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歷史的眼光看國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孟彥弘

今天提倡國學的人，看到胡適、梁啟超、黃侃的書目，大概是會感到自己眼界的狹隘的。從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的治學範圍和方法，可以看出，在八九十年前的前輩學者眼中，國學已經是大國學，是大歷史，是以研究這種大歷史、大國學如何形成、怎麼變化為職志的。

繼上世紀八十年代傳統文化熱之後，近年又掀起了國學熱。各校紛紛成立國學院，教育界和學術界也有不少人呼籲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立國學學科，本科招生。還有不少人將提倡國學與文化自信聯繫到了一起。但什麼是國學？能不能成為一門學科？提倡國學是否能夠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呢？

本文擬談一些粗淺的看法，拋磚引玉，請大家指正。

什麼是「國學」？國學之「國」指的是什麼呢？只是指漢語作載體的文化嗎？《隋書·經籍志一》：「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國語，指的是鮮卑語。無獨有偶，滿族入關，也將滿語稱為國語。可見，「國」是一個相對概念。今天的中國，雖

以漢語言文化為主體，但也包括了多民族的多種語言和文化。用「國學」只指稱漢語言文化，顯然是不妥當的。如果包括了蒙語、滿語、藏語、維語等等為載體的文化，那麼「國學」這個大「集合」里的內容，究竟是什麼呢？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它是一個有機的體系嗎？會不會成為一個撇開自然科學之外的一個集合體呢？受外來影響而成為我們文化一部分的那些內容，我們該怎麼看呢？照此邏輯，那是不是各國都有自己的「國學」，如(英)國學、（德）國學、（美）國學、（義大利）國學？（俄）國學呢？從知識體系上說，我們該怎麼建立人類的知識之樹呢？

這些問題，當然不是我這篇小文所能解決的。我只是想說明，所謂「國學」，實際是一個通俗的稱謂，並不是一個精確的學術性的名詞。1922年，北京大學國學門辦了一個學術季刊，即以「國學」為名，一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方才撤銷。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對「國學」下了一個定義：

「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國學」……「國故」包含「國粹」；但它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了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所以我們現在要擴充國學的領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過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門戶成見：拿歷史的眼光來整統一切，認清了「國故學」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

他雖然意在批評門戶之見、強調「擴大研究範圍」，但將「國學」視作涵蓋了中國一切傳統的文化的定義和眼光，卻是真確的。對國學研究，他又說：

我們理想中的國學研究，至少有這樣的一個系統：中國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語言文字史、（三）經濟史、（四）政治史、（五）國際交通史、（六）思想學術史、（七）宗教史、（八）文藝史、（九）風俗史、（十）制度史。這是一個總系統。

這些分門別類的「史」，就組成了「一個總系統」。這可說是「作為研究對象的國學」。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胡適的心胸和眼光；他既沒有限定在所謂儒學為中心的傳統哲學思想，更沒有降低到背古詩文，講千字文、百字姓等童蒙讀物這個層次。

1923年，應《清華周刊》之約，胡適列了「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分為工具書之部，有《書目答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籍纂詁》《歷代地理韻編》《中國人名大辭典》《歷代名人年譜》《世界大事年表》等。思想史之部，有四書五經、包括諸子百家主要作品的《二十二子》、佛教經典、《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以及一些重要思想家如王安石、朱熹、陸九淵、王陽明、顧炎武、黃宗羲等重要思想家的文集。文學史之部，主要是總集和重要作家的別集以及詩詞曲劇小說等。這個書目，非常廣博的，以至於記者不得不請他再擬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於是他又將他認為最為重要的，加了圈，共計39種。

梁啟超對胡適的這個書目，不盡以為然，於是，他也開了一個書目，名「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1923年），分為修養應用及思想關係書類、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韻文書類、小學書及文法書類、隨意涉覽書類。他認為胡適的書目太注重文學和思想史，忽略了史學，因此，他開的書目，特別增加了《資治通鑒》《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皇朝（清）文獻通考》《通志二十略》《二十四史》《讀史方輿紀要》等史部的書。當然，梁啟超也在其書目基礎上，開出了「最低限度」的書，有25種書，其中除四書、諸子外，特別舉出了《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和《資治通鑒》。

在當時被目為守舊的學者黃侃，給學生開列的「基本書籍」，有《十三經註疏》《大戴禮記》《荀子》《莊子》《史記》《漢書》《資治通鑒》《通典》《文選》《文心雕龍》《說文解字》《廣韻》（《量守廬講學二記》，《量守廬學記續編》，三聯，2006年）。我想，今天提倡國學的人，看到胡適、梁啟超、黃侃的書目，大概是會感到自己眼界的狹隘的。

