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里爾《毛澤東傳》61毛澤東的個性

毛澤東最小的弟弟娶了賀子珍的妹妹做第二個妻子。毛澤覃第一次結婚是在1925年，他的妻子在1930年與楊開慧和毛澤建一起被捕。儘管毛澤覃的妻子後來被釋放—國民黨認為他與毛澤東相比是一條小魚，因此他的妻子比楊開慧的結果要好—但是毛澤覃沒有再和她聯繫。毛澤覃與賀子珍的妹妹賀怡的婚姻是短暫的，因為他於1935年被殺害。

但賀怡作為家庭的影子在1937-1938年間重新露面，她再次結婚並來到延安。她和她的新丈夫對毛澤東「遺棄」賀子珍很惱火。這無助於事。賀怡的丈夫被派到華南工作，賀怡則被安置在延安。或許這是平息吵鬧的一種方法，因為這對夫婦反對毛與江青的結合。

自從1927年毛澤東在韶山之後一次見到他們後，毛岸英和他的弟弟毛岸青一直過著艱苦的生活。他們的母親在1930年被殺害後，黨組織和外婆家設法把他們撫養大。可是，作為「共匪」的後代，他們過日子真是不容易。

他們在上海賣報紙。有一陣，他們在一個破廟裡棲身，並在廟外貼一張招牌：我們講故事，一次一分錢。

奇怪的是，他們在30年代初期用的名字是楊運福和楊運壽，用的是他們母親的姓。不過，假定毛澤東不在世或外婆沒有收養他們，他們這樣命姓取名倒很自然。

1936年，共產黨地下組織與兩個孩子取得了聯繫，他們乘船到達馬賽後不久，康生就從馬賽護送他們到莫斯科上學。後來他們回到延安，岸英與父親一起生活，岸青因顯露出精神病跡像而在一個農民家庭休養。

在莫斯科，賀子珍的狀況沒什麼改善。她狠心地打她的小孩。不久，她發現自己被送進莫斯科近郊的一家精神病院。在40年代末，她又被轉到上海的一家精神病院。毛澤東再次見到她好像是10年以後的事。此外再也沒有見過她。

莫斯科沒有利用過賀子珍的遭遇或她在蘇聯的出現，來批評毛澤東對待她的態度。

到了1939年，毛澤東與江青生活在一起。1940年秋，他們的第一個女兒出生。毛澤東又一次不費力地處理了正式手續的問題。沒有什麼地方記錄了毛澤東與賀子珍離婚的確切時間—江青說首先提出離婚的不是毛澤東，甚至也無法確知毛澤東與江青結婚的時間。然而，對於毛澤東後來的事業，對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國來說，這是一次事關重大的婚姻。

毛澤東的新婚妻子的獨斷專行似乎從給新生女兒取的名字中得到鮮明的印證：李訥。李是江青本來的姓；訥是江青在上海的前夫、一名男演員的名字的諧音。多少年中，江青總是過於自信。不過，在與毛澤東生活的最後時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1941年下半年，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岸英和岸青從莫斯科的學校寫信給他們的父親告知學習情況，毛澤東在1941年1月回信時說：「唯有一事向你們建議，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只有科學是真學問。」

第八章 聖人（1936-1945）

在外表上，毛澤東此刻透露出足智多謀—對有些見過他的人來說可謂城府很深—正是這種足智多謀把他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舉止老練深沉，目光和微笑讓人難以捉摸。

有時，他注視著和他講話的人，歪著頭，好像是在掂量其話語的分量。他嘴上總是叼著香煙，喳噬有聲地大口吸著。

有些外國人在與毛澤東交談後離去時，竟駭得想不起毛澤東剛才對他們說了些什麼話。

毛澤東內心的剛毅掩藏在一些人稱之為女人氣的沉默寡言中。美國人克萊爾和威廉·班德曾說：「遺憾的是，我們注意到毛澤東外表上的女人氣質。」

與各類男人都有交情，有的還不止是交情的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對毛澤東也有類似的印象：「一個高大而令人生畏的身材緩步向我們走來，高聲向我們問好。一雙女人般的柔軟的手握住我的手。……他黝黑的國字大臉表情深不可測，天庭飽滿，嘴唇則女性化。不管怎麼說，他是一位唯美主義者。」

「他不握緊也不搖動你的手，而是讓你把手放在他的手裡，然後再把你的手推開。」史沫特萊有些抱怨地說。

按照史沫特萊的標準，在中共領導人中，她認為朱德樸實敦厚，古道熱腸。但這位世界革命的聖母瑪麗亞如果希望在與毛澤東的政治交談中得到更多的東西，那麼這種希望在她落座之前就會消失。「實際上，我對他的女性氣質和陰鬱情緒感到討厭。一種本能的厭惡從我內心湧起……」

