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理性的真誠：一個美國外交官眼中的晚清中國人印象|明清歷史

理性的真誠：一個美國外交官眼中的晚清中國人印象何愛國《真正的中國佬》（The Real Chinaman），作者為長期擔任美國駐華外交官的切斯特·何康比（ChesterHolcombe，1844——1912）。何康比，中文名何天爵，1869年來華，1871年之前，負責北京的公理會教會學校，1871——1885年，先後擔任美國駐中國使館翻譯、頭等參贊、代辦等職。1885年回美國。1895年出版《真正的中國佬》。中文本有光明日報出版社1998年鞠方安譯本，納入黃興濤、楊念群主編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名著譯叢」。本文主要據此本談談讀後的個人收穫。因此，這裡側重於介紹該書敘述與評論的獨特與深刻之處，本著鏡鑒的角度，對其仍然有現實意義的揭示進行點評。 正如何天爵本人所言，他在中國居住多年，幾乎與中國各個角落、各個階層的人們都有過接觸，甚至與一些人建立了親密友好的關係。作者聲稱他在書中展示的是接觸和了解中國社會時所得到的「幾點心得和體會」。「力圖用大視角、粗線條的幾筆」，勾勒出「中國人社會生活中一些非常重要而獨特的因素（西方人看來不可思議的思維模式和社會習尚）」，從而準確描繪出「真正的中國人」形象。的確，他在書中對中國晚清社會作了一個全方位的鳥瞰。雖然不免有許許多多的偏見、誤解與曲解，有的是西方人的偏見與曲解，有的是文化上的誤讀和誤解，但大體上還是勾勒出了晚清中國的社會真實。甚至有的方面不能不說具有一個理性的現代化的外來旁觀者的深刻洞察。 何天爵自覺意識到：批評指責中國人比正確全面地了解他們要簡單容易得多。東西方彼此接觸了解的歷史還太短，機會太少。西方對中國的知識大多來自於想像和猜測，而不是立足於事實。因此，對於中國人的種種誤會和曲解便是很自然而不可避免的事情，「這已經成為一條規律」。因此，何天爵反覆告誡西方學者，也時刻警惕自己，不能唯西方的馬首是瞻，用西方建立的一套標準模式去判斷要求他人。而全然不顧西方的評判尺度和理想模式如何武斷專橫，如何淺薄狹隘。何天爵主張，對於他人，需要多一些全面的了解，而少一些心胸狹隘、目光短淺的品頭論足。如果以別人的視角來審視一下自己，情況就會好一些。而如果從某種更高的境界，也就是一個更準確的視角，用一種非世俗的、理想的、標準的人的眼光去評斷我們自己和他人，情況將會更好。其深層意義是：將使得人們更加寬容友愛，更加和睦相處，更加認識到作為人的崇高價值。願望是美好的，更是必要的，但是，何天爵本人在書中很多地方還是露出西方學者對東方制度、文化和習俗的偏見。指責「祖先崇拜」是一種「錯誤信仰」，特別是對中國的佛教和「鄉土情結」的厭惡之情溢於言表。不過，相對此前一年出版的明恩溥（Arthur H. Smith）牧師的《中國人素質》（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而言，《真正的中國佬》對中國人的敘述與評論確實更加理性與公正。 何天爵從政府、語言、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宗教、迷信、辮子、法庭、官民及其關係、教育與文化、禮儀習俗、商人及其生意經、貧困人口、財政金融制度等14個方面來觀察中國人不同於西方人，主要是不同於美國人的特性。對中國的「朝貢式」外交關係、極其緩慢的現代化進程、家長制的「專 制政治」、認祖歸宗的「鄉土情結」、「男女大防」的「兩性交往」、根深蒂固的「祖先崇拜」、無處不在的「風水迷信」、「儒家式」法庭與「地獄式」監獄、務實溫順的官民關係、既偏執冥頑，又狂熱盲信的士大夫鄉紳階層、禮儀重於道德、道德依禮儀標準而定的的禮儀崇拜、「讀書做官」連鎖一體的教育與職業理念、經濟生活中的「揩油」惡習、中國特色的市場合作精神、物價生成機制、度量衡制度、財政金融制度等方面，都有獨到的觀察與體念。