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克飛：巴黎最有名的咖啡館，傳承至今只剩特色菜

我是個不愛湊熱鬧的人，寫稿也如此。無數人寫過的花神咖啡館，本也不在我的計劃之內。是啊，有什麼好寫的呢？就像巴黎這座城市一樣，花神咖啡館也被異化為一個符號，文藝青年們紛紛湧入，點上一杯熱巧克力扮朝聖狀。

可你知道的，她們扛著單反，只為了拍拍自己長及腳踝的裙子，如果她們早三百年來到巴黎，裙腳一定會沾上滿街亂倒的糞便，就像她們同樣熱衷的清宮戲那樣，穿著格格裝，穿行於同樣滿街糞便的清代北京城。

她們打開手機，只為了45度角外加美顏然後發朋友圈。她們一定會記得選擇地點坐標，告訴你這裡是巴黎，這裡是花神咖啡館。她們是那種「來過首都就懂得了這個國家」的標準遊客，反正她們覺得自己比你更懂。

她們會走上花神咖啡館的二樓，尋找薩特和波伏娃的座位。可其實她們只知道這兩個名字，然後大談愛情。千萬別問薩特和波伏娃都做過什麼，她們不會知道這倆人稀里糊塗了大半輩子，就像法國的歷史軌跡那樣，充滿了各種不理性因子，對人類文明並無裨益。

但七月的一天，我坐在維也納的一家小餐廳里，突然萌發了寫寫花神咖啡館的念頭。在這座與巴黎歷史同樣悠久的名城裡，我鬼使神差地再次走進了這家餐廳——之所以說再次，是因為我四年前曾經來過。

對於這家開業於15世紀的小店而言，歲月也許應以百年計量，四年委實太短，以至於看不出任何差別。同樣斑駁的木桌椅，同樣發出悠揚聲音的老唱機，門口的1473字樣，滿牆的老照片，甚至連頭髮花白、舉止優雅的老侍應，都仍是同一人。所以，我也點了同樣的菜和飲品。

在歐洲，有無數這樣的小店，躲過歲月侵襲，代代傳承。如果說花神咖啡館有價值，那麼它的意義也在於這傳承吧，即使它也曾經歷轉讓。如果給它賦予過多的政治意義和名人逸事衍生的花邊意義（其實二者有相似之處），只會淡化它的魅力。

花神歷史——不僅僅有薩特和波伏娃

花神咖啡館是巴黎最著名的咖啡館，也因為薩特和波伏娃，因為畢加索，因為加繆，成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館。

於巴黎人而言，花神咖啡館的傳奇在二戰期間達到巔峰。1939年，花神咖啡館易主，新老闆是布波，他在咖啡館內廳裝了巨大的炭爐。不久後，巴黎淪陷，花神咖啡館的溫暖火光不但撫慰人心，也讓眾多反法西斯人士——尤其是作家們——聚在一起，捧著一杯熱巧克力，期盼或說等待著勝利。

在此後的四年時間裡，薩特和波伏娃每日在此相聚，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寫作或暢談。薩特說：「花神之路我走了四年，那是一條自由之路」。

波伏娃與薩特

可是，在二戰之前呢？

1887年，花神咖啡館開業，位於巴黎第六區聖日耳曼街172號，因當時門前裝有一尊古羅馬女神Flore的雕像而得名。

這一片街區曾經蕭瑟，在法國大革命時期，僅有亂糟糟的民宅。多得塞納河行政長官歐斯曼男爵的城市更新計劃，在第二帝國主政時期開始重建巴黎，才使得這一帶奠定了日後引領風尚的基礎。

花神咖啡館所在的這棟建築物，建於1884年。如今與之呈「三角形文藝地標」的另兩處傳奇，當時境況不一。對面街的利普咖啡館已開業數年，而隔壁的雙叟咖啡館，此時還是一家服裝店，倒是至今仍存的那兩個彩繪雕刻木質清朝人偶，當時已掛在服裝店的牆上，象徵著從中國引入絲綢商品。

