生》也不是「談不動戀愛之人寫的小說，有一種豬食的感覺」吧。至於《日爾戈醫生》作者的生理條件，鑒於1960年帕氏就已辭世，即便有考證必要，也無從考證了。　　當然，人們也許還可以對「老文人」有不同的界定與歸類，比如從去世年齡倒計時，正像我一個朋友寫的詩「一個活不過四十歲的人/他的晚年該從什麼時候開始」，或者根據人的身體健康條件並由此引申到影響身體健康的生活環境條件等等，畢竟，人的「性」能「性」趣，並不只有一項年齡指標可以改變。按照李先生的莫寫詩?小說的生理條件，身體不健康的人與老年人應當有諸多共同之處吧。然而，這樣一些歸類法一旦都能援用，關於「老文人」定義就很難有具備公信力的尺度。無法界定老文人，那麼該用什麼年齡尺度讓「老文人」們退出詩與小說創作現場呢?是「六進七出」還是「七上八下」?由誰說了算?　　這樣一作比較，總覺得李先生的「人老莫作詩」引申到「莫作小說」，以及由此生髮出來寫詩與小說的生理指標等等，似乎立論有欠穩妥，至少也是以偏概全了。先生說:「一位詩人，一位小說家，活到老，寫到老，還執迷不悟地要去侍弄寫不好的詩?寫不好的小說，真是教人不敢恭維的。」這話說得是不錯的。前提是「寫不好的詩，寫不好的小說」，如此這般的勞什子，不僅老人不要去弄，其他年齡段的人也大可不必去弄。寫不好詩或小說，是因為你沒有這個才能或已江郎才盡。說到「江郎才盡」，其實與年齡無關。千萬不要把二者划上等號，讓人誤以為，年齡一大，人一老，勢必江郎才盡，從來沒這回事，典故中的江郎，才盡之日尚是弱冠少年。李先生的文章與袁枚夫子的詩足以證明:人老了勢必江郎才盡之說不能成立。　　國內的例子，還可以列舉敝同鄉汪曾祺。新時期以來，汪曾祺以汪味小說享譽文壇。汪在西南大學讀書師從沈從文，即開始習寫小說，卻沒寫出來。新時期出道，《受戒》一炮走紅。圈內固然不乏有人知道汪曾祺何許人也，普通讀者直以為小說界又出新人，殊不知此「新人」乃一耳順老人。汪同鄉作小說，青年未開花，晚年倒走紅，雖有時代原因，卻也足以證明老年並非一定不能作小說。　　如果說汪的年齡還不夠老，從文體來說，寫的畢竟是小說，與「人老莫作詩」本旨扣得不緊，這裡還可以舉一個老詩人的例子。移民加拿大的台灣詩人洛夫， 2001年以74歲的高齡寫出3000行長詩《漂木》，震驚華語詩壇，且因此獲得中華文藝協會頒發的終身成就獎和新詩界國際詩歌獎·北斗星獎。洛夫的《漂木》我讀了兩遍，準確的說法是讀了兩個不同版本，一是台灣出的豎排版，一是大陸出的橫排版，的確出手不凡。　　洛夫已逾耄耋之年，其「利比多」狀況不便查詢，不過，詩評界一致認為，詩人的想像力絲毫沒有衰老。李先生列舉的那些老詩人的癥候，在洛夫的詩作里似乎也看不到。也許洛夫只是一個例外吧。　　然而，即便是只有一個例外，李先生的「不能不想到袁才子的這句詩『人老莫作詩』其實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的聯想，依舊是值得推敲的。事實上，人家袁才子也並沒有把它看作是真理。袁才子在寫「鶯老莫調舌，人老莫作詩」一詩時，其實不乏自我調侃的味道，譬如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尚能有所為，有時也會在別人面前，嘆息一聲，唉，老了，做不動啦!這句話是當不了真的，更不能因為有這麼一句話就把這人給徹底廢掉。80歲的袁才子寫了這首「人老莫作詩」的詩，正說明他並沒有自廢武功，不僅如此，該詩最後他還寫到了自己以後應當如何寫詩，這更說明前面說的「人老莫作詩」更多還只是一種自省或自我調侃，詩還是要寫的，只是得換一種方法來寫。「我欲意矯之，言情不言景。景是眾人同，情乃一人領。」只有這樣，才能避免「重複多繁詞」的香山與放翁的老年「病」，把詩寫得更好。　　大約為了證明「人老莫作詩」確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李先生分析了一通「老先生的性能力」與「老太太的荷爾蒙」，以此推斷:「雄風的零狀態，激素的空洞化，隨之而來的，必然是血液流動的速度放慢，亢奮不起來;必然是感情膨脹的係數降低，激動不起來;必然是形象思維的能力變弱，浪漫不起來。」於是結論出來了:「一個老作家，一個大作家，一個名作家，既不亢奮，又不激動，更不浪漫，才氣何在?靈感哪有?能寫出什麼好詩，好小說呢?」別人怎麼看這段推論，我不知道，反正我還沒有老到那種程度，不能感同身受地體會那一連串「必然」的必然性。竊以為，李先生大約還是把「有些人」的概念換成「所有人」了吧。不然，就無法解釋前面說到的帕氏?洛夫等人的老年期的創作。　　作為一個詩歌編輯和學習寫過一些詩的人，我對詩歌現場並不陌生。《隨園詩話》里的一些詩話?詩評，以及李先生形象生動的闡釋，我也大體都是認同的。比如文章中引用的《隨園詩話補遺》卷四，第十三節中一段詩話:　　引浦柳愚山長雲:詩生於心，而成於手;然以心運手則可，以手代心則不可。今之描詩者，東扯西拉，左枝右梧，都從故紙堆來，不從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　　說得就非常有道理。其實不止是寫詩，廣而言之，所有文學創作都應當「以心運手」，而非「以手代心」。事實上，在編輯看到的大量來稿中，二者都不罕見，這隻能說明有人會寫且有寫的才能，而有人不會寫或者乾脆沒有寫的才能，古今中外，歷朝歷代，都有這兩類作者，與年齡大小沒多大關係。也就是說，「坐在恭桶上，憋得額頭青筋突出，汗珠直冒」的「憋」作品的人，從來就不缺少，創作「以手代心」而不是「以心運手」的也大有人在。李先生不僅是高明的大夫，也像手法熟練的畫家，寥寥數筆就形象生動地描摹出種種寫作的病態。只是在這裡，我橫豎看不出以上引文與「為什麼中國文人老了以後，會出現這種『往往精神衰，重複多繁詞』的現象」有什麼聯繫，並且有針對性地「道出其中真諦」。　　硬「憋」式的寫作，不僅「老」有，「少」也有，也不僅「詩」有，任何寫作都一樣。事實上，從編輯閱讀來稿的角度看，舉凡「以手代心」硬「憋」的作者，還是年輕的初學寫作者居多。可在李先生那裡，「以手代心」，「憋」，都成了「老文人」的癥候，被引用來作為「人老莫作詩」的論據，這似乎與寫作現場的實際狀況不相吻合，也有失公允。打個比方吧，「以心運手」譬如寫作之正道，而「以手代心」譬如寫作之歧途。生活中，總有人踏著正道，也總有人誤入歧途吧，憑什麼李先生一定要讓這歧途上來來往往的人都拄著拐杖呢?憑什麼?這裡，我們也不必強調老馬識途，讓青年人與老年人一半對一半地迷失在歧途，也要相對公允一點吧。再譬如患病，傷風感冒?頭疼腦熱，原本是常見病?多發病，向不拘性別?年齡，無論老中青，抑或工青婦，誰染上是誰。我們可以說，老年人因為抵抗力下降，容易染上傷風感冒，卻不能說，傷風感冒是一種老年病。這就未免失之偏頗了。　　回到前面的話題，我倒以為，「人老莫作詩」主要體現袁枚夫子的清醒意識。人老了，首當其衝是要清醒。袁枚夫子80歲高齡寫出「人老莫作詩」就是一種清醒，同樣，李先生這篇大作給我的印象，也是一個清醒的老人所為。只是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種規律，更不能當作顛撲不破的真理，否則，許多事情就想不通了。　　清醒地看到年齡差異，看到年齡導致的不同身體狀態，以及不同年齡段的知識修養諸方面的優長與不足，一個人的寫作風格與內容自然會相應產生變化。馮至在里爾克逝世10周年時說過這樣的話:「在諾瓦利斯(Novalis)死去?荷爾德林(Holderlin)漸趨於瘋狂的年齡，也就是在從青春走入中年的路程中，里爾克卻有一種新的意志產生。他使音樂的變為雕刻的，流動的變為結晶的，從浩無涯 的海洋轉向凝重的山嶽。」這裡說的是里爾克步入了凝重的中年寫作時期。也正因為里爾克的自省與變化，後期，他寫出了在世界詩歌史上產生重大影響的兩部長詩《杜伊諾哀歌》和《獻給奧爾甫斯的十四行》。　　我始終認為，既然不同年齡自有它們的優長與不足，什麼年齡寫什麼樣的詩，那不是非常好理解的嗎?為什麼非得要把老年人從詩歌?小說創作現場逐出?再說，什麼年齡能做什麼事，當事人最清楚。從袁枚的自省到里爾克的求變，即充分證明這一點。反過來，也一定有人不清楚或不那麼清楚，不過，對於不清楚的人來說，你說了也白說。6,文人的節操李國文　　公元1644年，夏曆為甲申。這一年，天下大亂，生活在天子腳下的京城人，過得可謂提心弔膽，度日如年。　　這一年為明朝滅亡之崇禎17年，同時又為清朝開國之順治元年，歷史上習慣稱之「明清易代」。但就華北地區而言，特別是京畿一帶，很難將本年自3月19日起，至4月30日止的大順政權撇開不論。李自成，也就是闖王，他率領的這支一直被蔑稱為「流寇」的農民起義隊伍，席捲了大半個中國之後，終於在這年春天的一個細雨夾雪的早晨，到達他的終結目的地。　　雖然這個短命政權，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在北京停留時間不長；但他，這位老陝，曾經有效地統治過京城1個月零10天左右，這是確鑿不移的事實。　　關於這個政權為啥如此短命，北京的坊間一直有這樣的傳言：本來，據推背圖，李自成至少應有40年的真命天子運，可那些「迎闖王，不納糧」的農民軍，在打京城之前，闖王許諾他們天天要像過年那樣快活。因為農民視之為一年之中最大的快活，莫過於過年。而過年的最大快活，莫過於包餃子。進城以後的這40多天里，大順軍頓頓按領袖的指示，讓供養他們的市民百姓，剝蔥剁肉，擀皮包餡，大吃餃子。大街小巷，衚衕里外，都支開大鍋大灶，整個北京城，成了桑那浴房，熱氣騰騰。由於中國貧苦農民，只有過年那一天，才能吃上一頓餃子，楊白勞的女兒喜兒也是以玉米麵餃子來「歡歡喜喜過大年」的。這下好，闖王的40年帝運，就被這些天天過年吃餃子的嘴，在四十天里，統統吃掉了。　　老天爺說，一年只能過一次年，不可以天天過年的，這就是農民暴發戶的不成氣候了。然而，這種揶揄背後，也反映著農民掌握政權，難以逃脫「其興也勃，其殆也甚」的宿命。　　不過，由此證明，這一個多月的北京，上演的是一出明與大順，然後才加上清的三國演義，這其中還夾雜著一個可恥的小花臉或者小癟三吳三桂。事實上，滿清的睿親王是從李自成農民軍手裡奪得了明朝的首都，而明朝的崇禎皇帝並不是敗於多爾袞，是敗於李自成，才登景山頂弔死在歪脖樹上的。朱由檢上吊，大順軍進城，家家戶戶的門上，大書「順民」，以保全性命。而且，大順軍是一支不講究輜重後勤，保障供給的隊伍，走到哪裡，吃到哪裡，一路吃大戶而來。所以北京城的這些順民們，每五戶要攤派一名大順軍，保證其有餃子可吃。緊接著，那小花臉或者小癟三，由於老婆遭大順軍扣留了，一怒之下，將關外八旗兵引進京城，於是，這些板凳沒有坐熱，餃子尚未吃夠的一眾莊稼漢們，放火燒了北京，向西開拔走了。於是，全城百姓趕緊扯下門板上的「順民」帖子，人人蓄髮，個個留辮，誠惶誠恐，奴才一般地向大清王朝表達忠誠。　　由明而大順而清，這樣烙燒餅似地翻來覆去，可苦惱壞了公元1644年內的京城百姓，一會兒向這位菩薩磕頭燒香，一會兒向那位尊神哀求饒命。然而並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像那個小花臉或者小癟三吳三桂那般沒皮沒臉。連一位姓費的宮女，還揣利刃企圖刺殺強暴她的大順軍高級首長呢，更何況權貴、勛戚、文臣、武將；更何況商紳、賢達、名流、耆宿；更何況文人、儒士、清流、雅客；更何況生員、役吏、書辦、文房……都不能倖免地要面臨這場生或死，戰或降，走與留，寧死不屈或苟且偷生的選擇。　　於是，就在公元1644年，出現了許許多多的高風亮節之士，也看到了為數可觀的道德淪喪之徒。　　現在回過頭去看，在這一年的明、清、大順三方的角力中，涉黃河，控江漢，據太行，逼京畿，坐擁中原，以逸待勞的李自成，完全可以等到強清弱明，鷸蚌相爭以後，坐收漁人之利。可這位闖王，到底沉不住氣，要是他不急於當皇帝，不急於消滅明王朝，還真有可能出現三國鼎立的可能。然而，人性的悲劇就在於，一個種地的莊稼漢，他的全部生存哲學，就是在春天播下去一粒種，是為了到秋後收穫到手的那一把糧，這就是中國數千年小農經濟社會養成的最根深蒂固的現實主義。至於明年、至於後年、至於10年、50年以後，對他來講，都是扯淡的事。李自成，這個米脂驛卒，也是一個至多能看到來年開春的農民。自崇禎二年為「流寇」起，至此已15年了。1643年攻下西安以後，這位闖王決定不再「流」了，已經「豁出一身剮」了，現在就差最後一步，「敢把皇帝拉下馬」，是到了將朱由檢拉下龍椅，由他來坐江山的時候了。　　李自成，顯然這樣盤算，如果俺不到北京去摘這個桃，關外的清人肯定先下手為強了。與其由他撿這個便宜，為什麼我不馬到擒來，坐享其成？　　應該承認，李自成一路「流寇」過來，由小而大，由弱而強，能有今天的輝煌，是一個了不起的政治家，也是一個了不起的軍事家。這一點，前輩作家姚雪垠先生窮其畢生之力，用長篇歷史小說證明，此人在政治上的高明，在軍事上的成熟。姚老真是煞費心思呵！一定要將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游擊戰略的十六字方針，落實到李自成的實踐中去；一定要將毛澤東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建立根據地，用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思想，貫徹到李自成的行動中去，這難度該是多大呀！其實，在文學上，真實，是最美的，百分之百的真實，百分之百的美，要是美到一百一，一百二，就可能要弄巧成拙，貽笑大方了。有什麼辦法呢？在中國文學史上，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常常是大家、名家、老作家的難以規避的致命傷。為一個人寫，而想得到大家的鼓掌，恐怕是很難兩全其美的事情，這也是姚老一生為他這部著作，終於未成「顯學」而抱憾不已的事情。　　幸好，大家也都明白這一點，小說不是正史，古人早說過了，「小說家言」，乃街頭巷尾的「稗史演義」罷了，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若信以為真，則大謬不然。因為，李自成再偉大光明正確，畢竟跳不出時代的局限，作為一個農民的政治家，一個農民的軍事家，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俯瞰全局的戰略觀點。農民守著土地，有其勤勞樸實善良本分的優良天性，一旦離開土地，那小農經濟制度所養成的短視淺見的小格局，貪得無厭的大胃口，陰冷殘酷的報復心，冒險盲動的破壞性，種種弊端，便會暴露無遺。隨著權力的逐漸增大，慾望也逐漸膨脹，隨著身價的日益抬升，野心也日益狂妄。君不見近年來那些落馬的黨政幹部，報紙上有過披露，大部分，甚至絕大部分有著比李自成還好的出身和成分呢！　　公元1644年，大年初一，在西安過年的李自成，他要建大順國，稱大順王了。看來，他是打算先實習一下，預演一下，然後，到北京紫禁城裡，再戴上那頂皇冠時，就省得京城老少爺們笑俺們老陝，土得掉渣了。大順政權的成立，說來幾乎等於笑話。究竟是這年的初二，還是初三，甚或是初四成立，這幫革命家都說不準了。有一條可以肯定，不是初一，那天盡忙著包餃子，煮餃子，吃餃子了。道理很簡單，端著一碗熱氣騰騰的餃子，就著一盞香甜可口的稠酒，面臨「分田分地真忙」這桌盛宴的農民軍，自然是只顧看著碗里，望著鍋里，計算能到自己手下多少勝利果實了，不會費心思記住建國的日期。於是，這個烏合之眾的農民政權，什麼時候建立，什麼時候終結，史家索性一概忽略，倒也痛快省事。