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偉時教授談辛亥革命2

[導讀]就辛亥革命而言，主要不是解決經濟問題，是要解決政治上的專制制度，要求民主，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這是近代革命的核心內容，也是辛亥革命的基本訴求。

二、清末憲政對整個社會變革的影響遠遠超過辛亥革命

騰訊歷史：學者張鳴最近說倉促的革命打斷了晚清的溫和的政改之路。他對革命似乎持一種比較否定的態度，您是怎麼看這個問題？

袁偉時：張鳴講這個是有他的道理的，確實從效果上來看，改革的成本是最低的。清末新政的功勞是很大的。美國學者任達寫了一本書叫《新政革命與日本》，70年代寫的。他提出一個概念叫「新政革命」。他認為清末新政，對中國社會變革影響遠遠超過辛亥革命。我想他這樣講是有道理的。清末新政在幾個領域的大改革，是非常深刻的變革。

一個是廢科舉，以新式學堂、新式教育體系代替延續了1000多年的科舉制度。這將中國青少年的上升路徑改變了，將中國青少年的知識結構也改變了。中國人皓首窮經，將最寶貴的時間給四書五經了，眼光不超過以儒學為中心的一些傳統典籍。這些東西，是很好的文化修養素材，但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這樣的知識結構不適應不適應現代社會需要。儒學的提倡者辯護說儒學跟現代社會不矛盾，但是從知識內容上，儒學跟現代社會根本上是風馬牛不相及。

騰訊歷史：或許可以說是不矛盾，但是沒有辦法成長出一個現代文明。可以這樣講嗎？

袁偉時：對。現代社會各個領域都需要人，你讀四書五經，沒有辦法辦現代企業，沒有辦法辦現代軍隊，沒有辦法辦現代外交，沒有辦法辦各種各樣的現代社會事業。從知識結構到基本理念上都不適應。所以，這個教育改革是一個了不起的大革命。

另外一個是司法系統的革命，那也是很成功的。傳統的中國的法律體系，中華法系，是以三綱六紀（六紀是六親）作為基本架構的。中國的政治體制，乃至整個社會體制，都是建立在三綱六紀上。士紳治理的家族也是三綱六紀的制度。這個制度也是跟現代市場經濟、現代社會背道而馳的東西。清末新政時期，廢除原有的中華法系，在日本的法學家協助下，採用了西方的大陸法系，制定了中國的新的法律體系，包括刑律、民律，還有民事、刑事訴訟法和一些專門法。這是社會制度的大變革，影響是非常深遠的。這一套法律，辛亥革命後，基本上延續下來了。一些草案，還沒有完成的法律草案，後來的民國政府都接受了。

這兩條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第三個大的革命是政治體制改革。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這個過程沒有完成，但是不少地方將社會管理的制度變革了。

以前中國的社會管理，行政權和司法權是統一的。當時開始建立獨立的司法系統，有些地方成立了新的法院，司法從行政權裡面分離出來了。司法人才不夠，找不到人做法官，沒有足夠的人當律師，變革過程沒有完成。

憲政的基礎，是層層的地方自治。當時已開始推行地方自治，從縣一級開始建立三權分立的政權。地方自治是有好多內容的，其中包括在全國範圍內慢慢地建立了民警制度。

各級「議事會」，省的諮議局，全國的資政院等議會系統也開始建立，在中國，是開天闢地以來所沒有的。還有就是在各地方成立了咨議局，是成立參議會、省議會的雛形，這些都有了。而且這些民意機構確實發揮了作用。資政院1910年成立以後，就提出應該在1911年開國會，要推行憲政。1909年各省的咨議局成立以後，成立了各省咨議局的聯合會，領導了連續四次大規模的請開國會運動。

此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憲政教育，從「為什麼要選舉」這些最基本的常識講起，對一般老百姓進行教育。當然，它是有限範圍內的選舉，還有財產限制，或者是文化程度或資歷限制，你做過什麼官，哪裡畢業，或者你交了多少稅，選民的資格有限制。但這是世界各國民主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歐洲各國真正實行普選，都經過兩三百年。美國100多年，英國將近300年，才實現真正的普選，男女平等的普選。在世界歷史上，先有貴族的民主，然後是上層資產階級民主，然後才是大眾的民主。大眾民主最初還是男性的，到20世紀20年代才真正實現男女平等。所以這個發展過程不奇怪。

從這方面來講，新政的改革也比辛亥革命還重要。

騰訊歷史：它的歷史價值比辛亥革命還要大？

袁偉時：還要大。假如將這個過程堅持下去，中國的發展會順利得多。在各省咨議局發起的請開國會運動的壓力下，清政府提出縮短預備立憲時間，從原定9年縮短3年，1913年開國會，實行憲政。那就是宣統五年。但是根本沒有宣統五年，1911年革命就爆發了，打斷了。一方面看到它中斷，另外一方面看到它對中國社會管理的深刻變革作用。

騰訊歷史：現在很多學者都談到過，比如說梁漱溟先生的父親是一個純儒，民國的時候就自沉了。後來留了一個《告國民書》，裡面說我殉的不是清朝，我殉的是義，清朝所代表的義。說我原來以為進入民國以後社會會變得更好，但是沒想到進入民國以後，社會更加腐敗，賄賂橫行。所以我現在自沉掉了。有很多學者就說辛亥革命也革掉了一些舊的倫理道德，但是又沒有建立起新的倫理道德。