正如斯諾一開始就發現毛澤東是「奇異人物」一樣，史沫特萊不久就領悟到至關重要的一點：毛澤東不再是一望便知的一本打開的書。他正在逐步變成聖人，只有聖人才會神秘莫測且無拘無束。

在延安，我們看到毛澤東正處在他事業的中期。他的目光已經脫離過去的戰場，他統治了中國的部分地區。他開始把自己看作是下一位中國的統治者。作為一位40多歲的人，他要隨心所欲地做事。

毛澤東的身上開始顯露出一種主宰的風骨。

急不可耐的表情已不復存在，他的眼睛亦不再在銀盆似的臉龐上閃爍，而是開始顯出一種釋迎牟尼式的穩重。

毛澤東的個性由諸種不可調和的色彩組成。儘管他領導著一個非常複雜的組織，他還是喜歡長時間地獨處，只是偶爾才與大家相處。他並不關心—也可能是沒有注意到—人們在其他場合是否會議論他。

處於中共領導人的地位，毛澤東處事泰然自若，獨具風格，自成一體。

在這個團體中，軍人只能留短髮，毛澤東卻任意留著音樂家般的頭髮。抽煙和起晚床被認為是違反紀律的表現，可是毛澤東抽起煙來就像煙囪冒煙，而且正午之前很少起床。儘管統率著軍隊，他敬起禮來總是心不在焉地比畫一下，走起路來則拖沓著步子像個農夫。

在他的文章中，毛澤東說任何形式的批評都應該是溫和的有節制的。但是，他有時卻大發其火，甚至破口大罵，直到對方慚愧滿面地離去。

在黨內人士的非議聲中，毛澤東不理不睬地新娶了一個妖艷的女子為妻。毛澤東經常獨處，但他的家庭卻是所有中共領導人的家庭中最熱鬧的。活潑的藍蘋以及兒子和侄兒在他書房裡穿進穿出。

毛澤東在延安開始發福。他的年老的教師，來自長沙湖南第一師範學校、負責根據地教育工作的徐特立則仍然那樣清瘦。20年前，徐特立像毛澤東一樣一直提倡斯巴達式的體育鍛煉，到了延安他仍堅持鍛煉。花甲之年，他仍在冰冷的河水中游泳，從不穿大衣，食量也很小。

但是毛澤東不講究什麼養生之道，他的許多行為在徐特立看來都是受了魔鬼的誘惑。這多少可看作是他那不受拘束風格的延伸。

這個卓爾不群的人之所以不循規蹈矩，並非僅僅因為規矩難以遵循，而是出於要超越既成之規的天性。清規戒律是一根拐杖，他發現自己足可以不用它，這就是延安時期的毛澤東。

史沫特萊準備寫一本關於朱德生平的傳記，她有些天真地問毛澤東對她的這一想法有何見教。那是在1937年，恰好在年前毛澤東對斯諾談了自己的生活經歷。「我問毛澤東，待在延安寫朱德的傳記和到前線去寫戰爭，對我來說哪一個更重要些。」毛澤東回答：「這場戰爭比已經過去的歷史更重要。」很遺憾她未能錄下毛澤東說這話時的表情。

毛澤東的王者之氣日顯。他感到中國的歷史重負落在了他的肩上一這是拖函台為不再自由放任的原因所在一自負感也變得更加強烈。

不可泛泛而論一位政治家身體的發福或工作中的放縱，而應看到這是一個已過不惑之年的聖人已具自覺意識。毛澤東並沒有變得喜好奢華，卻仍然保留著無所畏懼的性格特點。

進而，祟拜在他周圍升起，毛澤東的畫像開始出現，公共場所可以看到他的題詞手跡。兩個超乎尋常的字眼與他聯在一起：一個是1938年林彪(以及後來的其他人)所稱的「天才」；另一個是1941年蕭三(還有其他的人)所稱的「我們的救星」。

40年代中期拜訪毛澤東時，不復有像斯諾和史沫特萊所熟知的那種不拘禮節。得到被毛澤東接見的傳喚成為一種令人激動的事，衛兵拿著帶有刺刀的槍站在他的門邊，忙碌的工作人員讓毛澤東與來訪者保持很大的距離，毛澤東也不再到其他人的窯洞中去。

毛澤東的形象的樹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戰爭帶來的結果。在一切主要國家中，戰爭領袖多少都被神化。對毛澤東的崇拜並沒有超過斯大林、丘吉爾或羅斯福。

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對立的時候，提高毛澤東的形象合乎邏輯，也有著特殊的意義。共產黨也需要為全中國提供一位可以與蔣介石匹敵的人物。確實，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莫斯科對資本主義盟國的一種姿態)提升了毛澤東的地位。對莫斯科來說，再沒有一個像王明那樣的中國人如此小視毛澤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