但李自成很起勁，造曆書，封功臣，開科取士，檄告遠近，露布天下。國號曰大順，年號曰永昌，以西安為西京，為他的臨時首都。至於真正的，未來的大順國首都，他宣布，就是馬上要去攻打的北京。　　二月二，龍抬頭，李自成就率大順軍浩浩蕩蕩出征了。　　先陷汾州，再取太原，後奪大同，勢如破竹；接著，攻上黨、彰德，占固關、真定，逼近京畿，然後，發起總攻。3月11日，據宣府，15日，破居庸，16日，陷昌平，17日，包圍京師，18日，拿下外城，農民軍由外八門蜂擁而進。這種閃電般的進攻速度，比之擁有阿帕奇直升機，悍馬裝甲車的美軍攻伊部隊，有過之無不及。這支農民軍跟隨闖王作「流寇」，南北馳驅，東西征戰的隊伍，終於衝破黎明前的黑暗，看見德勝門城樓子上的黃瓦翠檐，一群一群的鴿子在跳跳蹦蹦，甚至依稀聽到更遠的，也許是紫禁城上空嘹亮的鴿哨。在眾軍呼嘯中，騎著烏騅馬上的李自成，我想他是應該開心的，很開心的，從統帥的觀點，這是一個大獲全勝的日子，從老農的觀點，這是一個豐收在望的日子。那時的他，決不會料到，不出一個月，還要從這裡灰溜溜地打道回府。所以，我不解，在北京市的五環路外，由德勝門去昌平的公路上，有一尊李自成的騎馬雕像，那張農民的臉，為什麼一定要那麼神色凝滯，嚴峻，憂鬱，和不開心的樣子呢？　　 　　這應該是那天崇禎的面部表情，他萬萬沒有想到，橫徵暴斂，賦繁稅重，天災頻仍，官逼民反，竟造就出給自己掘墓的隊伍，大明王朝終結的一天，終於來到。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須臾，城陷。」「賊千騎入正陽門，投矢，令人持歸，閉門得免死。於是俱門書『順民』。」19日，晨，李自成攻進內城，崇禎帝「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槍，雜內豎數十人，皆騎而持斧，出東華門。內監守城，疑有內變，施矢石相向。時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至其邸，閽人辭焉，上太息而去。走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且曙矣。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殿自經。」 崇禎不是一個好皇帝，他基本上屬於狗肚雞腸之輩，心胸狹窄的小人一類，不過，死得較慘，大家還多能同情他。　　也許這天清晨，些微的雨雪，稍稍打亂了李自成入城式的安排。直到「午刻，李自成氈笠縹衣，乘烏駁馬，偽丞相牛金星，尚書宋企郊等五騎從之」。接下來，便是清人谷應泰在《明史紀事本末》 卷八十的《甲申殉難》一章中，所寫的那些慘絕人寰的死難場面。　　從這個月開始，是北京城建城以來最血淋淋的死亡年。　　谷應泰說：「考其時，闔門同死者，父與子俱死者，母與妻子俱死者，妻妾從死者，獨身效死者，聞難餓死者……無論道術素許，至性勃發，位列三階，榮邀一命，莫不椎心扼吭，追路相從。自古亡國正終，未有若斯之烈者。」現在回顧發生在公元1644年京城的「甲申殉難」，雖然駭人聽聞。但比之隨後滿清入關，一紙《薙髮令》，除明代衣冠而胡服左衽，讓你從精神上降服，從心理上懾服，從人身污辱上屈服，所激起的反抗，所造成的災難，要比李自成進京時門上貼「順民」大得多。「順民」只是一張紙，貼在門外，你在門內，可以照樣不順，而頭髮長在自己腦袋上，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對這些明末遺民來講，人人過刀，家家見血，滿城屍臭，處處骸骨，是一場誰也躲避不了的災難。所以，清末民初胡蘊玉所著《發史》一書，這樣感慨：　　「嗚呼！吾民族蒙辮髮之恥，至於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世人論者，以為區區之發，無與乎興亡之故。嗚呼，是不知夫發之歷史也。入關之初，薙髮令下，吾民族之不忍受屈辱而死是不知凡幾？幸而不死，或埋居土室，或遁跡深山，甚且削髮披緇，其百折不回之氣，腕可折，頭可斷，肉可臠，身可碎，白刃可蹈，鼎鑊可處，而此星星之發，必不可薙，其意豈在一發乎？蓋不忍視上國之衣冠，淪於夷狄耳。」　　對如今的人來說，我們欽佩其無懼無畏地走向死亡的勇氣，然而，應該看到，這樣義無返顧地奔赴死亡，對明朝那條即將破沉的船，其實是於事無補的。你不身死，他要沉，你死了，也擋不住它不沉。對那位寡恩刻薄，剛愎自用，多疑好變，狷急忭躁，惡諫好諛，濫施刑懲，救亡乏術，治國無方的庄烈帝，就尤其犯不著為之身殉。大明王朝這座大廈的傾覆命運，固非崇禎一人所能挽救，但為帝王者只能在景山上一死了之而無其它作為，那就更無必要與之共存亡了。所以，儘管死得很愚，很傻，很無必要，很不值得，但對公元1644年的這些當事人而言，他要活得尊嚴，他就得隨舊朝「茫茫泉路，咽咽寸心」而去。他要苟全性命，他就得服膺新朝新政，改換門庭，輸款納誠。若是做不到低頭，做不到苟且，做不到背叛，更做不到出賣，就只有一本正經的鄭重其事的別無選擇的惟此一道的死。因為中國人，大部分的中國人（不是全部），對於「節操」二字，看得很重。所以在這些赴難者心中，覺得不如此，則不成其為天子腳下的大明之人，更不成其為堂堂正正的中國之人。　　在這個世界上，莫過於我們中國人，特別看重，特彆強調這個「節操」了。為什麼看重？為什麼強調？因為吃足了苦頭的緣故。在中國的全部歷史中，出現過許多講節操的中國人，而在同樣的歷史中，也曾經出現過不少不講節操的中國人。說到底，一部二十四史，就是這兩類中國人，一是講節操的正人君子，二是不講節操的小人敗類。其矛盾對立的鬥爭史，也是講節操的人基本上吃虧，而不講節操的人總能得逞於一時的傷心史。　　中國人之講究「節操」，到了極端的程度，不知道是否與中國歷史上那些不講「節操」之漢奸，之走狗，之賣國賊，之假洋鬼子，以及挾洋自重的敗類，以及拉大旗作虎皮的下三爛，以及殘害同類的無恥小人，以及出賣靈魂的卑鄙文人，太多太多的緣故，害得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塊土地，這些善良人民太苦太苦，有些什麼因果關係？所以，「節操」，在中華文化傳統中，是用來評判一個人的重要標準。尤其在民族危亡，山河淪喪，國本動搖，家園變色之際，到了做人做鬼，生死立決，存亡與否，在乎一念的那一瞬間，是考驗中國人的血性、良知、忠貞、信念的關鍵時刻，節操二字，其分量多重？多輕？就全部檢驗出來了。　　就在公元1644年由大明而大順，由大順而大清的三國演義這齣戲劇中，我們不想提到，然而又不能不提到，這個惟一的，絕無僅有，能夠在那血泊遍野的年代裡，連串三朝重要角色的江左三大才子之一龔鼎孳。　　江左三大才子，錢謙益，吳梅村，龔鼎孳，都是被史家看作在節操上不怎麼樣的文人，而龔鼎孳尤其不怎麼樣。　　據民國版的《清史稿》：「龔鼎孳，字孝升，合肥人。明崇禎七年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李自成陷都城，以鼎孳為直指使，巡視北城。及睿親王至迎降，授吏部給事中，改禮科遷太常寺少卿。順治三年丁父憂，請賜恤典。給事中孫齡疏言，鼎孳辱身流賊，蒙朝廷擢用，曾不聞夙夜在公，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聞訃仍復歌飲留連，冀邀非分之典，虧行滅倫，莫此為甚。部議降二級，尋遇恩詔獲免，累遷左都御史。」　　而據清代編撰的國史《貳臣傳?龔鼎孳》：「及流賊李自成陷京師，鼎孳從賊，受偽直指使職，巡視北城。本朝順治元年五月，睿親王多爾袞定京師，鼎孳迎降，授吏科右給事中，尋改禮科。二年九月，遷太常寺少卿。三年六月丁父憂，請賜恤典。給事中孫齡疏言：『鼎孳，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蒙朝廷拔置諫垣，優轉清卿，曾不聞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為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鬨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及聞父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獨冀邀非分之典，誇耀鄉里，欲大肆其武斷把持之焰。請飭部察核停格。』疏下部議，降二級調用。」　　龔鼎孳之最無恥者，莫過於他為自己在明亡時不殉死的辯詞：「龔鼎孳娶顧媚，錢謙益娶柳是，皆名妓也。龔以兵科給事中降賊，授偽直指使。每謂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即顧媚也。見馮見龍《紳志略》、顧苓河《東君傳》，謂乙酉五月之變，君（即柳如是）勸錢死，錢謝不能。戊子五月，錢死後，君自經死。然則顧不及柳遠矣。」（陸以恬《冷廬雜識》）　　而最令人噁心的，莫過於他以恥為榮，為恥而不知恥了。「先是大學士馮銓被劾，睿親王集科道質訊，鼎孳斥銓閹黨，為忠賢義兒。銓曰：『何如孽賊餘子？』鼎孳以魏徵歸順太宗自解。王笑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奈何擬闖賊擬太宗？』遂罷不問。坐事降八級，調用補上林苑丞，旋罷。康熙初起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卒。」（《清史稿》）　　讀《三國演義》，我們還記得，張飛與呂布交手的時候，張飛罵呂布為「三姓家奴」，真虧他想出來這樣一個既刻薄，而又極其準確的稱呼。因為呂布先認丁原為父，後來，殺了丁原又認董卓為父，後來，又與王允合謀，殺了董卓。而龔鼎孳，在公元1644年那天日無光，血風腥雨的「甲申殉難」和隨後小花臉或者小癟三吳三桂引清軍入關的「鼎革」中，他，由大明王朝的給事中，搖身一變，為大順政權的直指使，又搖身一變，為大清政府的給事中，其變之面不改色，其變之毫無心肝，真是令人不敢想像。當得上三朝元老的這位文人，對他叛明投賊，在闖王的軍政府中，居然混得一個北城直指使，相當於憲兵隊或糾察隊的角色，還沾沾自喜，洋洋自得。如此恬不知恥，如此喪心病狂，近人孟森先生在其所著《心史叢刊》的《橫波夫人考》中指出，龔在當時人的眼光里，基本上是一個無賴，無恥，無聊，無可救藥之徒：「芝麓於鼎革時，既名節掃地矣；其尤甚者，於他人諷刺之語，恬然與為應酬。自存稿，自入集，毫無愧恥之心。」　　一個文人，已經不顧臉皮至此，還有什麼可說的呢？　　鬼子進村了，把全村人聚在一起，槍頂在腦門上，要你交待出誰是八路？誰是共黨？你是說，還是不說？雖然，你知道誰是八路，誰是共黨，在這個節骨眼上，你不吭聲。哪怕崩了你，你也咬牙不說。這就是宋人文天祥的詩《正氣歌》中，所說的「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的「節」了。公元１９３７年，蘆溝橋事變，鬼子進了北平，同年１２月４日，偽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周作人並沒有被槍逼著、頂著，欣然任教育督辦或總長之職，甘心成為鐵杆漢奸。因此，我們不禁要想，學問如此之大的知堂先生，會不懂得一個知識分子在這關鍵時如何寫好「節操」這兩個字么？會不記得公元１２８３年１月９日，「天地有正氣」的文天祥，在拒絕了元世祖最後一次利誘之後，在刑場向南拜祭，從容就義時的那首絕命辭嗎？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中國的文人，以此衡量歷史；中國的歷史，也以此衡量文人。　　　　　　 7，文人的愉悅　　　　　　　　 李國文　　愉悅，從歷史的長遠角度來看，從使命感的神聖角度來看，對文人而言，是一種可得而不可常得，可有而不能常有的奢侈品。　　當然，一個文人，在一些事情上，快活得不行；在一段日子裡，壓根兒用不著憂慮和恐懼；在一定範圍中，甚至連顧忌、戒備、防範、緊張，也是無須乎在意的，從而獲得相當程度，或一定程度的愉悅感受，是絕對可能的。但是，終其一生愉悅，從頭至尾愉悅，無日無夜不愉悅，無時無刻不愉悅，這種福星，中國沒有，世界也沒有，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古人說過，「人生識字憂患始」，古人還說過，「不如意事常八九」，這就說明生活本身，其實是並不愉悅的。因此，作為文人，愉悅難得，不愉悅卻常得，是太正常的事情。　　不過，乾隆年間，江左三才子之一的袁枚（1716－1797），這位隨園老人的一生，是幾乎接近於上述福星水平的愉悅文人。　　在中國歷史上，在那個很難愉悅得起來，文字獄大行其道的年代裡，袁枚的出現和存在，應該說是一個奇蹟。這位老人家，不但他自己感覺到愉悅，享受著愉悅，同時代的人也都認為他即使不算百分之百的愉悅，也足夠99％的愉悅了。很有一些同行，不但羨慕得直流哈喇子，還嫉妒得恨不能咬他一口。所以說，如果只是自己感覺到愉悅，那是算不得數的，誰知你是強撐著的呢，還是假裝著的？惟有眾人都一致認為，那才是貨真價實的愉悅。　　因此，不管你對袁枚的評價，是好是壞，對他這種能夠獲得全天候愉悅的結果，我覺得有值得中國文人為之深思的地方。　　其實說白了，袁子才的愉悅或不愉悅，與別人是並不相干的，愉悅是他，不愉悅也是他，干咱屁事？為什麼人們要將他的愉悅當回事呢？問題就在於這位老先生的一輩子，基本也是乾隆皇帝的一輩子呀！如果袁枚是個有他不多，無他不少的三流詩人，是個作品不多，廢品不少的末等文人，也就罷了，皇帝不會把目光投射到這班文壇小蟲子身上的。可他卻是領袖群倫，左右詩壇，引導潮流，眾望所歸的龐然大物，乃舉足輕重之人，非同小可之輩啊！古語說，「木秀於林，風必摧之」，這樣一個大腦袋，在這位皇帝鐵腕文化政策的統治下，既沒有受過被摸頂的榮耀，也沒有挨過吃鑿栗的疼痛，細想想，該是多麼多麼（恐怕還要加上一個「多麼」）地不容易了，那是一個閉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的年代，是一個死了以後應該入土為安卻不能安的年代。結果，袁老先生在他的隨園裡，優哉游哉地風花雪月著，得其所哉地吃喝玩樂著，既沒有派出所的警察半夜敲門，也沒有戴墨鏡的便衣盯梢尾隨，能夠安然無恙地，逍遙自在地，甚至還是大搖大擺地，風風光光地度過一生，這豈不是奇哉怪哉，值得刮目相待的事情嘛！這其中的蹊蹺，大家嘴上不說，心裡全都納悶，為什麼他在乾隆當政期間，居然成了個特例，難道這位老先生在陛下眼中，竟然成為一個隱身人嗎？　　弘曆（1711－1799），比袁枚早生5年，晚死2 年，是位厲害的皇帝，也是位愛挑剔，甚至到吹毛求疵程度的皇帝。隨便舉個例子，乾隆十三年（也是袁枚辭掉公職再也不做朝廷命官的一年）10月20日，翰林院撰孝賢皇后的冬至祭文，這本是一篇例行的應景文章。但文中出現了「泉台」這樣的字眼，弘曆一看，挑起刺兒來。他說， 「泉台」二字，加之常人尚可，豈可加之皇后之尊？皇后歸天，只能去西天極樂世界，哪有進十八層地獄之理？簡直混賬之極！也許，九五之尊，不會出此粗口，但他心裡會這樣申斥的。什麼混賬東西，你們以為朕是草包蛋，是外行領導內行，想蒙我唬我嗎？結果，張廷玉、阿克敦、德通、文保、程景伊為此俱著罰本俸一年，連基本生活費也不給。由此來看，這樣一位咬文嚼字的皇帝，必然也是一位特別愛好收拾文人的皇帝。這一點，與他的父親雍正，祖父康熙，曾祖父順治，同出一轍，甚至有過之無不及。　　雖然到他在位，大清江山，已經坐穩一百多年。