（資料：「故我身為清朝之臣，在清亡之日則必當忠於清，是以義為本位，非以清為本位也。且諸君亦知鄙人何為石乞紇拘執以行此義乎?設使今日風俗尚厚，或辛亥壬子有大老名流殉節者，繼續世道，則我尚不及亟死。諸君試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敗壞至此極，正由朝三暮四，反覆無常，既賣舊君，復賣良友，又賣主師，背育平時之要約，假託愛國之美名，受金錢收買，受私人嗾使，買刺客以壞長城，因個人而破大局，轉移無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勢將全國人不知信義為何物，無一毫擁護公理之心，則人既不成為人，國焉能成為國?欲使國成為穩固之國，必先使人成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勢難救而捐此區區以聊為國性一線之存也。」）

袁偉時：道德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是應該仔細討論的問題。任何一個新的制度建立以後，必然面臨新舊道德交替，產生某種程度的混亂狀態。所謂道德，是公認的善惡準則。可以約束人，但不是強制性的約束，是思想約束。梁漱溟先生的父親，沒有正視一個基本情況：清朝末年，本身是很腐敗的社會。從官員到民間，都是很腐敗的。清政府官員俸祿是很低的，很不合理的。慢慢慢慢地，化公為私變成公認的規則，成為一個制度。按照現代法律意識來看，就是無官不貪。比如說稅收收入，地方官員，明知不是他的薪金，但上繳和必要的開支後，他可以歸入自己的收入裡面，甚至可以帶走。大量送禮——實際是變相行賄，已經成為固定的禮儀，任何人都不能不送。

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工商企業發展起來，流動性的財產大量增加，賄賂必然更多，貪污更普遍。幾乎各個國家都有過這樣的一個過程。美國、法國、英國等等，毫不例外。如何約束這樣一個過程？道德有作用，但是作用不是太大。辛亥前後，天天講儒家道德，知識階層從小開始念儒家的那些東西，從啟蒙讀本到四書五經，沒有哪一課是教人貪污的，但是他們照樣到處貪污。道德無能為力，解決這個問題要靠法治，一些基本要求要成為法令，並用嚴格的執法系統去支持，那些惡劣的社會風氣才有辦法扭轉。道德和法律的作用，在這個地方要明確。梁漱溟的父親梁濟有一些新思想，但這些道理他不太懂得。他的精神上承受不了社會變革過程的壓力，看不透這些社會現象，只好選擇自殺。一點不奇怪。問題是原有的社會體系大變革以後，怎麼穩定下來，進行政治體制的建設、法治的建設，這個工作沒有走上正軌。辛亥革命之後主要是這個問題。

騰訊歷史：能不能總結一下辛亥革命對中國近代轉型的功和過？

袁偉時：過去是籠統地講，它結束了幾千年的帝制，兩千多年的帝制。從現代政治的角度來看，有沒有皇帝無足輕重。後來號稱民國，標榜共和，實際上的專制統治者——大小皇帝比比皆是。所以，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辛亥革命沒有完成中國民主化的歷史任務，更加沒有完成法治制度的建設。經濟上，它不過是沿襲了清末新政的進程，沒有辛亥革命，經濟也照樣這樣發展。教育方面是本來就實行的新的教育體制。辛亥革命，其實從哪一個角度看都沒有大的作用。但有些方面成績很大！

首先，言論自由的限制徹底破除了。清末曾經制定新聞法，結社法。最初都是從限制、控制那個角度考慮。但是，慢慢地在社會的壓力下放開了。但也沒有徹底解決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這類政治體制的關鍵性問題。當時有租界存在，很多報紙、雜誌、團體，反抗清帝國的一些政治活動都在租界裡面，這是清政府權力達不到的地方。辛亥革命後，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實現了。這是了不起的成就，最大的成就。

第二，思想文化領域，對儒家三綱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沒有皇帝了，也就不存在所謂君為臣綱。另外，蔡元培在臨時政府成立以後，在孫中山的政府和袁世凱的臨時政府，蔡元培都是教育總長，他推進了教育方面的改革，下令廢止讀經，這一條對改革中國教育是一個推進。另外，蔡元培又明確講，原有的教育方針，有些內容是不合適的，比如說忠君那一條就該取消了，同時革除牽涉到忠君保皇的教學內容。道德規範是什麼？他提出新的標準；說自由、平等、博愛，就是現在道德的規範。他這樣提出來，當然不一定是完善的，但是勢必要對道德規範有一個新的變革，對儒家提倡的專制主義的東西，有大的衝擊。其實這就是20世紀新文化運動的開端。這一方面的變革是很重要的。

第三．一舉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架構。儘管不完善，架構搭起來了。

此外，我不知道還有什麼成就。

騰訊歷史：您的觀點跟台灣的張朋園教授差不多。張朋園教授此前接受採訪的時候也說，不建議對辛亥革命的歷史功績做過度誇大。辛亥革命根本沒有太多的功績。

袁偉時：對。完全是這樣，我的觀點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