何天爵指出，中國人的許多優秀道德品質和令人欽佩的性格特點，與他們的缺陷和不足交互糾纏在一起，相映成趣。 關於傳統中國與東亞各國的朝貢外交關係的理解，何天爵是從「老大哥和小弟弟的關係」角度來認識，認為它在本質上不同於西方所認定的「宗主和藩屬的關係」，而是一種「靈活鬆散而又帶本質性的東方關係」。宗藩關係極重要的特點是，藩屬國必須定期向宗主國交納定量的貢物和貢金，必須根據規定和要求向宗主國提供軍事力量。但中國並沒有強迫他的「藩屬國」這樣去做。連結中國與其鄰國的是「兄弟關係」，體現的是「一種道德權威和對正義的支配」，「老大哥有凌駕於小弟弟之上的某種權力和義務」，這與西方的思想觀念「格格不入」。何天爵的對中國傳統外交關係的理解，基本上抓住了中國傳統外交的主導理念與根本特徵：泛道德主義與儒家文化的普世性。即在形式上的政治宗藩關係下，以中國禮教文化「化成天下」。不過以「兄弟關係」喻示可能不如「父母與子女關係」妥帖。 就中國與日本吸收西方現代文明實現現代化的速度與幅度差異而言，何天爵認為，中國和日本本質上是不同的民族。借用服裝的設計比喻，作者指出，日本民族很快拋棄了自己借來的服裝樣式，披上了西式服裝，而中國卻不願意扔掉由自己設計發明的、用自己的勞動換來的、一直穿到幾乎變為自己身體組成部分的傳統服裝。此外，從同西方接觸開始，到關係的建立和處理，形勢都有利於日本而非中國。何天爵對中日現代化速度與幅度差異的分析，顯示出：作為東亞文化外緣的日本，比處在東亞文化內核的中國，在文化更新、向現代文明轉化與演進方面，更加輕捷。 關於中國的政治制度，何天爵指出，一般的西方人找不到打開中國政治體制這個迷團的鑰匙，就把它視為「純粹的專 制政治」。但是，就其政府體制的實際運作來講，這個結論不但不夠準確，而且也不公正，它會引人誤入歧途。這種體制實際上是一種「簡單純粹的家長制統治」。家長制是中國社會政治和政府體制的理論基礎。而家長制的基礎則是「權力的宗法制觀念」，「宗法制觀念是理解中國整個政治制度的最重要的敲門磚」。不是單個人，而是包括所有成員的家庭形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單位。這種制度唯一的專 製成分實際上在於，宗法制度下，父母具有對其孩子的無限權威。皇帝是這一體制的中心人物，是所有臣民的衣食父母，是一切權力的源泉。帝國內部的任何財產，雖然名義上屬於它的臣民，實際上都是皇帝的財產。皇帝的權力看似絕對地無邊無際，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皇帝的權力同每個家庭中專斷的家長相比大不了多少。兩者扮演的角色在內容形式和權力實施的程度上都驚人準確地相似。「即使一位最貧窮的土牆茅屋中的家長所行使的權威，也堪與皇帝的權力相比擬。」家長制統治的結果是，中國的政治體制不是很嚴密的一個組織，其具體的政府行政職能的運作非常鬆散。老百姓對政府的抱怨和不滿，「往往不是由於官府對他們的專 制和干預過多，而是由於政府對他們漠不關心，過問得過少。擁有專 制權力的那位先生很少實行專 制。所謂的專 制皇帝只不過是徒有虛名而已。」何天爵正確地指出了中國的所謂「專 制政治」與「皇權專 制」與西方歷史意義上「專 制政治」與「皇權專 制」有著重大的，甚至本質的不同。中國的「專 制政治」與「皇權專 制」有著更多的家長統治特點，而西方的「專 制政治」與「君主專 制」則更多地具有個人專 制的色彩。 家長制統治為什麼在中國長期如此？作者認為，促使家長制統治「永恆持久性」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一是孝的宗教「孝道」（「土生土長的唯一中國人的宗教」）的存在，二是「學而優則仕」而不問出身、抑制皇族或貴族參政的選官制度，甚至皇帝也可以任意來自民間。