然而，一個人的根，扎在血脈之中，非一朝一夕形成，也就非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如果不幸這根是劣根的話，那就成了劣根性。清朝歷代皇帝，那種邊鄙民族的狹隘偏執，發源野蠻的諱莫如深，文化落後的恥於齒及，滿漢大防的不可逾越的劣根性，根深蒂固，不可改易；盤根錯節，無力掙脫，遂造成這個種族最後的沒落，這個國家最後的衰敗。所有出身於草根階層的頭領，莽原部落的渠首，即使登上權力巔峰，都難免這種抱殘守缺，自屎不覺臭，死抱住亡人牌牌不放的愚執。有什麼法子呢？試為乾隆以及其父其祖著想，統治著人數、地域大於自己，文明、文化高於自己的漢民族，如何不被同化，如何不致淹沒，戒備防範都來不及，忌慮抵制還來不及，焉能有將國家、民族進入世界之林的宏圖大志？所以，對於這些整日疑懼不安，心理複雜變態，充滿過敏反應，深感危機叵測的帝王來說，面對漢族精英分子，在清洗上之不擇巨細，在剷除上之不遺餘力，在屠滅上之不留死角，是一點也不奇怪的。　　而弘曆在這方面，可以稱作是青出於藍勝於藍的一位。據故宮博物院早年出版的《滿清文字獄檔》，順治在位18年，康熙在位61年，雍正在位13年，乾隆在位60年，加在一起，共計152年，清代的中央政府一級，或政治運動式的大規模，或消防滅火式的中規模，或追查撲殺式的小規模，先後共製造了160餘起的文字獄案件，平均不到一年，也就是十個月的光景，對漢族文人開刀問斬一次。在這種皇帝欽批的詔獄裡，坐大牢的，掉腦袋的，株連九族的，流放寧古塔，或更遠的黑龍江、烏蘇里江，給披甲人為奴的，每起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加上地方政府一級的擴大戰果，層層加碼，法外行刑，斬盡殺絕，恨不能挖地三尺，人人過刀，以邀功求賞，用這些無辜文人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全中國到底關、殺、流、坐、立決、凌遲、斬監候多少文人，恐怕是個統計不出來的巨大數字。　　所以，袁枚生活在每隔10個月，就得收緊骨頭一次的年代裡，不但毫髮無損，皮毛未傷，而且相當愉悅地活到了81歲，壽終正寢。能不教人吮牙花子，嘖嘖稱羨么？能不令人視為奇蹟，吶罕叫絕么？要知道，乾隆如果想修理的話，是絕對來得及的，因為袁枚咽氣之後兩年他才咽氣，但這位陛下，百密一疏，竟讓他在文網羅織，詩獄頻仍的年代裡，這樣一位「倡性靈說，天下靡然從之」的大文人，居然逃脫乾隆那一雙鷹隼般捕獲獵物的眼，簡直不可思議。　　所以，我特別欽佩這位老滑頭，頭大且滑加之老，俗話說：「老了的兔子不好拿」，他就屬於這種讓乾隆沒轍的老人家。　　說實在的，他的名氣，大得不可能不讓當局對他注意有加，他的行狀，其招搖，其響動，其出格，其影響，不可能不讓當局對他置之不理。據李元度《袁枚事略》：「所作隨園詩文集，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重之，海外琉球至有購其書者，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享文章之名，未有及先生者。」這份張揚，這份排場，這份氣勢，這份聲譽，尤其不可能不讓中國文學史上首屈一指的，詩產量最高的乾隆皇帝，漠然視之，心不為動。然而也怪，他快活欣喜一輩子，舒暢自在一輩子，吃喝玩樂一輩子，風流瀟洒一輩子，相對於他同時代的那些愁眉苦臉，焦慮恐懼，擔驚受怕，坐卧不安，惶惶然不可終日的同行，那天壤之別，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弘曆好作詩，這是這位皇帝的毛病，做你的皇帝得了，幹嘛非要擠進詩人隊伍里來？乾隆十四年（袁枚辭官後的次年）6月，他的處女作，《御制詩初集》問世，共44卷，收其自元年起到十二年的詩共4150首。此後，越寫越多，欲罷不能，到了咸豐年間，他當太上皇了，還在寫，一生寫詩達四萬多首，超過《全唐詩》所錄的唐人詩篇總量，這實在是驚人可怕之多。一位如此強烈喜好寫詩的皇帝，對文人來講，我相信，福的可能性很小，禍的可能性反而很大。固然，皇帝愛好文學，馬屁文人得以施展其溜舔功夫，但那些非馬屁文人、拍不上馬屁的文人、馬屁沒有拍好，拍到了馬腳上的文人，就不會有好日子過。大學士張廷玉，因為一紙祭文，用了「泉台」二字，罰俸一年。由此可以了解弘曆，必是一位非常精細，非常尖刻，非常不容人，非常挑鼻子挑眼，非常具有侵略意識的人。如果他不是帝王，是個普通人的話，第一，不能共事，第二，也不能交友，第三，當他的上級可以，做他的下級，你就沒命了。因為這種唯我獨尊的強人，幾乎不能容忍超過他，勝過他，對他不敬，對他的存在構成威脅的另一個。在歷代清帝的肖像之中，乾隆這張臉，是最不面善的。　　袁枚辭職，未必受到北京城裡乾隆對於張廷玉五大臣罰款影響，但下決心打報告自炒魷魚，他肯定了解這位懂詩的皇帝，對於詩人的存在，決不是什麼福音。果如其料，第一：對錢謙益，乾隆三十四年下令銷毀他的《初學集》《有學集》，四十一年彙輯《四庫全書》時發布上諭，「錢謙益等人，實不足齒，其書自應概行焚棄」。同年，命國史館編列明季《貳臣傳》，收入錢謙益，將其徹底搞倒搞臭，打入另冊。第二，對沈德潛，乾隆二十六年，將這位老夫子由蘇州招至北京，因為陛下正處於詩歌創作熱潮之中，急需一位捉刀人為其大量製造詩篇。歸愚先生雖年近古稀，但乾隆對他破格提拔，恩庇有加，授編修，擢中允，五遷內閣學士，官至禮部侍郎，以年老乞休，乾隆許原品致仕，並賜詩送行，作為御用文人，得此殊榮，可謂登峰造極。然而，四十三年，徐述夔《一柱樓集》詩案起，乾隆以其曾為作序的罪名，儘管已死多年，也不輕饒，「撲其碑，奪其謚」。其實，大家都明白，沈老先生告老還鄉之後，管不住自己的嘴，透露他為陛下代筆的秘密，這才招來刨墳掘棺之災。就這樣兩位詩人的下場，能不讓袁枚不寒而慄嗎？　　現在，弄不懂袁枚是一種自覺行為呢，（萬萬不能跟做詩的皇帝玩文學，那可是一種危險的遊戲），還是袁枚下意識的本能規避？似乎總是躲著這位陛下，形成他的生存準則。所以，他做官，也只做江南的官，如溧水、江浦、沭陽等小地方的縣令。偏偏兩江總督尹繼善，器重他的行政能力，賞識他的詩詞才華，雖一為上司，一為下屬，但同為斯文，倒也相處得不錯。從袁枚的《隨園食單》里，可以看到他在總督府里，吃過鱘鰉魚，風豬肉，鹿尾等諸多大菜的記載，可證他們除了詩詞上的唱和，文字上的投契外，還是一對很對胃口的食友。隨後，尹繼善就「劇調」他到江寧就任，以示倚重，也算擢用。江寧是個大縣，是官員們仕進南京的跳板。因為南京是清朝政府控制江南的重地，為乾隆所關注，後來，他六下江南，都落腳於此。但袁枚卻不領情尹兩江的這種安排，很快就請假，「引疾家居」。　　吳敬梓著的《儒林外史》，其中有一句名言：「南京是餓得死人的地方」，同樣，在袁枚眼中，南京的官場，也是能整得死人的地方。乾隆十三年九月，兩江總督尹繼善與兩廣總督策楞對調，這場權力角斗，使袁枚看透了，政治這玩意兒，文人還是不宜沉溺其中為好。如果你不是玩家，而且你也玩不過人家，淺嘗輒止，也就夠了。況且，尹文端赴嶺南就任，他在這個能餓得死人的南京，就不大好獃了。儘管尹繼善不是他的保護傘，但朝中有人好做官，可是放之四海皆準的道理。遂生頓悟，拉倒吧！索性連官也不要做了。不做你的官，不端你的碗，自然也就不受你的管。這時，吏部下文起複，要調他到陝西去任職，他就借口「丁父憂歸，遂牒請養母」而退隱。　　這位乾隆四年的進士，到乾隆十三年就辭官了。那年他應該是32歲，約相當於現在文壇上那些70後、80後年紀的後生，我覺得袁枚的舉動，確有驚世駭俗之意義。試想，如今那些耳順之年的官員，掙扎著不肯讓位，那些古稀之年的幹部，撲騰著發揮餘熱，更甭說那些四五十歲仕進得意之輩，幹得正熱熱呼呼，怎能金盆洗手？那些五六十歲求得大發展之人，還打算繼續崢嶸一番，豈能歸隱山林？所以，袁枚為徹底不受羈束，離權力中心遠一點，再遠一點，離是非漩渦遠一點，再遠一點，實在是極明智、極清醒的選擇。於是，激流勇退，退出政治，躲開乾隆皇帝，老實說，不是所有考得進士出身的讀書人，都捨得拋棄前程，做到這一點的。據《清史稿》：袁枚「年十二，補縣學生。會開博學鴻詞科，海內學者二百餘人，枚年最少。試報罷，乾隆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這正是登高望遠，前途無量之際，學而優則仕，不就等著這個階梯么？但他「卜築江寧小倉山，號隨園。崇飭池館，自是優遊其中五十年。時出遊佳山水，終不復仕」。 從此，他的活動範圍，足跡所至，始終囿限於長江下游，江浙兩淮一帶。　　不做到這點決絕，他也不能獲得他想要的愉悅，果然，他辭官以後，一心經營他的隨園。廣造聲勢，廣結善緣，廣交朋友，更以他的《詩話》，廣為擴大影響。據姚鼐《袁隨園君墓志銘》云：「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古，幽深靜麗，至欞檻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勝。」又云：「隨園詩文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 那時候，老先生退隱在隨園裡，左擁佳人，右列美姝，談笑鴻儒，往來俊秀；山珍海味，花舫堂會，茗茶美酒，水榭唱曲；官員慕名來訪，商紳絡繹於門，門牆桃李攀附，造請座無虛日；書商靠他掙錢，刻局賴他賜活，名流借他增光，詩壇由他主盟。他可以說是乾隆年間中國文人的風流魁首，引導時代潮流的浪漫先鋒，那時，既無文聯，更無作協，但他卻成為眾望所歸的不具領袖名位的實際文壇領袖。　　他稱他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璋彝尊、名人字畫，又好書。」可這世界上，最是文章不值錢，好風雅，無一不需要大批銀兩來開銷打發。特別是那座園林，是要有相當雄厚的物質基礎，才能上規模，成氣候的。他甚至大言不慚地說，曹雪芹《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就是以他的隨園為藍本的。我們都知道那榮寧二府，為迎接元春省親，將「銀子花得像淌水似的」。由此，我們對於這位隨園老人，就像我們評價歷史人物一樣，活得磊落與行為的苟且，講得好聽與心裡的齷齪，想得達觀與性格的卑下，看得清高與慾望的強烈；乃至於文章道德與聲色犬馬，詩情畫意與庸俗無聊，正直不阿與低三下四，鐵骨錚錚與軟弱缺鈣，都可能合二而一，並行不悖的。有什麼辦法呢？這就是那個封建專制社會裡面一個文人，不準備拿雞蛋往石頭上碰，還想活得長久一點的處世哲學。心裡想的，嘴上說的，身體力行的，絕對不可能三點成一線，像小衚衕趕豬那樣直來直去的。在中國，有幾個文人，不多好幾個心眼呢？　　其實，人之一生，就是一根直線和一根曲線並行的軌跡。直線是本真的我，曲線是社會的我。社會的我隨之客觀世界的變化而生出適應的曲曲彎彎，本真的我雖受天性和本能的支配，但無論如何也不能排除曲線的影響。智者之智，在於曲線雖曲，不致太曲而扭曲，在於直線應直，不致太直而愚直。這位隨園老人，自是智者無疑，不過，他的這兩條平行不悖的線，為了他的愉悅，曲得有些過頭；同樣，也是為了他的愉悅，直得顯然不夠，歷史，大概就是這樣定位沒有被乾隆捉進文字獄的袁枚。　　於是，無論在他健在，還是身後，他都是議論分歧，眾說紛紜的人物。　　「隨園生前，才名遍海內外，高麗琉球，爭購其詩。其實借名詩話，以結納公卿，招致權貴，頗有一種狡猾手段。當時同輩如趙甌北等，已多詆哄之。至其身後，詬之者猶眾。袁之門生某，嘗私刻印曰，『隨園門下士』，後受輿論攻擊，乃復刻曰：『悔作隨園門下士。』張問陶初亦崇拜子才，名其詩集曰《推袁集》。袁歿後，更名《船山詩抄》。」（民國佚名《慧因室雜綴》）　　當然，生前追捧，死後唾棄，忽然覺悟，劃清界限，是無可厚非之事，也是這麼多年來，「城頭變幻大王旗」之後，那些聰明人事所難免之舉，已是大家司空見慣的花頭精了。袁枚終究是位智者，聰明就在於他看穿一切，而且知道歷史是一面篩子，一般性的閑言碎語，過眼煙雲，花花草草，污泥濁水，會被淘汰出局，而有斤量的，有價值的，抹殺不掉的，誅滅不了的東西，會長時期地傳承下來。　　在他的《隨園詩話》卷一里，有這樣一則故事，表達出來他的這層意思：「予戲刻一私印，用唐人錢唐蘇小是鄉親之句，某尚書過金陵，索予詩冊。予一時率意用之，尚書大加呵責，予初猶遜謝，既而責之不休，予正色曰：『公以為此印不倫耶？在今日觀，自然公居一品，蘇小賤矣。誠恐百年以後，人但知有蘇小，不復知有公也，一座囅然。』」我不大相信袁枚會如他所說的那樣，正言厲色地與一品尚書辯駁，但是，他所堅持用長遠的歷史角度觀察，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還是很有道理的。同樣，雖然袁枚這位江左才子，可詬病之言，之行，之詩，之文，很多很多，他在乾隆年間，那高壓的政治氣氛，那低迷的文化環境，那恐怖的鎮壓手段，那無望的帝國統治之下，能發出一點來自性靈的心聲，並且靡然成風，將這位皇帝的四萬餘首詩，給擠到角落裡去，成為人們不聞不問的文化垃圾，不也是一種消極抵抗嗎？　　一個文人，赤手空拳，能對皇帝做些什麼？　　清人陳康祺在其《郎潛紀聞》里，對他的評述，還是較為公允的。這是由他的一幅《隨園十三女弟子湖樓請業圖》說起，此老時年已八十有一，但春心猶在，找了一位畫師，定要將這些名媛仕女，畫在圖上，團團圍住這位恩師，衣釵裙帶，國色天香，他在奼紫嫣紅的女弟子中，享受著那一種只能算是柏拉圖式的滿足。這大概是當時許多正經人對他最不以為然的德行了。可他，這位愉悅主義者，堂而皇之，張而揚之，才不在乎別人說三道四。《郎潛紀聞》的作者，對此倒無異辭，而是說「康祺以謂隨園風流放誕，充隱梯榮，詩格極卑，碑版亦多不根之作；其著述，惟駢體文差強人意，余無足觀。其攀附公卿，提倡騷雅，志不專在獵名。蔣苕生蠅營獺祭之詞，趙雲松虎帳蛾眉之檄，同時雋彥，都已窺破此老心肝。惟生際承平，天假耆壽，文名蓋代，福慧雙修，殊為文人難得之遭遇。湖樓請業一圖，香粉琴尊，丹青昭映，不可謂非湖山韻事也」。　　被一群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女文人包圍著，簇擁著，恭維著，擠靠著，緊貼著，弗洛依德著，也是當代一些老文人所憧憬，所期盼，所營造，所實踐的愉悅呢！　　但是，同為清人的劉聲木，在其《萇楚齋隨筆》的《論袁枚出遊》一文中，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其實並不完全愉悅，並不絕對愉悅的隨園先生。　　袁簡齋明府枚，以詩文小慧，當乾嘉全盛之時，坐享山林之福者數十年，後人羨慕之者眾矣。實則隨園當日廣通聲氣，肆意逢迎高位，以為己用。下材又奔走其門，以為間接之光榮。隨園遂藉此為漁獵之資，收為點綴山林，放浪霰骸之用，其用心亦良苦矣。觀其後半生，大半出門遨遊，在家時少，實為避難而起。不知者，以為真好山水也，殊為所愚。細審隨園之出遊，皆在劉文清公任江寧府時，欲實行按治驅逐之後。當時雖有人為之關說，未能實行，然隨園知不容於眾議，是以終年出遊，以避他人指摘；且恐又有人實行案治者，終難漏網。隨園雖自言於詩集，明示不怍，實因其事早已道路喧騰，不得不自言之，以示光明磊落，計亦狡矣。予觀其詩集，檢其出遊之歲月而始知之。其出遊系出逼迫，非出心愿，是以隨園心終不懌。臨終詩有云：「我見玉皇先跪奏，他生永不落紅塵。」在他人方羨其遇，在隨園深知當日之行為，已苦其艱，但難為不知者道耳。不然，隨園果何所不足意，而欲不再生人間世耶？其故可思矣！　　