魯迅1930年為考入清華中文系的許壽裳之子許世瑛開過中國文學的書單：

計有功（宋人）《唐詩紀事》，辛文房（元人）《唐才子傳》，嚴可均《全上古……隋文》（即《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丁福保《全上古……詩》（即《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可知名人一生中之社會大事，因其書為表格之式也。可惜的是作者所認為歷史上的大事者，未必真是「大事」，最好是參考日本三省堂出版之《模範最世界年表》），胡應麟（明人）《少室山房筆叢》，《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其實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但須注意其為「欽定」的），《世說新語》（劉義慶。晉人清談之狀），《唐摭言》（五代王定保。唐文人取科名之狀態），《抱朴子》（葛洪。內論及晉末社會狀態），《論衡》（王充。內可見漢末之風俗迷信等），《今世說》（王晫。明末清初之名士習氣）。

這個書單，完全是私人的一個書單，魯迅生前沒有發表。從這個書單，也可看出魯迅的眼光。即以文學史而言，他的眼界也是擴大了社會，而不僅僅是文人的集子而已。

特別要注意的是，胡適、梁啟超的書單中，都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魯迅的書單中，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這反映了他們對作為門徑的目錄書的重視。有了《四庫全書總目》，學子們就可以更容易全面了解承載中國學術思想文化的典籍概貌。

為人所稱道的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中，梁啟超以清代學術史為主，講授的是《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王國維利用甲骨文、金文、竹木簡等出土史料與傳統文獻比勘來研究歷史，以《古史新證》授課；陳寅恪以滿文、蒙文、巴利文等民族語方和域外史料與傳統文獻進行比勘，發表了《元代漢人譯名考》《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蒙古源流研究（四篇）》《敦煌本唐梵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等系列論文（後轉治中古史）；趙元任研究語言學；作為助教的李濟則專攻考古學，對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從這些導師的治學範圍和方法，可以看出當時的所謂國學範圍之廣博、研究之專深。

有人將國學或中國文化簡約為儒家文化。這實在是太狹隘了。即以儒學奉為經典的十三經而言，這些經典，雖然經過了儒家的整理，但它是諸子百家乃至中國文化共同的元典、共同的財富。諸子百家實際是對元典的充實、豐富和發展。至於將儒學化約為經學，進而將提倡國學化約為提倡讀經，甚至以祭孔、讀經、背誦古詩文作為弘揚國學的主要方式，則更是等而下之了。我們要知道，在八九十年前的前輩學者眼中，國學已經是大國學，是大歷史，是以研究這種大歷史、大國學如何形成、怎麼變化為職志的。

其實，這種淺陋的主張，並不始於今日。為抵制新文化，上世紀二十年代即已有人大力倡導尊孔讀經。魯迅在1922年發表《不懂的音譯》，就曾對這些現象進行過批評。他說：

中國有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作的，要談國學，他才可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

舉例表彰的，正是清華四大導師、以清朝遺老自居的王國維的學術成就。同年，他又發表《估學衡》，對盲目提倡國粹者進行了諷刺：

總之，諸公掊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煞人！「衡」了一通，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

三十年代，社會上又掀起一股讀經的呼聲。傅斯年在1935年4月8日《大公報》發表星期論文，稱：

經過明末以來樸學之進步，我們今日應該充分感覺六經之難讀。漢儒之師說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憑，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說詩書全能了解。有聲音文字訓詁學訓練的人深知「多聞闕疑」「不知為不知」之重要性。那麼，今日學校讀經，無異於拿些教師自己半懂半不懂的東西給學生。……六經雖在專門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東西，一旦拿來給兒童，教者不是混沌，便要自欺欺人。這樣的效用，究竟是有益於兒童的理智呢，或是他們的人格？

胡適也在同年發表了《我們還不配讀經》，引王國維所說「《詩》、《書》為人人誦習之書……以弟之愚暗，於書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於詩亦十之一二」後，胡適說道：

二三十年後，新經學的成績積聚的多了，也許可以稍稍減低那不可懂的部分，也許可以使幾部重要的經典都翻譯成人人可解的白話，充作一般成人的讀物。在今日妄談讀經，或提倡中小學讀經，都是無知之談，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在魯迅、胡適、傅斯年這些於國學有深厚修養的學人看來，讓小朋友讀「經」是很荒唐的。提倡整理國故，終生從事中國文史研究的胡適，主要從事中國上古史研究並多所創穫的傅斯年，並不是反對研究國學，反對研讀經典、普及經典。這種批評，放在今天，也是極有見地的。

即便是以漢語言為載體的所謂國學，也有一個不斷變化、發展和豐富的過程；以此為載體的所謂傳統文化，也有這樣一個過程。比如，宋明理學，就吸收了佛學的內容，而經過中亞傳入中國的佛學，也有一個中國化的過程——吸收了中國那時的傳統文化而實現了「中國化」，變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吸收了佛學的中國傳統儒學，又形成了新的傳統，即所謂新儒學。