第一個以出版方式記錄花神咖啡館的人，應該是作家莫哈。他也是民族主義者，曾創辦刊物《法蘭西行動》，主張國家利己主義，反對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被視為法西斯主義的先聲之一。

他曾寫下一本政治生涯回憶錄，取名便是《花神的徵兆》。那是1898年，他寫道「二樓有個咖啡區，一家簡單餐廳，以前大門上方裝飾有一尊代言人——年輕花神——的雕像，並刻意賦予它一些命運之說，希望在春神降臨的徵兆及庇佑下，能廣為宣揚並帶動我們第一波的『法蘭西行動』。」

由一個激進的民族主義者開啟花神咖啡館的記錄，似乎有點諷刺，可這就是事實。

1913年，詩人阿波利奈爾投資花神咖啡館，將一樓變成《巴黎之夜》雜誌編輯部。那是歐洲最燦爛的時刻，人們相信輝煌可以永續，工業革命帶來的文明之火將照耀人類的未來。但誰也沒想到，陰霾已經降臨大地。1914年，殘酷的一戰爆發。

一戰期間，阿波利奈爾仍會每天定時來到這裡。1917年，他介紹菲利普·蘇波和安德烈·布勒東相識，不久後又介紹他們與路易·阿拉貢相識，達達主義的班底就此形成。也是在這一年，他們坐在花神咖啡館裡，發明了「超現實主義」一詞。次年，阿波利奈爾病逝。

這時的花神並不完美，但一戰前的巴黎，也許才代表著巴黎最輝煌的時代，代表著歐洲乃至世界最輝煌的時代。

傳奇不滅，只是所託非人

如今走入花神咖啡館，仍可見到舊時形貌。高靠背的卡座，低矮的木椅，深色隔板，米色牆身，還有金色圍欄與馬賽克地面……就連侍者們，都穿著與舊時一模一樣的制服。

只是，如今的座上客，已非舊時人物。遊客比例極高，也並不會過久流連，將之當成景點，朝聖一番，喝上一杯咖啡或一杯熱朱古力，便尋找下一個目標——也許就是隔壁的雙叟都不定。

走上二樓，就會見到薩特與波伏娃固定而坐的那張桌子。波伏娃在寫作《第二性》期間，曾經寫道：「這個下午，我在『花神』的樓上，靠近窗子；我能看到潮濕的街道，梧桐在尖利的風中搖擺；有許多人，樓下極為嘈雜。」

如今從二樓望下去，巴黎仍是那個巴黎。只是，它早已不再是思想與文化的中心。百年來的社會變革，竟無一選擇法國之路。巴黎依舊迷人，只是精英的幻滅感早已根深蒂固。即使是輝煌的左岸，如今似乎也只有昔日榮光可以懷緬。

塞納河左岸是巴黎的榮耀，但最初的它並不屬於巴黎。嚴格來說，如今的第五區、第六區和第七區，在建成之初都不屬於巴黎。與之類似的是，如今藝術氣息濃郁的蒙馬特區，在建成之初也不屬於巴黎。

如果非要給左岸一個地理定義，那麼應該是塞納河左岸的聖日耳曼大街、蒙巴納斯大街和聖米歇爾大街一帶。巴黎最有名氣的咖啡館、書店、美術館和博物館集中於此。

左岸的文化氣息與右岸的商業氣息截然不同，它沒有浮華的那一面，它不是巴黎的權力和財富的象徵，但卻是巴黎的靈魂。有人曾經寫道：「塞納河是兩個世界的天然邊界。它的右岸，是消遣、商業、奢華、新聞和演藝的巴黎；左岸則是思想、出版、大學、古董、書店的巴黎。一個慌慌張張、急不可耐、躁動不安，另一個適合人們在咖啡座、書店和畫廊里穿梭，或讓人忍不住去塞納河邊的舊書店搜索一番……」

如果說左岸也有缺點，那麼吃得太差或許是唯一的。我熱愛法國菜，但唯一無法容忍的地方，便是遊客眾多的巴黎左岸。我甚至認為，左岸這些專做遊客生意、價格也比周邊高出一線的餐廳，大大敗壞了人們對法國菜的印象——畢竟，對那些「來過首都就算來過一個國家」的人來說，巴黎左岸是他們嘗試法國菜的唯一機會。可是當年，從美國來到巴黎的「迷惘的一代」，就是這樣天天流連於左岸，不知道他們吃的法國菜，滋味是否與今天差不多。