他愉悅嗎，這位隨園先生？我不禁想問一聲。　　所以，愉悅對於文人來說，的的確確，是一種奢侈品。　　　　　　8，東山猛虎不吃人　　　　　　　 作者：李國文　　李國文：新時期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家，著有長篇小說《花園街五號》、短篇小說集《危樓紀事》、《沒意思的故事》等。長篇小說《冬天裡的春天》獲首屆茅盾文學獎。其小說較早地以時空交錯的宏大結構反思「文革」歷史，反映改革開放。近年致力於讀史隨筆寫作，見解精闢獨到，筆鋒犀利傳神，深受讀者好評；最近新出版有《中國文人的活法》一書。　　　　　　　　　　 一　　　　這是晚清詩人龔自珍早期作品《行路易》長詩中的起首一句。　　龔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字伯定，名鞏祚，號定庵，浙江仁和人。是一位思想家，文學家，更準確地說，他是以別樹一幟，不同凡響的詩人形象，存活在中國文學的史冊上，為人景仰。　　想起他，一般先說到他的詩，尤其七絕，簡直被他寫「絕」了。其次說到他的浪漫，他和那位美麗太太的戀情，以及因此之故的暴死。然後，才是他振聾發聵，拯危救亡的文章，包括他一心一意要與欽差大臣林則徐，他的詩友，他的同道，一起到廣州禁煙，為大清王朝做些什麼的雄心壯志。　　總之，在中國近代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啟蒙意識的志士，在中國文學史上，他是一位具有創新精神的文人。　　談到他的詩，明清以降，詩家雖眾，出類拔萃者也不少，但像他這樣，將詩之七絕一體，寫到如此嫻熟，如此完美的程度，其文字之丰采都麗，其詞章之金聲玉振，其意境之突兀奇美，其思路之峻刻險越，域內文人，堪與匹敵者真是罕見。以《己亥雜詩》為代表的三百十五首七絕，更達到藝術的絕頂，有「一覽眾山小」的氣勢。那無拘無羈的浪漫情思，那弛張浩漫的靈犀詩心，那撲朔迷離的象徵隱喻，那旨意深遠的覺醒參悟，成為鴉片戰爭以後，絕大多數中國詩人師法之、宗奉之的楷帖。　　謂予不信，細細玩味柳亞子、黃遵憲、魯迅、毛澤東的七絕，不難在字裡行間，發現龔定庵詞彩的餘風遺韻。　　這首《行路易》詩，應作於公元１８１９年（嘉慶二十四年）春天的北京。開頭五句，那種破天荒感覺，那種橫空出世的感覺，使所有當時的中國人，為之耳目一新。　　東山猛虎不吃人，　　西山猛虎吃人，　　南山猛虎吃人，　　北山猛虎不食人，　　漫漫趨避何所已？……　　說實在的，這幾句平實無華的大白話，別人不是不會寫，也不是想不到，而是除他以外，壓根兒沒有人這樣嘗試過；即或有人嘗試過，大概缺乏膽量拿出來面世，也就胎死腹中。　　惟非常人，做非常事，這就是龔自珍的風格了，別人不敢，他敢。　　那年的春天，倒是北京少有的風和日麗季節，春闈落第的舉子，從東城總布衚衕的貢院考場出來，套用三十年代文人慣用的外來語，詩人非常的「生的門答」，心緒相當鬱悶。雖然，蹭蹬科場，一而再再而三的名落孫山，也麻木了，也疲沓了，也無所謂了。但這一次，意在必得竟不得，手到擒來竟不來，多少有點大不甘心。遂坐上家中長隨來接他的騾車，回宣武門外手帕衚衕的家。　　不過，豁達瀟洒的他，很快從惆悵的情緒中跳出來，他問自己，這僅僅是他個人的失敗嗎？ＮＯ！這位精通漢、滿、蒙、唐古拉語的語言天才認為，這個國家不需要人才，這個社會容納不了人才，其實倒是大清王朝的失敗。　　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　　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乙丙之際著議第九》）　　一個人「才」的出現，一百個「不才」張開血盆大口要來吞噬。這樣一個人才被「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的國家和社會，你還能對她抱有什麼指望呢？那時的龔自珍，未必具有封建社會走到終點，專制統治即將垮台的革命意識，但他以詩人的敏感，覺察到大清王朝已經爛到根上，無葯可治的危機。於是，騾蹄踢踏，車輪咿啞，一路顛簸的他，在舒憤懣的「東山猛虎不吃人」的開宗明義之後，繼續構思下去：　　玉帝不遣牖下死，一雙瞳神射秋水，　　袖中芳草豈不香？手中玉麈豈不長？　　中婦豈不姝？座客豈不都？　　江大水深多江魚，江邊何嘵呶？　　……　　我欲食江魚，江水澀嚨喉，　　魚骨亦不可以餐。　　冤屈復冤屈，果然龍蛇蟠我喉舌間，　　使我說天九難，說地九難！　　踉蹌入中門，中門一步一荊棘。　　大葯不療膏肓頑，鼻涕一尺何其孱！　　臣請逝矣逝不還。　　這首憤世嫉俗之作，脫稿時間，雖然離鴉片戰爭還有２０年光陰，可王朝之衰微沒落的現象，無可救贖的命運，頹敗腐朽的國勢，醉生夢死的社會，那些「百不才」的昏君庸臣，權奸巨蠹，貪官污吏，文倀學匪，如同環伺著的猛虎，團團圍定著有良知，想作為的中國人。有的正在吃人，有的將要吃人，「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絕望的他，在詩之最後，不禁悲觀地感嘆起來：　　亂曰：　　三寸舌，一支筆，萬言書，萬人敵，　　九天九淵少顏色，朝衣東市甘如飴，　　玉體須為美人惜。　　那年，他２７歲。據《學人列傳》，「幼聰明，能讀等身書」；「其為學，務博覽，喜與人辯駁，雖小屈，必旁征廣引，得申乃已。」其外祖父段玉裁，為一代文字音韻大師，由於家學淵源的關係，他窮經搜典，治書為文，頗得真諦，從而飲譽文壇，是一個知名度很高的人物。　　這首稱不上規範，但卻極具創新精神的詩，一經傳抄，其驚世駭俗的聲音，京師上下，為之一震。在文學這個領域裡，敢為天下先，說起來是很容易的，做起來卻是需要相當的自信。尤其對年資稍淺的文人來講，他不能不考慮：一、別人會不會認可？二、若不認可，別人會不會笑話？三、僅僅是笑話，倒也罷了，會不會從此落下一個狂妄的名聲？這都是要掂掇再三的。　　接著，還有其四，在我們這樣一個特別講究論資排輩的國度里，文人這個集群，名氣大小，成就高低，入道先後，資歷深淺，意味著量級，意味著話語權，意味著在主席台的位置，意味著麥克風離嘴巴的距離。等等等等，都是很有考較和講究的。假設當代一位詩人，就算有了類似「東山猛虎不吃人」這樣化腐朽為神奇的想法，能否有勇氣不顧及前輩的臉，大師的臉，權威的臉，長官的臉，斗膽吼出來呢？我是持懷疑態度的。　　然而龔自珍，就敢於睨視群倫，匡然獨出。　　定庵生平性不羈，善作滿洲語，嗜冶遊。晚歲學佛。平居無事時，非訪伎，既訪僧，遇達官貴人，輒加以白眼。生平所得金，皆隨手盡，京師人以怪物目之，夷然不顧也（孫靜庵《棲霞閣野乘》）。　　他有兩句詩，一句為「本無一字是吾師」，另一句為「但開風氣不為師」，就是他的這種「夷然不顧」的「怪物」性格體現。他曾經申言：「予生平不蓄門弟子。」那麼，下文必然就是，他也不會師從任何人的。因此，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他就是他，他就是惟一，他就是這樣一個空前絕後的他。　　沉沉心事北南東，一睨人材海內空。　　壯歲始參周史席，髫年惜墮晉賢風。　　功高拜相成仙外，才盡迴腸盪氣中。　　萬一禪關砉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夜坐》）　　他的一生，極其短促，只活了４９歲，就被追殺他的人毒害了。按照中國文人越活越縮水，越迴旋，越活越胡塗，越顛倒，甚至活到最後，越混賬，越萬人嫌的常規，我懷疑，龔自珍活到七老八十，還有思如泉湧的才華？還有目空一切的豪邁？還有指斥海內的勇氣？還有匡時救世的雄心？我也不敢揣測。因此，他的短命，固屬不幸，但他的形象，卻在後人的記憶里留下來完美。　　這一點，值得還活著的文人引以為鑒。　　柳亞子譽他為「三百年來第一人」，我認為既是對他文品的肯定，也是對他人品的讚賞。他對龔的惺惺相惜，更看重的是詩人身上少有的自信。一個中國文人，能夠像龔自珍這樣，不在意別人的首肯，不需要別人的賜准，不師法任何樣板，不服從任何規範，對於上上下下的說長道短，置若罔聞，對於老老少少的評頭品足，不在話下，這是多麼值得提倡的我行我素的文學品格啊！　　　　二　　　　車過法源寺，往右安門去的路上，行人車馬漸漸多了起來。他這才想起，憫忠寺的海棠花正是盛時，「記得花蔭文宴屢，十年春夢寺門南」，這句舊作，使他想起來，差不多每年花期，都要約林則徐、魏源、何紹基、黃爵滋，來賞花吟詩的。而且，最令他縈系不已的，還是當年那花下麗人的俏影，這才是憫忠寺最使他懷念留戀之處呢！　　龔自珍思忖著，反正也落榜了，又何必急著回家看一張張失望的臉，便把接他的車放走，自己順著賞花的人流，向不遠處的寺院走去。　　進得山門，那幾十株鐵杆海棠，滿樹綺紅，爭奇鬥豔，一片花海，落英繽紛。拾級而上，舉眼望去，大殿敞廊里圍坐著品茶賞花的人中，一雙「美目盼兮」的女眷，如電擊般灼來，使他眼暈目眩。這位花下麗人，在此不期而遇，我們這位浪漫潦倒的詩人，如飲甘露，如沐春風，早把考場受挫之事，置之腦後，顧不上了。　　她就是晚清有名的女詩人顧太清（１７９９—１８７６後），字梅仙，自署太清春、西林春。工詩詞，擅書畫，當時有「滿洲詞人，男有成容若，女有太清春」的說法，她的文學成就為大家公認，她的花月容貌更為眾人心儀，而且還是一個好交際，喜遊玩，出風頭，擅應對的社交明星。　　太清好著白衣，嘗與貝勒並轡游西山，作內家妝，披紅斗篷，於馬上撥鐵琵琶，手白入玉，琵琶黑如墨，見者咸謂是一幅王嬙出塞圖也。（《天游閣集》鈍宦按語）　　她的丈夫，龔自珍當差的宗人府長官，乾隆曾孫貝勒爺奕繪，是個禮賢下士的上司。也站起來招呼這位雖是部下，更是文友的詩人。而秀致清麗，綽約多姿的顧太清，更是因為他的突然光臨，甚至無心賞花，更關切他考場失敗的憤慨，以及那首在騾車上匆匆草成的《行路易》。　　一個女人吸引男人的地方，是她的美麗，而一個男人吸引女人的地方，則是他的魅力。雖然，龔自珍以詩名，以文名，以風流名，以恃才傲物名，其實，他的政治抱負，他的愛國情懷，從他《金縷曲》的詩句「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看，最渴慕的還是功名。所以，放浪形骸，不拘形跡，嬉笑怒罵，行止任意的文人雅士，是他外在的表象。憂患國是，激昂慷慨，冀圖振作，有所作為的志士仁人，才是他內里的真實。這也是顧太清對龔自珍，情不自禁而心嚮往之的緣故吧？　　尤其在這座海棠盛開的寺院里，是能勾起許多往事回憶的。　　我一直相信，龔自珍的那首《減蘭》詞，應該是十年前與這位江南才女最初見面的記錄。　　人天無據，被儂留得香魂住。　　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十年。　　十年千里，風痕雨點斕斑里。　　莫怪憐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詞前有一小段文字，寫得頗曖昧。　　偶檢叢紙中，得花瓣一包，紙背細書辛幼安「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闕，乃京師憫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戲為也。泫然得句。　　也許那時的她，很可能還是婀娜可人，待字閨中的江南才女。一方面，龔自珍那經國濟世之雄心，革新變法之宏圖，家學淵源之功底，倚馬可待之才華，使她芳心暗許；另一方面，他那狂狷傲慢之放肆，負氣自恃之浮名，招蜂惹蝶之非議，濫賭之惡聲，也令她舉步踟躕。但後來，她成了貝勒府里雍容華麗的貴族夫人，他又成為她丈夫的下屬，一切都在彬彬有禮，保持分寸，疏密有制，若即若離的狀態下，進行著有間距的感情交流。由於無法傾力相戀的遺憾，這包海棠花瓣，能不令我們這位多情的詩人，撫今追昔么？　　關於龔自珍和顧太清的這段「丁香花公案」的愛情故事，因為涉及到詩人最後的暴卒，清末民初，也曾沸沸揚揚的熱鬧了好一陣。既有曾樸的《孽海花》，冒鶴亭的《太清遺事詩》，言之鑿鑿；也有孟森的《心史叢刊》，蘇雪林的《丁香花疑案再辨》，矢口否定；更有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認為：「定庵出都，（因主禁鴉片）得罪穆彰阿，外傳顧太清事，非實也。」別證其無。　　但我寧肯相信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所說到的，「故艷詞可作，唯萬不可作儇薄語。」龔自珍「其人之涼薄無行，躍然紙墨間」。據此論點，觀堂先生對男女情愛的正經，古板，道學，迂腐，姑置勿論。但他認為龔詩所寫，並非向壁虛構，這個學者的斷言，是值得採信的。　　因此，他在１８３９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雜詩》第２０９首，怎能不使人疑竇叢生呢？　　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　　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自註： 「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　　而隨後不久，那一闕《桂殿秋》，更是若隱若現，欲蓋彌彰。　　明月外，凈紅塵，蓬萊幽謐四無鄰；　　九霄一脈銀河水，流過紅牆不見人。　　驚覺後，月華濃，天風已度五更鐘；　　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扁幾萬重。　　龔自珍在禮部祀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官微職閑，備受排擠，後來，能夠到奕繪的宗人府，謀得一份俸祿，若無強有力的奧援，是很難獲此美差的。誰能說不是顧太清為其杭州同鄉，對丈夫施加影響的結果呢？這位有著滿洲和蒙古血統的野性，又得到江南水土潤養的女人，有其柔美溫雅的一面，也有其奔放熱烈的一面，她能毫無顧忌地說項，不怕風險地引薦，除了鍾情，除了愛戀，找不到別的什麼解釋。於是，她對於這位有可能因公因私，從此出入府中的龔自珍，他的浪漫，他的情感，他的文學魅力，以及那種「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的放蕩色彩，不為所動，也是不可能的。　　從太清春的《落花集》、《漁歌》等詩詞作品來看，她其實是既懂得情，更懂得愛的一個極風流，極嫵媚的女人。然而，１８３８年（道光十八年），當貝勒奕繪的官銜被革職，世襲被褫奪，在抑鬱中去世以後，作為嫠婦的顧太清，在家庭中便一落千丈，何況奕繪的正室，和繼承人合謀起來，要將她和他置之死地，而仍沉迷在姑且認為是柏拉圖式愛情中的詩人，竟渾然不覺，還在為她寫「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表白自己的不渝之情。　　忘了他曾經寫過的《行路易》那首詩，忘了詩中所寫的，那些在四個方向的山頭上，張牙舞爪的猛虎了。也許，某個老虎在某個時期，不吃人，不等於它從此不再吃人，更不等於改變飲食習慣，開始吃齋茹素起來，這就是中國文人常常天真得令人感到可憐又可笑的地方。　　即使，龔自珍比離他家不遠憫忠寺內的海棠花，還要純凈，顧太清比離貝勒府不遠太平湖畔的丁香花，還要明潔，他們這種無瑕的感情，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他愛上了一個不該愛的非其族類的女人，她戀上了一個絕對被視作異端的叛逆男人，這種近乎十惡不赦的對傳統，對體制的挑戰，必然是要斬盡殺絕的。　　