再比如，在理學影響之下，婦女的離異或寡居再嫁，漸為社會所排斥。但至少在唐代還並不如此，所以朱熹對李唐王室出現的「醜聞」，概之以「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為異」。宋代的寡婦再醮也是常事。北宋名相范仲淹的母親即曾改嫁。他在年譜中並不隱諱，將此事載入。清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及第的陸以湉讀到此事，在其筆記《冷廬雜識》中即不禁大發議論：「宋世士大夫家婦女再適者，不以為異，故范文正公年譜直書其母謝氏再適長山朱氏。今制崇尚貞節，婦人再醮者不得請封。雍正元年詔直省州縣各建節孝祠，有司春秋致祭，所以勵風教維廉恥者至矣，宜不復沿陋習也。」著名詞人李清照，在其夫趙明誠死後，也曾改嫁，並因後夫反目，互相攻訐，可謂沸沸揚揚。對婦女如此不人道的苛求並予表彰，並不是中國文化中一以貫之的傳統。

我們的文化在不斷的吸收中發展著，傳統也在不斷地變化著。中國文化在不斷變化的過程中，吸收著許多不同文化的菁華和因子。它是在不斷吸收、不斷充實、不斷豐富、不斷變化中，才得以存在並發展的。她的生命力也正於此。開放、包容、吸收、融合的過程，歷史上從不曾中斷，現在不應該中斷，將來也不會中斷。開放、吸收、融合以及與時俱進，才是中國文化未曾中斷、始終葆有鮮活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也正是我們文化自信之源。魯迅在1934年就力倡「拿來主義」：

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麼，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冷靜、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要有開放的胸襟，要「拿來主義」。吸收得越充分，我們的文化才能越豐富、越健康，才能越有生命力。封閉的、靜態的、單一的文化，終究會變成為標本，變成為死的文化。不能以國學為借口，拒斥對人類文明的吸收。

世紀之交，有種說法，叫作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大有中國文化一統天下之勢。在經濟迅速發展、國力強盛的今天，沾沾自喜的自滿情緒更容易發酵。如果故步自封、自以為是，那實在是很愚蠢的。

有些人想通過強調中國文化的特殊性，將我們的文化與世界區別開來。其實，普遍與特殊，正如「白馬非馬」——所謂普遍的，都是抽象出來的；所謂特殊，正是對普遍的反映。沒有脫離開特殊的普遍，這正如拉出來的，都是白馬、黑馬、公馬、母馬，無法拉出「馬」來。馬，只是一個抽象出來的概念，因此它才具有普遍性。這個普遍性，必須藉由特殊性來體現；沒有特殊，普遍性就無從體現。從這個意義上，特殊的就是普遍的。各種文化，如中國文化、印度文化，東方文化、西方文化，都是「文化」的體現。我們無法拿出一種不具有特定內涵的純粹的「文化」。因此，沒人能自外於人類文明。

1961年，胡適在《懷念曾慕韓》中又說：

三十年前，我對他的議論曾表示一點點懷疑：我嫌他過於頌揚中國傳統文化了，可能替反動思想助威。我對他說，凡是極端主義的運動，總都含有守舊的成分，總不免在消極方面排斥外來文化，在積極方面擁護或辯護傳統文化。所以我總覺得，凡提倡狹義的國家主義或狹義的民族主義的朋友們，都要得特別小心地戒律自己，偶不小心，就會給頑固分子加添武器了。

胡適的警告，放在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我們在提倡國學時，實在是要時刻警惕的，不要將國學作為拒絕吸收人類優秀文化的堂皇的盾牌和借口。

文化有差異，生活方式更是千差萬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作為人類，既要看到不同文化下的異，也要看到作為人的同。充分的了解，才能「見怪不怪」、彼此理解，和而不同。曾幾何時，一些年輕人喜歡過一些洋節，不少老人大驚失色；隨著交往的增多，了解的深入，現在年輕人對洋節已可「淡然處之」了。回頭看當年老人們的擔憂，是不是有些杞人憂天呢？其實，我們今天視作自己固有的節日，有不少也是受了外來文化如佛教的影響而形成的吶。

提倡國學研究，不是要從政治文化角度，重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國學抵制西學。所謂西方的文明，也在這一百多年的中西交融中，不斷浸潤、「中國化」為我們現在文明的一部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我們文化中原本較弱的因子，現已成為我們文明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成為我們新的傳統。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經過一百多年的傳播、吸收，已大體實現或完成了它的「中國化」的歷程，其合理的菁華的部分，也已經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可以說，在世界成為地球村的今天，在世界一體化的今天，中國不斷融入世界、世界文明不斷被「中國化」的今天，「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中西對立的文明態勢已經不復存在（如果存在對立，那也是政治對立，而不是文化對立）。所謂「文化自信」，是不言自明的。反觀歷史，我們沒有理由不自信；立足當下，自信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總之，真正的自信，是既能知道自己的不足，又能知道自己的長處。有了自信，才能包容，才能判別和吸收。研究國學，並不是為自信找理由，而是為了更清醒地了解自己，以便吸收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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