1903年，斯泰因來到巴黎，1939年，亨利·米勒離開，這三十多年便是「迷惘的一代」在巴黎的歷程。那時的巴黎和緩包容。「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海明威在《流動的盛宴》的扉頁寫道：「假如你有幸年輕時在巴黎生活過，那麼你此後一生中不論去到哪裡，她都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

他們在巴黎遊盪，他們在巴黎聚會，他們在巴黎寫作。1909年，斯泰因出版《三個女人》，1925年，菲茨傑拉德出版《了不起的蓋茨比》，1926年，海明威出版《太陽照常升起》，1934年，亨利·米勒出版《北回歸線》……

隨後便是二戰，花神咖啡館成為淪陷期間自由空氣的象徵，可那苦中作樂的溫暖，算得上什麼自由主義？起碼，比起一戰之前，巴黎和花神都走在巔峰之後的下坡路上。

那時的花神，除了薩特和波伏娃，還有賈克·普維，他繼承著超現實主義的衣缽，杜拉斯則領導著「共產主義小組」，晚年的她曾說，她是一個「在共產主義中找不到自己的共產黨員」。

當巴黎再度變得安逸，花神乃至左岸，迎來了又一代知識分子。除此之外，還有各路明星。人們這樣記錄：「莎朗·斯通喜歡喝一杯香檳，羅伯特·德尼羅喜歡在漫長的上午觀察行人。約翰尼·德普沒有固定時間，早上、下午、晚上。春天，伊薩貝拉·羅塞里尼喜歡慵懶在露台上。傑克·尼克爾森咬著雪茄曬著最初的太陽。」

當然，在那之前，還有簡·辛貝格與簡·方達，還有羅曼·波蘭斯基。法國人自己的明星更是不會錯過這裡，比如「法國夢露」碧姬·芭鐸。

可是，左岸乃至巴黎的榮光早已不再，前兩年，甚至有法國作家表示：「如果我們能少賣些中國製造的薩特雕像，過去的日子就會回來。」

咖啡館的本質與虛幻的法國自由主義

有學者曾寫道：「每當咖啡引進，就會助長革命。咖啡是人間最極端的飲料，咖啡因會刺激思考，老百姓一旦深思就想造反，危及暴君地位。」

早在16世紀，咖啡就在阿拉伯世界裡被稱為「麻煩製造者」。麥加總督貝格發覺諷刺他的詩文從咖啡館流出，決定查禁咖啡。1511年，麥加所有咖啡館被迫關門，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統治者也相繼宣布咖啡為非法飲品，擅自喝咖啡的人甚至會被處死。但人們熱愛咖啡，最終法不責眾，不了了之。

後來，咖啡傳入歐洲，迅速贏得歐洲人的青睞。咖啡館更成為一種象徵，是知識分子聚會並批評時局的基地。17世紀末，英國人約翰·雷頓曾說：「咖啡館不但不會使人向惡，反而會促進文 明的進步，富人和窮人、有學問和沒有學問的人，都在這裡會面，它促進了藝術、商業以及各種知識的發展。」巴爾扎克曾經寫道：「咖啡館櫃檯就是民眾的議會。」在咖啡最為流行的巴黎，知識分子每日聚在咖啡館裡討論哲學與政治，革命者們討論如何反對、推翻政府，法國大革命幾乎是在咖啡館裡完成了鋪墊與催化。

可是，所謂的法國自由主義，從未像英國自由主義那樣成為人類前行的力量。它激進而猛烈，但即使是法國自己，也不願接過這樣的衣缽。1848年後，法國思想家便已放棄了它。

1984年，老闆布波轉手了他經營44年的花神咖啡館。對於接手方，他只有兩個條件：堅持文學傳統，保留特色菜——煮雞蛋配麵包、黃油。

它們，其實都與許多人標榜的法國自由主義無關。

原標題：《左岸哪有什麼自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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