按這對情侶的智商，其實應該了解，封建社會的專制，如同猛虎吃人，之所以萬世不墜，一方面是實施恐懼統治的結果，更是窒息思想，扼殺見解的結果。於是，吃人者恆吃人，被吃者恆被吃，這是虎的規則。而一旦某個被吃者，不想被吃，不願被吃，要討個說法，要變個主意，有了不同的政見，有了相異的觀點，有了反對的想法，有了挑戰的念頭，等著吧！這部國家機器，上至最高統治者，下至最低的衙役皂隸，刀兵棍徒，保甲里正，巡丁邏卒，比猛虎還要猛，全力以赴，悉心從事，上下一致，除惡務盡。　　龔自珍的一生，其實只做了三件事，賭命運，賭愛情，賭文學。然而，上帝從來不會給人百分之百的，結果，文學上獲得極大成功，命運上遭遇完全敗北，愛情上更是交待出去他的生命。　　因此，在中國文學史上，還沒有比他更為「各色」的文人。　　他的喜賭常輸，雖輸猶賭的惡習，很像沙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詩歌領域的開創意義，不亞於英國的拜倫、雪萊；他與貴婦人的風流韻事，他與風塵女子的狹邪冶遊，法國的大仲馬、巴爾扎克之輩，根本望塵莫及。至於他那些披肝瀝膽，喚醒國士的警世之作，與雨果作品對於法國，與馬雅可夫斯基對於俄國，在革命中所起到的作用堪相媲美。甚至他最後一盞鴆酒，暴斃而終，與普希金、萊蒙托夫決鬥飲彈，不治身亡，雖同屬別開生面之死，但他死得更為蹊蹺。　　1839年至1841年（道光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是他創作的高產期，生命之燭燃點到最後，爆發出璀璨的光華，他以幾乎日寫一首七絕的進度，寫成的這部《己亥雜詩》，達到他一生成就的最高峰。然而，他的人生賭博的命途，終於也到了終點。　　關於他在南歸途中，于丹陽書院暴卒事，據清人孫靜庵《棲霞閣野乘》所述，有兩種不同說法：　　一、「其歿也，實以暴疾，外間頗有異詞。初，定庵官京曹時，常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側福晉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頗有曖昧事。人謂定庵集中遊仙諸詩，及詞中《桂殿秋》、《憶瑤姬》、《夢玉入引》諸闕，惝惚迷離，實皆為此事發也。後稍為主人（子）所覺，定庵急引疾歸，而卒不免。蓋主人陰遣客鴆之也。」　　二、「定庵晚年所眷（妓）靈簫，實別有所私。定庵一日往靈簫處，適遇其人，因語靈簫與之絕，簫陽諾之，而蹤跡則愈密。半歲後，定庵一日又見其人從靈簫家中走出，因懷鴆以往，語靈簫其人倘再至者，即以此葯之。藥方固出禁中，服之不即死，死亦無傷痕可驗也，靈簫受葯，即置酒中以進，定庵飲之歸，即不快，數日遽卒。」　　總之，老虎沒有閑著，也不會閑著，它總是要吃掉它想吃的人，不過，時間有早晚，下嘴有輕重的分別而已。於是，這個才華極其高超，文字極其輝煌，內心極其矛盾，思想極其複雜，連他自己也把握不住自己的天才，在文學星空中，迸發出最後的華彩，一閃即逝，遂成絕響。雖然，只活了４９歲，留在文學史上的這個頗為異類的形象，卻是值得後人好好研究。　　讀完他短促的一生以後，我們該得出一個什麼結論呢？那就是：「東山猛虎不吃人」，絕對是一個神話，萬萬當真不得。　　　　　　　（９）文人的精神　　　　　　　　　　　　李國文　　一位作家,作品站住了,而且,還要站久了,才是正理。一時間站住,長期間的站不住,作不得數;長時間的站住了,而不是永遠的站住,也作不得數。別說人心中的文學史,有淘汰率,書架上的文學史,也不等於阿貓阿狗都可以埋葬進去的文學公墓,也是要經常精兵減政,經常裁員縮編的。只有經得住時光的篩選,歷久彌新,耐得住歲月的淬鍊,永葆生機,這樣的作品,才是文學瑰寶。那些為皇上所恩准,為衙門所冊封,為市場所決定,為書商所追捧的文學,保鮮期很短,有效期有限,一時間內,經滾雪球式的炒作,上百萬印數,上百萬收入,上百人鼓吹吶喊,上百次提籃叫賣,看起來挺能唬那些冤大頭的。但雪球這東西,雖能滾得很大,但接連幾個晴天曬下來,就是一攤黑水加上一堆爛泥,別說新鞋不踩臭狗屎,就是舊鞋也避之惟恐不及的。　　　　　　　·作 者·　　李清照,中國文學史上最重量級的女性詩人,近一千年來,無人能出其右。　　胡適也說過:「李清照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最有天才的女子。」如此肯定的評語,出自此公之口,當更有說服力。如今,崇胡者甚眾,與過去打胡者甚眾,都是一種情緒上的扭曲和偏頗。不過,若撇開政治,就做學問這點上,他還是很有發言權的。在「有天才」前,再加上個「最」字,可見對她的推崇。他還說,由於她「才氣縱橫,頗遭一般士人之忌」,這可真是說到點子上了。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文人遭忌,是太常見的事情了。道理很簡單,誰讓你李清照「才氣縱橫」呢?你一縱一橫,四面八方,全是你的天下,那些無才的前輩、同輩、後輩,能不打心裡膩歪你(這算好的),反對你(這算說得過去的),打擊你(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九如此)嗎?　　所以,天才投錯胎,時間不對,空間不對,跌進了小人堆,掉進了惡狗村,那就雪上加霜,不得好日子過了。　　李清照的一輩子,過得很坎坷,很倒霉,很不走運,很受到同時代人的垢辱。她又挺愛國,挺愛這個對她很不怎麼樣的宋朝,所以她說什麼也不能當亡國奴,說什麼也要跟著這個居然沒有被人滅掉的趙氏王朝,從北宋跟到南宋,從徽宗跟到高宗,從光耀於世的詩人,到一文莫名的嫠婦,從海內傳誦的詞家,到不知所終的的孤魂。究竟,何年何月死的?死在什麼地方?是正常死亡,還是非正常死亡?一概不知,比一條流浪狗的下場更慘。這說明中國的宋朝,是個多麼糟糕的王朝,它連本朝最有天才的女詩人,都棄若敝屣,這個王朝,不亡何待?　　幸好,中國人記住她的作品,中國人懷念她的精神,她在文學史上憑真實力,憑真本事,所達到的被人推譽為「最」的地位,並不因她悄無聲息的死而湮沒;相反,隨著時光的推移,隨著人們對她的理解,她的形象也愈益高大,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也愈益不可撼動。　　文學史,有兩種版本。一種是擺在書架上的,一種是放在人心裡的。擺在書架上的文學史,可以裝進成千上萬位作家詩人的名字;放在人心裡的文學史,滿打滿算,不會超過一百位。這其中,就有李清照。每個讀過宋詞的人,都會記起這「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的七字疊句,這些字,似乎並不艱深,似乎並不複雜,但她創造出來,於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成為她深入人心的品牌,憑這,當然也不完全憑這,大搖大擺地走進這部放在人心裡的文學史,永遠活著。雖然她死得不明不白,不知下落,但人們腦海里總能湧現上來,那早年美麗端莊,文思奇詭的她,那中年奔波跋涉,堅忍不拔的她,那晚年人間蒸發,不知所終的她。　　也許,她知道,人生就是一場賭博,「余性專博,晝夜每忘食事」(《打馬賦》序),也許,她知道,歷史,從來就是一面篩子,是精華,自然會留下,是糟粕,早晚要去除,一時火爆,不能持久,璞之剖玉,早晚間事。所以,她以自信,以達觀,以完美,以一無牽掛的心態告別人世。果然,世事也正是如此這般地演變著,個人生前的不幸,因時過境遷而漸漸淡化,曾經遭遇的痛苦,因斗換星移也慢慢稀釋。最後剩下來的,便是她璀燦的文學成就。那些小丑,那些敗類,那些構陷,那些污褻,遂像泡沫一樣,從人們視野中消失殆盡。於是,一個才華出眾,成就卓越的李清照,便永存於這部人心中的文學史上。　　其實,李清照留給後人的文學遺產,並不是很多,流傳於世的詞,不足50首;流傳於世的詩,不足20首;流傳於世的詞學批評,只有區區五百六十字(如果不是別人為了罵她,錄以存照,也許早消失了),然而,她卻因此成為一位名顯於生前,不朽於身後的大家。　　第一,她以長短句,雄踞宋詞的榜首,那些巾幗們,鬚眉們,不得不甘拜下風。　　歷代評家,對《漱玉集》,無一不持正面肯定的評價,而且抱有相當的敬意。清人王士稹在《花草蒙拾》中,推崇她為之婉約派的代表人物,並以同籍自豪:「張南湖論詞派有二,一曰婉約,一曰豪放。仆謂婉約以易安為宗,豪放惟幼安稱首,皆吾濟南人,難乎為繼矣。」即使如宋人王灼,在《碧雞漫志》中批評她:「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籍也。」但也不得不承認:「易安居士,京東路提刑李格非文叔之女,建康守趙明誠德甫之妻,自少年即有詩名,才力華贍,逼近前輩。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婦人,當推文采第一。」　　宋以後的評家,則看重其超越性別界限的文學成就,認為未可以用一般女性詩人的水準視之。明人楊慎在《詞品》中說:「宋人中填詞,李易安亦稱冠絕,使在衣冠,當與秦七、黃九爭雄,不獨雄於閨閣也。」清人李調元在《雨村詩話》里,也持這樣的觀點:「易安在宋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在秦七、黃九之下。詞無一首不工,其煉處可奪夢窗之席,其麗處直參片玉之班。蓋不徒俯視巾幗,直欲壓倒鬚眉。」　　這就是說,一位作家,作品站住了,而且,還要站久了,才是正理。一時間站住,長期間的站不住,作不得數;長時間的站住了,而不是永遠的站住,也作不得數。別說人心中的文學史,有淘汰率,書架上的文學史,也不等於阿貓阿狗都可以埋葬進去的文學公墓,也是要經常精兵減政,經常裁員縮編的。只有經得住時光的篩選,歷久彌新,耐得住歲月的淬鍊,永葆生機,這樣的作品,才是文學瑰寶。那些為皇上所恩准,為衙門所冊封,為市場所決定,為書商所追捧的文學,保鮮期很短,有效期有限,一時間內,經滾雪球式的炒作,上百萬印數,上百萬收入,上百人鼓吹吶喊,上百次提籃叫賣,看起來挺能唬那些冤大頭的。但雪球這東西,雖能滾得很大,但接連幾個晴天曬下來,就是一攤黑水加上一堆爛泥,別說新鞋不踩臭狗屎,就是舊鞋也避之惟恐不及的。　　第二,她屈指可數的詩,其中數首,甚至還是斷篇殘句,卻極具強烈的震撼力,尤其在國破家亡的時刻,簡直就等同戰鬥的號角,催人奮進。　　在她筆下,詩言志,詞寄情,兩者有著嚴格的分工。她寫詩,非常的政治,非常的現實,極具丈夫氣概,絕非小女子文學,表現出她內心中英武的一面。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說:「本朝女婦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稱。易安名清照,元祐名人李格非之女。詩之典贍,無愧於古之作者,詞尤婉麗,往往出人意表,近未見其比。」 宋人趙彥衛在《雲麓漫鈔》中,絕非誇張地談到她當時聲望的非同小可,她的詩和詞擁有廣大的讀者群:「有才思,文章落紙,人爭傳之。」　　公元1125年(宣和七年)年底,宋徽宗將北宋王朝玩完以後,傳位欽宗,次年的次年,公元1127年(靖康二年),北宋亡。高宗即位南京(河南商丘),遂為南宋建炎元年。徽、欽二帝都被金人擄去,中原大亂,李清照只好告別山東青州故居,隨著這個衰敗的帝國南渡。宋高宗趙構逃到哪裡,李清照也就追到那裡,歷經顛沛流離,飽受戰亂兵燹的她,提起筆來,與她寫詞的出發點繫於個人情感,絕然不同之處,她在詩里,更著眼於河山變色,社稷危亡,家國傾覆,鄉土淪陷。滿紙慷慨悲歌,一心恢復國土,我們能夠體認上世紀30年代魯迅提倡雜文,應該如匕首,如投槍那樣成為武器,那麼,李清照的筆鋒所指,痛斥苟安偷生的朝廷,譏諷「酒肉堆中」的昏君,揭露認賊作父的奸臣,唾棄望風而逃的將帥,無不發自詩人的良知,無不傳遞民間大眾的悲憤。在這一時期中,詩成為她惟一的表達方式。她的「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她的「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她的「南遊尚覺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她的「春殘何事苦思鄉,病里梳頭恨髮長」,都在說明詩人與她的祖國息息相關,與她的民族同聲共氣,她的責任感,她的使命感,使她不能自外於這個生死存亡的大時代,她呼喚抗戰,她吶喊北征,總不能「子孫南渡今幾年」地坐以待斃,也是那時與她一起南渡的中原士民的共同心聲呀!　　中國文學,自古就有小眾和大眾之分,因此,中國文人,從來就有關在象牙之塔和走向普羅階層之別。當然,小眾文學不是不可為,大眾文學卻是絕對不可少。大眾,即大多數中國人。大多數中國人的喜怒哀樂,你無動於衷,你全無心肝,你醉生夢死,你聲色犬馬,也就莫怪罪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拋棄文學,告別文學。當「靖康恥」成為全體中國人最抬不起頭的污辱時,當賴以安身立命的國家、民族、鄉土,故園,到了最危險的關頭,曾經寫出過,還將要寫出更多美得不能再美的小眾文學的李清照,也要發出這個時代里屬於她的聲音。這就是她的偉大,一個詩人,一個作家,失語於自己的時代,是一種失職,也是一種背叛。所以,她的這些詩,就是她的大眾文學。　　她的代表作《夏日絕句》:「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就是她詩中的最強音,那種英雄氣概,其實更是中國民族精神的寫照,千古傳誦,始終起到振奮人心的作用。所以明人毛晉,這位收藏家,出版家,在重刻李清照的《漱玉集》後,於跋中不由感嘆:「易安居士文妙,非止雄於一代才媛,直洗南渡後諸儒腐氣,上返魏、晉矣。」　　第三,她那五百多字,來龍去脈都不明就裡的《詞論》,使她成為中國最早出現的酷評家,一竹竿打翻一船人,那震動持續數百年。　　長短句始於唐而興於宋,但對於詞創作的理論研究,卻為數不多,李清照這篇《詞論》,可謂先著鞭者。她開頭講了一個唐代歌手的故事,然後講,詞應該是可歌的,然後講,詞的音樂感和節奏感,然後講,與詩不同,別是一家,再然後,挨著個兒點名批判,直白道來:「始有柳屯田永者,出《樂章集》,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之京兄弟、沈唐、元絳、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卻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李清照·詞論》)　　一網打盡,誰也逃脫不了本小姐的修理!　　我估計,宋人胡仔在《苕溪漁隱叢話》中,照抄李的這段原文時,肯定是一臉官司,咬牙切齒。他尤其看不慣李清照筆下所流露出來訓誨口吻,那從容不迫之自由,居高臨下之聲勢,肆無忌憚的鋒芒,毫無怯弱的勇氣,讓胡仔很撮火。據專家考證,一,沒提南宋詩人,應為北宋時寫;二,沒提周邦彥,應該更為提前。這樣算來,此文當系她在宋徽宗大觀四年(公元1110年)間寫就,天!那年她才27歲,約等於當下的考研讀博的年紀,也太嫩了一點吧?