因此，儘管家長制統治往往導致各種敲詐勒索、綱紀的毀壞、正義的歪曲，以及其他人們所能夠想像的所有腐化墮落、貪贓枉法行為，老百姓都可能「心平氣和地接受」。因為「在帝國內部的每一個家庭，都可能有一個半個或者正在爭取要有一個或遠或近的親戚朋友，在朝中或地方謀得一官半職。」作者強調，如果官僚階層不是來自民間，或者它根本不構成老百姓本身的一部分，那麼他們一刻也不會容忍官場腐敗狀況的存在。在此，何天爵沒有去深入分析中國特色的家長制統治的經濟基礎與社會結構，其實，家長制統治的經濟社會基礎是中國式的小農經濟與小農社會，「孝道」與政權活化的選官制度都在此地基上生成。 關於中國人的婚姻家庭生活，何天爵談到了男必娶、女必嫁的傳統，男子終生對父母的責任和義務，妻子在家庭中的身份與地位，獨特的母性控制權力，極其強烈的鄉土情結和光宗耀祖觀念等。關於妻子在家庭中的身份與地位，作者指出，在家庭中，已婚女子看上去似乎基本上不是丈夫的妻子，更像一名可以任意使喚的下等僕人或苦力。維持她苟延殘喘的唯一正當理由在於她能夠生兒育女，傳宗接代。關於母性控制權力，作者指出，婦女作為妻子，顯然沒有任何形式的影響力；而作為母親則法力無邊。她是自己孩子的「獨裁者」，可以要求孩子絕對無條件地服從自己，從而也會變成媳婦的恐懼之源。關於兩性交往，何天爵指出，在中國，指導兩性交往的正確原則，就是嚴格禁止任何形式的兩性交往。男女接觸被視為至關緊要的大防，絕對不允許這種現象的存在。在大清帝國的任何地方，不存在有任何形式的社會活動和集會，以使男子和女子能夠像朋友一樣在一起交往和娛樂。中國人相互問詢時，從不涉及女性的健康起居。即使夫婦也不能在公眾場合同時拋頭露面。事實上，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夫妻親情關係的實際存在，但從沒有人主動提起它，更沒有人公開承認它，而是「普遍地受到漠視」。不過，經過一個半世紀的社會蛻變，中國人在婚姻家庭生活方面已經發生了一些深刻的現代性變化，父母與兒女的關係、夫妻關係、妻子在家庭中的身份與地位、女性角色與社會地位等，都大大不同於何天爵所觀察到的晚清時期。社會平等、家庭平等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值得注意的是，由於我國社會保障體制的還不健全，個人對家庭依附關係還很深厚。另外，女性的社會角色在一定程度仍然受到社會偏見的歪曲。婦女被認為要對社會道德負責，而男人則不必的觀念還大有市場。 就鄉土情結而言，作者指出，中國人的地域觀念和彼此之間的地域聯繫非常強烈和緊密，中國人與自己的家庭、家族的聯繫十分緊密和強烈。雖然他們許多人漂泊流落於世界各地，忍受種種饑寒交迫、虐待凌辱和艱難險阻，但他們最熱切的期盼和刻骨銘心的追求就是最終要回歸故里，與自己的家人安度晚年；即使做不到這一點，他們也希望在死後歸葬在祖宗身邊。因此，中國人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永久的居留者和踏遍世界的殖民者，而只是短期的移民，很像「成群接隊的候鳥」。作者認為中國人的這種極其強烈的鄉土認同和回歸情結，與「祖先崇拜」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這種鄉土情結還遭到政府的惡用，那就是禁止臣民遷徙和變更職業。一方面限制了中國人的發明創造能力，另一方面把整個民族的民眾彼此隔離開來。「光宗耀祖，父母顯榮」被深深地灌輸進中國社會的組織結構之中。晚輩對長輩極其敬重和服從，獨立思想和行動是不被允許的。作為西方人，何天爵沒有看到，甚至也不願正視中國人鄉土情結的積極一面，可以肯定的是，中國人的這種極其強烈的鄉土認同和回歸情結，對於維護中國長期的統一穩定與中華民族的不斷發展壯大是一種巨大的支撐力和動力。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