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敢對扛鼎文壇的大佬們發難,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別看是說三道四,卻言之成理,別看是信口雌黃,卻無不中的。估計當時整個汴梁城,為之側目,對這來自山東濟南的小妮子,肯定產生驚鴻一瞥,耐不住滿街打探的轟動效應。　　李清照發表這篇宏論時,胡仔(1110-1170)剛出生,等到他來討伐這位前輩時,早已時過境遷,物是人非。此人那樣大動肝火,殊為不可解之事。他狠歹歹地說:「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為此輩發也。」看來,胡適所言李清照「頗遭一般士人之忌」,確乎非同尋常。雖同為宋人,但已經隔代,可歷史恩怨之耿耿於懷,宗派歧見之排斥攻訐,至少30年,50年,甚至100年間,仍是那些小心眼,沒本事,會搗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眾文人,樂此不疲,幹得十分起勁的事情。　　其實,在文壇上,或者不管其它什麼壇,再老的老爺子,再大的大人物,沒有什麼不可以批評的,但對《詞論》的反彈,一直延續到清代,清人沈瑾假門假勢地說:「北宋大家被其指摘殆盡,填詞豈易事哉!予素好倚聲,讀此論後,不敢輕下一語,恐遭婦人輕薄。」 清人馮金伯引裴暢語,認為這篇《詞論》,「易安自恃其才,藐視一切」,大不以為然的同時,竟說:「第以一婦人能開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 唉!有什麼辦法呢?以今觀古,這是一種文人通病啊!禁不起年輕人的挑戰,受不了年輕人的挑剔,那些鬍子一把,年紀一把,眼淚一把,鼻涕一把的文壇老人,動不動跳出來棒喝,時不時跑出來鎮壓,已成一種條件反射,以致丟臉出醜,貽笑大方。宋代那些大佬怎麼跳的,餘生也晚,是看不到的了,可當代那些大佬,一嘴毛地咬來咬去,卻是有幸目睹的。　　第四,我認為最重要的,李清照除了文學上的偉大成就之外,更有其令人景仰欽服的精神高度,那就是她南渡以後,這個單身女人所表現出來的堅強,堅韌,堅定的人格力量。　　應該是她從公元1127年(宋欽宗靖康二年),到公元1134年(宋高宗紹興四年)的7年間,她變了一個人似的從柔弱到強硬,從順應到反抗,從低調到高亢,從躲避到作為, 「載書十五車」,馭車千百里,在她獨自南下的途中,那絕不認輸,更不氣餒的品行,那無怨無悔,絕不回頭的性格,到底堅持下來,實在是很不容易的。毛澤東有過一句名言,「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　　這7年間,我想她就是靠一股精神支撐,才活下來的。我無法估量,十五車是個什麼樣的概念?每一車載重幾何?人力推,還是牲畜拉?宋代缺馬,全靠與鄰國互市而來,此刻,自然全部用在戰場上,那就只好老牛破車,蹣跚前行。這樣一位富貴人家出來的閨秀,書香門第出來的才女,將這批大約數十噸重,至少也要三至五個貨櫃才能裝下的文物,從山東青州,運到江蘇江寧。曉行夜宿,餐風飲露,舟載車運,輾轉千里,那該是怎樣艱難的旅程啊!　　這時候,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少女時代那「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捲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的天真爛漫,找不出新婚時期「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淚染輕勻,猶帶彤霞曉露痕」的嬌慵疏懶,而是「今看花月渾相似,安得情懷似昔時」,一路拖累下來,再也無力振作起來的疲憊心態。那是要用多大的力氣,多強的意志,才能咬著牙,一步一個腳印地走過來呀!　　直到建炎三年,她大病一場,因時勢日迫,只好將文物器皿再往江西洪州轉移,儘管一路上被盜,丟失,「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全部家當以及背後所承擔對於丈夫的諾言,對這樣一個弱女子來說,真是不堪重負,然而,她不能停下來,不能就此罷手,繼續一路追隨高宗,由杭州、越州、明州、溫州、台州……走下去。前面是逃得比她快的皇帝,後面是緊追不放的金兵,放眼是破碎的山河,周圍是與她一樣逃難的百姓。中國之有客家這一族群,是從北宋末年這次全民大遷徙開始形成的,無數中原士民都逃離金人的鐵蹄而南渡求生。凄風苦雨,泥濘道路,兵荒馬亂,食宿難求,行程之艱辛,生死之莫測,器物之沉重,前途之渺茫,難以用語言形容她的可憐,然而,她不倒下,也不能倒下,拖得沉重的腳步趕路。　　李清照的一生,一個是文學中的她,一個是與丈夫趙明誠的共同之好,積二十年之久的金石收藏中的她。文學中的她,是幸福的,快樂輕鬆的歲月,匆匆地來,匆匆地去,何其短促?收藏中的她,這悲傷痛苦的日子,卻是難逃難躲,難熬難耐,永無盡頭。在《金石錄後序》里,她這樣寫道:「靖康丙午歲,侯(即其夫趙明誠)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己有矣。」　　到了靖康二年,也就是建炎元年,他們的全部積累,不但成為他們夫婦的負擔,甚至成為她不幸一生的災難。「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幫地,尚鎖書冊什麼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再具舟載之。」「次年(建炎二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　　而她更想不到的沉重打擊,接踵而至,丈夫這一去,竟成死別。「(明誠)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舍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眾,必不得已,先棄輜重,次衣被,次書冊捲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誤忘也!』遂馳馬去,途中賓士,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怛,念侯素性急,奈何病痁?或熱,必服寒葯,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柴胡、黃芩葯,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終。」　　煢孑一人,遠走他鄉,凄涼驛路,孤燈殘燭,李清照的這篇充滿血淚的《金石錄後序》,至今讀來,那段愁腸,那份追思,猶令人砰然心動。　　可李清照的苦難之旅,有誰能來分擔一些呢?無能的政府不管,無恥的官僚不管,投降主義者看你的笑話,認賊作父者下你的毒手,然而,這也阻擋不住她,鐵了心跟隨著奉為正朔的流亡朝廷,一路逃奔下去。這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獨有的苦戀情結了,正是這種難能可貴的品質,才有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的賡續吧?中國文人,自古以來就具這種薪火相傳的責任感,中國士子,從啟蒙那天起,就種下這種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中國知識分子,骨頭並不十分堅硬,但到了異族進犯,列強侵略,帝國主義要亡我中華的時候,文化道統的自尊,悠久歷史的自豪,也會大義凜然,挺直身子為家國效力。李清照明知那一無所有的結果,明知所有的付出都是徒勞,然而,面對這些辛苦收集起來,幾乎變賣了自己全部資財而得到的文化瑰寶,不保護到最後一刻,不敢輕言放棄,無論如何,也將竭盡全力保全,不使這炷文化香火,斷送在自己手中。　　李清照,在前路渺茫的的奔波中,在生離死別的苦難中,能夠筆直挺立,能夠鐵打不倒,就是憑藉著這股精神上的力量。然而,這所有一切,對她來講,寶藏也好,珍愛也好,包袱也好,禍祟也好,最後的最後,「得之難而失之易」,統統都付之東流,失之殆盡。　　她怎麼說?你簡直想像不到,她竟是如此的大明白,大智慧。「嗚呼!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　　這是一個何等豁達的心胸,這是一個何等高蹈的精神世界,這是一個如何不讓人高山仰止的中國最有天才的女子啊!　　精神這東西,其實是很虛的,很空的,很泛泛的,但在某種情況下,它又是極物質的,極實在的,極能起到作用的。尤其在遭遇到類似天要塌下來的緊急狀況,豈止需要一點精神,甚至全部,而且舍精神外別無其它。在這一剎那間,你一無所能,你別無他法,但是,你不想被壓死,你不想被掩埋,而且,你不能坐著等死,你不能就此拉倒,因為,你不甘自暴自棄,你不甘一死了之,於是,當你面對著這傾刻間就要塌下來的天,你必須站得筆直的危殆時刻,倒數計時,眼看完蛋,能支撐著你的,也就只有精神了。　　沒有這精神,你早就成為一攤泥,一個泄了氣的皮球,有了這精神,你就是一個站著的人,一個即使身體壓死,精神也會不死的一條漢子,這就是歷史上和文學中的李清照。　　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作為文人,也許更加需要。但時下,那些一頭扎進錢堆里的文人,像駝鳥那樣把自己的腦袋埋在沙漠里,肥碩的屁股上,卻掛著一塊牌子,上書「吾乃清流是也」以標榜自己。　　睹此不雅,我也說不好,這該是一種什麼精神了。　　　（10）想像力到哪裡去了?　　　　　　　　　　李國文　　在中國,應該最富於想像的作家,倒常常是最不富於想像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非但不敢將一寫成二,更甭說讓他將二寫成一百,一千,一萬了。那老實,讓人感到笨拙;那獃氣,令人為之痛苦。很長一段時期,我的任務就是讀小說,讀到我視力下降,讀到我頭暈眼花,讀著讀著,我坦率地講,有時連上吊的心都有過的。我常常心生疑問,我的這些可敬的同行們,想像力到哪裡去了?　　相反,在中國,最不應該富於想像的統計表報人員,卻是才氣洋溢的一群。別看阿拉伯數字,1 就是1,2就是2 ,來不得半點虛假,但他們卻能浮想聯翩,渲染誇大,甚至無中生有,那想像力真讓我們為作家者欽服萬分。　　這或許是六十年風水輪流轉,會計倒是作家的料,作家卻最適宜去當會計。　　一個只會寫一,不善寫二的作家,叫本色作家。如同只會演自己的演員,台下什麼樣,台上什麼樣,叫本色演員那樣是一個道理。在中國,本色演員多,本色作家好像更多。因此,電影的不景氣,文學的不振作,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吃虧在這個本色上。　　本色,並無不好。有的演員,連本色也演不好,有的作家,甚至本色也寫不成個氣候呢!寫了一輩子了,學生腔;寫了一輩子了,耍貧;寫了大半輩子,總是吐那點子苦水;寫了一輩子了,如蘇聯歌曲唱的:「從前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因此,能將本色演出來的演員,能將本色寫出來的作家,也就難能可貴的了。　　話說回來,沒有一個男演員,不想達到勞倫斯奧立威的成就。沒有一個女演員,不以嘉寶,褒曼,和那位奧黛麗赫本,來期許自己的。正如一個作家,沒有一個以當三流作家,以當文壇小八臘子,為終生奮鬥目標的。不管這位作家真大或者真小,真不大或者真不小,都有一個大師之夢,都有一份不朽之想。因此,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本色,而無其它,就有很大的局限了。　　一個作家,不會,也不應以本色滿足。只守著一棵樹,一輩子抱著這棵樹,那是沒有什麼太大前途的。最後,果子光了,葉子光了,只剩下禿禿的樹杈,除了在那上面拴根繩子,弔死自己外,焉有它哉?　　只有突破自己,找到本色以外的寬廣世界,才能得到更大的寫作空間。這個從本色跳出來的飛躍過程,如蛹蛻成蝶,如魚化為龍,從量變到質變,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想像力。　　沒有想像力,最好當會計,而有想像力的會計,最好當作家,這才各得其所。總而言之,想像力,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所在。演員也好,導演也好,各個門類的藝術家也好,皆是同樣的道理。　　數年以前,美國有部驚悚大片,在全世界上演,轟動一時。故事情節再簡單沒有,一位釣魚愛好者,在紐約的長島垂釣。那天風和日麗,波瀾不興,是最適合戶外活動的好天氣了。釣魚者當然不止他一個,大家相安無事,各自享受清閑。這位主人公安頓好了一切以後,把裝好了餌的鉤,甩了出去。在海邊垂釣,通常是要用魚來做餌的。看來這是一位行家裡手,閃閃發光的餌魚,和同樣閃閃發光的尼龍絲,竟甩出去好幾十米遠。那拋物線的半天圓弧里,可以看到那兩座如今已經化為烏有的世貿大廈。　　這位釣魚者很幸運,馬上感覺到有魚在咬他的鉤。根據其拉力,那是一條相當可觀的大魚。因為他幾乎控制不住自己的釣具,於是,一聲「help me 」,在場的同好,都放下自家的魚桿,紛紛跑過來,幫助這位差點被魚拖進海里去,快活得合不攏嘴的幸運兒。　　眾人七手八腳一陣忙,那條上鉤的魚終於拖到了岸邊,總有一百多磅的樣子。還沒有來得及高興,一場可怕的場面出現了,因為這條馬上就要到手的獵物,卻成了海水裡另一條巨無霸緊追不捨的餌。當這個龐然大物從水裡站起來的時候,只有「排山倒海」這樣的形容詞可以比喻了。大家終於認出來是一條身體巨大無比,腦袋小得可憐的蜥蜴,一步一步向陸地走來。呵!天!好端端的紐約,一座世界級的大都市,被這個怪物攪了個一塌胡塗,差點給夷為平地。　　這個一座高山似的蜥蜴,叫Godzilla ,音譯名叫「酷斯拉」。　　這部好萊塢設計出來的巨無霸,其電影形象的構思者,想像力之豐富,很令人欽佩。但美國版的《酷斯拉》,並不諱言是根據日本的《酷斯拉》而來,這個創意,不是美國貨,所以連蜥蜴的名字也沒改變,表明對於原作的尊重。在日本的片子里,那觸目驚心的醜八怪形象,也叫你不得不嘆為觀止。它站立起來,有東京塔那麼高,它行走速度,超過日本新幹線。於是,這條橫行無阻的「酷斯拉」,在東京所製造出來的混亂,不亞於當年的關東大地震。　　這部片子在香港演了,不知道內地引進沒有,但DVD是有的。有一次,碰到幾位習慣從外國文學作品和外國影片,汲取創作靈感的朋友,高談闊論,盛讚這部奇思怪想的美國大片,雖然並不認為其藝術上多麼高明,但是眾口一詞,都覺得那想像力,太高明了。有一位,還加上一句:「真他媽的服了!」　　然而,日本版的《酷斯拉》,敢說是原創嗎?　　在中國上古時代,公元前二百年,有一位叫做莊周的漆園吏,躺在他家的小院子里,仰望著天空里悠悠飄過的白雲,浮想聯翩,曾經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犢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騖揚而奮鰭,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臘之,自製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饜若魚者。《莊子·外物》　　〖HT〗《莊子》,又名《南華經》,一部古老的哲學著作,也是一部古老的文學著作,早成為人類的文化財富,無所謂知識產權保護。老人家也不會介意那位日本的電影人,從他那兒得到《酷斯拉》的想法。反正他已經兩千三百多歲了,除非那位日本電影人三千歲,這最終的版權,不論告到哪級法院,莊周都是勝者。假如這是一場想像力的友誼大賽,這位戰國初期的哲學家,這位想像力極為豐瞻,肆張,奔放,縱宕的文學家,是理所當然的冠軍。　　這三種版本中的巨無霸,美國版和日本版的《酷斯拉》,誇張其對於現代文明的破壞,而莊周筆下的那條相當於半個中國大的魚,卻成為人們的盤中餐。這兩種處理方式,說明在莊周那個上古時期,,人類▲食之難;而到了美、日現代資本社會,物質的佔有,慾望的擴張,反倒成為這個世界的負擔,於是,便以蜥蜴的瘋狂踐踏,來宣洩對於城市森林的憎惡。　　這大概就是不同的經濟基礎,不同的上層建築了。　　莊周所在的蒙城,一說為安徽的蒙城,另一說為河南的商丘,均屬中原丘陵地帶,離海很遠。也許「本色」上的莊周,從未有機會參加旅遊團,到海南島三亞,在天涯海角留個影什麼的,甚至終其一生,未必見過真正的大海,是個什麼樣子?他在漆園當小吏時,守著渦河,那河裡也未必會有太多太大的魚,應該說,此老比較土鱉。然而,這一切,並不妨礙其想像力的縱橫馳騁,在他著作中,開明宗義,一上來就寫一條叫做「鯤」的魚。　　想像力,一旦衝決出本色約束,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在其形象思維的運動過程之中,愈是無羈無絆,愈是無系無定,智慧的爆發也愈是精彩絕倫,氣勢磅礴。所以我們後來的中國人,對他那不可一世的筆墨,除了張口結舌,除了五體投地,除了為我們想像力之遲鈍,之凝滯,之萎縮,之干茄子化,而抱愧萬分外,只有望洋興嘆,夫復何言之感。　　看來,此老對魚,情有獨鍾。這條魚比任公子釣的魚,大得邪乎,真虧這位老先生想得出來。　　北冥有魚,其名曰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曰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莊子·逍遙遊》　　作為文學家的莊子,能夢見自己化為美麗的蝴蝶,說明他腦細胞活躍非常,這把子年紀,能這樣浪漫,頗不可思議。但不幸的是,作為正常人的莊子,常常無米下鍋,自然也就無糧進肚,鍋無肚無,鼓盆而歌,歌了半日,也不能充饑,只好到魏文侯那裡去貸米度日,這當然很慘。我不知道他的太太,是否與他一樣,同抱「無為」 的哲學觀點,同持「無己」的人生態度,如果她不怎麼認同的話,一家人的政見不一,莊周窮而彌堅,不仰附於人,就更值得尊敬了。　　因為,他已經辭了漆園吏,無餉可拿。接著,又辭了楚莊王相,有錢不拿,鐵定心要守窮到底,這就只有古板的古人,才能具有的風格了。今人通常不會那麼傻,眼看使者擺放在面前的一縊縊黃金,而不動心是不可能的。可他卻說:「謝了你們大王這份好意,我寧做一頭孤獨的老豬,也不願成作為祭壇上的犧牛啊!」　　這樣,享受到無比自由的莊周,物質世界非常貧瘠,精神世界卻非常宏富。於是,「心如泉涌,意如飄風」,發揮出無窮無盡的想像力。後來的中國,像春秋戰國,諸子百家,那些令人震驚的奇思妙想,卻不是很多見的了。屈原那時代,李白那時代,還能產生出讓我們眼睛為之一亮的光彩;20世紀以降,說句不好聽的話,作家的數量在增加,作家的想像力卻在下降,有些作家連本色也弄不好了,只剩下不三不四,這不能不令人感到詫異。　　為什麼,後來的中國文人,會變得如此拘束,拘謹,拘泥,漸漸失去先人們那張揚的想像力,那鮮活的生命力,那堅定的自信力,和那源自傳統精神的原動力呢?　　第一,中國的重史輕文,史貴於文的文化性格,束縛了中國文人的想像力。　　這就得先從「小說」這個辭彙,最早見於書面文字的這段《莊子》引文說起。「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 莊周所說的這個小說,不完全是現在所謂的「小說」,只能說是具有後來小說的萌芽。在他看來,小說不過是淺薄的道理,瑣屑的言談,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無論怎樣加以修飾,也不可能求得高高的美名,而這種東西對於通曉宏大的道理方面,所能起到的作用,那是差得很遠的。　　在班固的《漢書》里,我們又看到了在中國文字中初次出現的「小說家」這個辭彙。在他看來,「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那口氣相當蔑視,就像舊時官紳老爺看待剃頭的,修腳的,搓澡的,擦背的僕役傭工一樣。　　所以,在中國一脈相承的文化傳統中,從官方到民間,文學是旁門,史傳才是正宗,甚至連文人,自己也瞧不起自己。崔念陵進士,詩才極佳,惜有五古一篇,責關公華容道上放曹操一事。此小說演義語也,何可入詩?何屺瞻作札,有「生瑜生亮」之語,被毛西河誚其無稽,終身慚愧。某孝廉作關帝廟對聯,竟有用「秉燭達旦」者。俚俗乃爾,人可不學耶?(袁枚《隨園詩話》)　　這時已是清代了,文學作品到了如此深入人心,如此家喻戶曉的地步,仍然是狗肉不上席,好像後娘生的,坐不到正位上去。小說家言,寫進詩里,被人笑掉大牙,能不讓羅貫中,施耐庵寒心嗎?由於把史傳抬得很高,把文學壓得很低,史傳的寫實性,求真性,被置於尊位,牛皮得很,文學的虛構性,演繹性,則視為不入流的東西,只有自慚形穢的份。這種史傳文體的發達,這種實錄文風的提倡,實話實說,事事有據,所錄所記,字字有本,不妄測一事,不枉增一言,長此以往,作家若要循著史官的路走下去,豈不成了法院庭審時的筆錄員嗎?　　第二,中國長達數千年的封建統治,閹割了中國文人的想像力。　　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對文人的殘暴肆虐,動輒獲咎,言論致罪,文字有獄的高壓政策,對一部份文人的傷害,成為絕大部份文人心頭的陰影。清人龔自珍有詩云,「避席畏聞文字獄」的這個「畏」字,正是這種恐怖統治,對中國文人想像力起到戕害作用的寫實,從歷史的宏觀角度考察,文人想像力被閹割的不幸命運,應該是從南宋以後逐漸鈍化,逐漸弱化,逐漸像晒乾了茄子那樣蔫化下來的。　　在中國大歷史的框架中,基本可分為兩截,自漢至唐,中國人的基本主張,為放,是睜開眼睛向外看。漢以這份氣度,做大事業;唐以這份氣度,有大格局。一個民族,有這份氣度,顯得寬容;一個國家,有這份氣度,顯得發達,在這樣的寬容,發達,氣象萬千的氣度下,一部文學史,自然顯得氣象萬千,中國文人的想像力,自然也無邊無沿,無垠無限,顯得大手筆,大文章的華彩萬狀。　　然而,自宋至清,中國人的大政方針,是收,是堵住雙耳轉身向內。向內,必保守,必收斂,必自閉,必封鎖,雖然,元曾地跨歐亞,明曾屢越重洋,清曾大拓疆界,但絕無漢唐向全世界袒露胸懷的盛世氣度。在這種龜縮政策下,拒絕變化,抵制改革,害怕革命,敵視自由,對一切外來事物,堅決阻隔,唯恐民知民聞;對一切不同的想法,當作異己,必除之而後快。這樣下來,中國文人的想像力,還有什麼伸展的餘地?　　所以,面對強敵入侵,局限江南一隅,四面楚歌的弱宋衰世,二程的虛假道學,朱熹的偽善理學,在這種大背景和大形勢下,應運而生,成為那個衰朽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大凡一個苟延殘喘的政權,一個朝不保夕的統治者,必然要禁錮思想,桎梏自由,扼殺浪漫,剷除精英。而要達到窒息整個社會生氣的目標,就需要這些理應躺在太平間里的狗屁不是的殭屍,成為大搖大擺的,吆五喝六的,像煞有介事地坐在尊位上的腐儒,在思想領域裡為他們維護這份統治。　　先讓你在精神上奄奄一息,還用著什麼想像力嗎?清初思想家顏元,有過一針見血的說法:　　千餘年來,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作弱人,病人,無用人者,皆晦庵為之也。(《朱子語類評》)　　本是一條活魚,被腌成鹹魚以後,魚還是那條魚,但已經是條死魚,臭魚,中國人都封建禮教捆綁得了無生氣,中國文人的想像力,還有任何翕張的可能嗎?這也是明清以後,中國文人失去了靈活之氣,壯偉之氣,陽剛之氣,生龍活虎之氣的根本原因。同時也是這麼多年以來,在中國文壇上,莊敬自強的大雅之音,振聾發聵的黃鐘大呂,典雅風流的璀燦文章,汪洋恣肆的壯麗史詩,成為可想而不可求的魯殿靈光的根本原因。想像力成為晒乾了的茄子,文學也就到了終結的日子 。　　第三,中國這塊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小農經濟思想,局限了中國文人的想像力。　　文學,某種程度上說來,是作家想像力的競賽。「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只用這一句,便把拂拂揚揚的滿天大雪,那種逼人狀態寫活了。白居易謫貶九江,聽到藝人彈奏琵琶,他用「大珠小珠落玉盤」來形容音樂的質感,每讀到此,常驚嘆詩人想像力的豐富。如果,我們從唐宋八大家的官場跌宕,文學生涯,生活積累,學養成就來看,他們都是在跳出庄稼人的唯實主義,規範習性,本份思想,小農盤算,跳出拴在這塊土地上生於斯,死於斯的狹窄空間,才有可能生出驚世駭俗的想像力來。　　這就是莊子在其名篇《逍遙遊》中所寫到的那兩個自得其樂的小動物了。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而止,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返,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蜩,即蟬,學鳩,即灰雀,隔樹交談,高聲朗語,既快活,又歡暢。　　這一個說:「你飛到我這裡來,我飛到你那裡去,不過咫尺,一躍即至,幹嗎一飛就是九萬里呀?有毛病不是?」那一個說:「飛千里之遙,光糧就得準備三個月,累不累呀?」於是,在榆樹和枋樹之間的這兩位,奚落了鯤,嘲笑了鵬,滿足得不行,幸福得不行。其沾沾自喜,其得意萬分,也就明白我的某些同行,之所以想像力匱乏了。　　既然把自己的全部想像功能,定格在榆樹和枋樹之間,能指望蜩和學鳩所寫出來的作品,那意象,那境界,那視野,那幅員,能拓展出多大的局面嗎?正如《淮南子》所說的:「井魚不可以語天,拘於隘也。」其視也卑,其思也微,其見也下,其明也昧,那想像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代中國作家,很難說其不努力,不敬業,很難說其以寫二等品,以當二等作家就滿足,很難說其不想五洋捉鱉,四海捕鰲,弄一條巨無霸上來。每個作家,都有一個大師之夢,都有一份不朽之望,然而,為什麼這些可敬的同志們宵衣旰食,廢寢忘餐,一網不撈魚,二網不撈魚,三網也才不過撈起一條小尾巴魚呢?　　問題就在這個最古老的最原始的「酷斯拉」故事裡,莊子道出了隱衷。　　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莊子·外物》　　「揭竿累」,拿著小魚竿,「趣灌瀆」,守著小河溝,「守鯢鮒」,志在小魚小蝦,「其於得大魚難矣」。　　於是,想像力到哪裡去了,也就不言自喻了。（11）文人長壽考 李國文 按說,應該長壽的是帝王,因為帝王得到最好的養生條件,最好的醫療服務,然而,帝王長壽者較少。中國一共出現過三百多個帝王,夭殤者多,短命者多,而非正常死亡者尤多,能夠活到古稀之年的,不會超過十位,活到耄耋之年的,不會超過五位。可是,在封建社會中,中國文人高齡者卻為數可觀。　　值得指出的一點,凡是統治者大興文字獄之際,文人的生命力不但不被扼殺,反而活得更堅韌,更結實,創造力不但不被杜絕,而是表現得更蓬勃,更生氣,這就教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統治者,都不大「待見」文人,特別那些搗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個少一個。可事與願違,無論怎麼收拾,怎麼作踐,誰也不到閻羅王那裡去報到,一個個活蹦亂跳地等著看萬歲爺駕崩。　　　　這頗使歷朝歷代的帝王傷透腦筋。　　　　現在被一些史學家,文學家哄抬起來的清代「盛世」的康雍乾三朝,恐怕是最典型的例證了。從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154年間,可以說是中國文人最走背字兒的時期,也是中國文人骨頭收得最緊,腦袋掉得最多的時期。雖然,玄燁活到68歲,胤禛活到57歲,弘曆活到88歲,但是,這三朝,長壽文人之多,稱得上是歷代之冠。　　　　據不完全統計: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孫奇逢91歲,毛奇齡90歲,沈德潛96歲;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82歲,冒辟疆82歲,黃宗羲85歲,尤侗86歲,吳歷86歲,朱彝尊80歲,蒲松齡85歲,王翚85歲,胡渭81歲,梅文鼎88歲,趙執信82歲,方苞81歲,張廷玉83歲,紀昀81歲,趙翼87歲,袁枚81歲,姚鼐84歲,段玉裁80歲,王念孫88歲。　　　　達到人過七十古來稀者,查繼佐75歲,傅山77歲,丁耀亢70歲,顧炎武70歲,王夫之73歲,谷應泰70歲,朱耷79歲,李顒78歲,顏元77歲,陳維崧73歲,王士禎70歲,孔尚任70歲,鄭板橋73歲,盧文弨78歲,錢大昕76歲……。對當時平均壽命不超過50歲的大多數中國人來說,文人群落中的壽星老,可謂多矣!　　　　在這場統治者和文人的生命力的較量中,強者雖強未必享壽,弱者雖弱未必殞折。於是,強者愈折騰,弱者愈健壯;強者愈打擊,弱者愈來勁;強者愈壓迫,弱者愈長壽;強者愈摧殘,弱者愈不死。這三朝文人生命力之頑強,硬是活到七老八十,硬是活到帝王伸腿瞪眼,真是很令後來為文的我輩振奮不已。　　　　所以,在文人與統治者的抗爭中,到底誰輸誰贏,把眼光放遠一點看,還真是很難說的。我始終記得1978年的第四次文代會上,經過「文革」浩劫以後依然活著的作家、藝術家們,齊集人民大會堂,那一位位眉宇間的亮色,所流露出來的生命之光,足以說明時間最終是屬於文人一邊的。　　　　因此,說一句非常賤骨頭的話,文人的「窮而後工」,其中的這個「窮」字,除去物質的「窮」之外,大概精神上的「窮」,包括統治者對於文人的折騰、打擊、壓迫、摧殘,還包括成年累月懸在腦袋上,不知何時掉下來的那把克利達摩斯之劍,也是文人得以成就「工」,甚至是得以成就不死的必要條件呢!　　　　讀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一篇《鴿異》,足可悟出一些訣竅。　　　　鄒平張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經以求,務盡其種。其養之也,如保嬰兒,冷則療以粉草,熱則投以鹽顆。鴿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張在廣陵以十金購一鴿,體最小,善走,置地上,盤旋無已時,不至於死不休也。故常須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驚諸鴿,可以免痹股之病,是名「夜遊」。　　　　看來,製造緊張,製造不安,製造恐懼,製造痛苦的過程,有可能也是激活作家生命力和創造力的過程。若果真如此,從文學發展的角度,說不定倒要向歷代製造文字獄的帝王鞠一大躬。於是,想起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倒有可能是一個眼前的,現成的,為大家所熟知的例證。　　　　此公作為囚徒,流放到古拉格群島,掙扎在死亡的邊緣多年,很悲慘,很艱難,自不待言。然而,他能夠在活下來都不容易的煉獄中,以想像不到的毅力,寫出那部關於集中營的煌煌巨著,著實令人敬佩。後來,他走運了,獲得了諾貝爾獎,後來,他更走運了,走出鐵幕定居美國。但始料不及的,在他向紐約港口那尊女神雕像禮拜的同時,有了自由,從此卻沒了文學,這真是欲哭無淚,無可奈何之事。　　　　問題的癥結在什麼地方呢?當他在古拉格群島煎熬的年代裡,克格勃無所不在的恐怖,實際起到了蒲留仙筆下那隻停不下來的「夜遊」效應,老用手槍頂住你的腦門,老用封條糊住你的嘴巴,老用繩索綁住你的手腳,老用死亡威脅你的生命,激發了這位在恐怖下生存的大師,要在恐怖下寫作的強烈慾望。　　　　後來,這個外部條件不復存在了,他的創造力也就無法激活,便不可避免地患上蒲氏所說的「痹股之病」。我看過他在美國寓所的一張照片,站在門口,有點像伊凡雷帝的那個兒子,懨懨地甚乏生氣,估計,從今往後,他的文學的翅膀也許還能展開一二,但若想飛得很高,很遠,是不可能的了。　　　　這大概就是他在自由的美利堅「鴿舍」里,再寫不出什麼具有震撼力作品的緣故。　　　　《國語·魯語下》里有一句精彩的論斷:「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沃土」,或者「瘠土」,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作家賴以生存和寫作的「鴿舍」或者「鴿籠」。憤怒出詩人,苦難出文學,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連小命都會受到影響的。謂予不信,康熙朝的短命詩人納蘭性德,則是證明這句古語的中國文學史上的典型事例。　　　　大清三百年,有無數出名的和不出名的文人,但沒有一位比他更幸運。很長時間內,中國的索隱派紅學家,認定他就是賈寶玉的原型人物。因為他的確也是一位特別多情,特別浪漫的富貴公子。在文學史上,有人可能風流,可並不富貴;有人可能富貴,但並不風流。有人可能是才子,可討不來佳人芳心;有人可能很得女人垂青,但作品寫得很拆爛污。惟這位納蘭性德,卻是兼而有之的幸運兒。　　　　納蘭眷一女,絕色也,有婚姻之約,旋此女入宮,頓成陌路。容若愁思鬱結,誓必一見,了此宿因。會遭國喪,喇嘛每日應入宮唪經,容若賄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宮,果得一見彼姝,而宮禁森嚴,竟如漢武帝重見李夫人故事,始終無由通一詞,悵然而去。jqk蔣瑞藻《小說考證》引《海漚閑話》]　　　　老天給他的風流很多,給他的才華也很多,但是留給他享受愛情,揮灑文彩的日子卻很短很短。也許他意識到上帝的吝嗇,所以在他的詞章里,拚命描寫男女豐富的情感,竭力描寫世間美麗的女性。我在一篇《頭髮的功能》的隨筆中,認為他也許是中國最善於描寫青絲秀髮的詩人,當非過譽。他的《飲水詞》,「哀感頑艷」,確是一部「嘔其心血,掬其眼淚,和墨鑄成的珍品。」jqk張秉戌《納蘭詞箋注》]　　　　然而,實在令人非常傷感的是,生於1654年,死於1685年的他,匆匆而來,匆匆而去,只活了31歲。　　　　原名成德,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洲正黃旗人,納蘭氏,其父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明珠,是康熙的重臣。拜尚書徐乾學為師,十七為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乾清門侍衛。尤其康熙對他的眷注,非同小可。「異於他侍衛,久之,晉二等,尋晉一等,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湯泉,及畿輔、五台、口外、盛京、烏剌,及登東嶽,幸闕里,省江南,未嘗不從,先後賜金牌、彩緞、上尊、御饌、袍帽、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屬甚夥。」jqk徐乾學《納蘭君神道碑文》]　　　　因此,我在想,優裕的物質環境,優雅的精神世界,優容的貴族生活,優渥的政治待遇……對於這位出自滿洲貴族家庭的詩人來說,幸乎,不幸乎,真還得兩說著。雖然,「滿洲詞人,男有成容若,女有顧太春」,清代文學史從這個角度,對其詞章的成就,評價不低。雖然,他的《飲水詞》,當時和後來的很多評家,常以南唐主,玉田生與之比擬。但是,天不假之以年,縱有蓋世才華,也不得淋漓盡致地發揮,惟有齎恨而沒。這就是他老師在《神道碑文》中不勝嘆息的,「甫及三十,奄忽辭世,使千古而下,與顏子淵、賈太傅並稱」。　　　　由此可見,過於幸福,過於美滿,過於無憂無慮,過於安逸享受的「沃土」,對於文人,對於文學,未必太值得額手稱慶。家世的顯赫,仕途的順遂,朝野的褒譽,帝王的恩寵,也無法彌補這位詞人短命的遺憾了。但是,一位皇帝對於一位文人格外施恩的寵遇,在歷史上也許並不罕見,但在如今被捧為「盛世」的三朝里,納蘭恐怕是惟一的例外。　　　　大清王朝以異族統治者御臨天下268年期間,對於文人之鎮壓,世所罕見,史所罕見。據記載,中央政府一共搞了160餘起文字獄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對文人開刀問斬一次。掉腦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寧古塔,或更遠的黑龍江,烏蘇里江,給披甲人為奴的,每起少則數十人,多則數百人,加上地方官吏的共同作惡,全中國到底殺、關、流了多少文化精英,恐怕是個統計不出的巨大數字。所謂「盛世」時期的文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日子,並不比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的遭遇,好到哪裡去。　　　　試看乾隆年間曹雪芹寫《紅樓夢》時,隔三差五,就要跳出來大呼皇恩浩蕩,歌功頌德的卑微心態,純粹是文人腦袋掉得太多而嚇出來的後遺症,便可了解作一個這樣「盛世」文人的可憐了。一直到道光年間,龔自珍在《己亥雜詩》中,猶有「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的詩句,說明康雍乾三朝收拾文人的殘酷,一個世紀過去,晚清文人仍是心有餘悸的。　　　　所以,對時下流行的「盛世說」,我是持質疑態度的。　　　　這三朝,似有「盛世」之象,但無「盛世」之實,即以康熙為例,八歲登基,十五親政,內除鰲拜,外平三藩,收復台灣,抵制沙俄,敉平叛亂,鞏固政權,治國六十年,只能說是一位比較傑出的君主。在他統治後期,吏治漸弛,官員腐敗,貪風日熾,國庫虛空,等到雍正接班上台,康熙留給他的固定資產,倒是一個幅員廣闊的龐大帝國,然而只有區區七百萬兩銀子的流動資金,真可以說是到了日不敷出,難以為繼的程度。　　　　據說,公元1664年,崇禎在煤山上吊那時,李自成進城,打開國庫,看到白花花的七千萬兩銀子,一屁股坐在那兒起不來。康熙是很看不起那位亡國之君的,經常要拿他作反面教材,教育臣下,可從來不提「盛世」的國帑存銀,只及明末的十分之一,連文官的俸,武將的餉,也差點發放不出來。　　　　所以,康雍乾三朝,難以稱為「盛世」,不但在經濟上比不上漢唐,在政治上,在文化政策上,就更比不上漢之胸襟,唐之氣魄了。一個視知識分子為敵的病態政權,一個年平均一次文字獄的恐怖政權,能出現「盛世」氣象,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了。　　　　清人進關,是以一個文化落後的民族,來統治一個文化先進的民族,其心靈深處,對於文化,對於文明,對於擁有悠久文化傳統,擁有深厚文明積澱的,然而是被他們統治著的,非我族類的知識分子,有一種胎裡帶的懷疑,猜忌,不信任,視作異己的劣根性,是很難排除的。　　　　雖然,康熙設館編修《明史》,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而乾隆設館編纂的《四庫全書》,更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創舉,他個人一生寫詩四萬首,數量等於唐詩總和,至今還無一個中國詩人打破他的高產紀錄。這一切,說明這些帝王,早已脫離了騎在馬背上剽劫游牧為生的文化落後,原始愚昧的狀態。尤其康熙,對於自然科學,諸如歷算、數學、水利、測量,多所涉獵,在中國最高統治者中間,很少見的。但是,儘管他們個人稱得上是高級知識分子,但這種精神上的軟肋,這種靈魂上的忌諱,是萬萬碰不得的。　　　　不碰,尚且不放心呢,提防著呢,警惕著呢,要是碰到了,觸犯了,那就必然要大開殺戒,絕不留情。康雍乾三朝文字獄悲劇,莫不由此而來。我不知道時下那班倡「盛世說」的清史專家,以及美化康雍乾得了大便宜的作家、編劇,是何居心,要閉著眼睛歪曲這段史實。　　　　難道他們不知道清代的文字獄,所起到的扼殺思想,控制精神,消滅異端,堵絕才路,戕害精英,箝制學術,奴化國民,愚昧百姓的罪惡嗎?難道他們不知道在這種嚴酷的專制統治下,所造成的大小官吏,口必奴才,誠惶誠恐,有罪該死,普天之下,悉皆磕頭,萬馬俱喑,鴉雀無聲的沉淪嗎?難道他們不知道,正是這三朝「盛世」,以至於使中國整整落後了世界三百多年嗎?　　　　於是,我想起比納蘭性德大一歲的同時代文人戴名世了,這位康熙朝著名文字獄《南山集》案的主角,其悲慘命運與那位富貴公子相比,真是雲泥之別了。按照納蘭愛好結交文友的作風,看重有才華之士的性格,我想,這兩位應該有過一面之緣的。然而,戴名世為欽犯,為大逆不道之人,即使早年有過來往,也諱莫如深了。　　　　試想,如此文字獄窒息下的中國,能夠「盛世」得起來嗎?　　　　據《清史稿》列傳: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雋逸,課徒自給,以制舉業,發名廩生,考得貢補正藍旗教習,授知縣,棄去。自是往來燕趙齊魯,河洛吳越之間,賣文為生活。善讀太史公書,考求前代奇節瑋行,時時著文以自抒湮鬱……諸公貴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嘗遇方苞京師,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於時也,吾胸中有書數百卷,其出也,自忖將有異於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無所累,未能誘之而出之也。」因嘆息別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會試第一,殿試一甲二名及第,授編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禍作。　　　　從他與方苞大嘆其苦經,自怨自艾的那番話,看來,他應是一個清流自許,退隱出世,心系前朝,補綴舊史的獨立特行者。其實,從他不罷手地一直考到五十七歲,終於熬到翰林院編修,說明他也是一個難耐寂寞,急於自售,頻試科場,意在功名的實用主義者。因而,眷戀故明,憑弔舊朝,是他的精神維繫,興滅繼絕,著書立說,是他的魂夢寄託;依附新主,趨迎權勢,是他的現實取向,文望鼎盛,飲譽朝野,則是他的終極嚮往。躍躍欲試,心浮氣躁,自以為是,坐立不安,東奔西走,南來北往,杠鼎自視,不可一世,這就是他由翰林院的黌門,終於押進文字獄牢門的原因。　　　　近人孟森,對他成為康熙文字獄的鎮壓對象,所作的分析,抓住了中國文人的不甘冷落,不願旁置,不識時務,而又迂腐自得的心態,也就是所謂的「頭巾氣」,是很有見地的。　　　　戴南山乃熱心科舉之士,文字皆作頭巾氣,斷不敢顯然觸犯清廷,不過記其事實,中有清廷所不喜宣布之語,方、戴皆以歷史視之,故入記載,決非如後世之詆斥清廷也。jqk孟森《科場案》]　　　　錫侯之為人,蓋亦一頭巾氣極重之腐儒,與戴名世略同,斷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則以古文自命,王則以理學自矜,俱好弄筆。弄筆既久,處處有學問面目。故於明季事而津津欲網羅其遺聞,此戴之所以殺身也。jqk孟森《字貫案》]　　　　某種程度上說,由於戴名世的自負而又自戀,不自量加之不自斂,這個下場,既有偶然性,也是必然性。正如後來的政治運動一樣,誰碰在風頭上,誰撞在槍口上,誰偏要以身試法,誰非要自投羅網,常常取決於個人的這種性格悲劇上。　　　　康熙是一定要找碴搞文字獄的,是一定要整肅漢族知識分子的。於是,抓住他擅修前明歷史,書中竟然用南明桂王永曆年號,而不用本朝年號,定性為「倒置是非,語多狂悖」,「罔視君親大義」, 以「大逆」罪被殺,此案牽連數百人,最可憐者,闔門數百親屬,率皆沉塘自溺先死。甚至書中所引用《滇黔紀聞》史實的原作者方孝標,早已亡故,也被剖棺戮屍。　　　　只有方苞,是此案的惟一倖存者,奇蹟似的活了下來。　　　　他與戴名世,一為同鄉,二為密友,三曾為其《南山集》作序。案發後,他被株連入獄,拷掠刑訊,不堪折磨,初定斬監候,後經營救,免死出獄。也許他脖子上永遠橫著這把劊子手沒有砍掉頭的刀,激活著他的生命慾望,不但活到康熙駕崩,活到雍正駕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間,七十五歲告老還鄉,八十一歲壽終正寢。　　　　所以,任何一場較量的雙方,誰先死,誰後死,頗為關鍵。弱者死在強者的前面,強者說了算,便死無出頭之日。但是,強者死了弱者未死,在缺席審判中,作為絕對弱者的文人,說不定倒有可能終於得到大出一口氣的勝利。　　　　統治者深深懂得這一點,當文人為其砧上肉的時候,別指望他那拿著刀子的手會軟。從宏觀角度看,中國文人也有其了不起處,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強;文字獄搞得愈頻密,文人的創作成就,學術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壽文人,無一不是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化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咸同,直到清末,文字獄案件相對減少,文人的日子相對要稍為好過一些,但是,高壽者反不若那時之多,稱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時之眾。　　　　這實在是一個頗為費解的悖論。　　　　不知有識者,能否撥冗有所指教?至盼至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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